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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泳新: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4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孟泳新: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
    
    一,引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中我主要的是向诸位公开我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也就是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与共产党的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也与国民党的所有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相比较之间最大的特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是它以(1)康德的三分法为其哲学基础,并(2)以客观事实为证据,(3)确立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而目前在大陆、在台湾都是由二分法为主的国民党、共产党党派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史观所统治、所垄断,根本就是矛盾百出的史观。
    
    下面我们就来解释,通过我本人的认识变化与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明,为什么必须用康德的三分法为其哲学基础方能正确地贯通地认识清楚中国近现代通史;这就是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一)、(二)、(三)、(四)、(五)的内容。以我们与共产党中国近现代史,余英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及袁伟时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史观的重大分歧可以简单地归为出现于北伐战争和国共三年内战的评价,故对此,特别是北伐战争,列举出我们已搜集到关键的客观事实为证据,这就是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六)、(七)、(八)、(九)、(十)、(十一)的内容。
    
    二,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一,我的研究领域的转变
    
    我研究领域由铁道管理专业转到宪法专业、再转到思想史与通史专业的过程
    1979年初我从吉林铁路局调转到上海铁道学院铁道管理系当一名专业课的教师,凭借自己多年自学数学专业硕士生课程的额外功底和近五年任车站调度员的现场实践经历,从幼年起就自许当教授的梦已历历在目了。1986年8月6日受国家派遣到达西德亚琛工业大学土木系交通工程专业进修。1987年9月底我就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并交到我的德国指导教授处。我的德国指导教授非常惊讶,因为他为我向德国科学基金会申请的项目经费由1988年8月起才开始下达。1987年12月亚琛工业大学土木系考试委员会通知,按我系规定,要求完成四门科目的考试方可参加博士答辩。
    
    由于我出生在张君劢的祖宅中,从幼年起家父就给我讲起有关张君劢、张嘉璈兄弟们的故事,如张君劢起草宪法、张嘉璈任中国银行行长、铁道部长等的一些故事。但到了上学时就只知道张君劢是战犯而逃往了美国。由于距博士答辩前我有足够多的时间使我能在大学图书馆阅读更多的书籍和文献,我看到了张君劢及四六宪法和关于四六宪法德国学者讨论论文集的大量资料,慢慢阅读之,思考之。在阅读张君劢的资料中,特别是到美因茨后的阅读,慢慢地也对张君劢这位先辈,从误解转向到理解,从理解转向到崇敬。
    
     1991年初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7月份起举家搬到了美因茨,在威斯巴登参加一家高铁设计公司的工作。曾联系了美因茨大学政治学系旁听,进修了德国宪法学的课程,并先在离家不远的市图书馆阅读,后常到大学图书馆和州图书馆阅读,主要阅读的是宪法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一段时间除了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的课程外,我把主要研究力量放在了宪法学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我以“司马泾”名字1998年于《莱茵通讯》上发表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一文中。
    
     《民主中国宪法设计》该文指出了,“毛澤杔創建的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上最落後、最黑暗、最愚昧、最專制、最腐敗的國家政權。毛澤東的人民共和國實為共產帝國。毛澤東的試驗使中華民族在文明發展史上至少倒退了一百年。”这与其说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要重新立宪还是修宪的关键问题(这主要是指宪法学领域上重新立宪的主要缘 由,由此出发,方有重新立国立宪之必要),倒不如说它是为天下众人(主要指中国人)所立下一个头号难题(这主要是指历史学领域内需加以论证的课题)。从这句子的出现就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已经把他的注意力,他的主攻方向由原先的宪法学专业慢慢地转到了思想史专业的研究上。这是因为宪法学专业只是张君劢的一个专业所长,而张君劢的遗产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面。从《民主中国宪法设计》中也可以看出在写作的当时我对中国近现代史观还是摆脱不了在大陆所受到的一贯的二分法为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集中在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上。因为在这一段写作《民主中国宪法设计》的时间内,根本就没有接触到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重要史实,也没有像张君劢那样树立起康德那种三分法的思维方式。但从《民主中国宪法设计》的完稿时起,大概是1996年吧,我就自觉地将思想史研究看作为是自己首要研究领域。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二)
    
    三,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二,我是怎样地研究中国近现代通史的?
    
    在从1997年到2010年由于生活的压力几乎全部心力都放在了自家小食店的经营上,其他的一切梦想都归依平静。只挤出了一星半点的时间,2005年至2006年间去了几次城南的大学图书馆,搜集了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一书,发表于2006年05月08日大纪元报上的《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是我于 2005年至2006年间读《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而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主要的论据,即关于真理的三大学说,一为一致与符合说,二为关联说,三为普遍接受说,是引自于法兰克福大学查卡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经济科学导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源于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一致与符合说。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关联说,这一学说可追溯到,或讲源于辨证法大师黑格尔。这学说认为,一个定律若是真理,它必须与已知的其他的定律相一致。相一致就是指逻辑上的无矛盾性。价值理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文化科学范畴的理论,比如法律、历史等,是极为重要的,它对应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真理的为普遍接受说。这个以德国哲学家哈伯马斯为代表的学说认为,一个理论若为真理,它必须是为普遍所接受的。
    
     到了2011年我病愈后得知,那个头号难题依然如故,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吾一介书生,岂可避难就易哉!自知身染重病,上天留给我的,来日不多了。只好干一段时间、休一段时间地开始撰写起了《陈智淙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评论文集。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充分的历史史实,严谨的逻辑推理,精准的价值判断。 这是我始终牢记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
    
     但当我写完了《“以人为本”还是“以人的尊严为本” --- 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两次将稿子寄给《纵览中国》 网站陈奎德处时却遭到陈奎德无情的拒绝,要注意一点,我在第一次投稿时就向陈奎德声明,我不要稿费。经过了遭受一番多家网站冷遇后,最后总算找到了博讯和黄花岗网站帮我刊出。这样的一段经历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一堂现实课。我很快就摸清全部的原因和找出我自己应对策略。主要的原因就是,如同陈奎德等的所谓以民主运动为名义的海外大多数网站实行的组织原则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其近现代史观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推崇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如同台湾多少年来一贯做的那样,自然对于反对者的意见实行封锁与打击手法。这就是我写《二零一八宣言》和本系列文章的主旨之一。这里就要求我一定要除了注意充分的历史史实,严谨的逻辑推理,精准的价值判断这三条准则,更要注意立论的系统性和哲学基础以及申述方式方法,还须注意别人的思维方法及接受能力,最主要的决定是尽快地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到思想史上并由思想史的角度进入中国近现代通史研究。因为〔下〕之六就是讲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的问题,故立即终止了该系列的写作,并将〔下〕之六内容扩宽而改写为专门论述评判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的《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一文。
     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正确地认清中国历史?怎样才能正确地认清共产党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作用?梁启超曾于190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过渡时代论》,讲了我们所处在的“过渡时代”之希望与危险所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回望刚过去了的一百年,中国是不是完全走错了路?中国是不是正处于了过渡时代之危险之中?
    
     按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常常采用的一般地历史分段研究的方法,我也把近代历史划分成几个大阶段,一个阶段又分成几个小阶段,一个小阶段又分成几个事件,一个事件又分成几个小事件。只是对某个具体事件,比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究竟是属于前个阶段的呢?还是属于后个阶段的呢?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一切以事实为准,以史定论,绝不搞以论带史的那套把戏,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史学家之史德的最起码最集中的表现所在。根据这样的精神,尽管它发生在1949年后,但由于该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欲想解决的历史反革命是由前一个大阶段中的国共内战所遗留下来的,故必须要将它划归为前一个大阶段中的国共内战这一大事件来一并考虑,这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另外,一般历史学家采用的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的研究方法,而我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一个较大幅度范围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通史,并且按照我的经验采用简单的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的研究方法是无法取得正确的探求历史真相的结果,故我采用的是来来回回和探求真相的研究方法。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二点。这里我详细地介绍一下2012与2013年内我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我在《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五)》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历史学家式的认知路径(作为事件的历史认知路)
    
    “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不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而历史学家是知道的。实际上,重塑历史的过程普遍是以已知的结果为起始点,接下来就是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结果。因而,虽然历史学家的‘作品’(他或她写的史学著作)通常始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下推,而历史学家的要‘意识’则始于其后的某一时刻,然后往上推。正如埃尔顿指出的历史学家成功的秘密‘在于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
    
    我先将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了······⇒ 五四运动与共产党成立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时期⇒ 反右斗争时期⇒ 大跃进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 ······
    
    在2012年前我对五四运动与共产党成立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大阶段的认识先采取不定性的、尽量取中性的态度,而对反右斗争时期,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阶段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在这样的前提下在2012年时来审查 〔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是否有非正义之处。对〔国共内战时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事件〕这一大事件,先将之分成内战爆发前,内战爆发,内战进行,内战后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小事件这几个链接着的小事件。
    
    在对前面几个小事件的调查一直处于没有明显的结果的情况下,但面对镇压反革命运动小事件,由于我有十多年对法哲学和法律刑法的学习,特别是德国对纳粹历史审判过程进行的多年研究,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中间问题严重性。我不能不说一下,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张君劢1924年出版的《国内战争六讲》,现在回想起来,有二句话一直给我很大启发。一是“数百年来,欧洲学者中,有自道德立论,以图国际战争之废止者,如康德辈是也。”二是“自卫之战也,主义之战也,我所谓有意义之战也,其他则无意义之战也。若问意义安在?则试究战争动机,是否为保障一国或大多数人之自由独立之权利而已。”为了慎重起见,我又一次地花费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习了几本德文大学法律教科书有关章节,又重温一遍对纳粹审判过程,以及有关东京大审判过程的许多回忆录,反复考证,反复思考,(除了思考中国历史问题外,还思考到,为什么在东京大审判有一条规定,严格禁止检察官和法官之间有任何联系,这样做有什么作用?检察官和法官的理性思维上有何区别?怎样能使纽伦堡审判过程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经典审判?中国的未来极需要一大批高质量的检察官和法官,怎样地造就出这样的检察官和法官人才呢?等等问题。)确定绝无误解之处,并开始再次向前推进,和向后推进,取得较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再考虑明确叙述方式,到了2013年才决定公布于众,
    
    就向前推进而言,借助和结合了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1937-〕的《正义战争和不正义战争:借助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所提出的正义战争理论,我花费了仅一周的时间,完全地吃透了沃尔泽的正义战争理论,并分辩出沃尔泽的历史例证与我们中国国共内战在是否正义论证上的区别之处,之后就寻找出解决之道。他强调正义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权。其理论主要将战争分成三个子系统:开战正义、交战正义和战后正义。他首先围绕“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这两大传统范畴来展开道德分析和论辩。前者指一场战争是否是人类生命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主要通过考察战争的理由来判定战争本身是否正义;后者指一场战争的进行方式是否只限于人类生命之最小程度的正当损伤,主要通过考察遵守或违反战争惯例或规则的情况,来判定战争是否正义地进行。至于对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沃尔泽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论述。这就是我与沃尔泽的分歧点。而我最强调的恰巧是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我并由这第三个子系统战后正义的确定,即最先确定必须彻底地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小事件的认识,从而以此来向前回推开战正义、交战正义。
    
    因此,我像一名检察官,从浩瀚如海的史料,细心搜集、鉴别、整理史料,寻找出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就是,我的《正义战争鍳别理论》中实证和证据二,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
    
    事实经过是,1945年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驻东北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派贝鲁罗索夫中校(其他文电又译为卫斯别夫中校)及翻译谢德明,乘飞机从沈阳经多伦到达延安。 1945年9月14日,延安王家坪。由刘少奇紧急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下午1点准时召开 。此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尽管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国历史和国共内战的历史上是很小很小的事件,但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五》一文中, 我评点说道:“这表明了,①假若没有斯大林的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以及斯大林的具体指导和实施,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谋略上的成功。②旨在抢夺东北的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对中国内战命运极为重要的会议,是两个阴谋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密商会。”
    我在这里需要讲的一点是,沃尔泽是我完成《正义战争鍳别理论》这一课题的导师。
    向后推进的成果就是发现二个重要小事件,即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当时担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另一个是同年3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 这二个事件虽是小小事件,但对共产党建国后全国法律史上起了一个重大决定性意义。
    
    历史学家要像一名检察官一样,寻找出如同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的明晰而准确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三点。
    
    对历史事件审判案件历史学家还要当好大法官。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审判是天大的笑料。同时对薄一波的平反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为之,我专门借用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写了一篇短文,必须重审《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一文。总之,共产党所有领导人的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实在不敢恭维。理为法源,法在理中;思及法理,自有法律。
    
    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审理时,不仅要求结论正确,更要求论证正确。 1973年2月14日,德国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发布的一项决议中规定: “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判例》(BverfG) E34, 269 (287)〕这是作为自由民主的德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德国宪法法院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出的最高认定和最高嘉奖。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历史学家从事我们历史研究和作出历史判断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梁启超先生曾经提出过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历史事件互相联系的论点,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著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七十三,100]。
    
    依此我确定了,由1945年9月14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这是主因。决定了成立彭真任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立即前往东北赴任。这是果(1)。刘少奇回到窑洞,顾不上休息,又字斟句酌,一连起草了三份电报,连夜发出。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第二、第三份电报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即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到东北),这是果(2)。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9月15日,果真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上提出把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的方案。这是果(3)。 这果(1)、果(2)、果(3),其总目的就是欲想控制东北,掌握东北,解放全中国,这不是共产党主动挑起战争,又是什么呢?
    
