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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宗教/段炎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4日 转载)
    
    学术界前些时候有过一次关于儒学是否是宗教的大辩论。辩论中部分学者明确提出儒学是一种宗教,主要理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儒学经典与儒家圣贤寄存着明显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情感;儒教就其外在形式与社会功用来说,也与宗教相似或相当,理应称之为宗教。至少在某些学者那里,有所谓的“以西律中”的倾向,寻求与西方文化看齐。西方有神灵崇拜,中国也有;西方有终极关怀,东方人也不例外。另有一些学者,显然试图在否定宗教,给儒学贴上宗教的标签可能另有深意。坚持儒学不是宗教的学者,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常看到一种情感的流露,或试图从某种势力的阴影中奋力挣脱出来,并找回自己本应拥有的东西。他们注意到儒家文化独特的人文色彩与道德取向,这些生活要素必定离超自然的神灵世界相对遥远。传统文化在他们心目中是独立于西方范畴的,他们要找的或许是民族文化的那份自信心。在这次尚未有定论的研讨中,一个最熟悉的思路就是在否定儒学宗教性的同时也在否定着宗教。如此看来,辩论实际上关系到两个大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什么”和 “宗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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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儒学是不是宗教,评定的尺度实则只有一个,这就是西方宗教学的概念。是宗教,因为儒学具有某些与之符合或相类似的东西;不是宗教,是因为举出了与之相左的证据。是与不是最后还是离不开西方强势文化的藩篱。真有一种天生正确的概念可以高傲地评判其他传统是对是错,有价值还是无价值,别人却无权来评价它?现在看来,现实确是如此,但历史却不是这样的。许多古老而伟大的文化传统,如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中国文化,他们都曾各自拥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空间,彼此相对独立并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着,其价值本身无需外人来评判。在未来全球化生存中,人类必需共同遵循平等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及多元和同的精神空间,这与西方中心论并不吻合。过去与未来,人类文化都应是多元并存互为映衬的,为什么现时当中却不是这样呢?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一个潜在的周期,东西方文化的兴盛是交替出现的。宏观上同步发展的技术理性和伦理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常会表现为交替前进。东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特性,西方社会在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活动中更富有活力,对人类物质文明作出了更为巨大的贡献。但是物极必反,步入现代社会之后,“工具理性”逐渐失去了市场。人类在寻求更完美的生活时发现物欲毕竟代替不了道德与秩序,当社会在呼唤和谐与优雅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开始由崇拜西方工业文明转而赞赏东亚文化的道德与温情。
    
    科技革命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类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物质条件的充实为下一轮精神世界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今日世界已处于资本全球化时代,这只是一个开端,全球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也是在为全球文化以及全球伦理的展开夯实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确立了精神财富在未来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回归;对社会良知、伦理道德的崇尚不久就会超越对物质技术的崇拜、对金钱的追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动力,东方人文传统将成为首选。到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再问“儒学是不是宗教”这类问题了,即使要问也会换另一种方式,比如:“ 宗教是否符合和谐价值”、“科技理性能否被伦理德所整合”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评判的,问“宗教是否契合于儒家精神”将是立足于东方文化的视角,世界能否找到一个统一的准则来平息这种各自为政呢。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一个“全球伦理”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象《世界贸易公约》的作用一样,让不同形态的文化在一个和同互动的框架中都能得到应有的发言权,用丰富多彩的多元性、有序性的世界文化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人类文化传统的形式远比西方中心论者眼中的概念要丰富的多。信仰也是多元形态的,有供人膜拜的超世俗的神灵,就会有融在生活当中的伦常至理;有依靠强力维持着的国家认同,也有靠亲情维系着的社会体制。信仰可以是入世的,也可以是出世的;可以是“时中”的,也可以是恒久不变的。为什么非要用特殊去限定普通?答案就是那个行将就木的“西方中心论”在作怪。这种意识出自于某些中国人的思维则更加令人深思。一些东方人极力去维护一个曾经侵害过自己,现在正走向衰亡的价值观,个中原由着实令人费解。或许像是得了软骨症却因惧怕失去他人的扶持与施舍而不愿去 “补钙”。果真如此,只会让人乐得少去一个竞争对手而多出一个用来炫耀仁慈的高级宠物。
    
