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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林彪四大金刚之三:李作鹏(上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3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铁骨铮铮一老兵--读《李作鹏回忆录》
    
    丁凯文
    
    今年四月李作鹏将军回忆录在香港悄然问世,笔者在第一时间就购得此书。这是香港北星出版社继《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之后又推出的一部林彪麾下大将的力作。首先应入眼帘的是该书封面上的围腰:“共和国开国中将、人称林彪爱将、官称林彪死党、自称普通一兵”,画龙点睛地将全书的内涵予以点出,使人眼光一亮。全书上下卷,共940页,有前言、正文、附录、照片,以及李作鹏儿子李冰天写的后记。上卷记录了李作鹏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下卷则注重中共建国后李作鹏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文化革命的那段历史。作为文革史研究者,笔者更为关注《李作鹏回忆录》下卷内容。读罢此书,笔者愿与读者分享自己的心得。
    
      一、亲历建国初期的陈光案
    
      陈光案是中共建国初期广东军区的一桩要案,但由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较为久远,且内情被封锁,较少为人们所知悉,更不用提被了解和研究了。近些年来有关陈光事件文章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之上,但是均将陈光案归结为林彪的迫害。例如,夏明星、罗少华的《陈光的军事生涯》一文(见《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文章说“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指出:陈光同志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另外一篇黄瑶的《陈光和林彪的恩恩怨怨》(见《纵横》2004年第3期),该文引陈光的话说“我对林(彪)恨透了。”陈光还说:“林彪把我害得这样苦。”类似的文章还有杨鑫洁的《陈光与林彪的历史恩怨》(见《中华传奇》2011年3期)等。总之,陈光当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均被归于林彪的迫害。
    
      以上这些文章都回避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到底是何人,以何名义在广东军区主持了针对陈光的整肃。李作鹏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底。陈光在1950年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1950年7月,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的叶剑英召集15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和参谋长李作鹏开会。李作鹏回忆说:“会上,叶剑英宣布陈光有严重政治问题。中央已决定把他先控制起来,软禁在家,然后再调查处理。”(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452-453,以下仅注页码)此时,叶剑英宣布代表中央处理陈光问题。那么陈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叶剑英主要讲了四条“第一是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一起,以情报资敌。第二是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第三是可能外逃。据说他已准备最近到香港去。到了香港,蒋介石特务就可能把他弄到台湾去。第四是家中私藏了大量武器。”(页453)
    
      李作鹏对于突如其来的宣布感到“简直是晴天霹雳”,而叶剑英、邓华和赖传珠对陈光的处理似早有商量,且意见基本上一致。由于李作鹏与陈光私交不错,叶剑英布置李作鹏邀请陈光郊游,趁陈光不在家之际,由兵团政治部和省公安厅负责在陈家动手,收缴武器,监管人员,清理文件。(页453-454)李作鹏作为下级,不得不接受了这一十分不情愿的命令。事件的发生果如叶剑英安排好的剧本行事,陈光在郊游后即被软禁。陈光要求北京派人到广州调查,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介入解决问题。但是叶剑英不同意。叶剑英说“他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我们对他的处理。”(页457-458)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陈光一案完全由叶剑英一手操控,并经毛泽东批准,整个事件处理的办法、过程与林彪并无关系,李作鹏也仅仅是个配角。
    
      陈光被指控的错误到底有多少是有根据的呢?李作鹏回忆说:“事后,曾听赖传珠在闲谈中谈到两件事:第一,原来说陈光住的楼下有一个秘密武器库,根本无此事。除了警卫班每人一支枪外,没有发现其他武器。第二,清理审查陈光的私人文件,也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这说明当初叶参座宣布陈光所犯的四条主要错误并依此作为处理陈光的依据,与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页458)后来李作鹏见到原四野政委罗荣桓曾提及陈光案,罗荣桓说此事已由叶剑英处理。罗要求李作鹏不必再过问此事,也不要再多说话,防止别人说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页458-459)
    