    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分《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五)》中有两段话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以理解和解释历史探求历史真相为目的,对过去进行重塑。历史学家的目标不仅要解释历史事件本身,而且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沟通起来,把历史与现实沟通起来,以形成发生、发展、结束等各阶段完整演历的历史事件的整体。‘历史学家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调解人’,他本着十分诚实的求真精神,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回游走。” “当然,严谨的历史学家式的认知方式是要对历史意义的赋予保持相当程度的谨慎。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定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历史学家也有与其他人完全相同的情感需求,但是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 ”这就是我需要说明的第四点。
    
    怎样来使历史学家能够做到,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呢?
    
    我在《孟泳新给陈奎德的两封信》中写道,“我写的探求国共战争正义性的文章中核心理论《正义战争鍳别理论》的背后的主旨是,《正义战争鍳别理论》就是要在正义的革命战争与名义上的但实属非正义的革命战争这两种情况之间,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一种划界,进而作为判别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正义性的大前题。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如果把对历史事件(国共内战)的事实确定和价值评判的过程看成为对重大战犯的司法审判的话,那么,检查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历史事件和当时主要罪犯嫌疑人的关联的事实确定上负有主要责任,而对历史事件和当时主要罪犯嫌疑人的关联的价值评判上仅负有次要的责任,而法官主要职责是对历史事件和当时主要罪犯嫌疑人的关联的价值评判上负有主要责任,而对历史事件和当时主要罪犯嫌疑人的关联的事实确定上仅负有前提性的确保性的责任。这就是检查官和法官在法理思维上主要区别点。
    
    从法理思维上讲,检查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整个司法审判结论中的小前提正确无误。而法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整个司法审判结论中的大前提正确无误,并确保整个司法审判的总结论推理过程,结论正确、论证正确、程序正确。法官的主要司法审判结果和论证过程必须要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
    
    最后,附带地对上面这段中一句话作一下解释,“即法官的主要司法审判结果和论证过程必须要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
    
    这一方面是对我们要希望进行的对共产党的历史性审判有一个原则性要求,就是一定要做到结论正确,论证正确,过程正确,真正做到理性论证。这对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在应用时的最最关键就是,单就具体的国共内战而言,就是在正义的革命战争与名义上的但实属非正义的革命战争这两种情况之间,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一种划界,法官的最主要的工作就在于划界。一个具有能作出经得起子孙万代历史检验的判决的法官,在他履行职权时就力求他的划界与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标准取得完全的一致性,
    
    这样才能使重大的历史性审判经得起子孙后代的历史检验。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将“历史性审判”看成“为一族人民立法”。这“一族”当然指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了。我怎样才能正确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九)中这样写道,
    
    “这里讲的是,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生而自由,有为善和作恶的可能”。这是第一点,起码的一点。但“康德认为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为一族人民立法。”这就是,按康德的看法,人类不仅要看到“人生而自由,有为善和作恶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应用人的智慧来,能在为善和作恶二者之间明确无误地划出一条分界线,即为一族人民立法。法就是这样的一条分界线而已。”
    
    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人的尊严”和“自由即自律”著名论断外,还提出了康德伦理学核心——著名的“绝对命令式”。 绝对命令式(kategorisches Imperativ)原文为:“行事必依同时能够成为普遍立法原则的个人意志为准则。”这是典型的康德语言。翻译成中国话,大概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也可以看出,康德哲学与中国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
    
    另外一方面点出了一个无需再明言的客观事实,共产党对所有具有历史意义事件的司法审判,不仅仅如共产党对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的审判是破綻百出,荒谬絕倫,就是邓小平对两集团的判决,在审判当时社会上颇有微词,还不出一代人的时间,2008年前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去世之后,新华社播发了华国锋生平。新华社对四人帮的提法没有变化,而对林彪事件的提法与过去不同,第一次使用了“林彪集团”的中性说法。 现在就缺少一个有心人对此作一有质量的研究,以捅破这一张纸。何可定义为反革命集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是该次司法审判所做出结论的大前提,尽管有时无需加以专门的证明,但必须正确无误。这如同于具体的国共内战而言,就是在正义的革命战争与名义上的但实属非正义的革命战争这两种情况之间,最大限度明晰地作出一种划界,并且要求正确无误。另外,如果无法给出确切的定义的话,就只能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三)
    
    四,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三,我是怎样地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
    
    这一思想火花怎么样在我的脑子中产生的?
    
    大概在2013年的7,8月份我寻找资料时,看到了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特别是该书的《跋》给我深刻的震撼,因为这可以说,是张君劢的简略自传。我将之与原先研究过了胡适、陈独秀、张君劢三人的科玄之争一对照,马上迸发了用三分法来总结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火花。联想到当初我是如何认识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全部过程,以及历史给我定下的一道历史难题,历史使命鞭策了我去探索一个更新更高的思想领域,总之浮想联翩难以平静。
    
    之后我就紧抓住这一思想火花,查找了有关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的文章、论文。由于多年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爱好,花费不多的时间我毫无费劲地了解了国内外知识界对一分为三命题的争论与认识,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粗略介绍海内外中国人认识“一分为三”命题的情况
    
    1,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分为二 ”以及文化大革中对“合二为一”论者的残酷迫害
    
     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很早就有人运用“一分为二 ”矛盾分析法,用这样的思想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
     老子说:“有天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二章》) 认为有天、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在我国最早提出“一分为二”这一哲学观念的是北宋的邵雍。他在解释《易传 . 系辞》 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时,讲道,物是一个总的本体“太极”演化出来的,并说:“ 太极(心,道)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观物外篇上》)
     南宋的朱熹承袭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他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不仅提出了 “一分为二”,而且还提出了 “合二为一”的思想。他说:“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外传》卷五)
    
     在中国近现代若要对“一分为二”追溯源头,那就要算毛泽东了。他在1936年至1937年的哲学批注中,多次批注道:“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统一体底分裂为互相排斥的二对立方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72,169,167页)。他的这些思想在《矛盾论》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 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同时还指出:“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谈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我不过遵守他的指导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以上几段文字体根据远富,坚毅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一分为多》1992-10-27《社科纵横》 一文改写的)从毛泽东的这句话明明白白地证明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理论的源头是一个外国人列宁,与中国人的老祖宗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从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在中央高级党校及中国哲学界开始了有关“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讨论。名义上是学术性质的讨论,时隔不久,就变成了一场对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为首一群“合二为一”论者的残酷迫害运动。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也读了报上登载的许多有关讨论的文章,对这场残酷迫害运动总认为有不能接受之处,但终不得其解,还总是从纯粹的学理理念上去思考此问题。直至近几年看了意识形态的文章后才恍然大悟。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意识形态的党,如《二零一八宣言》附文所说,“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一切服从领袖,按基督教宗教的等级僧侣制模式,建立严格的金字塔形状的等级共产党干部(实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教世俗传教士兼官吏)组织体制。”“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其背后有个说不出口的逻辑前提,马克思和列宁是天才的天才,已经全部地掌握了整个真理。”其领袖如列宁和毛泽东认知了“一分为二”理论,岂能容他人说三道四,反对或删改呢,乃不忍于少数之嚣譟,欲以威力扑灭之。
    
    2,“一分为三”命题在中国出现时情况。
    
    1979年夏,刘蔚华发表《矛盾结构的多样性》(《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认为“一分为三”只是矛盾的基本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由三种对立因素组成的矛盾也是一种大量存在的矛盾形式,此外,还存在着由多种对立因素组成的矛盾统一体。1982年6月欧阳天然发表了《事物内部结构初探》(《求索》1982年第3期)也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这可以说是事物结构的一条普遍规律。同年7月,雷正良以坚毅为笔名发表《“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提出,不仅事物可以“一分为三”,而且矛盾也可以“一分为三”,并全面地论证了“一分为三”的普遍性和产生的根源及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钱广华发表《论黑格尔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法》(《外国哲学》1982年第2輯),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对“三分法”采取否定态度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同年11月,刘远东发表《矛盾本质的三位一体结构》(《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指出,矛盾本质是三个具体本质规定性方面的统一,这三个方面有机结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矛盾本质的三位一体结构。以上就是“一分为三”命题提出来的时侯的大致情况。
    此段主要是借助雷正良的《“一分为三”学术争鸣二十年回顾》一文(上饶师专学报2000年2月)改写而成。
    
    3,关于“一分为三”命题学术争鸣的介绍
    
    (3.1)“一分为三”论者是怎样提出他们的“一分为三”命题的?
    
    总的来说,“一分为三”论者是通过例举法,也就是举出他们的例子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一分为三”命题的主张。
    
    其中我认为,最著名的例子就要数坦克,这种是把矛与盾集于一身的第三种性质的武器了。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理论的代表作《矛盾论》的核心,矛盾二字,“一分为三”论者提出了,“矛盾典故”是战国时期韩非子说的,在那个时侯,对武器来说是“一分为二”的,分成了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可是到了1915年12月又出现了坦克,它既是进攻武器,又是防御武器,是把矛与盾集于一身的第三种武器。
    
    但也有不少的“一分为三”论者提出了他们理论的源头,如有的说是孔子,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又认为孔子"过、不及、中庸"模式." 又有的从世界本源出发,提出了是黑格尔提出了“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一分为三”思维模式,也有提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美德是一种适中”的观点,构成“过度、不足、适中”的“一分为三”模式, 也有提出老子的《道德经》所讲的 “"道"为"一"、为"无"、为"无为"、为"自然"”的一分为三的哲学内涵,也有人提出是《周易》······
    
    这中间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位著作者对于“一分为二”究竟是什么,“一分为三”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一分为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基本概念的认识意见上各不相同而引起的。最关键的是,在中国大陆,显有人能识破贯穿于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辦證術的邏輯”都是些“幻相的邏輯”。张君劢写了《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许多中国人至今都闻所未闻。
    
     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对“一分为三”的定义,故在下面的说明中,不仿暂时将所有的“一分为三”论者分成专有的“一分为三”论者与泛称的一分为三”论者。诸位读者可以看出,我是属于康德三分法者,也就是一个特殊类别的专有的“一分为三”论者。
    