    文化的自信只能靠自身的奋斗而不是靠他人的施惠得来,中国文化的坐标只有到人类文化大系中去寻找。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赖以传承的“教义”,这种被系统化、符号化,起着教育与教化功能主流文化形态通常被称之为“教”。它可以传续民族的核心价值,明确社会角色的权力与责任,告诉每一个成员“我是谁”,我应该相信什么、怎样去做。它用一整套可重复施用的程序来保证自己不被其它文化所取代,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与其他民族及文化保持必要的关系。不同民族都各自配备着专门履行这一职责的组织和相关人员,专门制定有选拔培养的方法。在文化的传承中,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专业教职人员。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系人类文明传统、传播文化知识的作用。文化与“教”是分不开的,有多少种文化就会有多少种教义与教规。人类的文化传统如此丰富,怎能以一个“宗教”简单概括之。
    
    世界上的“教”可分为几大类型,其划分也可对应于文化圈的划分。儒教相应于中华文化圈,西方宗教对应于欧美文化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属于西亚文化圈。三大教统各有特色。西方宗教始终伴随着严酷的社会竞争,教义中需要一位慈爱的“救世主”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他必需满足人们对爱的渴望,赐予他们“终极关怀”,所以西方的神灵是一个慈爱的人的形象(背后却储备着强大的原始暴力)。中国是一个亲情伦理主导着的国度,沉浸在家族情感中的人们需要来自自然神灵的启迪,文化中必需客观事物的力量,例如对泰山的崇拜。天地山川、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大自然是中国人崇拜的神灵。儒教的“天”高高在上,掌管一切,同时也代表着伟大的人格力量。西亚文化则是宗族势力与自然崇拜相参并重的文化,其教义自然是两者的复合体,教主即是一位先知又是一位君主,可以同时拥有超世俗的神秘力量和世俗的政治势力。
    
    所有教义中都包含着人对神灵等超自然事物的崇拜。作为一种神秘现象,神鬼崇拜由来已久,要深入研究这一社会文化,展示这一心理机制的构成,就要从人类科学角度出发,回到社会的起点,从原始崇拜、原始宗教发生发展的足迹中去寻找这类事物产生的内在机理,才能摸清其规律。
    
    现代人文科学认为,造神运动出现在原始社会初期。当时的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部族成员的整体生存时刻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严酷考验。周期性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活资料缺乏往往严重威胁到人类群落。迫不得已在危机应对中一些老弱成员只好放弃生存权,以部分的牺牲换得整体的保全。难关度过之后,青年人会取代他们的位置,成为群落的新主人,担当起先辈们的职责,此后还会有新的危机发生。新的灾难来临之时他们又会象前人那样让位给自己的后代,完成生命的循环,艰辛悲壮但却充满了希望。取代长者们的位置,获得优先生存权是每一个青年人的“成年圣礼”,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存能力在逐步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这种社会行为渐渐地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施用的机会。长老们有理由拒绝退出群落,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生存经验和已有的威信与年轻人的莽撞活力进行竞争,逐渐重新获夺回了群落主导权,进而开始惩罚那些青年人的“无礼冒犯”。面对长者们的压制和责罚,充满青春躁动的新生代们倍感压抑与彷徨,他们感到委屈与无助,开始留恋起儿时曾经拥有过的宽容与慈爱,梦想着回到童年,以此来逃避现实中的苦脑。当心理年龄退回到青春期之前,行为也会相应地抑制、收敛,象一个大孩子一样温顺甚至会有些幼稚,这就是“人格退缩”现象。
    
    青春期的躁动和“造反”行为是生命的必然过程,而长辈们的管束或责罚更是一种“坏事”,从健康成长方面看会使青少年变得“懂事”、有教养、懂礼貌、守秩序、使人成熟起来,至少成年后不会去肆意地“打砸抢”,但是在“度”上如果掌握不好则会压制人应有的创造力。过与不及的教导以及传统教义被破坏等情况下出现的文化约束力丧失所造成的放任都是应尽力避免的。凡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个“度”都是能够较好把握,否则这种文化体系连同其民族一起迟早会被淘汰。这就是传统教化的价值所在,可以对她进行时代的完善但不能放弃,一旦放弃这种必要的束缚,正常的社会生活就会出现混乱,人性中的丑恶爆发出来将摧毁一切,即便是善的意愿也很可能得到恶的结果。期盼用某种新兴的、外来的观念来机械地取代久远的传统是无知与危险的。当有人自称已经通晓一切、“绝对正确”,用各种许诺劝说人放弃传统时,则更不要相信他。因为世间从来没有所谓的“绝对正确”,正确只是相对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存法则。丧失固有文化的危害实在是太严重了,一个没有文化和教养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传统就没有真正的文明,没有历史就不会未来。
    