      陈光案到底与林彪有无关系?李作鹏说“后来,有人说软禁陈光是林彪所为,我不相信。林、陈之间有误解,有成见是可能的。甚至据说在延安整风时他同林彪吵过架,但这毕竟是同志间的内部问题,陈光毕竟是战功远远大于过失。全国刚刚解放,林彪不可能,也没有道理致陈光于死地。”(页459)事实上,叶剑英宣布的陈光罪名,恐怕只有一点是陈光倒台的真正原因,即“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不满”,其他几条都是无稽之谈,欲加之罪。据夏明星、罗少华的《陈光的军事生涯》一文,叶剑英针对陈光的错误找陈光谈话,陈光情绪激动,严重对立。据陈光夫人史瑞楚回忆:“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够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双方越闹越僵。”(夏明星、罗少华《陈光的军事生涯》,见《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看来以上的情节应该是陈光最终被严肃处理的主要原因,而叶剑英则是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1954年6月7日陈光在软禁期间病逝。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把陈光和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毛泽东说:“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由此,陈光又被戴上了“反党”帽子。由此而观之,毛泽东是陈光案的最终决定者,而叶剑英则是陈光案的主要责任人。
    
      二、文革初期海军内部的矛盾
    
      文革初期,由于军队中打倒了罗瑞卿,由总政主任肖华主持的军队各单位深揭狠批罗瑞卿,海军内部也发生了不小的风波。对于这场风波的起因和过程,原叶剑英的秘书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如是说:“海军的‘祸水’来自李作鹏,‘祸根’在林彪。”“1965年11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李作鹏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海军司令员兼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等高层领导,给肖劲光罗织了十多条‘罪状’,······阴谋把肖劲光等排挤。”(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册,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页62-63)尹家民的《红墙见证录》如是说:“(1966年)5月27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作鹏的鼓动下,会议以重炮对着肖劲光和苏振华,批判他们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的小组已公开提出撤换领导的问题。”(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页282)是耶?非耶?
    
      据李作鹏回忆,1966年5月中旬李作鹏已决定去庐山休养,5月下旬李作鹏与夫人到达武汉,并于6月初上了庐山。在此期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会议于1966年5月27日至6月16日在北京举行。6月17日,全会转入扩大会议。整个会议期间,李作鹏都没有与会,而是通过会议简报了解情况。李作鹏说:“当时我认为,海军三届三次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贯彻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彻底肃清罗瑞卿的错误对海军工作的影响为中心议题。那么会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在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同时,联系海军实际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的对上级领导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页545)  
    
      然而会议出现了新的情况。李作鹏说:“7月初,突然听说叶帅指示:会议休会。并传出叶帅认为会议‘出现异常情况’。没过几天,又看到贺龙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有关文件,其中叶剑英传达了中央常委会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指示。在指示中,尤其看到中央常委会指出:‘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萧、苏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等。指示中批评海军扩大会议‘地下活动错误是第一位的(指王宏坤、张秀川),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指苏振华)’时,我非常惊讶。当时我就感到,这不仅对王、张是不恰当的(没有根据说王、张在会议期间搞地下活动),对苏也是不恰当的(会议并没有给苏定性为路线错误)。同时在叶帅讲话中说:‘中央和军委注意到海军会议的发展,认为继续发展下去很危险’,‘要把萧、苏搞成罗瑞卿分子了’。他还说‘会议要罢萧、苏的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等等。会议突然休会,又突然传达中央和军委对会议的指示,远在庐山养病的我看完文件后,大为迷惑不解。”(页545-546)
    
      此时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从批判罗瑞卿转为批判李王张(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李作鹏回忆说:“我当时在庐山还注意到一个情节,从7月初到8月中旬,四十多天时间,会议由批罗变成狂风暴雨般的批斗李、王、张什么‘地下活动’、‘黄袍加身’时,在王宏坤、张秀川多次检查仍不能过关,病倒住院时,在有人甚至说李、王、张是‘阴谋夺权’、‘搞反革命活动’时,贺龙、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出现异常情况’的态度。原来李、王、张就是被这样地‘洗洗澡’。”(页547)
    