    (3.2)认为列宁主义那里也有“三分法”,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 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 ,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而两者之间有各色各样的不可知论”。
    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三分法”,例如敌、友、我;一般、特殊、个别;革命分子、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左、中、右;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3.3)坚毅(雷正良)在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中写道,
    列宁有一段批语:“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8页)坚毅(雷正良)在《从哲学史看“一分为三”的命题》中说:“对于这段批语,苏联的学者仍旧认为这是反对‘三分法’的态度,我国学术界也深受其影响。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们的理解,一,在辩证法中不仅有‘两分法’,而且有‘三分法’,‘三分法’也同‘两分法’一样属于辩证法;二,‘三分法’反映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也就是说揭示了事物的存在、结构、状态,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两分法’则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方面,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原因与动力;三,形式主义对于‘三分法’进行了歪曲,把它弄成没有概念和内在规定的徒具形式的公式;四,对‘三分法’要作具体分析,批判形式主义的歪曲,掌握辩证法的‘三分法’”。
    
    (3.4)现况,“一分为三”命题在哲学上得不到承认
    
    坚毅在发表于2006-02-20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的《“一分为三”命题在哲学上为何得不到承认》文章中写道,“公开直接地提出“一分为三”命题已经20多年了,但在哲学上仍然没有得到承认,究其原因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权威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过“一分为三”,而它又与“矛盾只能分成矛和盾”、“中介不是独立个体与第三者”的普通常识相悖,以及把“一分为二”绝对化和对“一分为三”误解。当我们在分析并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就理应在哲学上承认“一分为三”命题。”(以上段落主要是根据坚毅《“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一文改写而来)
    
    4,孟泳新对国内“一分为三”学术争鸣的评说
    
    (1)的确,“一分为三”与“一分为二”都是一种从整体划分为几个部分的方法而已,自然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单单从哲学的角度,或者说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说,特别是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所谓“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讨论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后的今天,再来分析,“一分为三”、“一分为二”所代表的各自的截然不同的哲学含义,那就首先要控诉毛泽东共产党那种武断地将学术问题阶级斗争化、政治化所犯下的恶行,也是毛泽东共产党本性的一次大亮相。(以后我还要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
    
    (2)列宁说,“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而两者之间有各色各样的不可知论。”从这句话清楚地看出,列宁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极端无知,严重地误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的种种里程碑哲学,独断地认定“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者总是胜过先人”的科学的进化论(注1),独断地认定马克思《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圣经(注2),独断地认定由“合理内核” (黑格尔的辩证法) 加上“基本内核”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发展而成的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3),独断地认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苏联共产党已经掌握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真理。这种对真理的垄断,到了1991年已为其自己的接班人出具了正式的“死亡通知书” 。任何人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种种误解,正如戴茂堂、胡蓉《从康德的不可知论说起》一文最后所说的,“只要哲学家是“无知的”,只要哲学是“无定论的”,那么哲学家就必须学会批判地接受不可知论。”
    【(注1)常人总认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者总是胜过先人”,这是合符科学的进化论的常识。这一“常识”一般讲来还是成立的。但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而言,若用此同样的常识,就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严重错误。德国古典哲学指称的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他们各自之间哲学转变的进路却是一条由若干的误解走到更大的误解的道路。到了马克思再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走到唯物辩证法,那更是将哲学变成了残害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国人中应该有人站出来把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攻克的课题。其研究思路我认为,唯有沿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异变。】
    【(注2)关于从批判科学主义的角度来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背景,敬请等侯一段时间注意我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
    【(注3)这里借用“终结即开端”之意思。“正如那个著名说法“苏格拉底的死,意味着政治哲学的生”中所揭示的结束与开始的“辩证”一样,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一种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最终从中诞生新哲学的过程。如此终结恰恰是一种开端,在哲学中,是“扬弃”的生成过程。”(有一篇网文如是写的)】
    
    (3)我认为,上面坚毅(雷正良)所说的“‘三分法’反映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也就是说揭示了事物的存在、结构、状态,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两分法’则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方面,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原因与动力;”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和糊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康德对三分法的认识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原因。我要说,康德三分法是反映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方面,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原因与动力。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四)
    
    五,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四,海外黃鶴昇发表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2012-12-15 )给我带来了一个深刻的启示。
    
    旅居德国的黃鶴昇先生发表的《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中说,“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一書的一段注腳里說,“有人曾對我的純粹哲學的劃分幾乎總是得出三分法的結果感到困惑。但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個劃分要先天地進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這時它總是兩分的(任何一個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綜合的。而如果它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數學中那樣從概念相應的先天直觀中)引出來,那么這一劃分就必須按照一般綜合統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這就是:1、條件,2、一個條件者,3、從有條件者和它的條件的結合中產生的那個概念。”(康德:《判斷力批判》33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學為什么總是三分法而不是兩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現象和意識之間,還有一個先驗邏輯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看到是現象決定意識,還是意識決定現象,它們的後面還有一個先驗邏輯形式在起作用。”
    
    六,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五,从思想火花到三分法立论的发表
    我在《民主中国首发》12/10/2014的 《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一文中写道:“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作为后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来分析与解决此问题。一种就是简单的举手,即赞成蒋介石是正义的,或赞成毛泽东是正义的。另一种就是采取用脑子独立想问题,后再用自己的脑子来说话,即独立的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首先是搞清什么才叫是革命等等。就解放战争而言,谁是真革命的,谁是假革命的, 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 谁是在说真话,谁是在说假话。
    
     按简单的数学排列组合有四种可能:
    
     A、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真话;
     B、毛泽东是在说真话;
     C、蒋介石是在说真话;
     D、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假话。
    
     按逻辑分析,由于A种可能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被视为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而在某些人眼中,难道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只是多余的重复一样吗?至于我的理性分析方法是否是符合理性的要求,那就有待于公众的评议了。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七, 我对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认识过程之六,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的完成
    
    自三分法史观公开以后,我一心扑到了对张君劢、陈独秀、胡适之间的科玄之争,到梁启超、张君劢,陈独秀、毛泽东, 孙中山、蒋介石之间北伐时期的争论,直到抗日战争,三年国共战争,这一连串思想史和通史的变化,想从思想史和通史的角度出发,探索出隐蔽在其背后的本质性,联通其中的主线条。所得出的结果令人惊讶地发现,康德三分法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合,不仅是从纵向上看,各人的思想变化都符合其自身的思想发展路径,也从横向上符合从康德三分法出发的分析结果。
    
    我的全部工作正如同,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W.H.Walsh)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主旨,“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用来将各种事件构成为整体的主导性概念,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性概念” (coligatory concept)。在这里我将我研究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有的事件所构成的整体的主导性概念,即为沃尔什所称之“综合性概念”定名为“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
    
    在张君劢、陈独秀、胡适之间的科玄之争中间,张君劢站在康德先验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上流行的独断论和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胡适了,而独断论在中国的代表就是陈独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二,先验方法论,第四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中写道,“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那么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选择,要么是独断论地来操作, 要么是怀疑论地来操作,但在一切情况下他们都有义务系统地进行操作。如果我在这里为前一种方法举出著名的沃尔夫,为后一种方法举出大卫休谟,那么根据我目前的意图,我就用不着其他人的例子了。唯有批判的路子还没有人走过。如果读者曾带着好意和耐性和我结伴漫游过这条道路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判断,如果他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种许多世纪都未能做成的事情是否有可能还在本世纪过去之前就得到完成:就是说,使得人类理性在它的求知欲任何时候都在从事着但至今都是白费力气的事情中达到完全的满足。”(引自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集,邓晓芒译,第561页)
    至于那些遵循科学性的方法的人就是指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在科学派中又分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独断论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论派,而张君劢则选择了康德所指出的批判的路子,情愿为了使这条人行小路成为一条阳光大道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还可以将此扩大到整个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独断论地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孙中山、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则采用怀疑论派的手法,推崇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至今全盘地实行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唯有梁启超、张君劢派坚持康德先验哲学,既批判以独断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核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批判以怀疑论、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胡适思想。可以说,唯有采纳康德三分法,才能正确地梳理清楚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的基本脉络。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可具体描述为,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肆虐中国百年为主线轴、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以及毛泽东其个人思想、心理的发展及与其所有的政敌的争斗、夺权、建国的历程为主要副线轴,这主要副线轴和主线轴共同通领整个中国百年历史大剧的跌宕起伏,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主台戏;从而真正地达到中外相通、上下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历史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孟泳新中国近现代史观之对决第二部分b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五)
    
    


    
    九,附录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中有,
    1,杜明达;《张君劢的苏俄(联)观(1917-1949)》
    2,杜明达;《抗战之前张君劢眼中的苏联对华政策》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七)中有,
    陈先初 杜明达《1920 年代张君劢对苏俄(联)宪政的认识》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八)中有,
    张文涛 《《大公报》对“清党”前后国民党前途的即时观察 》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九)中有,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上)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中有,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下)
    在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一)中有,
    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六)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杜明达;《张君劢的苏俄(联)观(1917-1949)》[D];湖南大学;2015年
    
    《张君劢的苏俄(联)观(1917-1949)》
    杜明达
    【摘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引起了关心时事的张君劢的注意和兴趣,此后,苏俄(联)的变化发展一直是张君劢关注的一个重点。通过自己亲身实地的考察和对国内外关于苏俄(联)资料著作的研究思考,张君劢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苏俄(联)观。苏俄(联)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张君劢却将苏俄(联)放在其西方自由宪政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体系中去进行观察和研究。由于苏俄(联)的各方面政策和张氏本人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从1917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里,张君劢对苏俄(联)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政治领域,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持“左德右俄”的主张,对苏俄(联)的政治体制几乎一直保持否定批评的态度;而在经济领域,他则由最初的批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为肯定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进而推崇和主张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他始终反对苏联以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另一方面,苏俄(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等政策反过来对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宪政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张氏的苏俄(联)观是比较客观合理和详细透彻的,涉及到了苏俄(联)当时各个方面。同时,没有局限于苏俄(联)各领域的表面现象,而是透过现象深入分析事实的本质,充分揭露苏俄(联)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指出苏俄(联)对许多问题的处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从制度上着手。此外,他还看到了苏俄(联)当时国情的复杂性,因而对苏联和许多政策没有采取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态度。
    