    来自长辈和社会观念的约束是青年人成长的催化剂,压抑是一种必要的“痛”,退缩只是暂时的,是在积蓄力量。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在大脑内部的活动中被转化为了梦幻与想象,幻想中的世界成了逃避痛苦的避难所。但幻想毕竟是幻想,要生存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社会与家庭中来。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化解矛盾,减轻这种痛苦的更有效的方法。在现实与梦幻的选择中,古人创造性地把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将现实与幻想相互揉合、调制,塑造出一个半梦半真,兼有真实与虚幻两种性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事物--神!
    
    神灵就这样诞生了。它既有现实生活中族长们的威严和力量,又有梦幻中 儿时父母的宽容与慈爱,既能引导他们应对现实生活,又能安抚年轻脆弱的心灵。青年人要依靠它来调和现实世界与内心希望之间的矛盾,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举两得的创举,它是人类智慧之果!
    
    有了神,也就有了对神灵的崇拜。随着人类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人在基本的生命延续之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需求,神灵的面孔也在不断翻新。先是因物质生活的丰富而相继出现了火神、酒神、五谷神,以及与其相应的原始多神教,随后又产生了表现精神力量的“ 一神教”,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神的面貌也不同,民族的喜好不同神的性格也不同,神是人创造的,神也在改变着人与社会。
    
    宗教文化充分利用了人类对神灵的崇拜和畏惧心理来为自己服务。神同时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以东方儒教为代表的“人文宗教”、“道德教义”则是依靠着家族内自然的亲情为黏合剂组织起自己的文化信仰体系。儒家崇拜亲情、弘扬道德,但提倡不迷信神灵,屈从教义。人文宗教的特点是崇拜圣人,崇拜英雄,崇拜忠义之士,崇拜正义与公理,不畏惧怪力乱神。东方倚重着神灵仁慈的一面;西方人固守着神灵严厉的一面,这就是儒教与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不同之处。儒教可以被称为“教”但不是西方所谓的“宗教”,儒教对天地圣贤的“敬”是植根于“爱”的伦理情感基础上的,西方宗教对神的畏惧基于生存暴力之上,但是它们都应被称为“教”,是同样伟大的文化与教义。
    
    在观察宗教文化现象时会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教,在其教义中都可能找到一种高高在上的“教条 ”。教条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教规,有时也是无形的,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人们却能随时而真切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在每一种教条的背后,都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它,使其总是给人一种保守的、沉闷的、无从躲避的感觉,强迫着信众们去遵从它。要抗拒它则需要具备很大的勇气,通常要去冒身败名裂的危险。因此它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赖以施展权威的借口。但是这种带有强制味道的教条并非不可或缺地全程陪伴着每一种教义,至少在儒教历史上就很少看到它的影子。
    
    为什么一想起“教条”,人们总会联想起一种肃然而无法躲避的力量呢?它实质上是由两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势力在同一教统中相遇的结果。其中优先发展起来的是教义的初创者,另一股力量来自相对落后的族群,这是古代社会民族间相互融合的结果。例如:西方基督教的壮大,其中的某些内容就有赖于当时欧洲北方“野蛮”民族对古罗马帝国的侵入。在入侵过程中,这些游牧民族学会了联合当时备受罗马统治者迫害的基督教徒,他们共同赶走了帝国的旧贵族,夺取了他们的财富与土地。这种联合首先是入侵者承认现有的教义,以此博得广大基督徒的信任,他们自愿充当内应,拒绝参与抵抗,轻易地瓦解了罗马的战斗力,外族进入之后,再以此为条件组成同盟共享权力。中世纪的欧洲人受到来自两种势力的压迫:一是世俗的贵族、君主;另外则是教会,他们共同把持着国家权力。世俗的入侵者以信奉教义为交换得到教会支持后又反过来用教义去压制那些普通教徒与民众的不满与抗争,教会也从中分得一杯羹。这种由旧文化势力塑造由新势力维持,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去压制不同声音的教规被称为“教条”。它是早熟文化中的某种势力与野蛮入侵者之间建立的盟约。所以处处表现出狭隘与蛮横,保守与暴戾。有了教条,变了质的教义得到了新统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这种外部落后的世俗政治力量所附加在文化中的保守愚昧和教义中固有的蒙昧意识是启蒙运动真正要对付的敌人。教条维护者双方位置可以互换,也有外来的教义与民族固有野蛮势力共同打造的教条。如果这个外来的学说起初并不是僵化的,那么引入者就必须事先对其进行一些必要的“加工”。
    