      后来在林彪的干预下,会议停止了对李王张的批判。李作鹏说:“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首先是徐帅,之后是林彪,都不同意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转向批斗李、王、张。林彪在7月初就曾指示:‘李、王、张是左派;李、王、张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是好的。萧、苏要支持李、王、张的工作,如果撤了李、王、张,海军的实际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一次表态。8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前一天刚刚结束),林彪又一次指示:‘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罗瑞卿是有功的。’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二次表态。8月17日,林彪召见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并指示:‘海军会议必须立即收兵停战,再开下去就会错上加错。应以大局为重,团结起来,做好海军的工作。’林彪要求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批判王、张‘适可而止’,并说:‘斗了李、王、张四十多天,什么问题也没有搞出来’。林彪指示:第一、会议简报不准再出;第二、会议文件不准再印发;第三、工作组起了很坏的作用,立即撤回。这是林彪对海军扩大会议的第三次表态。”(页548-549)
    
      通观文革初期海军内部的斗争,基本上是海军党委高层长期以来内部矛盾的体现。由于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军队内部重新站队,也不乏有人利用这一机会打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海军的党委会议实在谈不上谁错误或谁更正确。毕竟在那个大的环境下批判所谓罗瑞卿和肃清其政治影响本身就是荒谬的。林彪在当年9月份视察海军时说:“希望你们原班人马都在海军工作,我们没有把你们哪一个人调出海军,你们要把谁排挤出去,我们也不赞成。”“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做好样子,使我军彻底革命化,使我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页553)由此可见,林彪希望军队内部的稳定,而非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
    
      三、关于1967年1月海军的夺权问题
    
      大陆官史说“(1967年)1月16日,李作鹏一伙首先揪斗了苏振华,名曰‘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1月18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鹏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党委常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虽然名义上肖劲光还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成了‘空头司令’。······李作鹏等人终于夺了海军的权。”(尹家民《红墙见证录》(二),页284-285)然而,李作鹏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以在海军一举夺权吗?
    
      1967年1月17日晚,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出席。海军有肖劲光、王宏坤和李作鹏参加。李作鹏回忆说:“会议两个议程:1、听取和批准肖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2、会议讨论把苏振华交群众揪斗的决定,其罪名是‘彭、黄漏网分子、三反分子’、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任务。”(页560)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发表讲话。徐向前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不准打灰旗。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会议结束后,全军文革派人向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了这一决定,当晚造反派就把苏振华揪走了。(页561)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作决定在前,苏振华被揪斗在后。
    
      1月18日海军党委召开174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军委和全军文革关于苏振华问题的决定,并统一了“苏振华是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的认识。与此同时,肖劲光提议李作鹏主持海军常委工作。会议还决定肖劲光任海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李作鹏任常务副组长,王宏坤任副组长,张秀川任办公室主任。(页561)对于所谓“夺权”的说法,李作鹏认为“在当时文革大动乱的背景下,谁主持工作,谁就可能成为被造反派批判、被揪斗的对象,成为造反派冲击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肖劲光提议由我主持常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我服从大家意见,这完全是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常作法。如果这也算是夺权,那肖劲光的提议,其他常委一致同意,又算是什么呢?”“党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党委副书记,军内职务我仍是海军副司令,而海军的党政一把手、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还是肖劲光。‘夺权’从何而来?”(页561-562)对于苏振华本人,李作鹏则设法予以保护。当时苏振华被造反派残酷批斗,李作鹏派人以海军党委名义将苏振华从造反派手中要回,然后秘密隐藏起来,后又将其疏散到湘南海军一个机场内,生活上也予以适当照顾,由此而救了苏一命。(页562-563)
    
     从文革初期军队内部的运作来看,夺权是毛泽东所号召,尤其是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的影响,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到处插手,不断地制造夺权动乱,军内也不平静。由徐向前代表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在海军发表的讲话,已将苏振华划入被打倒的行列。如果认真追究责任的话,应当首先追究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罪责。将海军的所谓夺权归结为李作鹏本人显然是不公道的。
    
      四、文革中海军一些将领被迫害致死问题
    
      文革中海军也有一些干部受迫害而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张学良之弟)。李作鹏的回忆对此均有描述。从中人们当可看到文革真实的一面。
    