    杜明达《抗战之前张君劢眼中的苏联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杜明达,(1990-),男,安徽金寨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2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摘 要]张君劢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而苏联是张氏长期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本文主要评述抗战之前张君劢对苏联对华政策的看法。与抗战后主张中苏两国加强合作不同,在抗战之前,张君劢对苏联始终抱有敌意和戒备之心,对苏联对华政策总体上持批评态度。
      [关键词]张君劢;苏联;对华政策
      一、批判苏联的“东方政策”
      张君劢认为苏联的对华政策是从属于苏联的“东方政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东方指的是位于苏联东部的亚洲国家。他指出该政策是苏联的“阴谋”,仅仅是苏联为一时之需所采取的外交策略,并没有打算将其奉为外交主义去贯彻实施。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标尺,如果对其有利,便去实行,万一随着时局的变化,对其不利,便立即改变原有政策。张氏还列举苏联先后承认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独立而后又将其吞并的例子来证明上述观点。
      张氏反驳了苏联“东方政策”的五个主要内容:第一,该政策要求中国驱除外国资本,实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但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不可能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失败,却要把自身已失败的政策实行于中国,是荒谬的。第二,该政策号召中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国家将因各阶级争夺政权而陷入内战,无法抵御外地列强的入侵,“此乃民族自决与共产主义之绝大矛盾。”(1)第三,为避免亚洲各国彼此为敌,该政策主张苏联和中国等亚洲国家组成一个联邦国。但实际上这个联邦是以苏联为主导和盟主,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变为苏联的附庸,各国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第四,该政策主张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但是苏联的经济实力远胜于中国,苏联可借此轻松入侵中国市场,从中获利,不利于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第五,该政策主张驱除外国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保证中国的主权独立,但是自己却向中国派遣鲍罗廷等苏联军事人员,参与中国国内战争,干涉中国内政。
      二、谴责苏联对华输出革命
      通过分析前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张君劢指出中共实际上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部,其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措施均由共产国际操纵指挥,完全沦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因此,张氏将国民大革命定义为中苏“共管式之革命”(2)。苏联一贯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但却选择与中国国民党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合作,并要求中共加入国民政府,与中小资产阶级甚至是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张氏认为苏联这样做的实质目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利用国民党的力量,并使中共分取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权力,进而控制工农群众和军队,最终在中国实行共产革命。所以为了能和国民党合作,面对其的一系列反共行动,苏联都予以克制和容忍,也没有要求中共掌握工农运动和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把国民政府当做牢固可靠的同盟。苏联和国民政府两派实质上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然而随着国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两派各自隐藏在背后的图谋和分歧逐渐显露,最终导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共”,而中共则在南方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张氏认为国共合作,实际上是“中俄政客间之大骗局可焉,改造国家云乎哉”(3)。
      针对三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准备复交,国内有舆论期望苏联可以放弃以前的对华政策。而张氏认为苏联无论对内对外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四项原则,四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指望苏联放弃原有政策可谓是天方夜谭。虽然现在斯达林所领导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宣布放弃列宁所推行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的政策,但只要在政局混乱的中国有可乘之机,苏联依然插手中国国内局势,施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影响,例如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牛兰事件。张氏告诫国人要始终对苏联保持警惕。
      张氏还指出,英法德等国也都有共产党,但因其国内有完善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共产党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进行政治活动,所以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因此要消除“共祸”,就要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造的更加合理和完善,“惟有改造一国之内治,使其由秘密结社进而为公开政团而已,使其行动限于政见之宣传而不至于波及于懦弱之农民与无智之青年而已。质言之,先使吾国政治上无隙可乘,则陈胜吴广式之共产党,不难变为泰尔门氏(德国)与哥香氏(法国)之共产党矣”(4)。
      三、关注苏联在新疆边境的异常举动
      此外,张君劢还特别注意到了苏联在中国新疆边境的异常举动,认为苏联很可能在新疆制造另一个“九一八事件”。苏联的五年计划中准备在其靠近新疆的中亚地区修建多条铁路干线和支线。张氏总结近年来他的所见所闻,指出苏联的中亚铁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成通车,将对新疆形成包围之势,对中国有两大不利影响:第一,苏联红军可以通过铁路迅速入侵新疆,而中国的驻疆部队数量少而且分布分散,内地的军队又相距太远无法如苏军那样快速到达。第二,苏联会加快铁路沿线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由于与新疆接壤,苏联可以凭借其经济实力很容易的控制新疆的经济权。张氏列举了东北和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战事中,中国军队的本土调兵速度还不及日本从国内调兵的速度这一事实,指出原因是“近代交通机关之有无也”,“一国之于领土,有近代交通,则其地存,无近代交通,则其地亡”(5)。另外,张氏还指出,与新疆接壤的中亚、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国都是苏联和英国正在相互争夺的势力范围,而苏联中亚铁路的建成,有利于其在上述地区扩张势力。该地区形势复杂,很有可能成为爆发新的国际战争的导火索。现在的新疆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
      在抗战之前,张君劢是通过西方民主主义的视角去看待苏联和共产主义,自然对苏联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持批评态度,指责苏联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并且经常运用历史事实相互对比来佐证他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张氏的部分观点从国家利益出发,确实有合理之处,甚至关注到了一般人所忽略了的地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反思。
      注释:
      (1)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95
      (2)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9:117
      (3)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M].北平:再生杂志社,1933:202
      (4)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M].北平:再生杂志社,1933:204
      (5)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M].北平:再生杂志社,1933:211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七)
    
    陈先初 杜明达《1920 年代张君劢对苏俄(联)宪政的认识》
    陈先初 杜明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张君劢是站在西方宪政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的苏联, 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从总体上说,他对苏联的宪法及其政治体制持基本否定的态度。
    关键词:张君劢 苏俄(联) 宪政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一
     宪政(constitutionalism) 又称立宪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宪法约束、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宪政的要义有两点:第一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 第二是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的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毛泽东 1940 年 2 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曾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2)
    
     张君劢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宪政专家,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因此,苏俄(联) 宪法也是他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1918 年 7 月 10 日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当时张氏正在欧洲游学,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就立即想方设法的购得一本,并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 1919 年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文中第一次在中国把俄文“совет”翻译成了现在广为人知的“苏维埃”一词。
     在苏俄宪法颁布之初,仅就宪法内容而言,张氏对“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宪法第三条己项)”和“排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宪法第五第六条)”这两项十分称赞,认为此举可以让那些只会空谈义理之人深入了解国计民生,并且避免政治兼并和流血冲突,“此二端者,真人类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途辙也”[2](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但后来,张氏并没有认同苏俄(联)的宪法,在 1927 年出版的《苏俄评论》中,张氏将苏联的宪法称之为“虚伪”,因为苏联在现实中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充分尊重和体现宪法的内容。例如,联共(布)没有有效 的协调国内各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导致一部分人流亡海外,并爆发内战,与宪法中的“平 和”一词不符;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政府之组织,限于一阶级”[3](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宪法剥夺了资 产阶级的公民权,全国大多数民众无法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与宪法中的“自由平等”一词不 符;联盟内各成员国应该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可是苏联却使用武力强迫周边弱小民族 并入联盟,各成员国自身的权力无法保障,与宪法中的“各民族间之平和的共存与同的合作” 一词不符;“凡此数事,何一而非至残极酷,为历史所谨见,奈何大言不惭,锡以慈祥恺悌之美名哉。” [4](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46)张君劢在苏俄(联)成立之初就看到了其宪法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许多问题, 充分揭露了其中的弊端,很具有先见之明,而这些弊端也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相反,张君劢对于同一时期德国所制定的《魏玛宪法》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19 至 1922 年,张君劢第二次赴欧洲游学期间接触到了德国《魏玛宪法》,他认为这部宪法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特色,高度称赞这部宪法代表了“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潮流”[5](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J].解放与改造,1920,2(9):5),是以往的成文宪法中最彻底的民主文件。日后,张君劢应上海国是会议的邀请代为起草的《国宪草案》就是以德国《魏玛宪法》为蓝本。
     二
     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于中国掀起热潮的时代背景下,张君劢没有一味的跟风从众,而是能够对苏联的宪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进行冷静和深入的分析,进而透过表面现象看到苏联政治体制的本质内涵。他强调“社会主义之实行,以民主政治为基础而已”[6](张君劢.1919 年至 1921年旅欧途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训[J].新路,1928,1(5):22),认为苏联宪法与当时世界的主流宪法完全背道而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苏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党牢牢柄持政权,宪法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参政权和兵役权等公民权利,在司法、财产和日常工作生活等方面对其进行打击报复,根本无意团结全社会各阶层共谋发展;
     第二,纵使是无产阶级也无法真正行使选举和监督的权利。苏联的选举没有采取欧美等国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而是采取公开唱票的方式。由联共(布)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要求在场选民当场公开表态。如果有人反对,就冠以反革命的罪名,进而逮捕或是取消生活供给, 所以联共(布)的候选人均全票通过;
     第三,在各级地方苏维埃中,联共(布)均占据多数席位,少数非联共(布)的苏维埃委员也只能遵循联共(布)控制下的苏维埃支持各项决议的通过;
     第四,越是高层级别的苏维埃会议,联共(布)党员所占的比例越高。除了最基层 的的乡级苏维埃之外,各级执行委员会中党员的比例始终占居多数,执委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也高于同级苏维埃会议中的比例。
     第五,虽然宪法规定苏维埃逐级由下向上选举,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出人民委员会(既政府)。但苏联政治实权实际上是由六、七人组成的联共(布)政治局所掌控,没有政治局的同意,就没法通过法律和组建政府,所谓的苏维埃选举都是欺骗民众的。
     第六,苏联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两者合二为一,均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而非欧美各国的三权分立;
     第七,由于苏联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 80%以上, 为了防止农民在苏维埃中所占比例过多,宪法故意提高城市居民选举代表的比例,压低农民选举代表的比例,造成了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两个阶层的权利不平等。因此,苏联宪法的选举规定明显有利于联共(布)的一党独裁。虽有选举却组成的是专制政府,但排除了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中的反对派参与政权的权利,进而剥夺了联共(布)五十万党员的发言决策权, 民众的权力已达到无路可走的境界。苏联全国数千万民众听命于五十万联共(布)党员,而 五十万联共(布)党员又听命于由六七人组成的联共(布)政治局,则所谓的宪法不过是涂民耳目的工具罢了,“盖宪法者赖民意以表现者也,专政者少数人之独断为之也,有宪法即不容有专政,有专政则宪法虽有若无,此俄之根本受病,虽勉求以民意为装饰而不可得者也” [7](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50-51)。
     苏维埃制度是苏联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俄政府所抱之主义,所谓宝雪维几主义或公产 主义也;所行之统治方法,所谓苏维埃也”[8](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续)[J].改造,1920,3(2):51)。虽然从表面上看苏联实行的苏维埃制度同欧美的议会制度在形式上大体相同,但是张君劢却能够清楚的区分二者上的区别。他指出,首先,苏俄各级苏维埃是相互衔接,从乡级、县级到区级、省级乃至全国最高苏维埃,逐层往 上推举,而欧美各国各级议会及国会则相互独立,各不统属;其次由于上级苏维埃以下级苏维埃为基础,所以下级苏维埃等同于是一个选举机关,最后由最高苏维埃选举出 200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而再选举产生人民委员会,这就好比是一座高塔,层级越高,人数越少,而欧美议会代表人民不代表下级议会,所以一般都有五六百人;最后,因为苏俄实行无 产阶级专政,由共产党一党独裁,所以人民委员会(即政府)也没有所谓不信任投票和政府更替之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决议机关,人民委员会只是这些决议的执行机关,而欧美议会 一般则受到总统或内阁的主导。相对于苏俄(联)将苏维埃作为“唯一统治机关”,张氏更倾向于德国政府“以两院为政治机关,以营业会议为社会生计机关”[9](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的调和做法,如此一 来,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既可以共同管理经济生产,政治上又不会出现大的动荡,“此真酌 剂得平之道,世界所当取法,而岂列宁以强力压迫之所为,所能望其项背哉”[10](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
     归根到底,张氏是站在西方宪政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的苏 联,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西方政治学理论,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有着 本质的区别。所以从总体上说,他对苏联的宪法及其政治体制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称之为“贫民专制”和“劳农独裁” [11](张君劢.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385)。例如,他认为虽然欧美国家也是由内阁或是总统等少数人执政, 但是民众的选举权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反对党也可以合法自由地存在,通过竞选轮流上台执 政,国会也可以监督制衡政府,而这些条件是苏联独裁专政政体所都不具备的。张氏认为“自由者,政治之指归也。凡可以发达民意,伸张民权者,良政治也,反是者恶政治也”[12](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51-52)。
    
