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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骑士”爱劳动/戚秀玲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1日 转载)
    
    现代西方诗人兼思想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1] 以基督教信念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的成长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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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观念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蒙昧,无知,倒退,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中世纪对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信仰的力量,特别是对基督教的信仰的力量,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基督教是在中世纪兴起并走向繁荣的。基督教文化的繁荣在中世纪这个特别的时代中,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代社会观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信仰的力量不容忽视。下面我们将从教会、城市、文化等方面探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而分析信仰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中世纪的基督教
    
    
    
     中世纪是从日耳曼蛮族征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希腊化罗马帝国开始的。更确切地说确定在罗马帝国的崩溃(476年)。“一般来说,以诸多划时代事件为标志的从15世纪到16世纪的转折被看作是它的终结(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艺复兴,1492年发现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2]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经过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因素的整合运动”[3] 中逐渐形成的欧洲共有文化。在这一文化构成中,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和蛮族文化,分别提供了理性、信仰和习俗三大基本要素。其中基督教作为旧世界文明的继承者和保存者,为中世纪的文化奠定了最主要的根基,构成中世纪文化的核心理念。
    
     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不仅仅只是一种信仰,它还融合了理性与习俗。正因如此,中世纪的基督教才能在中世纪社会中广泛传播,为当时人们所接受,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维护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及思想统一。反过来,这种观念的改变又有利于维护基督教的权威以及为其繁荣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教会的影响——基督教文化繁荣的开始
    
    
    
    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生是充满罪恶的。这就是基督教思想组织的出发点。尘世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赎罪。不断的赎罪使得你的灵魂得到拯救,从而死后可以进入天国。上帝是宽宏大量的,他经常给人恩典。只有借助宗教礼拜仪式,例如弥撒礼才能不断地感受到上帝的恩典。
    
    圣经中也提到末日审判的问题。它指出,宇宙的历史可分为:现存的时代、千年王国和未来的永恒时代。在千年王国与未来的永恒时代间有末日审判。末日审判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的最后归宿。教会里的教职人士是使徒的继承者。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教会是天国在尘世的体现,是天国与尘世的交接点。实际上,教会地位十分高,其在赎罪灵魂得救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表示中世纪的开始。教会利用西罗马帝国灭亡、众蛮族国家的混战以及西欧地区失去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些有利机会,摆脱了国家政权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扮演了西欧统一象征的角色,隐隐与世俗政权对抗。
    
     基督教的成功依赖于基督教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督教教会。
    
    基督教教会是一个为了保持信徒对信仰的忠诚,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他教派的冲击,为了管理本教机构的信徒团体。它称其成员为兄弟姐妹,对于那些孤独的被遗弃了的,对公共事业的幻想破灭了的人们来说,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迫切需要。同时,基督教会不要求人们履行那些痛苦的和昂贵的入会仪式,而且欢迎女信徒,为那些贫困和残疾的人提供社会服务,接纳奴隶、罪犯,道德上的罪人以及其他被社会遗弃的人,向一切处于苦难中的人伸出友谊之手,不但确保了原有教徒的忠诚,而且还不断地赢得了新的皈依者。
    
     这样,教会赢得了下层人们的信任,而且基督教的思想在下层人们中传播并对他们施加影响。而社会的上层如国王、贵族、骑士对基督教的态度又与教会息息相关。
    
     “In the monarchies, the king was crowned by the chief churchman of his kingdom, adjured to rule with justice and piety, and anointed with holy oils.”[4]国王与教会在结合,而且“In feudalism the mutual duties of lord and vassal were confirmed by religious oaths ,and bishops and abbot, as holders of lands ,become feudal personages themselves”[5]可以说统治阶层利用教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教会借助统治阶层来扩大影响。
    