    “文艺复兴”是真正的文化人(包括旧贵族的后代们)对这些曾经夺走他们财富和文化生命力的入侵者的清算。只有通过剔除这种保守与专制的教条才能实现自身固有文化精神的复苏。剔除了教条而保留了真正的教义。所以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在西方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同样是教育与教化的体系,中国的儒教文化则有所不同,古代中国并没有出现过单纯靠暴力维持的足够强大的统治集团,以及长期反抗贵族皇权的文化人阶层。被称为“士人”的知识分子们因为社会的包容性,能够有条件地参与政治事务。包容的民族心态使儒教在被“独尊”时也一直保持“学派”的定位。但在清代却出现了一次例外。满清统治者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幕类似于西方游牧民族对罗马帝国入侵的统治过程,对儒学的教条化就是其中的一部重头戏,压抑思想与屈辱谄媚成为一种“美德”。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很容易找到那种教条化了的野蛮与卑劣。
    
    满清入主中原后非常推崇儒学,乾隆曾八次到曲阜朝圣,对儒学与孔子的礼遇可谓无以复加。但这种崇尚明显是别有用心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发扬儒家和谐精神,而是为了汉族腐朽文人势力的同流合污,在虚伪的礼拜和颂歌声中儒学变成僵化的教条。这一过程也是中华文化由开拓发展转为保守倒退,国势由兴盛趋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最后竟由世界第一强国沦为西方小国的殖民地。
    
    满清贵族为什么不与中原文化真正融合呢?因为单凭其自身力量尚不能全面掌握控制权。在中原战乱之时乘虚而入,要以数量有限的武力控制中国,必须拉拢汉族自身的势力,主要是一些没落文人。两股力量纠结在一起,才能对中国施以二百六十年暗无天日的统治。作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儒学被教条化,社会发展必然出现严重的倒退。东方文明遭到摧残,致使东西方发展失衡,间接助长了西欧殖民者在全球的肆意横行,东方文明在总体上丧失了制衡西方的力量,这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传统教义维系着文化与文明的传承,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而教条却阻碍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西方的教条把欧洲带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是启蒙思想的光辉使之重现了往日的辉煌。东方儒教的教条把中国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是辛亥革命驱走了国人心头的阴云。就象基督信仰并未因启蒙运动和科学精神的发展而消失一样,儒学也不会因辛亥的火焰而沉寂。相反,正因吞服了这一剂苦口良药,中国人才会发奋而起,儒家文化的真精神真活力得以重现。“和谐社会”促动了新儒学的全面崛起,把没落伪善的势力,把假的东西一一映照出来,神州大地得以重起风雷。
    
    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最大限度地利用着人们对神灵的畏惧心,教条与迷信是不可避免的。用迷信来加强信仰,用信仰去庇护迷信,传教士会有意识地宣扬对神的畏惧以从中谋利。在迷信盛行的年代,神圣的教堂变成藏污纳垢之所。从事宗教活动往往并非富有爱心的教士,而是一些贪婪的伪君子,他们与没落的政治势力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欧洲中世纪的苦难。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曾经吞噬十几万鲜活的生命,教廷成为科学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汽笛声中,西方文化才得以摆脱教条与迷信的纠缠。西方新教传统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真切关怀,开始了理性精神的传播。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西方文明得到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也正是西方社会以其强大的工业经济雄踞全球的时代。真正的传统文化得到弘扬,教条消除是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条件。
    