     三
     当 1929 年再版《苏俄评论》的时候,张氏对苏联宪法有了新的认识,能够跳出自身的 所处的圈子,从对方视角看问题。他指出两年前的结论是从西方宪政理论的角度下得出的, 如果从苏联自身角度出发,则其宪法是维护和保障联共(布)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 具。西方宪政理论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范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准则。如果对 宪法有争议,则有关部门出台司法解释,如果要修宪,则必须由全体国民共同决定,而苏联 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均取决于联共(布)。但这并不表明联共(布)违宪,恰恰是宪法 赋予联共(布)的权利。苏联政治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政府机关与党部机关之平行主义” [13](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3):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应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应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应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每级政府机关都有对应的 党组织,“故所谓政府者,非政府也,实政治部之附属机关而已”[14](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5),政府的行动听命于联 共(布)政治局的决议,联共(布)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制定的政策措施会因为党的反对 而归于无,这并非是联共(布)粗暴干涉政府事务,而是宪法赋予联共(布)应有的监督制 衡政府的职权。因此,称其宪法虚伪与实际情况不符。
     张氏认为,在西方欧美国家,宪法高于一切国家机关,但在苏联,联共(布)中央及其 政治局却凌驾于苏联宪法之上。苏联宪法本身就是由联共(布)所制定、修改和解释的,联 共(布)当然就不受宪法的约束。列宁身兼共产党领袖和政府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比 当时的日本天皇的权利还要大。因此,“决定政府之政策者,非俄之巴力门之各苏维埃会议 也,乃共产党之代表大会也”[15](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7)。
     相对于一般人往往将苏联政府的行为和共产党的行为区别看待,张氏亦能够清楚的认识 到苏联政治本质上是党政一体,“政府即党,党即政府”[16](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8),联共(布)党的权力是凌驾于 政府各部门之上的。政府机构中的党组直接指挥、监督和检查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制定和实 施,党组就由党的机关转变为了政府的机关。加里宁身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虽贵为该国的国家元首,但权力却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党组之下,并要对其作报告。所 以“卡氏之地位,尊如总统,实则小组内之囚犯而已”[17](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61)。因此,“党与政府之关系,为一 种变态,然共产党专政一日存在,欲求党之不干涉国家立法与行政,断不可的焉”[18](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9)。张氏 也意识到,他自己虽声称苏联的宪法虚伪,但是联共(布)本身并不虚伪,公开声称自己是 贵族政治,由少数人把持国家权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2
    [2]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
    [3]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
    [4]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46
    [5]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J].解放与改造,1920,2(9):5
    [6]张君劢.1919 年至 1921年旅欧途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训[J].新路,1928,1(5):22
    [7]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50-51
    [8]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续)[J].改造,1920,3(2):51
    [9]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
    [10]张君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J].解放与改造,1919,1(6):41
    [11]张君劢.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385
    [12]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M].上海:新月书店,1927:51-52
    [13]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4
    [14]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5
    [15]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7
    [16]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8
    [17]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61
    [18]世界室主人(张君劢).苏俄评论(第二版)[M].上海:新月书店,1929:59
    
      作者简介:杜明达,(1990年-),男,安徽金寨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2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八)
    
    张文涛 《《大公报》对“清党”前后国民党前途的即时观察 》
    张文涛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关键词:国民党;《大公报》;“清党”;法西斯
    摘 要: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自身产生深远影响。其时,《大公报》作为非利益攸关方的公共媒体,从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民党“清党”后的走向进行了系统的观察。他们将国民党的走向置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者竞争的框架中分析,认为国民党“清党”所示与共产党的纠纷,乃是苏俄共产主义与辛亥民主主义思想的冲突。他们认为国民党之“清 党”反共只能做到反共而不能清共,这是国民党走向意大利法西斯式独裁的关键所在。《大公报》对“清党”后国民党前途走向的观察,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判虽立足点迥异,但在基本看法上却构成某种呼应,同 在“他者”的意义上凸显了“清党”对国民党的深刻影响。
    
    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反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在国民党的叙事中,“清党”历来被视为“护党救国”的关键。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国民党”清党及其影响的复杂面相日益显露。王奇生就指出,“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与浩劫”,国民党因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致使党内思想较为激进的党员被误认为共产党而被大量清洗。[1]142-145国民党的“清党”反共,并不限于反对共产党其人,也包括清除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而后者对国民党的影响实不下于前者。
    
    本文无意对国民党“清党”进行全面论述 ———相关的论述已然不少,① 而主要以当时崇尚言论独立且颇有影响的《大公报》为中心,以一个 “他者”的外在视角,考察国民党 “清党”反共对其自身走向,特别是走向意大利式法西斯独裁所造成的影响。
    
    一、自由主义者的“他者”视角
    《大公报》1902年创刊,1925年一度停刊。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 季鸾在天津复办新记《大公报》,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道德,“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② ,很快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从自身立场出发对国民革命进行了相对中立且持续性的报道,为我们解读相关问题提供极大便利。国民党之“清党”反共,如蒋介石所说,“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2]507-508国民党更以在思想上清除共产 党影响为其“清党”反共正名,然而除却一致反对“阶级斗争”之外,竟无从分辨何为共产党理论,何又为国民党理论,乃至最终导致不得不继续用
    
