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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

可怜可怜中国的农民!(上部)

【博讯5月29日消息】

他们卑微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他们的伟大,他们懦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坚韧,他们默默无闻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他们心中被压抑的呐喊。他们是中国的农民。今天,他们是强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是最没有身份的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纳税人。他们为了中国付出的鲜血使历史上最良心泯灭的人也为之感动,今天,我们说:可怜可怜中国的农民吧!但愿我们单调和低弱的悲凉的声音能够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尊重。 

目 录

1.为什么要关注农民………………………………………………大鲁迅网

2.一个外地民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天涯网

3.不交税就抢,河南一乡政府如此“严打”农民………………黄洁

4. 在边缘上挣扎的中国农民………………………………………陈 刚

5. 20岁农民告状 在牢中被割了舌头……………………………滇池晨报

6. 中国为什么有“民工”?………………………………………哲米

7. 中国农村民主的障碍在哪里?…………………………………京东山人

8. 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秦晖

为什么要关注农民

这个答案很简单,只是做到难一点而已。

农民是我们的同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公民群体。共和国的成立主要是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没有千千万万农民的冲锋陷阵和牺牲,我们就不可能打败800万的国民党军队,建立如今幸福的新中国。没有农民的奉献与付出,共和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如今我们的城市高楼林立,市民安家乐业,三大件换了一代又一代,而农民的收入增幅却连续下滑,农民收入仅及居民三成, 农民的教育、卫生、环境等条件比城市恶劣得多,而且还要交纳各种各样的税费,及承受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膨涨而造成的乱收费, 很多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这不能不使我们的中央领导心痛,使其它的公民同胞过意不去,痛心疾首。

当很多农民以犯罪(也许他们不以为是犯罪,只是一种生活手段)作为进城的形式和目的时,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开始明白:对盲流的拒绝和驱赶显然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农民也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不是为了谋生,有几个中国农民--恋家的传统农民会远走他乡?甚至挺而走险。

缺乏教育,缺乏法制意识,生活水平低劣的人群不能不说是国家的包袱。也是危险的。所以,关注农民,首先就要帮助他们能过上正常公民的生活,让他们能享受国民的待遇,让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相信我们能做到,一定肥做到!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

一个外地民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谨以此文忠实记录中国民工的生活状态

请勿随地吐痰

以下是一位民工在今年“五一”期间的经历,我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下述事实是一种普遍现象,现记录如下:

一、首都北京的大街上无故被拘

2001年4月28日早8点多,我出去找工作。

当我走在大街上时,发现有很多穿警察制服和穿迷彩服的人(不是说只有军人才能穿迷彩服执勤么?)在街上盘杳。由于我带有身份证和北京市暂住证,而且也没有干坏事,就继续往前走。这时,一位警察模样的人要我出示身份证件,我将身份证和暂住证拿出来给他看,他看了一下,让我上了停在旁边一辆警车,此时车里大约有二十多人。

大约1小时后,我被拉到某派出所,警察逐一核对我们的身份证和暂住证。这时,我听到了下面的对话(大意):

民工:“我可以走了吗?”

警察:“不可以。”

民工:“我证件齐全,又没什么事,为什么不让我走?”

警察(原话):“我告诉你,你没有犯任何法律,今天逮着你了,算你点背(北京话:运气不好。)”

 二、昌平遣送站,人还不如一条狗

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了昌平遣送站。

以下是在昌平遣送站二天内的见闻:

1, 电话费:每分钟50元。有管理人员(也许不是,但他们可在遣送站自由出入)向我们宣布:大家可以给家里或亲友打电话,收费每分钟50元。

2, 房间里只要有一个人动一下,其它人都得动。晚上睡觉的房间很小,大家彼此紧挨着躺在地上,只要有谁翻个身或起来上个厕所,所有人都得动。有几个后来的干脆连睡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只能坐着。

3, 在厕所里喝水。房间里有唯一的一个水龙头,在厕所,厕所和房间连着,整个屋子臭气熏天,但渴了只能到厕所喝水。遣送站里也有矿泉水卖,但5元一瓶(在商店里卖2元的那种),方便面3元一袋(商店里卖一元的那种),很少人买。