     修道院作为教会的一个部分——灵魂关怀、教育和救济,也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者是阿奎丹的公爵(虔诚者)威廉一世。他虽然放弃了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却保留了对它的司法监控权,而且开创了一条很有前途的道路。“贵族不再是——像加洛林时期常有的那样——修道院的世俗院长,不再是宗教的教父;但是按照等级,他是司法监护人,是修道院的世俗保护者,既有与权利和收入相等的职能,又没有触及修道院的宗教范围。”[6]贵族以这种方式对信仰崇拜起者作用,又没有放弃他的权利。而修道院更进一步地被统一在贵族的世界里:“贵族给予大量的馈赠,把他的家庭成员作为世俗兄弟(conversi原来的意思:皈依者)安置在修道院里。修道士不是从幼年起,而是一出生就进修道院。”[7]修道士越来越多地出身于贵族,甚至很多修道院只接纳贵族。修道生活的贵族化是与精神史,也就是基督教化和贵族接受宗教的流派并行的。在中世纪,“作一个修道士旧意味着没有了外部的存在,他被结合在一起,被隔绝了。这意味着他的声望有所提高。”[8] 所以,对于贵族来说,修道院对他们始终具有吸引力。中世纪的修道生活就这样成为一种“贵族的修道生活”:修道士感到自己是基督的战士(miles Christi),作为“战士”——按照中世纪中期的这个概念的意义的转换——也就是基督的“骑士”,他用这种方式,也就是用祈祷的方式,做世俗贵族用剑所做的:他为了信仰而斗争,是为了他自己得救,同样也是在为社会服务。之所以能过这样一种宗教生活,因为有其他人为其供给事物。
    
     中世纪被誉为骑士的时代。骑士是其主要特征,这个阶层的生活也渗透着基督教文化的色彩。按照骑士的生活可分为——是自由的(自愿的)为领主效力的、为教会效力、为基督效力、为妇女效力。宗教的职责进入了骑士的生活中。12世纪,索尔慈伯里的约翰纳斯就曾经这样问道:“为什么建立骑士制度?为了保卫教会,为了与不信教的人进行斗争,为了尊敬教士,为了保护穷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为了生活能得到安宁,为了献出自己的鲜血,如果需要,愿为兄弟献出生命。”[9]骑士进行宣誓是要承担起责任,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和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这种责任在上帝的和平运动中得到具体实施。
    
     上帝的和平运动是10世纪末在法国的南部地区开始的,很快就扩展到了北部,这是一场在教会领导下的维护权利和秩序的运动。
    
    在十字军东征中,他们就是靠信仰装备起来的配有长矛和剑的宗教狂热者。他们冒死去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免除自己的罪恶并在天国站稳脚跟”[10],而且“十字军的奉献会拯救信徒的灵魂”[11]。
    
     以上种种表明,基督教会传播了基督教思想,使基督教文化为各个阶层所认识,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从而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蓬勃发展。
    
    基督教会及其修道院之所以如此大的威力,关键是它们作为一种信仰的组织,给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当时地位低下的女人、穷人、罪人、甚至奴隶,都得到这种信仰的组织的接纳和援助。这是的普罗大众相信,接受这种信仰,不仅从精神上得到慰藉,而且从物质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此外,这种信仰还给贵族们在主观上得到内心的荣耀,因为对教会进行捐赠或者当上修道士在世人看来是集中无比高尚的事情。这种观念在客观上也使得贵族们多了一种渠道回馈社会。
    
    实际上,信仰给了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一种机会、一种形式、一种动力,同时,信仰还赋予这个过程以一种无可争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旦这种信仰消失,社会将很容易陷入僵局。一方面,人们难以推动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地重新分配,因为观念上缺乏动力,事实上缺乏渠道;另一方面,主要有政府主持的正在进行中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毕竟占有更多的资源的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东西,因为这样做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而如果有了信仰,他们最起码会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城市的兴起——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繁盛
    
    
    