    没落与伪善总是与迷信和教条纠集在一起,它们的结合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中国清代的假礼教与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一样,都是为伪君子服务的,拥有了它,那些落魄卑陋的人格会变得无所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压制良知,象野兽一样去吃人,把家园变成人间地狱。真正的文化人需要与之作不懈的斗争,这成为了正义之士、仁人志士们的职责,不仅要横眉冷对,必要时还应扬眉拔剑。
    
    世事总是难料,刚刚告别了中世纪的黑暗,人类又遭遇了邪教的阴魂。魔鬼披上科学的外衣招摇过市,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模样。邪教的破坏性非常巨大,集体自杀或自焚、残杀亲友、贩毒、扰乱治安,无所不为。面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邪教毒瘤,人们不禁会问: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几个骗子凭着装神弄鬼的拙劣把戏,怎会给社会造成如此的危害?当乘坐宇宙飞船遨游太空已经成为时尚旅游的时代,为什么还会有人去听信那些荒谬至极的歪理邪说,害人害已,不惜用宝贵生命去编织白日一梦。
    
    无论邪教如何伪装,总离不了“鬼神崇拜”这套伎俩。只要揭开鬼神崇拜的神秘面纱,骗术不攻自破。邪教善于盗用宗教之名欺骗众人,源于人类潜意识中普遍存在的崇拜情结。当这一心理机制被欺骗性地激活之后,人会情不自禁地被一些“神秘”力量所诱控,下意识地被其驱使,被迫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来,严重的会完全丧失自制能力,伤人毁物、破坏家庭、危害社会。
    
    时至今日,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我国学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面对近些年邪教给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不懈努力,力求有一个质的突破。西方历史长期处在神权的统冶之下,至今仍然谈鬼色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中国传统一直以伦理道德为重的,推崇“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次婚”的重亲情重伦理的观念,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成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课题。
    
    宗教与宗教情感是生存条件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水平与社会需求相矛盾的产物,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邪教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邪教是个别人的邪恶欲望与社会大众利益相矛盾的产物。比如说,常人要勤劳致富,珍惜自己的合法所得,有些人却要不劳而获,侵夺他人的果实,这势必为社会所不容。一些非常有“头脑”骗子于是模仿宗教形式,盗用教徒名义来坑骗,用宗教做伪装以逃避惩罚,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逐渐形成邪教。邪教的特点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呈现泛滥之势,因为物质的丰富助长了贪婪与淫欲的孳生蔓延,对经济生活的过分注重又淡化了对社会公德的培养与法规的施行,从而为邪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美国,各种名目的邪教组织有几千个之多,有的从事淫乱、吸毒贩毒、谋求权力崇拜、骗取钱财,甚者五毒俱全无所不为。
    
    邪教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巧妙地利用宗教情节,从而能轻易地诱骗无辜,一但坠入其中就会被其牢牢地控制住,不但伤害了自己和家庭而且还被操纵危害社会。邪教首先引导人进入“盲崇”状态。其特征就是使人身心介于幻想与现实状态之间:说是做梦,可知觉却是真实的;说是清醒,但思维却被幻象所控制。制造出这种半梦半醒、有虚有实的气氛用来宣传邪说,很容易麻醉人。全都是梦话或过于真实都不能奏效。把虚幻现象与真实事物扯在一起,或将现实事件用歪理去加以解释,就能很快激发常人的迷信盲崇心态。然后进一步地诱导,控制其思维,将其“洗脑”,直至最后“叫他干什么就会去干什么”。比如某大师所说的:“我是玉皇大帝转世”,这个“我”是却有其人,就站在受害人面前,而“玉皇大帝转世”则是子虚乌有。这就是“一实一虚”。可不要小看这样一句话,它足以扰乱人的正常思维,迷惑人心,使人慢慢地进入迷幻,意志力弱的人只要听到或读到这些语句,很快会进入痴迷状态,失去判断力。在骗子们的每一句话中,仔细分辨都能发现这一“技巧”。还要使用悲悯的语气,装出一副施舍救世之态,马上会抓住很多人的心,激起崇拜和依附感,促发人的依赖与盲从本能。再以美好的愿望唤起人的妄想,用威胁恐吓引发恐惧感,使之疲惫不堪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跪倒在“救世主”的脚下。
    