     收稿日期:2015-09-10;
     修回日期:2015-12-02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研究 (1922-1937)”(xjj2013-13)
     作者简介:张文涛 (1983-),男,甘肃成县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① 学界对国民党 “清党”综合性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黄金麟的 《革命与反革命——— “清党”再思考》(《新史学》2000 年11卷第1期)和杨奎松的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 “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但二文均以国民党 “清党” 本身为研究对象,基本未涉及第三方言论。此外,高郁雅 《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一书,对 《大公 报》于 “南方联共政策的转变”内容有所讨论,但未论及 《大公报》对 “清党”与国民党政治前途走向关系的关注。
    ② 《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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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理论,严重造成国民党内思想混乱。① 在这种困境之下,国民党自身意识形态的变动,就非常值得注意。其时,国内其他党派和社会舆论对国民党的“清党”均有关注,他们的言论可以从“他者”的角度,讲述许多国民党不愿甚或不敢讲的内容,从而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国民党“清党”反共后不久,与国共两党均立于对立地位的梁启超就认为,共产党是“国民 党的灵魂”,国民党中的口号皆为“第三国际所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中吹出来,除了这些以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 躯壳了。”[3]727-728武汉“清党”以后,汪精卫率先喊出“将共产党理论从国民革命里分出去”的口号,被国共两党压制的国家主义派机关刊物《醒狮》刊文《算不清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本糊涂账》予以回应。谈到国民党的理论,该文作者 “平生”却有些犯难:“不过所难者是国民党原来并没有完全的理论作基础,所以究竟什么是真的国民党理论,恐怕问之国民党老党员也都瞠然无以为答的,现在国民党所仅有的一点理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替他们造的。”他不禁感叹国共两党之间“这一本糊涂账,怎么算的?”[4]
    “清党”前后由盟友而死敌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理论更为不屑。国民党一大 宣言系由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瞿秋白等据第三国际文件起草而来。瞿秋白此时自不会忘记提醒汪精卫:“这宣言的初稿是我译的,其中有几段是你改写的”,“那上面说要打倒中国之特殊阶级;你现在却说中国没有阶级,说‘阶级之未发生的从此停止,已发生的也逐渐消融’(原注,狗屁不通的理论!)我劝你们老实些,公开的说取消改组后的宣言和政 纲等等吧”,“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的这班不肖学生 的东西,公开地都清出来。”[5]这等于从当事者一方,直接认定国民党改组后之理论出自共产党,否认国民党有所谓国民革命理论。
    对此时的共产党乃至前述国家主义派等国民 党的对 手 来 说,国民革命的理论实为共产党理 论,国民党几无政治理论可言。也因此,与国民党人自称 “护党救国运动”不同,思想界对国民党“清党”多持批评态度,共产党人等更将国民党“清党”反共视为法西斯、称其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法西斯政权,其影响至今不绝。[6] “清党”前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与国民革命的道路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对近代中国走向有关键性的影响。新记《大公报》则从一个较为中立、相对客观的第三者视角,持续追踪并反思国民党“清党”反共对国民党自身政治走向的深刻影响。
    立足自由主义立场,从政治思想转型的角度解读国民党“清党”及其走向,乃是《大公 报》相关言论的主要特色。蒋介石“四一二”“清党”之后,宁汉对立、“党潮”迭起,政局波云诡谲。1927年4月17日《大公报》社论《时局杂感》分析其“必然的理 由”,认为其“根本在辛亥革命思想与苏俄式革命思想之冲突”,“张静江等属于前,邓演达等属于后。大抵旧人多属前者,遂起打倒老朽之声,新人半属后者,故有清党运动之起。”该社论进一步解读这两种思想:“辛亥思想对政治主张全民革命,对经济则漠然标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而无具体办法。就大体言,普通之民主主义是也;俄式思想,对政治主张以农工为基础之阶级独裁,对经济一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而办法亦粗略而不一贯。就大体言,憧憬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也。”继将当时国民党党争的根源归诸于普通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两种思想体系斗争之后,《大公报》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共两党思想的纠结、缠绕及国民党“清党"的影响尤其法西斯转向问题上。
    二、国民党“从共产党到法西斯蒂”之可能
    1927年4月23日,也就在蒋介石开始“清党”后数日,《大公报》就刊出社论《国共分合之臆测》对时人所谓国共两党必将彻底决裂的言论表示怀疑。该社论认为,“谓此后 国共两系,名实俱将截然分道而驰,盖犹未免早计也”,其原因在于“国民党自民国十三年改从苏俄组织而后,其形式已完全共产化。至精神方面,中山三
    ① 此问题甚是重要,笔者另撰有专文 《“清其人尤须清其法”: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之思想 “清党”研究》详论,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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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义,本不足饜共产党之望,故共产党断不以 加入国民党易其素信。而国民党旧党员则日以左 倾,是共不化为国,而国则渐化为共也”。
    国共之争,虽可名之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但它们之间如何分辨却极其困难。1927 年5月15日《大公报》社论文《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就认为,国共“两派乃又限界不明,表里互异”,往往“斥三民主义为浅薄者,亦即依托中山之人;视共产党为叛逆者,又曾倡服从第三国际之议”。于是乎,两者间就出现 “共而国,国而仍共,与夫国而共,共而复国”“今日之共又安知其不复为国,今日之国又安知其不仍为共”的复杂局面。故而,该社论最后不得不说道:“今日之争,谓非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可,谓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亦不可。”
    在《大公报》看来,国共理论边界的模糊显然对国民党不利,但他们对国民党清除共产党理 论前景亦不看好。1927年6月30日,《大公报》社论《革命之矛盾》中就以为, “清党”后“南京政府之惟一生命,曰奉行三民主义,其消极的方面,则为彻底反对共产党”,但是其中的反共实际上是“徒彰自己过去之不明白”,因为共产党“其性质为国际结合,其主张为阶级斗争,其手段为加入类似之党团,内部工作,此本来已然。”“国民党前年既言联俄,复倡容共,则最根本上早承认其性质主张与手段。”换言之,这等于说国民党 “清党”反共违背当初孙中山主持改组的本意,难脱利用共产党之嫌。
    南京国民政府的“唯一使命”或言合法性就先天不足,而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的党人与 主义又均与它所反对的共产党“限界不明”,这势必增加国民党执政道路的不确定性。1927年 11月25日,《大公报》社论《世界政治之三趋势与中国》就将国民党的政治走向置于“苏俄式无产阶级独裁”“意大利式之有产阶级专制”和 “中庸的自由主义”所谓世界三大政治趋势之中考察。该社论称,国民党治下中国“实介在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歧路彷徨之中”,改组前的国民党思想“本与自由主义为近”,“清党”后则“自由专制,无所适从,主义行为,每相矛盾。”此文担心国民党“若不明确分析,自己认清,则不入于意国式之武断蛮横、引起反动,即成为四不像之混乱状态”,“永无建设”的可能。此处所谓 意大利式的有产阶级专制,即指法西斯主义。
    1927年12月21日《大 公 报》社论《反俄与清共产》更径直指出:“清党”后的国 民党实似“由苏俄式一变而为意大利式。”该文论者不由担心国民党“画虎不成,适足成为反动政治,转致助长共产运动,是反共而不能清共。”
    1927年12月24日《大公报》社论《从共产党到法西斯蒂》,对国民党“清党”后 政治趋势由共产党转向法西斯的可能,做了详尽而系统的阐述。《大公报》与其时国民党内外很多人的看法相似,亦认为“国民党反共绝俄之后,其理论根据与夫组织方式,皆应有切实之变更”。但《大公报》诸人对国民党理论与组织变更的前途并不看好,确切地说是深表 担忧。他们认为:“关于党的组织及党与国家之关系,仍一仿苏俄共产党,而毫不致疑。”“国民党既排斥共产党之根本理论,而徒学其一党专政,是诚画虎不成之流矣。抑观国民党今日所谓专政,反类于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大公报》论者在所谓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政治思潮中无疑倾向自由主义,但对共产主义、对苏俄虽有微词但总 体上却有所肯定,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其时已然有崛起之像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社论指出,苏俄共产党“主张一党专政之根据,为无产阶级独裁”,“为农工直接从事生产者之独裁”,其制度虽说“不公”,但却可“自成一说”,成一体系。共产党组织“根 据其理论而来”,其“一党专政”,“党即是国,国隶于党,其组织亦遂极复杂而庞大,又 以一切权力集于党”,“故中央党部权限极高,而纪律极严”,“是以俄式党治,自成一全套,欲学者必学其全套”。他们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亦大讲农工运动,盖将以地方之农民协会及都市之工会代苏维埃,其最后目的亦为阶级专政与共产党专政。所以高唱打倒智识阶级、打倒资本家,此名实皆学苏俄,特尚未及充量发挥已也。”但国民党却非如此,“清党”后国民党“排斥共产党之根本理论,而徒学其一党专政”,恰是步入歧途的关键。 他们指出: “国民党今日一面唱反共,一面唱打倒帝国主义,其于劳工也,取改良主义及社会政策。然官吏皆党员,兵士亦党员,异党冀非党者不得闻政,是全然与法西斯蒂相似。是国民党之路由苏俄而趋向意大利也,是形式上仍类于共产党,而精神上又仿佛法西斯蒂党也。”
    该社论认为国民党因反共而趋向法西斯,多是从理论变动上着眼,事实上他们亦相信国民党 不会变为法西斯。他们以为 “可断言者,国民党 既不能学苏俄,亦断不能学意大利”,因为 “法 西斯蒂党,并非学理的产物,亦无普遍性。徒亦 有墨索里尼之怪杰,乘意国战后赤化之危机与政 党政治之腐败,而据意大利人特有之热狂的感情 而起”“他国皆不能学,中国亦不应学之也,〈何〉况国民党固无墨索里尼其人者乎。”故而,《大公报》将谨慎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认为 “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果能如期开成,关于党之理论根据及组织方式,能否提议变更,吾人不得而知”,“要在反共绝俄之后,国民党若一仍旧贯”则必然“步步荆棘”。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大公报》也多有关注,2月9日社论《宁 会宣言之感想》中就称:“观此次宣言,足证今日为国民党十一年改组后一大变动,盖完全抛弃联俄容共后一切理论,而归于原始的三民主义之下。其最大不同之处,过去数年之解释中国革命也,实目为世界革命一部分。故理论政策,多参杂第三国际之精神,今则完全与该国际绝缘,仅欲施原始的三民主义于中国。故自一方面论,过去若为不切实际之空言,则现在可谓注重实际之忏语。”此处所谓 “原始的三民主义”亦即此前所说的 “本与自由主义为近”的三民主义,但《大 公报》此见,显然过于乐观。国民党在二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实际表现,很快让人失望。他们责问 “讨赤反共”“年来甚多”的国民党当局“是否无赤无共,即为已治已安?”在他们看来,其时局势可谓今不如昔,“中国近年由专制的官僚政治,降而为原始的部落政治,其去前清且极远;而一部分这豪奢放侈,肆无忌惮,则日追欧美富豪者;至于大多数之良民,困于兵、困于匪、困于税捐劣币,虽小康有产之家,致不能维持人类零度的生活。”① 俗语谓“物必腐而后虫生”,试观国民党表现可知,其以行阶 级斗争为由“清党”反共,但却丝毫未改变共产党可进行阶级革命的土壤,更不用提建设与自由主义相近的原始三民主义政治。
    三、自由主义者的期待与失落
    《大公报》倾向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其并不因对国民党的失望转而支持共产党,在 反对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与国民党实有一致之处。他们不忍目睹中国出现阶级斗争,建议国民党政府“善导思想”,让中国社会回归正轨。为此,他们向国民党建言、提出“向 上”与“减差”两法,并降低对国民党的期待。
    所谓“向上”之法,即保证社会各群体的上升空间,“引导人类之思想,勿论精神方面,物 质方面,必须时时使之'向上',以慰其上进之欲望,例如只能得小学智识者,必须使之易得进中学大学之机会。只能得粗衣恶食者,必须使之易获享美食丰衣之生活。人人得逐渐遂其上进之思想是也。”而“减差”之法,则指缩小社会群体间的差距,“以慰其平等这欲望,例如减轻贵贱之差,治者与被治者接近。减轻贫富之差,资本家与劳动者,使在相亲。人人得逐渐遂其平等之思想是也。”相信通过“向上”和“减差”,随着科学的发展, “引导人类之思想,次第达于‘上进’‘平等’之极境”,“人类阶级战争之惨祸,或可因之幸免。”同时,《大公报》对于国民党的期待也趋于实际,他们希望国民党“政治上之思 想,虽不必导之高步'无政府主义'之途径”,然〈对〉普通民主政治之趋势,则不可遏制之,且须进而提倡之;经济上之思想,虽不必导之狂呼 '共产主义'之绝调,然〈对〉普 通社会政策,则不可抑制之,且须进而鼓励之。”② 这些建议无疑是在推动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民主政治之路,但这对国民党政权而言,恐怕还是期之过高。
    1928年8月5日,由陈公博与吴稚晖论战引出的社论《五次全会之政与党》较多论及国民党的“理论统一”问题。他们以为国民党从前“为厚集势力起见,主义政策涵容力求其广,甚至把共产主义也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大有兼收并蓄之象”,其 结果是“当时虽觉范围阔大,可以集中一切革命势力”,事实上因为“主义广泛,断案游移,病根都已经种于此时”,最终导致国民党在理论上出现“同是
    ① 《物必腐而后虫生》,《大公报》1928年4月16日,第1版,社论。
    ② 《善导思想》,《大公报》1928年4月28日,第1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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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义而理解各殊,同是国民党人而信仰或异”的局面。他们以为“照通常政党来说,思想之左倾、右倾,政策之急进缓进,原是见仁见智,各有自由,和则留、不合则去,亦算不了一件大事”,问题是“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的政党”,在党内“不得自由发泄" ,党外“又不许任便批评”,于是“党内便感情横溢,在轨道之外争意气。”《大公报》此处所谓“通常政党”显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政党,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引党争于轨道”,自然也遵循自由主义的路径:“言论自由,庶乎理论可以因辩论,而得一归宿”,陈公博的意见也“不妨任其公开”、反对他的“亦尽可公开驳诘”,并且自信唯有此法“才是排难解纷的正办”。此等建议,显然与国民党当局强制性清除共产党理论、统一国民党理论的既有政策南辕北辙。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之所以出现前述 “同是三民主义而理解各殊,同是国民党人而信 仰或异”的乱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孙中山思想前后有所变化,党人又往往从一己立场出发各执一端。《大公报》就从一个外在的视角解读了国民党五次全会上陈公博《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的影响,其分析框架依然延续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分的既有认识。1928年8月6日《大公报》社评《读了'重新确立党的基础案'之后》对陈公博的提案“颇多感触”,以为“吾人今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对此与国民党内部甚有关系之文章” “已不容漠视”,故愿意提供“局外之言”。这局外之言中,最重要是对国民党政治走向的疑问以及对国民党理论纷争的解读。文中言道:“吾人今日最怀疑者为国民党究是资本主义的党欤?抑社会主义的党欤?意大利式之一党专制的党欤?俄罗斯式之一党专制的党欤? 抑英美式立宪国家之政党欤?其于国家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基本意思何在欤?表现于外之政策治术与其标榜之主义有和异同欤?凡此种种,稍一推求,多难索解。”以上确为国民党 “清党”反共后整个社会的疑问,同时也是国民党内理论纷乱的体现。对此,该文认为这是国民党“先天性的纠纷”“解除也盖非易事”。他们所谓“先天性”,亦即孙中山思想本身存在的问题。该文中说道:
    中山一生主持革命事业,多历艰苦,精神生活,变化尤剧。大抵由民族革命,进而为民权革 命,更进而为民生革命。尝欲合并第一第二革命同时并举,使政治与社会同见根底的革新。此实 其生平主张之精到处。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即为此思想之结晶。洎至暮年,有激于苏俄革命成功之速,思想逐渐由右而左。民族主义乃做打倒帝国主义之诠解,而民生主义至有包含共产主义在内之说明······自来研究孙中山者,大率摭拾先生一时代局部的思想而铺叙之。以助其个人主张张目,其能客观的统括中山一生政见而做全部的论断者似不多见,以是 〈致〉国民党之理论,直如坚白异同之辩,久而莫之能定。寻绎陈等提案之基本思想,以肇源于中山晚年之思想为多。
    孙中山思想与社会主义密切相关,而前后期因为学习苏俄、多有变化。孙中山死后党人各自 理解其思想、为己张目,反而造成国民党思想混乱、前途走向不明。可以说,这是《大公报》从“他者”角度得出的洞见。
    国民党内部在理论上莫衷一是,外在于政策则又彷徨于三大政治潮流之间,到国民党五中全 会后,《大公报》诸人有限的乐观很快就因此结束。《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担忧又重回 “清党”时的状态,这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三全 大会闭幕后第三天,《大公报》社论《法西斯蒂主义与意大利》就再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中即提到陈果夫在三全大会的提案中论述党制改革时“涉及意大利法西斯蒂之组织”,这 “颇予吾人以深切之感触”。此前,《大公报》论国民党有趋近意大利法西斯的可能,都是从理论变动的趋向上立言,此次他们则在陈果夫的党务提案中看到些许证据,这对倾向自由主义的他们无疑很是震撼。因之,《大公报》对国民党原本习得的苏俄制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其目的则多在批评国民党“清党”的得不偿失。
    “清党”反共后,统一未见,而国民党内新军阀混战又起。《大公报》即以为“自党务论, 国民党制度,本师俄制。以军属党,军设党代表,以监督指导之。当北伐之前,及出发之 始,皆行此制。虽党代表未必有权,而大体上军队不属于个人,无派系区域之见。故以少击众,数月而平江南,此其效也。”然而,“两年来党务既陷于支离,而以军属党之严格的精神,亦随反共清党以俱去。于是军权,仅分集于统兵将长官之数 人,而一切病根伏于其间 矣。”① 对新军阀割据之势,《大公报》更以为 “夫以党的主义论,省界本系毫不成问题,小组织小团体,皆绝尾部应有之事,且革命党原以群众为基础,少数武人原难左右。当民十三年以来,广东对港罢工,及杨希闵陈炯明各役,群众实际上参加革命力量之大,可为左证”,“向今国民党始终遵循新轨,而加以合理的调节,则封建局面,原可潜消”,“然 不幸党治内容,叠经变迁,军阀还原早不容讳。”② 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师法苏俄而成的“党军”制度“无派系区域之见”,无疑契合国人自民初以来盼望结束军阀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心理,倾向自由主义的《大公报》也不例外。
    《大公报》因为国民党“清党”后的新军阀混战,而注意到苏俄“党军”制度打破“省 界” 地域范畴、促成国家统一的优长之处,这是一种直观的敏锐观察。事实上,“党军”制度之所以能“以军属党”成为统一而非分裂的力量,实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密切相关。“阶级”横断划分的本身,就意味着打破地域、职业、乃至民族范畴的可能。③ 问题的关键,其实恰在于《大公 报》诸人分析苏共党制时所言,“主张一党专政之根据,为无 产阶级独裁”,其“自成一全套,欲学者必学其全套”。④ 苏俄的“党治”“党军” 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理论相关,本身即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国民党因反对中共阶级革命,着 力清除阶级理论,在政治上只愿学苏俄的党治的半套功夫,这在其时《大公报》诸人看来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行为,而其结果也只能是今人王奇生所言成“一个弱势独裁政党”[1]409。反映于军事,国民党原本学自苏俄的“党军”制度一去,则更无力制止“军阀还原”。
    四、余 论
    1927年的国民党“清党”,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于思想上,都是一种应激反应。国民党人自以为是捍卫所谓三民主义的“清党”,在党外之人看来恰恰暴露其“清党”的合法性不足,以及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捉襟见肘。《大公报》作为非利益攸关方的公共媒体,从倾向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国民党“清党”后的走向进行系统的观察。他们将国民党思想走向置于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三者竞争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认为国民党 “清党”所示与共产党的纠纷,乃是苏俄共产主义与辛亥民主主义思想的冲突,而国民党之 “清党”反共于事实上只能做到反共而不能清共,这是国民党走向意大利法西斯式独裁的关键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 《大公报》视 “清党”反共 后国民党有由苏俄共产主义转向意大利法西斯独 裁的观察,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并非空谷足音。作为国民党的对手方,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由反共所致的法西斯倾向更为警觉。1924年9月,蔡和森在评价“商团事 件”的教训时,就有称 “国民党右派为反革命的法西斯蒂”。[7] 1927年3 月,《中国青年》上就有文把蒋介石在江西、上 海等地关闭工会等行为称为 “国货法西斯蒂”。⑤ 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则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眼中不折不扣的中国法西斯。当 然,与《大 公 报》因为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不满意国民党“清党”政治道路转向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致力于挖掘国民党的自由民主的辛亥传统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在将国民党批判为中国法西斯的同时更加强调自身的“布尔什维克”化。《大公报》和共产党对国民党法西斯化理解上的异同,事实上也体现了他们背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以及他们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上的一致。
    作为相对中立的 “他者”,《大公报》对国民党“清党”反共后政治走向的即时观察,显示了非凡的洞察力。国民党思想本身就充满多歧性, 历经国民革命时期的“以俄为师”、尤其在共产党人有力解读之后,更是与共产党思想浑然难
    ① 《政局之根本救济》,《大公报》1929年3月27日,第2版,社论。
    ②《今后之两广》,《大公报》1929年4月3日,第2版,社论。
    ③章清 “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一文,曾论及国共立足 阶级动员民众的不可避免及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引入后对阶级 “在思想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问 题 的 意义。此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④ 《从共产党到法西斯蒂》,《大公报》1927年12月24日,第1版,社论。
    ⑤ 《国货法西斯脱》,《中国青年》1927第7卷第10期,第236-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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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当然,这并不是后来反共的国民党人所愿意看到的。国民党“清党”虽着力清除共产党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不仅导致国民党人思想混乱,更为几年后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埋下伏笔。[8]《大公报》对国民党“清党”后走向的即时观 察,充分说明国民党因“清党”所致在思想理论上的进退失据,此种局面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结束而未能改变,极大地影响到了国民党的执政命运。1948 年 11 月 20 日,为蒋介石主持党务的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 “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9]952 而这一切的病根,其实早在1927年“清党”反共之时就已经造就,如果论其思想渊源恐怕还要更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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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九)
    