     从11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在走过早期的艰难脚步以后,开始出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复兴的生机。伴随着农业革命、商业复苏的经济进程的向前发展,城市重新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为中世纪走向全盛时代奠定了基础。
    
     城市的兴起在中世纪社会生活中有深刻的宗教文化意义。城市把经济功能、市民自由、合作组织三者结合起来,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生活理想的完善体验者。
    
    “中世纪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统一体,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统一体,它被严格地限制在它的城墙和塔楼所围成的圈子里,并以主教座堂,这个可见的团体之信仰和精神目标的具体体现为中心。在城市里,团体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行会体系而与基督教关于社会成员的有机区分和相互依赖的教义十分完美地吻合起来……中世纪行会生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它把世俗活动和宗教活动结合在同一个社会混合体中的方式。行会附属的礼拜堂为死去的教会友做祈祷和弥撒而准备的食物,盛大节日所举行的庆典和演出的神秘剧,所以这些……调整工作的和工资,帮助染病或不幸的会友以及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一样,都同样是行会的功能。”[12]行会为人们提供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既是满足世俗需要的场所,也是实现宗教追求的途径。行会中因为有了共同的信仰,各成员都具备了向心力;行会间也因为有了共同的信仰,而严谨遵从各种道义,不会妄为。
    
    可以说,中世纪城市为社会生活的彻底基督教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之所以会这样,很关键一点是城市的这种发展道路及其影响实际上离不开信仰的力量。
    
    城市作为一种经济联合体,需要的正是和平与自由,所以市民的共同利益以及以个人努力劳作为基础的财产积聚起来,这与基督教的伦理要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致的。各个阶层的人们联合起来,要消除封建主义的野蛮和暴力,使基督教的观念得以完全实现,就要使整个城市弥漫这一种共同的信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给新生的城市一股力量,使其不断地良性发展。
    
    事实上,从中世纪城市的大教堂及其虔诚的教会生活来看,城市的宗教团体对于居民的精神控制达到了发展的顶峰[13]。
    
    世俗制度与宗教制度被视为同一社会有机体的不同功能。尘世与教会、自然与神恩、理性与信仰,两种秩序之间的和谐统一,为基督教文化敞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人们比较关注的“教俗之争”更能让整个欧洲的政治思想发生剧烈的变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不断发展。
    
    “从满足城市的物质需求的贸易行会,到只祈祷和沉思而存在的修道院团体,都有着自身的法则和制度,但同时它们又属于一种更高的神圣秩序,全部分享着一个包罗万象的精神整体的共同生活与共同信仰。”[14]城市与行会既忠于王国,也忠于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世界。
    
    城市的兴起将中世纪推进到全盛时代,基督教的精神信仰世界也出现了朝气蓬勃的面貌。
    
    基于信仰的力量,人们的宗教情绪日益高涨,新兴的修道主义运动浪潮迭起,而这种修道运动最终和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合二为一,导致教皇权力的极大增长,终于把罗马教会推到了鼎盛,也使欧洲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从而进一步为中世纪精神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鼎盛
    
    
    
     “In the town, guild served as lay religious brotherhoods; each guild chose a patron saint and marched in the streets on holy days. For amusement the townspeople watched religious dramas, the morality and miracle plays in which religious themes were enacted. The rising town, if it harbored a bishop, took special care to erect a new cathedral. Years of effort and of religious fervor produced the Gothic cathedrals which still stand as the best known memorials of medieval civilization.”[15]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日常生活和社会氛围上表现出基督教文化(教堂无处不在,教徒遍布各个角落),而且连学术和建筑等方面也看到基督教文化。
    
    这可以说是社会基督教化的最有力的证明。基督教已经无孔不入,信仰的力量已经充分显示!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实际上是形成于11-12世纪的,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基础和归宿的哲学。罗素说:“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气质与其说是神秘的,莫如说是琐碎的和好辩的。”[16]
    