4, 一天二个窝窝头,有菜汤但没有碗。这两天每天两个窝窝头,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一个大桶装着菜汤,但没有碗,大家被抓的时候都没有带碗。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这样的饮食条件,连北京郊区的狗都不如。

5, 因为扔了半块窝窝头,被打折了一根棍子。有管理人员进来,看见地上有半块窝窝头,厉声质问是谁扔的,没人回答。由于我们都是按他们的要求整齐的排队坐着,于是,他们按队列,将半边窝窝头所在位置对应的那一列一个接一个的拳打脚踢,并用棍子打,打其中一位时,棍子都打断了。

6, 有病不要紧,地上用电击!邻近的一间屋子关的人好像人比较少,我看见那间屋子门口有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袋着眼镜,一只手捂着腰,好象有病,不管管理人员怎么推,他都不肯进屋。但没办法,最后还是被押进去了。过了不一会儿,隐约听见有人喊“有人不行了”,这时,去了了几个管理人员,拎着他的四肢,将他挪到屋外的空地上,用脚踢了两下,没什么反应,这时有人手里拿着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好象在他身上过了两下电,那人只是略微抽搐了一下,手臂晃了晃,又不动了,管理人员相互看了一下,将他抬走了。从头至尾,没有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后来也没有听到救护车的笛声。

7, 女管理人员满嘴粗话,不堪入耳。昌平遣送站也有女管理人员,她们大嚷大叫,说着一些极端低级的粗话,引来一阵阵哄笑,那些话简直就不是人说的。

三,车到石家庄,有钱还可以回去。

4月30日晚,我们被运到北京南站,上了一列火车。

120人一个车厢,车厢里仅有的电扇也没有开,更不用说空调。我们都感觉很热。在行驶途中,一位管理人员过来看到有一扇窗户被开了一点,问是谁开的,没人回答,他拉起靠窗的人就是狠狠的几记耳光,嘴里还没忘了骂骂咧咧。

车快到石家庄时,管理人员宣布,如身上带有现钱的,可以“自保”下车,也就是说,如果谁身上带有足够的钱,可以交完钱后在石家庄下车,当然也可以连夜坐火车再去北京。

四,我不是河南人,却把我遗送到郑州。

火车到郑州,我们被押下车,送到当地的遣送站。我不是河南人,郑州离我家还有1000多里地。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我们这群人里,有湖北、湖南、四川,甚至还有贵州省的,但都被遣送到郑州。

郑州的伙食稍好一点,每顿一个馒头,也有一些菜汤,但还是没有碗。

  五,从没有人为我体检,我却要在体检表上按手印。

家里人交了钱,将我从遣送站领了出来。在办手续时,我看到一张表上有一个“心肺功能正常……”的图章,下面还有“医生”字样,但从来没有医生对我进行身体检查。但我不得不在上面按了手印。

  六、非法拘禁,遣送,从北京到郑州,四个窝窝头,四个馒头,我付出人民币:265元。(不包括我家人为我奔波的费用,还有这四天时间我家里人极度恐慌的精神损失。)

这张收费单据我将终身保留,并会在每年的“五一”节拿出来看看,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罪证!

不交税就抢 河南一乡政府如此“严打”农民

黄洁

这位农民向记者哭诉,由于他为了交税的事上访,孩子上不了学,麦子被人烧了,棉花也被割了。

河南省清丰县高堡乡政府同时征调大量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和学校老师下乡收款,并与工资挂钩,农民不从则抢走财物,并以开除学生相威胁老师去干“特殊事"。

尽管“五一"节已过,可是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高堡乡的众多小学,却仍然大门紧锁。学校里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乡里的人说,老师们都被乡政府调去干一件特殊的事情了。

学生告诉记者:一二三四五年级都不让上学。

记者问学生:什么时候跟你们说的?

学生答:星期一说的。

记者问:什么时候可以上课?