      关于陶勇之死。李作鹏在回答中央专案组的审讯时说:“专案组硬说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回答:‘这是胡说八道!’我反问专案组:‘你们有陶勇是我迫害致死的证据吗?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没有!’我接着说:‘事实是:1967年初,在谁也没有决定打倒他,谁也没有揪斗他的情况下,此人就跳井自杀了。当时我尚在被群众围攻揪斗的焦头烂额之中。’”“事后,许世友曾对我说:‘陶勇是被文化大革命吓死了’,不信,你们去问许世友。”(页749)
    
      关于张学思之死,李作鹏说:“9月(1967年)中旬某天,周总理由北京给我打电话指示说: 张学思(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弟)出了问题,要我立即回北京处理海军司令部的问题(注:时李作鹏随毛泽东在上海)。我当天下午就飞回北京,向萧劲光等人了解情况。当时海军领导谁也说不清张学思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中央在决定逮捕张学思前未与海军任何领导打招呼,逮捕张学思时,海军任何部门也未参与。回北京后我得知的情况是,根据中央决定,公安部已将张学思等所谓‘东北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全部逮捕了。张学思的专案组,既不归海军管,也不归中央二办管。所以被捕后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页603)
    
      原海军干部,国家海洋局局长齐勇之死。李作鹏说:“专案组硬说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是我迫害致死的,我的回答同样是:‘完全胡说八道’。我说:‘我承认,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没有把齐勇从造反派手中抢救出来,齐勇是海军干部,我有责任。但是我没有将齐勇抢救出来,就是我将齐勇‘迫害致死’,你们造假诬陷的水平也太拙劣了吧?你们对我的诬陷,是不攻自破!’我对专案组说:‘要证明齐勇是我迫害致死的,必须拿出证据。海军文革办公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当时的秘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长如就是最好的证明,呈周总理有关海洋局的情况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在给我扣大帽子之前,难道没有做调查研究吗?”(页750)
    
      关于南京海军军事学院政委雷永通之死。李作鹏说:“专案组硬说雷永通(南京海军军事学院政委)是我迫害致死的。我反驳他们:‘红军时期,我就和雷永通在军委二局一起工作,我们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死老战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文革中,特别是‘七二○’武汉事件后,海军学院的造反派与张春桥支持的‘红纵’搅在一起反对南京军区许世友。我知道后,立即告诉海军学院,不准反对许世友,不准把矛头对准南京军区。海军学院造反派按照我的表态,逐渐转向支持许世友和军区,许很感谢。后来,按照军委指示要求,南京军区把海军军事学院的‘斗、批、改’工作交由江苏省军区具体负责。省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学院。工作组给雷永通扣上‘叛徒’的罪名,刑讯逼供,最后迫害致死。’我又说:‘事情发生后,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说明情况并道歉,许世友也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对雷永通之死负有责任。’对江苏省军区这种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这件事许世友清楚,萧劲光也清楚。现在你们把雷永通之死的罪名加到我头上,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页750-751)
    
      五、李作鹏眼中的庐山会议
    
      李作鹏回忆中关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的。大陆的党史学者们不断第重复毛泽东南巡谈话中的说辞: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是突然袭击,事先毛并不知情。但是李作鹏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叶群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汪东兴、陈伯达等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林彪原来没有准备讲话,是临时准备的,林彪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他先到小礼堂休息室等待毛主席到来后,让我在门外站岗放哨,不让别人进去,林彪就将要讲话的主要内容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林彪讲,但说不要点名。”由此,李作鹏等人都很高兴,认为林彪讲话内容的正确。(页660、页690)这一情节,从吴法宪、邱会作、陈伯达的回忆中,均可得到印证。毛泽东在南巡中说,林彪的讲话他事先不知道云云,实属谎言。
    
