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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外国人其实连黄河都不知道(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25日 转载)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公开演讲时说:“我只要求过美国国务卿赖斯两件事,一件是在华盛顿看郎朗演出时为他献花并拥抱,另一件是要求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李肇星说他是在郎朗的一次德国演出中,“迷上”他的,郎朗将国歌的音乐语汇即兴融入《黄河大合唱》里,“我听得非常激动,他很爱国。”
    
    “咱们国家的外交官和大使一般都比较懂音乐;科技部的人一般都比较喜欢音乐;商务部有一群人很喜欢,还去买黑胶唱片。”郎朗对他的“粉丝”了如指掌。
    
     
    郎朗:外国人其实连黄河都不知道
    
    郎朗一家三口在壶口瀑布,去年,郎朗录制发行了自己第一张全中国乐曲专辑《黄河之子》。郎朗图片均由郎朗古典音乐(全球)琴迷会提供
    
    2005年10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文化节,邀请郎朗做专场演出。郎朗弹美国国歌《星条旗》的时候,特别留意到布什“眼睛高兴地转来转去”,演出结束,布什握着他的手说:“希望你对今天人数虽少、但层次极高的观众感到满意。”
    
    2006年,郎朗在四川认养了一只熊猫,把自己的小名“亮亮”给了它----―在中国的外交场合,郎朗常常扮演“大熊猫”角色。
    
    这一年,郎朗的“公”务繁忙。4月,布什在白宫为胡锦涛举办欢迎宴,郎朗是惟一被邀请的华人音乐人,“弹完之后,布什当着胡主席的面叫我:‘嘿,兄弟,来白宫玩啊,我有很好的厨师。’照相的时候胡主席转过来跟我说:‘你跟布什关系不错啊。’”两个月后,郎朗被指定在上海合作组织六国首脑会议演出。之后,又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成为亲善大使中最年轻的----郎朗的“大熊猫”兼职做得如鱼得水。
    
    同年,郎朗受香港特首曾荫权邀请移居香港。“如果我想拿美国国籍非常容易。但我是中国人,好不容易代表中国走到今天,如果换成美国国籍就没意思了。但是拿中国护照出国太麻烦,到我现在这份儿还得去排队,我不是觉得没面子,是我没时间去排队。”郎朗从不掩饰自己的骄傲或激动,就像他总也改不掉的东北口音一样。这令一些听众为之疯狂,也被一些评论讥讽。
    
    郎朗一家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在近一个月的中国行期间,郎朗一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他是在去美国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的,专访前他还安排了谭盾参观自己在北京租的国际公寓----两人在电影《夜宴》里合作配乐,并将在明年推出新的合作作品,由纽约爱乐乐团首演。
    
    2007年3月公布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收入排行榜上,郎朗以收入1.5亿元位居第二名,排在第一的是姚明,郎朗之后是十二乐坊----―恰好是中国的三张“名片”。
    
    专访结束后,从德国空运来的淡金色奥迪车在楼外等待送他们去机场,郎朗一边匆匆吃着外送的西式午餐,一边盘算:“今天完蛋了,要坐飞机,没练成琴。明天下飞机就练,多补一小时。如果补两小时,就把手累坏了。”郎朗宽大的临时寓所里没有钢琴,他把表演当作练习。
    
      有人说我不像钢琴家
    
    郎朗的成名极富戏剧性:1999年,芝加哥拉文尼亚音乐节明星音乐会上,钢琴家安德烈・瓦兹突然身体不适,17岁的郎朗被推荐担任替补,在埃森・巴赫指挥下与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一举成名。
    
    担任“超级替补”后一年,郎朗便与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以及欧洲乐团签约。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更趋向成名的机会。
    
    2003年伦敦交响乐团首演,对方要求他弹迈克尔・蒂皮特的曲子,郎朗说我能弹别的吗,对方说不行。郎朗不想弹的原因,是那个曲子“很难听”、“很烦人”,但他最后的选择是,咬牙坚持。
    