    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 
    作者简介:张文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2014 年 12 期
    原发期刊:《人文杂志》2014 年第 20149 期 第 80-87 页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上)
    人文杂志 2014年12期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80-08
    
    “打倒智识阶级”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阶级理论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极端口号。该口号的出现,不仅预示着1923年陈独秀提出的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最终破灭,更足以说明“智识阶级”中人在学术与社会之间的挣扎,及面对打上苏俄印记之国民革命时思想界的分裂。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注重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变迁,对这一口号兴起的政治背景,尤其是与国民革命期间思想界之变动等问题均着墨不多,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①本文拟从时人对“智识阶级”的理解本身出发,从“智识阶级”与国民革命时期各方势力的互动中,把握“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其背后的理念之争。
    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兴起,与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密切有关,这是时人共识。1925年12月,周佛海在《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认为此口号是共产党推动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言之凿凿地说道:“他们——共产党党员——以为智识阶级是反革命的,是无用的。要革命,就要在乎劳农阶级,他们现在极力主张阶级斗争,不但是劳农与资本家斗争,还要主张劳农与智识阶级斗争。”②北伐期间,张奚若也注意到,“近来所常听见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③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响起后,思想界反响激烈,持批评态度者多看重智识阶级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张奚若即就明确认为,“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是中国智识阶级原有厄运之外的“新危机”。他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为与时人所用的“智识阶级”概念相区别,张奚若还特意称自己理解的intellectual为“理智阶级”,强调这是对“极少数的优秀分子而言”,“不是说凡属插足此诸界者即可算”的。面对现实,张奚若退一步认为,即使中国有“智识阶级”(intellect)也是极其幼稚的,根本不应该被打倒。对此,他认为有两大理由:“第一,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本然很幼稚,本然还没有成为一种东西,不像欧洲那样可以说是代表资本阶级的见解和利益,也不能像欧洲那样真能做共产党的障碍,所以用不着小题大做张皇其辞的去打倒他”;“第二,理智,或智识,在无论什么社会上都是有用的,在共产社会上更是有用的。”④
    蒋梦麟眼中的“智识阶级”虽较张奚若理解的“intellectual”宽泛,但也同样是致力于学术文化建设的精英。他认为“所谓知识阶级,大都指投身教育事业者而言,其次为出版界的著作者和编辑者,再次为操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再其次为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在他眼里,中国的智识阶级根本不配成为一个“阶级”。对此,他有言道:“我国所谓知识阶级,人数既少,又加散漫无组织,哪里配当得起这个名称。所以在社会虽占有一部分的势力,其薄弱也可想而知了。不过其中还有几个人,比较的思想尚清楚,事实尚能研究的。”蒋梦麟基于思想学术立场对智识阶级的捍卫一目了然。当然,他也承认学术与社会不可一分为二,肯定智识阶级参与政治的诉求。但前提是“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于本身上站不住脚,那里配谈改良政治。”⑤
    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激起的讨论中,比较倾向国民革命一方的论者对这一口号也有所修正,但其对智识阶级的态度还是明显的。⑥如论者“宇文”就认为含糊说“打倒智识阶级”是不对的,“因为党政府最后的成功与否”,全在一班为革命忙碌的“低级的智识阶级”,他们“是不能打倒的,不应该打倒,而事实上也还没有挨打。”其中,爱讲高深学理的高一级的智识阶级,虽然“他们的身家,自然没有这样的清白了”,“然而就假定他们的工作完全无用,我们也总可以不打倒他们。”真正要打倒的是“不尽所能,取过所需”的智识阶级,他们“成了种种的‘系’,立了种种的会,总不能不说他们织成了一个阶级。”⑦作者此处做“我们”和“他们”之分,立场就很明显了。他所提出的打倒与不打倒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一方的标准。现今被研究者指认为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⑧亦将对智识阶级的划分与其是否革命挂钩。⑨此种基于革命立场划分的“智识阶级”,本身就不是一个精英概念。
    检视前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国人眼中“智识阶级”是不同的,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与精英意义上的智识阶级概念并存。⑩国人对智识阶级内涵的认识明显不一,彼此存在着紧张。精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智识阶级”范围有限,其侧重与学术相关的从业人员,分化不大;而在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社会大众也是如此)的视野中,“智识阶级”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们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其中很多是不参与乃至反对国民革命的。换言之,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问题上,精英知识分子和国民革命一方不完全在一个论域之中。精英知识分子以智识阶级的使命在于发展学术思想为由,反对这一口号;国民革命一方尤其中共则以“革命”还是“反革命”为衡量标准,“打倒智识阶级”实际指向“打倒反革命”。
    二、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中的“智识阶级”
    “打倒智识阶级”不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改造“智识阶级”使其成为服务工农的革命知识分子才是共产党人的本意所在。国民革命的矛头所指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为服务于这一目标,智识阶级一开始就成为中共党人的团结对象。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有言道:“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1)1923年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此处的“进步人士”包括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青年学生、好政府主义者、工商业家、研究系左派、益友社、政学会诸君等,范围相当之广泛。(12)很明显,广义上的智识阶级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内。
    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诉求。然而,此次中共要团结对象的范围却大大缩小。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等人则因为“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被排除在外,中共所极力争取的只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的胡适之。所以如此,在于陈独秀认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923年11月,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则更明确地将梁启超等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视做陈独秀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和胡适代表的“科学方法派”所需要联合攻击的“反动派”。(13)共产党人这种基本判断与自身的阶级观念有关。1923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其中就从“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的认识出发,充分肯定“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对“一班非革命分子”“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所做的努力,甚至也认为“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4)此时,陈独秀对“智识阶级”的阶级性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还算乐观,但这无法挽回中共对智识阶级总体印象的下滑,亦无法改变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范围不断缩小的现实。
    1924年1月,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就继而认为“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事实上,他还明确了所谓“反动的思想势力”之具体所指:“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考试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15)在此,中共党人基于阶级理论的自信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其思想界联合战线的范围却愈加缩小。
    到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中共原有的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设想基本上已经落空。该文认为“无论那一个国内,都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这“五种人各有不同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故而对于革命就有“种种不同的态度”。具体到其时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其中的“反动派智识阶级”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有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这许多高等知识分子指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工商业主和小知识阶级,此小知识阶级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较富裕者都属于半反革命。至此,智识阶级中的大部分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16)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联合了。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五卅运动之后,他对智识阶级的态度当与后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有关。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就明确说道:“‘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以至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其中“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17)五卅运动中,各阶级联合战线的破裂,导致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态度更趋恶化,广义的智识阶级中也只有学生界中的共产主义派还在范围之内。但已不是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了。因此,通过五卅运动,中共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工人农民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18)
    通观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演变,诚如有论者所言,这说明了以陈独秀等中共党人“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和避免误区。”(19)“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出现,也正是中共这种失误走向偏激的体现,它将本能团结的对象赶到了敌对一方,也祸及党内,为其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埋下了伏笔。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未能实现。其原因,不仅有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法时的不成熟,也与当时知识分子对待国民革命,对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的工农革命的态度密切相关。
    “智识阶级”,其本身缺乏统一。同为“智识阶级”中人,其名誉地位、政治立场,可能相距千里之远。在中共党人的阶级分析法下,“智识阶级”自然也就“原形毕露”,被归于其他阶级。在诸种阶级中,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农地位上升,“智识阶级”地位下降,乃是必然。但“智识阶级”究竟划归哪一(些)阶级?是敌是友?则要看“智识阶级”在中共所倡导革命中的表现而定。中共的阶级分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而动的斗争策略。
    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全新政党,在1921年一大宣言中,就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政党。然而在建党之初,党员基本上都出身智识阶级,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知识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彼此地位,究竟谁领导谁,一度有过争议。但总的来说,在中共眼中,智识阶级至少在名义上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则确定无疑。李大钊1920年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所“希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20)的关系模式已悄然间发生转换,这一过程与中共党人自觉对智识阶级进行阶级分析密切相关。
    1922年,一个署名“子成”的党员回乡发动群众,苦闷地发现工农群众没有反应,自己有知识的老同学却一宣传就被感化,于是写信给《先驱》杂志,反映自己“觉悟到实现共产主义,似须先经过知识阶级专政一个阶梯。”署名“马达”的编辑,从阶级分析法入手剖析了“知识阶级”,认为:“‘知识阶级’,就我们所公认的大概包括学生、教员、学者、政客、及一切读过书本的人。既这样,试问这些知识阶级哪一个不是中产阶级。哪一个是靠得住的?以中产阶级人们而运用无产阶级政治,其精要到什么一个田地?况且知识阶级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工作——革命!就不能做了。”(21)智识阶级是一切读过书的人,这个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在此并不是重点,关键是他们“哪一个是靠得住的?”这个疑问的根源在于智识阶级属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无法运用无产阶级政治,阶级分析的刻意使用显现无疑。
    1924年,中共党人刘一清发表《国民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就认为智识阶级在阶级区分中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相对于工农阶级,其地位趋于下降。他说:“智识阶级虽通常是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的开端者和引导者,而革命的基础和主军,则在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上面,而不是智识阶级。并且这般处在国民革命的开端者和引导者地位的智识阶级,也非要民众严格地监视。”智识阶级非要群众严格监督,这还是李大钊1920年所说“忠实于民众运动”的智识阶级,其他智识阶级中人自然就不会被划入国民革命一方了。这一地位转变,还被他视为国民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根本所在,指出革命领导权已经由辛亥革命期间的知识阶级转到大革命期间的无产阶级。(22)
    在中共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时,智识阶级无论是被划入“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被分别划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相对于无产阶级的他者。“智识阶级”已经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只能根据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成为被团结或者打击的对象。“智识阶级”要相对改善自己的阶级地位,就只能在努力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过程中获取。
    实际上,当时的智识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很多精英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对阶级斗争有很强的戒备心理。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东方杂志》的胡愈之,就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而以共产主义在国人心目的形象为恶。(23)这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敌视不仅存在于思想,不少人还付诸于行动,走向了中共参与其中的国民革命的反面。从中共的立场来看,他们已不再是陈独秀上述所言“不革命”的“智识阶级”,而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反革命”的“智识阶级”。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
    