学生说:不知道。老师让听通知。

一位家长也告诉记者,他家的孩子这几天没有上学,学校没有老师,每天老师四五点钟就到乡政府报到,到那里具体帮助乡政府做什么工作,他们也搞不清楚。

关校门,让学生停课,老师凌晨5点就集合。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老师这样做呢?

5月11日凌晨4:40分,记者赶到了高堡乡政府,看到停了许多车。先到的老师在吃稀饭馒头。接近5点的时候,一些老师匆忙跑来……

“重拳出击搞严打”

5点钟,老师们上了挂着“重拳出击搞严打"标语的车。从乡政府开出了近十辆车的车队。

一路上播着“严打”口号的喇叭声响彻了凌晨的天空。看来,这是带着老师们去参加“严打”工作。什么样的严打工作要老师来参与?车子开进了高堡乡彭家村。还没有苏醒的彭家村,突然间变得喧闹了起来。

与此同时,这辆宣传“严打”的车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反复在强调着这次严打的重点……

原来,乡里这次强迫学校的老师们停课来参加“严打”,是为了催缴各种税费。乡政府给每一位老师都发了这样的催款通知。在这些催款通知单上,很多只有合计的钱数而没有明细,许多项目都是空白的。不过却标明了“从重从快"等字眼。

在全国开展“严打”是为了打黑除恶,可是,高堡乡政府却将“严打”精神贯彻到了自己所管辖的乡里广大农民身上。

不交税就抢东西

一位严厉的乡干部正在跟农民叫嚷着什么。显然,乡里有足够的手段让农民交钱:一位农民家里没有及时交钱,在他家没人时,乡政府的人撬开了他家的门,抢走了家里的农用三轮车等东西。

伴着严打的喇叭声,事情还在继续。乡干部又开始指挥乡治安队开始强制执行。的确,在这样的架势下,谁又敢不给呢?在一户农家的院落里,记者看到:这位农民不但要交麦子,而且还要被迫交执行费和滞纳金。

争执了半天的农民,没有办法只好按乡里的意见办。乡里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留在农民心里的又是什么呢?

很多收费不明不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其实是愿意按国家规定上缴公粮和农业税的。原来,农民不愿意交的并不是公粮,而是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农民拿出这次发的催款通知告诉记者,这次强迫交的“河工款"就属于乱摊派,还有水费等也是。就在1999年,这里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曾把乱收费的高堡乡政府告上了法庭。

最终,农民赢得了这场官司,法院判决乡政府收取的河工费和水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但是,乡政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至今仍照收不误。

记者问一位女乡长:你们收河工款,经过哪儿批准了吗?

她回答:这是上面派的。

既没有省里的批准,也没有国家的批文。

记者问: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这样收是不对的?

女乡长答:我很想跟你讲讲这个问题,这个……,虽然国家没有明文规定让我收这个款,但是这是底下的实际情况。

记者追问:按政策合不合理?

女乡长说:按政策可能不合理,但是我们说有的地方合情不合理,合情不合法。

乡长自有一套说辞,但农民们却觉得许多收费不明不白。

动用老师近千人次

为了将乱收费、乱摊派弄到手,高堡乡政府假借全国正在开展的“严打”活动,为其非法催缴穿上了“交公粮"这件合法外衣;并且强迫在农民心中有一定威信的学校老师来收取本不该收的各种税费,并与工资挂钩。

不愿来又不敢不来的老师们,只好以这样的方式参加这样的“严打"。

对老师们拉不下面子的农民们更是无奈。为了孩子能早日恢复上学,也为了家不被抄,自己不被拉进派出所,只能违心地交钱交粮。

一位农民泣不成声地对记者说:小孩在停课期间,回到家以后就哭,他对我说爸爸,咱别上访了,咱把公粮交了吧,又打咱们,又把咱们的麦子给烧了,把咱们家的柴火给点了,还把咱们棉花给割了,你让我上学吧!

另一位老农怎么也想不通:跟学校无关,跟老师无关,学生本来是小孩,他家上公粮不上公粮,他也管不着,他也不管,但就不让学生上学,这是啥道理?