      (2)林彪讲话批评张春桥是很含蓄的,但是汪东兴的发言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李作鹏认为,林彪讲话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一带而过”,“知道内幕的人,当然懂得其意思,不知内幕的人,只当耳边风,一闪而过,没有在意。”(页660)李作鹏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很笼统,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引用陈伯达搞出来的语录,所以中南组的讨论很平常。而华北组的汪东兴的发言“点了一把与林彪讲话毫无关系的‘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火”。李作鹏说:“汪东兴的发言,我当时就很反感。······汪东兴处于什么想法、什么目的,在中央全会上突然又提出设国家主席问题呢?当时我真是不理解。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分,他的讲话迷惑误导了一大批参会的中委。”(页663)李作鹏对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的评论,其他与会者也有同感。
    
      (3)李作鹏对汪东兴的认识。汪东兴在会议期间通过吴法宪向李作鹏打招呼,要求李作鹏向海军里的中央委员打招呼,在会议上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李作鹏对此很反感,认为汪东兴虽然在毛身边工作但却无权指挥军队代表。(页664)李作鹏还认为汪知道外人不知道的毛、江关系;汪对江青很反感,支持陈伯达;汪坚决拥护林彪,坚决拥护设国家主席;汪也支持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涉足军队等等。(页665)对照汪东兴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内容,汪显然假话连篇。
    
      (4)毛泽东为了保护张春桥,停止了会议的讨论,收回了“华北组二号简报”。毛泽东采取了几项措施:第一,毛找林彪谈话,批评林彪性情太急躁,并说对张春桥要再观察两年;毛指示林彪找军委办事组谈话,主要是批评陈伯达;第二,召黄永胜上山,毛批评军队骄傲情绪;第三,毛召陈伯达谈话,批陈参加了军事俱乐部;第四,毛写了文革中第二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将陈伯达抛出予以打倒。李作鹏对毛批的“军事俱乐部”印象深刻,估计要牵连一大批干部。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页668-670)
    
      六、李作鹏对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认识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每到一地皆召见当地党政军要员谈话,反复讲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谈话的矛头对准林彪,给林彪戴上了许多大帽子,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等,毛谈话的实际含义是将党政军要员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战略部署上来。通过方方面面的了解,李作鹏知悉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内容,李作鹏反复思考,却是更加疑惑不解。对此李作鹏有如下的评论:
    
      第一、毛主席这么多重要的讲话内容,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华北会议上讲?为什么不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上讲?而要借南巡,到外地对少数干部讲,并规定所讲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能告诉北京任何人。这究竟为什么?这种做法就是马列主义?就是团结?就是光明正大?······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当、是非常错误的!
    
      第二、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是在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批准公开讲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常委、全体中央委员全部在座,并以热烈鼓掌表示赞成。第二天,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由总理报主席同意,又给全体中央委员重放了林彪讲话的录音,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怎么说是搞突然袭击,是搞地下活动?现在毛主席说事先没有同他商量,是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究竟造谣扯谎的是谁?还是他老人家太健忘了?
    
      第三、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是经毛主席同意,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统一对外提法。但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江青和张春桥突然提出这一提法“不符合历史,要修改”,这样就与黄永胜坚持的“完全符合现在事实,不应修改”的意见发生争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是支持黄永胜意见的。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我们看到毛主席批示:“按照原来提法不变”。这应该是毛主席第二次对这一提法的肯定。可是这次南巡谈话中,却用此事批评林彪说:“缔造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
    
      第四、关于天才问题。“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在文革之前就是党中央确定的对国内外宣传的统一口径。林彪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时的讲话中提到“毛主席是天才,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由于林彪坚持了这个观点,毛主席就说是“反党理论纲领”,难道反对这个观点,就是马列主义吗?
    
      第五、关于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提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本没有像会前那样再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证明他已接受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改变了会前的态度。······而毛主席把设国家主席说成是“反党组织纲领”,又把“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分裂党,急于夺权”强加在林彪头上,这从何谈起呢?(页689-691)
    
      李作鹏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二中全会的问题没有完,陈伯达问题没有完,毛主席南巡各地的秘密谈话包含着深刻用意的,可能是发出策划批斗林彪的信号。(页691)李作鹏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即毛泽东要通过南巡谈话,将各地军政大员们的思想统一到倒林这一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上来。至于那些给林彪扣的帽子,不过就是毛泽东为林彪量身定做的罪名而已。
    
      七、李作鹏放跑了林彪座机?
    