    以神自居、大言不惭地吹嘘,越是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人就会越相信他、依赖他,直到中毒渐深,完全失去了辨晰是非的能力。一旦“大师”威胁要收回他的法力,痴迷者便极端恐惧,会毫不犹豫地现身“护法”,倾尽钱财以求得到的庇护,甚至自杀、自残。
    
    只凭一张嘴还嫌不够,大多数邪教都会利用某种具体的东西来直接蒙骗信徙。如毒品麻醉、练功驱病等,以使信徒通过直感快速信服。以假气功治病就是常用的例子。气功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方法,传统功法经过千百年的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套路,如果断章取义地练习就会出现负面效果。某些人正是要利用了这一负面效果,错误的引导就使人气血充盈,初时感到兴奋有力,象是病好了一大半,时间一长就会导致欲望膨胀,致使情绪激躁难以发泄,正常的生活秩序仿佛已变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产生出极大的心理矛盾,身心异常苦闷,不得不全心求助于他人,于是越陷越深,恶性循环,欲罢不能,终酿悲剧。  
    
    人的社会行为首先在家庭环境中被培养起来,自我意识和道德观念在家庭的引导和约束下的成长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当人坠入邪教,贪欲被变相地激发和纵容时,这种平衡被破坏,社会公德的约束力就会突现出来,矛盾在暗中积累,一触即发。亲人就变成了防碍修练的“魔”。失去心智时,家庭成员经常首当其冲,成为伤害的目标,有多少个邪教痴迷者就会有多少个流泪的家庭。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邪教也呈现频发之势,同时,科学知识的普及在有力地打击歪理邪说,倡导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清除邪教是关乎社会安定的大事,需要发动全民的力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坚持科学精神,同时也更要注重传统道德的培育。当人们面对激烈的竞争和繁重琐碎的现实生活,正确的家庭观、亲情观正发挥着重要和直接的作用,和谐美满的家庭是预防邪教的天然屏障。中国固有的伦理亲情和儒家生活方式让人不必去外界寻求安慰。我们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会坠落成为邪教的痴迷者?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有着追赶西方思潮、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便利,更加疏远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淡化了伦理亲情和社会责任感。他们通常对儒学也持错误的批判态度,平时又总是封闭在狭小的自我意识之中,将社会责任视为压力与负担,久而产生逆反欲,加之歪理邪说的“巧妙”鼓动,为追求某种“境界”而上当受骗就不足为奇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儒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历来提倡伦理亲情重于鬼神崇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系列优秀的儒家教育成就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促使人们将个人追求与他人的幸福、国家的利益和谐地融汇在了一起,在“ 天下为公”、“民胞物与”、“天人和一”的情怀中去体验生命的真谛,是一种美好而崇高的生活。但是时代曾误导人在传统与现代面前作出选择,难道民族与世界不能兼容?物质与精神不能共有?财富与公理不能两全?难道现代化必须以付出异化、邪教、污染、堕落的代价才能享有吗?无论如何,一个迷失传统的社会所表现出的病痛必须引起人们真正的警醒。
    
    宗教与神灵崇拜现象以及密切关联着的诸多问题是新儒学必须要梳理清楚的。人类已经步入了二十一世纪,在全球化大潮面前,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在新的时空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为此更要继承优秀传统,要融会中西建设起“大文化”格局。在信息时代的生活中,全球化的人格必然会融进包括西方宗教信仰在内的不同于传统东方文化的因素。这是必须要走出的一步,是中国全面开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步,也是东方儒家文化参与全球文化的建设,与西方文化展开环球逐鹿所必须的过程。在这个文化的战国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即将实现,文化全球化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儒家文化应该如何应对挑战?东方儒教传统如何解决与西方宗教传统的关系,如何面对层出不穷的邪教事物?这些都是需要幸运的是我们有着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中国人有责任有能力也有胆量来倡导文明与道德,排除愚昧,拨开迷雾,展现晴空。让真正的宗教与人文精神都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将知识的力量与信仰的执著融合起来,展望人类幸福安宁的生活,共同保护好渴望和谐与和平的心灵,留住一片纯净的天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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