在短短的几天中,高堡乡共出动车辆几十台次,动用老师近千人次,还有乡政府的大量执法部门工作人员。高堡乡的催缴有了明显的成效,但党和政府的威信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供稿 2001年5月14日播出 记者:黄洁 整编:杨红

 

在边缘上挣扎的中国农民

                 陈 刚

南方周末的一篇关于29个农民外出打工的生死遭遇,让我感到丝丝悲凉。29个农民的遭遇正好象发生在我家乡那些老实巴交的父老乡亲身上。这也一定会让每一个还有着社会良知,关心着国家民族命运的国人感到痛惜----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已经完全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江西婺源农民的悲惨命运正是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的缩影。在家乡,就有很多的男女农民外出务工。为了那菲薄的工资(当然相对与农业收入已经非常的高),低贱的出卖自己的血汗,甚至于做见不得人的营生。他们或到城市去当建筑工人,或粗笨的搬运工人。他们没有技术,没有多少文化水平,只能去做那种脏,臭,累,险的体力活。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家人,为了给家里赚取微薄的衣食所需,他们不得不去劳碌奔波。在农村,由于粮食价格低,税赋过重,种植粮食作物已经没有可以获利的可能。

在我看来,只要是你去真正的了解农民,农村,农业,就能真正的感受到生活在社会边缘阶层的农民的痛苦现状。笔者的家乡是在湘北农村,倚靠洞庭湖,长江,历年的洪水泛滥,已经使家乡父老饱受水患之苦。从1991年至1998年,大小水灾使得数个堤垸溃决,洪水淹没了农田,村庄,给垸区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得本已经经济萧条的农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然而,本应该有的国家补贴,抚恤却在某些官僚的手中化为乌有。

在农民的意识里,在家正经务农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了,青壮年成批的南下,北上打工。每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应该会有深刻的感受:南下,北上的民工潮致使交通拥塞,已经是非常平常的现象。而留守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

前几期《南方周末》就曾头版头条大篇幅记述湖北监利县某乡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陈述他们乡农村现状。该乡40000余人,外出打工25000多人,而外出人员中劳力占15000多人。引述这位党委书记的话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导致农民背井离乡,农民为什么会这样的苦?一些专家学者曾得出种种原因。根据他们的研究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方面,农民负担重--农村基层机构臃肿,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每年征收大量的农业税都根本不能支付这些机构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低----中国农业人口规模庞大,而可耕土地相对少,况且落后的耕种方式使其单位产量已趋极限,人多地少农民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提高;最后,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得农民受尽欺压(在去年寒假我所考察的家乡灾区,就发生多起因为收粮派款而引起的冲突)。

在如此的现实情况下,农民在经济,政治的双层打压,面临着破产的境地。据中国社科院统计资料表明:占人口 80%的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有消费市场的份额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经低于 37%。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政府在实施经济政策时刺激消费,而现实是由农民的收入降低,农村原有的消费品市场萎缩,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传统产品的积压,最终出现的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倒闭。

在如今,真实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应该说在当今中国,占人口 80%的农业人口的命运,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面对如此庞大芜杂的问题,不管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是非常地棘手。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一直就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也是制度因素造成的)。

而今,社会的进步,世界的融合,中国需要前进,发展,局部性的,短时期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湖北监利那位乡党委书记上书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湖北省立即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亲任工作队队长的领导小组,对该乡从进行各机构,事业单位的全面整改,并且给予该乡大量的优惠条件。当然如此得力的措施,迅速见效了。但是,就我所知,在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乡,或者境况比这更糟糕的地方,难道都要成立省委副书记牵头的工作队?