    这里,辩证法在中世纪人的理解中乃是一种论辩推理。在11至12世纪,产生了一批沙特尔经院学者,如安塞尔谟(Anselmus)、阿伯拉尔(Peterus Abaelard)、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他们推动了经院哲学走向繁荣。多米尼克教派的主要代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us),则坚持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研究和创新基督教神学,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流。特别是托马斯建立起中世纪神学与哲学的最大、最全面的思想体系,使经院哲学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经院哲学作为中世纪鼎盛时代的最高精神成果,是伴随着学术的复兴而出现的理性主义的产物。当然,理性主义只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和工具。信仰是根本的、决定性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它力图表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与理性并不互相排斥,基督教的教义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或证明,所以经院哲学的实质是要调和理性与信仰,是古典知识和神秘启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合。伴随着经院哲学实现的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典型特征得以塑造而成。
    
    中世纪盛期的哥特式建筑艺术,无疑贯注着那个时代的宗教信念,宗教情绪和宗教追求,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反映着现实中的痛苦绝望和浪漫强烈的天国异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心灵的最高成就。“法国哥特式的浪漫的狂情,布尔戈斯或托莱多阴沉的巨大,不经意地表现了中世纪心灵的脆弱与渴盼,以及宗教信仰的恐怖,迷惘与神秘”。[17]
    
     “北方的精神堪称哥特式的。它继承了胜利的野蛮人的无止境的胆识;不满足地经过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后,有了高耸的拱,包围了天空,但这也是一种基督教的精神,呼吁上苍,祈求那因野蛮而失去的和平。”[18]
    
    许多宗教剧深受人们的喜爱。教堂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之处(礼拜、弥撒已成习惯,融入了生活)。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为一切世俗文化活动提供了神圣的支撑和积极的根据。教会法和教会赎罪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家庭生活中。社会生活中无处不见基督教文化的影子。
    
    可以说,人们的信仰开拓了社会文化的新领域;或者说,人们的信仰的发展,引领着文化潮流朝向一个特定的领域发展。人们以自己的信仰为创作源泉,设计出艺术品;或者说,以其信仰的思考模式,去探索各种科学,并形成一套非常独特的担忧信仰价值的自成体系的理论。所有的文化成果,无不展示着其创造者和受众对象的信仰倾向。这使得拥有同样或相似信仰的人产生共鸣。在这过程中,信仰自身的力量也得到强化。
    
    
    结 语
    
    
    “人类的生存是不能没有信仰支撑的,人类的活动也不能失去信念的指引。否则,必然招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19]
    
    在中世纪这个动荡迷惘的年代,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重燃了人们生存的动力,赋予了他们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使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基督教在当时也与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它日益与统治阶层、人民大众结合,这使宗教日益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情感、一种需要、一种支柱。
    
    虽然基督教有其阴暗面,如宗教裁判所、教会自身的腐朽,但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达到顶峰,无论社会的上中下层,其社会生活无不沾染了基督教文化的色彩。基督教的观念在人们脑中植根了。这对人们以后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兴起产生深刻影响。
    
    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西方的成就主要归因于这个一致的精神理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突出,作用显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信仰的力量,而应引导信仰,顺应信仰,改造信仰。基督教文化的繁盛是中世纪宝贵的遗产,其作用将永不磨灭。因为,其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不仅仅局限在现实生活,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的发展,而是引领我们思考,我们的历史长河,该如何流淌,该走向何方!
    
    
    [参考文献]
    
    
    
    [1] T. S.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新费舍尔百科全书》慕尼黑1981年版“中世纪”条目
    
    [3]、[14]、[19]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5]、[15] Joel Col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6]、[7]、[8]、[9] 汉斯·维尔纳、格茨著,王亚平译,《欧洲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10]、[11] 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侯树栋译,《骑士的时代——中世纪欧洲》,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年版
    
    [12]、[13] 克里斯多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1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
    
    [17]、[18]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后时代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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