      1980年的“两案”审理时,李作鹏一项罪名是“放跑了林彪的座机”。1980年特别法庭的副庭长伍修权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是他在‘九•一三事件’中放跑了林彪的座机。‘九•一三’前夕,周总理察觉林彪活动反常,因为那飞机所在的北戴河机场归海军管,就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总理本人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实际上把放飞这架飞机的权力抓到总理自己手上,未经他批准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周总理的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清楚的,可是李作鹏却篡改为四人中的‘一个首长指示放飞’就可以了。当林彪爬上飞机就要发动起飞时,机场向李作鹏请示,他又不下令阻止,却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周总理’,下面的同志怎么能直接找到总理请示呢?这完全是李作鹏为拖延时间放跑林彪而搞的鬼。”(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页333-334)
    
      9月12日晚,北戴河发生意外情况时,远在北京的李作鹏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在晚11时给李作鹏打来电话,要求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机场的调度值班主任李万香证实确有空军三叉戟飞机在当晚8时15分降落在该机场。李作鹏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第一、北戴河那位(李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李作鹏和夫人董其采核对后,还向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那就这样吧”。(页693-694) 
    
      李作鹏在11时35分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的周恩来的前三条命令,随后李作鹏又补充一句:“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此后不久,李作鹏感到自己对“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李作鹏认为,虽然周恩来或黄永胜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即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于是,李作鹏在9月13日0时6分再次致电山海关机场,李指示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0时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且李作鹏并未被周恩来授权阻止飞机强行起飞,李回答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机场的站长能否直接找到周恩来,李作鹏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页694-696)
    
      9月13日晚,李作鹏和秘书刘继祥整理与山海关机场之间的通话记录,李作鹏发现场站与李第二次通话的记录有误,经过校对修改,确认了通话记录,并报周恩来。李作鹏回忆说:“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的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第三点指示中,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三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页701-702)  
    
      实事求是地说,李作鹏当时根本不知道北戴河发生的紧急情况,没有放跑林彪座机的动机,林彪的座机是强行起飞,不仅中央没有人同意放飞林彪座机,机场值班室也没有任何人同意或指示放飞,同样也没有任何人能当场阻止该机的强行起飞。李作鹏向机场调度主任和站长完整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不存在隐瞒周恩来指示的动机。李作鹏认为:“周恩来是领导处理此事件的总指挥,他的指示是否得当?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对于最后发生的不可挽回的后果,他应负什么责任?退一步说,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不能力劝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专车,都不能阻止专机强行起飞的话,怎么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呢?’”“周总理的人品我历来是敬佩的,但是,对这样一件惊天大事的处理,是失误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报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坚决斗争,而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在犹豫和权衡个人利弊之间,错过了最佳拦截时间和最佳方案,同时还找了一个垫背的,把我当作替罪羊。”(页792)惟笔者认为,周恩来只不过是前台处理危机的指挥者,而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幕后决策人,周恩来不过就是在前台一步步完成了毛泽东的部署罢了。
    
      将“放跑林彪座机”的罪名放到李作鹏头上,其实就是官方的一个瞒天过海之策。事实上,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同意或指示“放飞”了林彪的座机。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没有打开,机场调度室也没有发出起飞指令,256号三叉戟飞机是在黑夜中强行起飞的。如果认真追究责任的话,8341部队在汪东兴、张耀祠的指挥下故意放弃了护卫林彪的责任,不仅听任林彪一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出走,甚至还要求林豆豆等人也一起上飞机,事后8341部队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中央”也没有追究汪东兴、张耀祠、张宏等人的责任,却把“放跑林彪座机”的责任推给远在北京并不了解情况的李作鹏。林彪座机飞抵中蒙边界时,吴法宪曾请示周恩来是否派歼击机予以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毛说了一句:“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由此可见,是毛泽东最终“放跑”了林彪的座机。也许有人会说,林彪那时已经飞上了天,毛泽东不放也不行了。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从一开始时就没打算拦阻林彪一行,从汪东兴、张耀祠等人的行为即可看出这一点,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他们岂能擅自行动,而“中央”者非毛莫属。
    