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就曾在她的一篇文章中,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有一场从思想到制度的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全方位变革的全新的社会运动” 。

我不知道,大量的民工流向城市,是不是这种运动的一种形式?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有了这样的运动,或可以让农民能够在意识上进步,促进社会的变革。

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模式下的农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致使他们不得不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在今天,土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农民。

综观世界各国的经验,人类社会的进步,民主化的进程是与城市化同步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即“圈地运动”所出现的不文明的一面)。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渐涌入城市,或者形成新的城市,集镇,打破了对土地的依赖性心理,使其成为“自由人”。城镇便利的交通及信息传输方式,使民主成为既能够追求也可以实现的社会现实。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滞后,“三农”问题凸显,为摆脱这样的制约因素,迅速推动城市化进程,或可改变一定的实际问题。有关学者曾发出“欢迎农民进城”的呼声。他们认为在当今政府一方面要在广大农村对农民减轻负担,增加农业基础性投入,进行农村基层机构改革的同时,还应该促进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输出移民,加快城镇化建设。原来所有的对于农民在城镇或外地就业的各种歧视性限制性政策均应取消,提供给农民准确的就业信息,并强化他们的就业和专业技能培训,以利于他们更容易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农民是人民的主体,“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谁也无法阻挡。西方以“圈地运动”的血腥,带来现代工业的文明;我们需要以“欢迎农民进城”的温情,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原载:>

20岁农民告状 在牢中被割了舌头

去年12月11日,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突然被传唤进了山西省岚县公安局。

李绿松之所以有“嫌疑”而被传唤,很大程度上与他三天两头地为村建小学资金去向问题四处上访告状有关,而直接原因是前一天夜里岚县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和县教育局大门的四块牌匾不翼而飞,挂牌处还留下了标语。

13天后,生命垂危的李绿松被送入岚县人民医院抢救。骨瘦如柴、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然后随后的另一发现, 则彻底地把他们惊呆了---李绿松的舌头少了一截。

为五年未建成的校舍奔走上访

站在该村小学惟一一座校舍---三间旧土坯房前, 笔者了解到李绿松不停地上访、反映村小学校舍建设问题的原因。

据了解,该村教室历史已几十年,实属危房。小学由于学生太多,教室太小,从去年开始,30多名二、三年级的学生已被安排在村会计家的一间仓库里上课。村民三年集资近5万元。但5间新教室仍因种种原因尚在建设之中。

从1998年开始,李绿松不断地写信向乡里、县里、地区、省里反映情况,呼吁尽快解决裴家庄村新教室的建设问题。

舌头在刑拘期间断残了

李绿松坚持不懈地上访,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在1999年12月前10天, 我去县委办公室上访,被办公室的领导---一个长脸矮个、一个圆脸中等个子的人连踢带打,把我赶了出来……” (摘自李绿松的控诉书)上访受辱,倔强的李绿松心有不甘。于是,“12月10日上午我去了东村,想再去县委上访,可是怕县委领导再打,我就在街上一家商店买了一瓶红颜料准备在县委墙上写标语,结果人多,我怕他们把我抓起来……下午我又去了东村,趁天刚黑,眼前没人,先在县委后在教育局墙上,用手指头蘸着颜料,把牌子推斜,写上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等字……”(摘自李绿松的控诉书)1999年12月11日,岚县公安局立案侦察此事。在分析案情时,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裴家庄村的李绿松经常告状,而且标语字迹与上访材料中的字迹相似。

12月12日,岚县公安局对李绿松实施了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妨碍公务”。李绿松在自己的《控诉书》里如此写道--“到了公安局,好几个人一边审问一边打,用木棍、电棒打我的头部、背部、胳膊,打得我昏过去几次,然后又用水泼醒我,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晚上我就没有离开那个地方。第二天(12日),又有几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们一边审问,一边用木棍、电棒、脚和手打,把我打昏过去几次。我被水泼醒过来后,我喊着要吃要喝,杨××说:‘老子让你永远不能唾和骂,于是找钳子刀子撬我的嘴,因我不张嘴,他们就用电棒把我打昏。当我醒来后,我嘴疼得无法忍受,不能说话,舌头割掉了半截,鼻子上还被割了一刀

……”

“断舌案”引起各界关注

2000年元月9日, 李绿松因生命垂危被送入医院急救。17天后,李父接到通知,前去医院领人。

乍见儿子,李存德腿一下子软了。“当时的李绿松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不能吃、 不能喝,更不能说话,身上大小伤口 30余处。脚后跟的外伤最重,皮肉黑黑的像烧焦的土豆。而且,口腔满是脓血,舌头短了一截。这哪是让我领人,是让我领死人。”

李父告诉笔者, 出事前,李绿松体重150斤;出事后,儿子体重只剩下50多公斤。“他们说我儿子在监狱里绝食。舌头断了一截,你让他怎么吃啊?”