    “如果放过那个机会,我就要再等两年。”郎朗对此十分“清醒”。
    
    两年里,他的演出场次从以前的三年约200场,增加到现在的一年近200场----―也就是说,郎朗不到两天就会演一次。
    
    我的长处是背谱能力很快,要什么我就能弹什么,这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很多钢琴家只会弹两三个作品,有时候人家开幕就要某个曲子,弹不出来不能演,机会就没了,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郎朗:外国人其实连黄河都不知道


    
    “国外小孩有时候像玩似的,所以基础打得不太扎实。”
    
    我现在没有危机感,在我这代学钢琴的人里,我还没有看到谁比我更强的。上一代最出名的是基辛,比我大十岁,他前面那一代实力很硬,竞争比较强,到他这一代,等于是他垄断市场。
    
    我现在走的路跟他比较像。但他就是弹钢琴,我的路数比较宽。电脑对他们那代人影响不大,但我们这代人特喜欢高科技东西;我还喜欢体育,喜欢跟体育结合做东西。
    
    以后的小孩肯定会走我这条路。他们再出来,连CD都不一定有了,他们的第一张唱片很可能就在iPod上面,一个曲子一个曲子地去卖。我想5年以后唱片业都没了,什么曲子都要下载。我现在曲子四分之一销售量都在iPod上。这没什么,只是换了一种媒介。
    
    伦敦交响乐团已经把一些乐曲做成手机彩铃放到网上供下载,但销量不行。交响乐现在越来越难,上个世纪是指挥家的时代,这个世纪是演奏家的时代。现在是越来越个人主义,追星、偶像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浅,但对演奏家个人就是很好的机遇。
    
    我知道有人说我不像钢琴家的样子。其实古典音乐从来没有固定的样子。贝多芬和莫扎特就不同,贝多芬早、中、晚期作品又有不同。给古典音乐把关、定向是很幼稚的,是外行的说法。
    
    作曲家已经死了,你不可能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假如他写一个“渐慢”,你可以在第一拍渐慢,也可以在第二拍渐慢,也可以在第一个音弹完之后的第一秒渐慢,你可以在游戏规则里玩很多花样。一个奏鸣曲,可能是ABCA,或者ABA类型的,如果他写的A段是“温柔的”,你可以第一次弹甜一点的温柔,再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再弹有骨气一点的温柔;第二次你可以调过顺序来弹;第三次你还可以在温柔里隐藏一点忧伤。这里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你可以有大概的“快板”节奏,但具体表现要根据音乐内容来决定。这样表达的范围就宽了。
    
    有人要通过生活来完善钢琴演奏,这完全是错的。如果这样,那莫扎特、贝多芬就没有了。他们都是从音乐里面体会人生。并不是说要先有爱情才能弹出爱情曲目,也不一定非要你家死了多少人,才能弹哀乐。
    
      秘方必须去国外拿
    
    郎朗一直强调父亲是自己的陪练。这对颇有主见的父子,其实一直在挑选着适合自己的指导老师。他们从沈阳抛家到北京,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退学到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不断向更有名望的老师靠近。
    
    “姚明如果没有到NBA也达不到这个水平。”郎朗说。
    
    现在,郎朗每年跟著名音乐家巴伦博伊姆预约大师课。新推出的贝多芬专辑里,郎朗就用上了跟这位德国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学习的“祖传秘方”。
    
    我从来都不相信音乐有一个固定格式。音乐学院以打分制为主,规定哪里该怎么弹,我非常不赞成。
    
    我们的钢琴教师主要是留学苏联,弹俄罗斯、东欧作品还行,像肖邦、李斯特、老柴;西欧东西就很难了,弹舒曼、贝多芬,别人一听就觉得不对。知道和声是怎么回事,但不会用它,就像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是没研究出来大炮。
    
    中国演奏家在国外被接受也比较困难。我刚去美国时,有时候上大课弹琴,有人笑我:听着就像老外唱京剧。西欧很多东西都是先以理性为主,再感性,而东欧的东西是先感性再理性。咱们中国人受这样的教育,对感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把握。有的德国人弹巴赫,技术很烂,但是听起来味道就是很对,他有“祖传秘方”。这个秘方必须去国外拿。除非有一天,所有音乐家都住在北京、上海,秘方就能弄出来了。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硬技术不行。我们的琴不好,我14岁之前都弹的是国产琴,跟施坦威怎么比?那时候商人就知道赚钱,我能在中央音乐学院免费上课已经不错了。参加比赛也没用,没什么奖励。有奖金也买不起新琴。不光是我,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房顶常年漏水,有次墙皮掉下来差点把学生砸死,那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
    