    张文涛《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一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下)
    三、“智识阶级”与进行中的国民革命
    1926年3月,陈独秀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中指出,当时中国反对国民革命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军阀中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王邦平等;另一种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系、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24)《时事新报》也将当时的“反赤”势力分为“政客之反共产派”和“学者之反共产派”,并指出前者纯为自身厉害关系,后者“太偏于学理上的争辩”。对于这种区别,《国闻周报》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
    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与军阀们反对他不同。······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反对他,完全是因为反对他的主义,完全是因为反对共产,完全是因为真正的反对共产而不是像军阀们仅仅借反对共产为招牌。因为是真正的反对共产,所以就不问蒋介石的势力膨胀到什么程度,膨胀到甚么程度,膨胀到何等地界,然后采取反对他。这完全是反对一个主义而不是一个人。(25)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也敏锐地注意到“号称反赤者不独军阀也”。他指出章太炎为代表的智识阶级的“反赤运动诚为一思想问题”,也正因为章太炎是在思想上反对国民革命,他才“不惜抛弃多年来反对北洋正统之态度而与军阀周旋”。(26)
    章太炎等“智识阶级”“反赤运动”的起因“诚为一思想问题”,然而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则与军阀“反赤”相去不远。在中共党人看来,智识阶级的“反赤”言论服务于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如一篇题为《意大利的反赤宣传到中国来了》的文章中就写道:“在我们中国,首先宣传反赤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报纸,继之是研究系,国家主义派,不但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不但章太炎竭力‘反赤’,争取英国六十万英镑的‘反赤’宣传费,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他们也曾在五卅运动中向法国告密”,“曾帮孙传芳做拥护国旗运动,张贴‘反赤’标语”。(27)
    诚如已有论者所指出,陈独秀等人的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理论,充满矛盾和反复。陈独秀真正钟情于联合的是胡适,这不仅因为胡适等本来就曾是一起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而且还在于陈独秀相信他所信仰的唯物史观与胡适等的实验主义确有共同点,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继续合作。同时,中共党人对梁启超等人始终抱有戒备的心理,也不单单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背景,更重要是他们主张的“东方文化”被视为落伍于时代的封建思想。(28)此即邓中夏当时所说的“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29)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思想上的斗争本来就是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作用,互相影响。
    胡适不论其在思想上与中共有多少差距,至少在国民革命前后的“谈政治”中没有完全走到国民革命一方的对立面,相反关系一度紧密。(30)中共对之批评有所节制,主张与之联合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却非如此。胡先骕就注意到,“国民党人诋人,动曰反革命,曰资本主义之走狗。凡非本党之人,辄视之为研究系。自所谓国家主义发生以来,则称异己为国民(家)主义派或醒狮派。”(31)可见,其时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含共产党)的敌对关系。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灵魂人物,其一生政治追求均以孙中山竞争者甚至对立面的角色出现,与激进的中共更是相去甚远。1923年,陈独秀撰文主张团结的对象中有研究系左派,虽未明言梁本人是否在内,其结果却是不言而喻的。1920年,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中的胡适因被误信与研究系接近,就遭到上海国民党人的恶评,(32)此足见国民党人对研究系的态度。梁启超对国、共两党也是素无好感。国民党改组后,梁启超反共态度愈加坚决,对联俄容共政策,更是讥之为中共的“借尸还魂”和国民党的“引狼入室”。(33)1925年的五卅惨案,梁启超就认为是共产党挑起,而英国协助的结果。(34)同年10月10日,梁启超在关于国庆的演讲辞中更是把共产党指为“长子生则杀而食之谓之宜弟”的主义。(35)北伐期间,梁启超谋求政治运作,进行抵抗,企图建立一个反共(兼反国民党)的大同盟。(36)
    梁启超的反共计划,因为非梁派的不同意见和梁派内部的分歧终未实现。(37)但他对国内各党派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以为“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38)中共对于这样一个反共大同盟的态度也是可想而知的。1926年,陈独秀就于《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称张作霖、陈炯明、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章太炎、冯自由等“反赤”、反国民大革命的势力,“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系,还要后来居上。”(39)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去世,中共眼中梁记的“中国法西斯特党”当然也就无从实现。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远在中共诸人之前,但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施之于中国。中共成立之后,尤其是国民党改组后,他反共的决心愈加坚绝。北伐期间,更是伺机在政治上再起,预备抵抗。梁启超之所以如此,中共所持的阶级观念以及在对待智识阶级态度上的反映,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在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书》中就颇多感怀地写道:“在现在的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要磨炼身心,预备抵抗”。(40)梁启超为对付中共预备做长期抵抗,中共也对其领导的研究系始终怀有敌意,(41)足见双方政治立场之对立。
    研究系之外,为梁启超所赞赏的国家主义派是中共的主要对手。所谓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三党的互竞,多在同出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之间展开。从第三方视角来看,两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出身学堂的知识分子,都属于智识阶级。但在他们的论争中,“智识阶级”却成为鞭笞对方的工具。1925年4月25日,恽代英在的《评醒狮派》中说,“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国家主义派领袖左舜生则针锋相对,在同年5月16日《醒狮周报》刊出《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中,称中共为一批大学校长、教授、利用青年和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42)两个月之后,恽代英发文对“士大夫”颇不屑一顾,而要求左舜生“丢了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43)共产党人矛盾则在《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一文中解读了“懒怠的不革命怕革命的中年智识阶级一变而为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的心理经过。”(44)
    国民革命时期,“革命”两字在国民革命一方“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45)“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46)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国民革命的犹豫、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47)梁启超所说“在现在的南方”“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48)大抵也是因为“智识阶级”站在了国民革命的对立面,其背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逻辑。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讲,“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的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党。”(49)这“一切反动政党中”自然不乏“智识阶级”中人。1924年11月,有署名“枕欧”的作者在《晨报副刊》上就发文称,“据我观察,今日之智识者:上者,成见太深,党同伐异,下者只谋一己富贵尊荣,利用是社会上或政治上的风波,纵横捭阂,从中取利益”。(50)此时倾向国家主义的萨孟武亦明言:“民国以来,政变数决,而每次政变,都有知识阶级,潜在黑幕之中”。(51)智识阶级既与不良政局牵扯不清,那么中共党人在其中分辨敌友也是难免。
    从五卅运动到北伐之际,“打倒智识阶级”之声响起,然而各方理解中的“智识阶级”却大不相同。刻意拔高的在“智识”(intellectual)上下功夫,结果中国勉强只有幼稚的智识阶级,不配也不能被打倒;(52)过于实际的则在“阶级”上做学问,称以“智识”为特征的上层人少力孤实难成一“阶级”,于是“所谓知识阶级,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53)表面上是名词之辨,反映的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智识阶级”本身的分裂。
    出身智识阶级的中共党人却并不拘泥于辨析名相、考镜源流,早在中共“二大”时党人就明确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成的马克思学会”,因而“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而是要“到群众中去”。(54)其目的在唤醒、组织革命的力量,政治激情大于学理探讨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中共本身的阶级革命道路,也激起了“智识阶级”中人的反对之声。众多智识阶级精英分子因与中共在政治理念上相左,走上反对国民革命的道路,这使得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设想付诸东流,其对待智识阶级由失望所带来的极端态度也缘此可以理解。可以说,“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折射出的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不成熟,更重要的是缘于其时智识阶级中人政治上的对立与分裂。当然,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诸如梁启超等的反共决心,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应该说,其中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和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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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与本文内容关系密切的相关论述主要有:方维规详尽地考察了“Intellectual”一词各种汉语译词,包括“智识阶级”、“知识分子”等,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具体意涵的泛化及其原因(详见《“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郑师渠则着重讨论了外国名哲来华讲学、科玄论战等文化事件与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间的相关性(详见《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章清则从《新青年》同人在后五四时代的分化入手审视了1920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社会重组,尤其是揭示了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共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详见《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此外,学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众多,其中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本文也颇有启发。
    ②周佛海:《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英延龄笔记,《觉悟》1925年12月16日。
    ③④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2周年纪念增刊。
    ⑤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12月。
    ⑥事实上,国共两党对“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认识就相当不一致。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对此问题基本保持沉默,但在“清党”反共之际,国民党显然反对“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并因之论证其反共的合法性。对此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⑦宇文:《打倒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1927年2月27日。
    ⑧方维规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与1925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发表联系在一起,认为“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此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见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⑨知识阶级则因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被毛泽东分成“反动派智识阶级”、“高等知识者”和“小知识阶级”,被分别归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详见后文。
    ⑩方维规对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多有研究,他指出“知识阶级”亦即“知识分子”概念在它产生和确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精英化的、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概念,其语境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见《“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12)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13)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14)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15)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卷第15期,1924年1月6日。
    (1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17)(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8、30页。
    (19)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0)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8页。
    (21)马达:《民间宣传及知识阶级专政》,《先驱》第4版,1922年2月5日。
    (22)刘一清:《国民革命与智识阶级》,《觉悟》第11卷第8期,1924年11月8日。
    (23)化鲁(胡愈之):《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9期,1923年10月10日。
    (24)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2日。
    (25)老敢:《全国智识阶级对与蒋介石北伐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国闻周报》第3卷第38期,1926年10月3日。
    (26)一苇:《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18日。
    (27)文:《意大利的反赤宣传到中国来了》,《战士》第28期,1926年12月22日。
    (28)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9)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1卷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30)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1)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东南论衡》1926年第1期。
    (32)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8页。
    (34)(36)(38)(4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8、1129、1112、1114页。
    (35)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37)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87页。
    (39)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月12日。
    (41)陈独秀就将国民党反共“清党”后的“仇俄反共”等主张,视为对研究系一贯政策的接纳,讥讽为“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意味着“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他更将众多中共党人被国民党“清党”所杀戮的惨状来追问“研究系称心了罢”。以研究系来陪衬国民党的反共,足见中共对研究系一贯的敌视态度。引文见撒翁(陈独秀):《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卷第10期,撒翁(陈独秀):《研究系称心了罢!》,《布尔塞维克》1928年第1卷第12期。
    (42)左舜生:《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醒狮》32号第2、3版。
    (43)恽代英:《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8页。
    (44)矛盾:《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号。
    (45)[英]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北新书局,1929年,第47页。
    (46)[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47)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5页。
    (4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4页。
    (49)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50)枕欧:《今日之智识阶级》,《晨报副刊》第4版,1924年11月23日。
    (51)孟武:《中国知识阶级的政治运动》,《孤军》第2卷第10期,1924年3月。
    (52)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
    (53)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一般》1928年第5卷第1号。
    (5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8页。
    作者介绍:张文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康德三分法中国近现代史观论纲(十一)
    吕迅 《斯大林指示隐蔽支援TG的政策》(摘录于吕迅著《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265页)
    “从斯大林三次欲迎还拒的事实看,苏联担心的是中共在内战胜利前夕出现在莫斯科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斯大林曾特意地指示阿洛夫:“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露半点风声。”既要援助中共,但又不能让世界知道。5月斯大林就曾对即将派往中国东北修复铁路的交通部长科瓦廖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偶然事件所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共,我们不能吝惜人力、才力。”
    斯大林的策略是如此隐蔽,以至于马歇尔在一年后回忆说:“当谈及「中共」有无苏联的援助的时侯,我从来没搞到这方面的证据······他们[苏联] 正准备向联合国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暇,而我们手上满是泥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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