1月14日,李父以刑讯逼供、致人伤残将岚县公安局告至县检察院。

第二天,在检察院的协调下,县公安局给李绿松取保候审,并转送至吕梁地区荣军医院。

据了解,直到目前为止,丢失的四块牌子也未能找到,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是李绿松所为。

原载[滇池晨报]

 中国为什么有“民工”?

                哲 米

前几天在网上一处读者论坛里,看到一篇题为“中国民工潮:危险的信号”的文章,颇有感触,在这儿简略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文章的作者肖先生显然是那种很忧国忧民的类型,可惜我对他的观念实在不敢恭维。本来这么明显的陈旧观念,大多人都能一眼就看出来,不值得敲上半天中文来反驳;但我本人恰好是从农村出来的,因此正好借此机会,把早就想说的话一吐为快。

肖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因此我在下文中一直当他是城里人。当然,他也许是在农村成长却己忘了本的人,或者是地道的但比较愚蠢的农村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先在这儿道歉。

我们中国实在不应该有“民工”这么一个词。首创这个词的,估计不会是农民或“民工”自己,而是城里人。如果这个词仅仅用来客观地表明“民工”是个来自农村的群体,那还说得过去。但事实上大多数人用它时,所指的意思不止这点,而是包括诸如“层次很低的”,“不属于城市的”,“只是暂时在城市落脚”,“是另类的”等等。这些人之中显然也有肖先生。

要说“民工”层次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民工”中也有一些高水平高素质的人,但绝大多数比起城市里的原居民来,层次还是低一截的。可是要说“民工”不应该属于他们所为之工作着的城市,那就不大合情理了。有的“民工”或许由于不习惯城市的生活,或者由于怀乡,丢不下农村的老父母,或者由于在城市里生计无着,从而最终离开了城市,这样的“不属于城市”,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可惜象肖先生这样的城里人之所以认为“民工”不属于城市,却并不是考虑到“民工”自己的选择,而是认为“民工”天生就不应该属于城市。

所以,肖先生文中就提到“民工潮”有三个危险信号让他很是放心不下。

一、民工潮,流走了农村的精英

“民工”,肖先生所谓的农村中的精英,他们是天生属于农村的吗?为什么他们的离开农村就是一种“流失”呢?肖先生认为,他们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经济效益不高等现象。真是这样的吗?请想象一下,要是城市里那些比“民工”更精英的城里人肯到农村去经营的话,中国农业的发展应该要比由层次较低的“民工”留下来经营更好。那为什么肖先生就不抱怨城里人不到农村去发展呢?

答案很显然,因为肖先生骨子里是认定农民天生应该在农村,城里人天生该在城里,他们天生是不平等的。这就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已会写点文字发表的人的思想水平;更糟的是,他决不孤独。

生在农村的人,并不是天生就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农牧大业,而是为了自己和亲人能生活得好一些。(当然,如果他们自己品德崇高,自愿的话,可以把诸如发展中国农业之类的远大理想揽下来;但这不应该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使自己和亲人生活得最好的方式,只要他们有能力,不违法。从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那就意味着,只要他们能在城市里住得起房子,负担得了所有的生活费用,就可以住下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反过来也一样,有朝一日,等到中国也发展到人们都愿意住到城市远郊或乡村小镇时,城里人也有选择住到乡村的自由,只要他们有能力,买得起地皮,不违法。当然,他们如果一定要留守在城里的贫民窟里,为城市的繁荣昌盛献身,也是挺高尚的一种举动。