    我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同学70%混得都不错,大都能考上乐队,有份稳定的工作,挺轻松的;但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就不一定了,有的开始卖乐器,或者给音乐公司打工了。
    
    当然中国的教育也有自己的优势。国内老师比较认真,对学生比较负责任。国外老师,除非特别好的,做不到这么认真。而且国内教育比较严厉,这个对打基础好。国外小孩有时候像玩似的,所以基础打得不太扎实。我还是坚信应该在中国打基础,然后在国外发展。
    
      中国就要弹尽粮绝了
    
    2001年,跟随费城交响乐团衣锦还乡,郎朗第一次感受到游子归国的欢欣与荣耀。随着在中国演出机会的增多,以及担任兼职“大熊猫”,郎朗开始喜欢中国的东西,从中国画到粤剧。
    
    2006年,郎朗录制发行了自己第一张全中国乐曲专辑《黄河之子》,包括《黄河协奏曲》、《牧童短笛》、《翻身的日子》等14首中国乐曲。虽然也有评论认为《黄河之子》的曲目编排尚嫌粗陋,但专辑销量十分可观,仅中国就卖了超过5万张。在刚刚结束的这周里,专辑还停留在美国BillBoard古典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排名第一的是郎朗5月刚在美国上市的新专辑《贝多芬1、4号钢琴协奏曲》。
    
    《黄河之子》的创意是我想出来的。外国人其实对中国不了解,像《黄河之子》里面很多曲目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国外没人知道,他们连黄河都不太知道。普通外国人真不知道中国曲子是什么声儿,就算了解也不爱听,就算听也是礼貌性的。绝对不像我们喜欢贝多芬、肖邦那样。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国外已经有比较坚固的弹西方音乐的基础,我应该推中国音乐。刚开始很困难,像环球DG这种老牌公司,做专辑数量不多,他们能做谭盾就已经很好了。但这次我用了一些古曲,这些作曲家在国外根本不为人所知。
    
    他们担心也是正常的,但我坚持要做,固执了两年。后来说只在中国发行,我说只在中国发行,我就不录。最后终于说服高层。
    
    选曲挺难的。怎么配?总不能一个黄河加四个小曲就结束了。这在国外不行,必须在60分钟以上。我找了半年曲子。最后找到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合作这几个乐曲,就比较全了,有协奏曲,也有独奏。我相信用外国的演奏手法弹中国音乐,中国曲子就不单是中国曲子,而是变成国际版本了。
    
    我的德国制作人就说:“你能不能跟吹管子小孩说一声,他的音怎么那么不准?”我说,不是他吹得不准,是因为他平时不是跟钢琴合作。民乐的一些东西,跟钢琴和不上,跟笙合作,不用音调,它让你上去就上去,让你下去就下去。跟钢琴不行,音都是固定的。另一方面,古筝、琵琶这种弹拨乐器声音有时候挺小,我如果也把钢琴声音弹小,和声就没了。要找平衡不容易。
    
    我总怕他们觉得这曲子做得太不值钱,怕外国人说中国音乐档次不高。西方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老柴这些人,这么强大的背景下,中国确实很难跟他们抗衡。就像中国足球队跟巴西队踢球去,除非出什么大事了,一般来讲,我估计是没什么戏。
    
    现在这张唱片在欧美古典唱片销量把很多西方经典都压下去了。但如果再做几张专辑,咱们中国就弹尽粮绝了。中国的钢琴协奏曲到现在,能拿出手的也就是《黄河》。必须做新的曲子,我跟谭盾明年会合作,纽约爱乐给我们做首演,他给我写的新协奏曲,风格有点新浪漫主义的意思。 
    
     来源:南方周末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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