      八、铮铮铁骨一硬汉
    
      读罢《李作鹏回忆录》,笔者最感动容的就是李作鹏一身的铮铮铁骨。“林彪事件”后,李作鹏被关押进北京卫戍区,此后就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面对专案组各种不实的指控,李作鹏坚决予以回击。
    
      中央专案组把庐山会议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活动归结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进攻”,李作鹏指着专案组成员、公安部部长李震的鼻子大声说:“你们既然已有了‘铁证’,我又不肯交代,那你们就可以按照抗拒从严处理,你李震不是公安部长吗?你公安部长难道这点常识也没有?你们有本事现在就做结论吧。该杀就杀,该斩就斩,何必多费口舌。”“几百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老子都不怕,我还怕杀头?还怕你们的诬陷?”李作鹏自己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是半步也不会退让的,就是千刀万剐我也要坚持真理。(页734)此后三年多时间内,审讯达三十多次,但是交锋的结果,总是各说各话,李作鹏据理力争,毫不畏惧。李作鹏的硬项,我们从邱会作的回忆中亦可看到。中央专案组审讯邱会作时说:“黄永胜、李作鹏是死硬反革命分子!死不认账。难道你要像他们那样吗?”(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页675)由此可见,中央专案组李震等人对李作鹏的强硬是多么刻骨铭心。  
      “四人帮”被粉碎后李作鹏却被关进了政治犯的监狱--秦城监狱。1980年初中央决定对“两案”进行审理。在预审期间,代表中央的预审人同样给李作鹏口了很多大帽子。李作鹏反驳说:“你凭什么说我的材料以假乱真?凭什么说我不老实交代?你的证据在那里?你以为你用中央的大棒子,用胡说八道的大帽子,就能压服我,就能吓住我,做梦!妄想!你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央赖审问我。”(页757)李作鹏说:“在公案和检查预审的全过程中,凡是他们提出虚假的、无中生有的、无限上纲的、诬陷的问题,均被我用事实、用道理、针锋相对的加以驳斥。这些都是有录音、有记录可查的。每份记录均经过我签字存档的。”(页761)
    
      1980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两案”时,李作鹏出席了五次庭审。李作鹏为自己作了辩护发言。李作鹏说“我辩护发言的主导思想有三条:第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有错认错,有‘罪’认‘罪’。起诉书中所指控的有关我的问题,凡是有事实根据的,应当承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与事实有出入的,应当申辩。我绝对不为‘过关’而下跪,不为‘宽大’而撒谎。同样也不在确切的事实面前进行狡辩。第二,从大局出发,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而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个人的生死荣辱微不足道,国家大局是第一位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咬紧牙关,决心牺牲自己,承担起山海关机场林彪逃跑的责任,以此掩盖周恩来总理处理不当的事实,以免总理的负面影响公布于世。我在法庭上就山海关机场这个问题只讲了一句:‘保留意见!保存资料!’第三、起诉书中将我的问题无限上纲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等等罪名,这是最大的政治原则问题!我绝对不能承认!”“在特别法庭的特殊环境下,我的想法和做法只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定你的案,我保留我的意见。”(页773-774)李作鹏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不顾心脏病的发作,坚持自己当庭陈述完自己的辩护词。虽然李作鹏和其律师做的辩护并不能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最终的判决乃是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定案,但是李作鹏勇气和精神可佳。
    
      称李作鹏将军铮铮铁骨一硬汉,绝非虚言。
    
      结束语
    
      李作鹏将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是军中的一员骁将,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惟其壮年时不幸卷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林彪事件的牵连,身陷囹圄。李作鹏将军身处逆境,面对整个专制集团的打压、诬陷和迫害,仍以大无畏的精神,横眉冷对,表现出的一身铁骨,决不向黑暗势力低头屈服,不愧为一个真正军人。笔者相信,历史终将还给李作鹏将军一个清白。
    