二、民工潮,冲击着社会伦理

肖先生言重了。“民工潮”冲击的唯一社会伦理,就是农民天生该守在农村,不该到城市来发展的观念,如果这种观念也称得上伦理的话。

请不要人为地分离出“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矛盾”,其实这也就是普通人与人的生存竞争的一部分。城里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难道就温柔得算不上矛盾吗?同是城里人,有人工作体面,拿高薪;有人工作低贱,或者失业,是因为各自竞争力不同。同样,“民工”能打入城市的就业市场,也是他们自己竞争的结果。要知道他们在城市里的关系可是绝对比不上原居民的,他们是在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状态下站住脚的,因此他们的竞争力必须尤其显著地高出对手才行。

这种情况下,那些觉得是“民工”夺走他们饭碗的城里人,最好不要怨天尤人。如果他们实在觉得在城市里生存不下去的话,别忘了中国还有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去农村帮农民种地收庄稼挣钱,也可以自己发展农牧业致富;同时,他们还能领取城市政府给他们的一份失业救济。所以应该说他们在农村的日子应该比“民工”留在农村更好过一些。

我不知道“民工”是不是真如肖先生所说的那样,对城市原居民抱着敌意。如果真是的话,我想,是不是城里人先对“民工”抱有歧视或敌意,甚至更深的敌意,才引起“民工”的敌意呢?城里人心里老想着“民工”不应该属于这个城市,他们如果对“民工”能不抱任何歧视或者敌意,那才怪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民工”并没有对城里人怎么敌视,而是城里人都象肖先生那样,觉得“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机会是城里人自己施舍给他们的,所以“民工”应该对他们感激涕零才是。但结果他们看到“民工”们并没有要感激的意思,于是就认为“民工”们恩将仇报,对自己怀有敌意。

那么,“民工”们确实应该感谢城里人吗?BULLSHIT!凭哪一点啊?

中国政府几十年的“以农补工”政策,什么时候看见城里人对农民感激过?现在“民工”们在城市里买苦力,挣份血汗钱,倒有城里人居然好意思觉得自己应该被感激不尽。呵,真是有意思。

至于一些社会治安问题,纯粹是个政府治理的技术问题。只要有贫穷,总会有犯罪。在贫穷下层的城里人社区里,同样会有比较高的犯罪率。一个城市,有了社会问题,没有能力好好解决,却只想着把“民工”这个跟那些社会问题没有必然联系的群体赶出去。这样的城市,居然还好意思强求人家心存感激,真让我越想越有意思。

三、民工潮,给农村带来富裕还是创伤

肖先生觉得中国的许多农村因“民工潮“成了空壳村庄,劳动力少了,从而影响了农村的繁荣。我猜,他要看到美国的情况,大片的乡村住着零零星星的人家,肯定觉得惨不忍睹。

可是,农村的繁荣与否,我想,不是看村里的人多不多,粮食产得多不多,而是看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不高。要是中国真能够做到大部分农田空着,而整个社会还能照常运转良好,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是吧?真正的情况估计会是这样:农民种地少了,粮食产出少了,粮价便上涨了,于是好多“民工”,甚至还有好多城里人,都争着到农村来种地了,这样粮价就会下降一些。下降到一定程度,又会有一些“民工”选择去城市,于是粮价又回升一点。这样不断反复,最后达到比较稳定的平衡。

当达到那个平衡之时,我想便是“民工”这个概念在中国消失之际。可惜到那时我们的城里人就不会再有现在这么感觉良好。就象现在美国的城里人,除了有几栋高楼大厦,夜总会多几个,节日的游行和焰火规模大一点,几乎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他们有优越感的。

当然,味道这么好的优越感(Superiority),谁情愿拱手相让呢?是啊,我们城里人又不是圣人。所以,全中国的城里人都应该联合起来,争取把八亿农民都限制在他们天生该守着的土地上,这样,我们城里人永远都会有质优价廉的粮食;这样,哪怕在城市里混得最惨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放心地告慰自己,自己还是优越的,上等的,比起那些在农村的愚昧的农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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