      李作鹏将军这部回忆录是继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之后又一部极具价值的回忆,是当今史学界深入文革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笔者深切地感谢李作鹏将军为后世留下了这部回忆录。笔者在此向李作鹏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八○○期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诗评律师,可堪入史
     ——重访李作鹏前副总长索诗琐记——
     张思之
     1993年的夏天,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交待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她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他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作伴,准于上午10时到达他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份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沉钟似的声音,加深着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仍旧一派军人风采。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或者闯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因为自觉有愧,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实在没做好。”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 (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作者原)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诗,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遂转手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作者可能是担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还是那种“狗屎”脾气,依然那副刚硬性格,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一部党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对。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一个“一致”,一个“一律”,把十几亿国人弄得好苦。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厚泽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方针,深得民心;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此中经验,实宜铭记。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怕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浑,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涉禁区才怪!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决计拨开话茬,转而问他:“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不过,今天可以对你讲,当时我替两个人打了埋伏。”
     “谁?”
     “毛和周!”
     如此这般点出最最敏感的两个人,我为之一震。他这话来得疾,止得也脆。我与人交谈,一向信守一条原则:对方不讲的要闻,决不探底。不过说实在,我很难猜中他是怎样地为他们打了哪些“埋伏”,事后揣测,可能事涉“9•13”林彪从山海关强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紧张一幕及其背景。因为这件事据《起诉书》的指控李作鹏负有他特定的责任,对此他当时就曾表示过让历史作结论的意见。然而,他们那代人,也包括我这一代,要做到对历史负责可真不容易。周临终无一言留下,尽管他亲历身受的种种终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态,也许有很多东西会成为“千古之谜”。我不知道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说,一个人如果只会唯上是从,到头来恐怕既做不到对历史负责,也不见得就能完全做到对人民负责。
    接不上他这话茬,只能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急急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英姿。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副司令员,年仅34岁。赫赫战功,何止密码破译!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点透了。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密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钩起20年前审李期间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旧事——
     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的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他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而发,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他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国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人们也许会以“中国特色”解嘲,然而我却不能。记得事过12年之后,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浓的诉讼,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将被告人写给律师参阅的自辩材料,转手交给了控方,我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认为是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试问其过在谁呢?谁是始作俑者!
     能够用“组织服从”或者“顾全大局”自赎么?都不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们的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这两条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高尚情操,然而究其效果,又有多少人没在这“高尚”的境况中逐渐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隶,有时还掩盖着莫大的谬误、无比的荒唐!什么是案中的“大局”?对于律师来说,依据法律去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人权,才是。即使当局把你的当事人视为仇寇,也应如是。什么叫“组织服从”?说到底无非是用奉命办事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开脱。在诉讼中,作为律师,只应遵从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使有权威的、高层的组织发令于前,也该如是。遗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环节上都没能做到,但愿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诚然,中国律师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现为自始就没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还受着行政权力的种种束缚,更有各类“组织”发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师不得受理某件讼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许作“无罪”之辩。但我在一个长时期里都无能摆脱这些束缚与限制,咎由自取,无可推诿。我们多年的经验证明:不能脱开集权统治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不可能对公权力有所制约。初春3月从报上读到一位同行发表的壮语,颇有感触。她说:“作为律师,只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句豪言中的内容决非当前实际状况的客观反映。言论有自由,不妨任她发挥,而我所不能忘怀的是:《律师法》完全没有解决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据知已有修改《律师法》之议,只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让律师们工作得更好些,发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中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看他迈出的健步,挺得笔直的腰杆!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很得意,边笑边说:给你讲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 ‘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一直流露着孩童能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他没受罪,我可吃苦了。现在身体比他差多了!让人气不过的是:就算他上了贼船,当上反革命,凭什么株连我?凭什么把我这个当年的红小鬼关起来?这笔帐,到今天也没清。不清不行!只要不死,我就得讲!”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株连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他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以其中共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的权势,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该怎样来评价这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温馨情浓的一家呢?——我离题太远了。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我因丢掉了独立的精神,放弃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抱恨终天的怨尤。我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那发人深省的诗!
     二OO三年五一节写完,时SARS肆虐京城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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