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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泳新先生与胡平、章立凡先生讨论罪错思辨方式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2月2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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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泳新先生与胡平、章立凡先生讨论罪错思辨方式
    
    敦促胡平、章立凡先生尽快树立罪错思辩方式
    
    一,逝者为大
    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秘书李锐,2019年2月16日晨在北京离世,终年101岁。
    
    德国之声文章《一生坎坷 诤言灼谏 毛泽东秘书李锐去世》写道,“李锐晚年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其中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研究专家的身份。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大跃进亲历记》等重要著作,还撰写了《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等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评论其"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写道:“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很不容易,李锐不但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但能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美国之声)
    
    北京独立历史学者章立凡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体制的批判者”章立凡:“李锐先生是中共体制内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毛泽东和中共体制做出如此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同时他是一个体制的批判者,而且,他的批判的深刻程度,我觉得超过了其他人。”(葫芦:李锐先生辞世)
    
    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邓聿文写道:“共产党里的两头真的老人现在不多了,愿他一路走好!宪政事业后继有人!”
    
    美国之声的文章写道,“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送李锐先生最后一程,让老人安安静静走吧”。
    
    其实,对这一类事,我一直行事处事是照中国许多地方的规矩,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就是若有质疑时,也要给予在头七天,三七天,一年,三年之内不予提及的说法。故此文在头七过后才予公布。再说,李锐先生其本人也没有他自己所独创的历史史观,他只是从陈云处贩卖来的,只是拾人牙慧罢了。
    
    原本我没有在李锐先生去世这样的时刻之下来评说陈云的历史史观的打算,主要原因是又看见了胡平和章立凡这两位颇有名气的老搭档又登台亮相了,而这次又与其以往的表演有所不同,是分开上场的,但在哀吊的同时也向民众隐晦地又同样地兜卖他俩的历史史观,而海外绝大多数的读者都无能识别他俩的历史史观的问题错在何处,也许,或者说,也有可能连他俩自己也不知道,他俩错在何处。因为社会上非常多的观点之争,其实都可以归结到各自的近现代历史史观的争斗。
    
    象对口相声里的一个逗哏和一个捧哏组成的老搭档那样,在海外民运网站中近多年来也活跃着一对老搭档,一位是反二代(历史反革命的第二代),一位是右二代(大右派的第二代),他们说东说西,评这评那,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但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俩说的对不对呢?
    
    他们俩的各自的近现代历史史观又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只能告诉众人,我没有那种兴趣去探讨每一个人的历史史观,同时,他们俩都不是专业的拥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有独创性论文著作的历史学家,一个是学哲学的,一个学历史的,但没有自己的独创性论文著作,只是写了许多有关其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又平反的回忆之类文章的那么一个人,却为好多有心人捧成所谓的历史学家。但他们俩分别发表许多文章,自然而然当你一读到他俩文章之时,必然地会连联想到历史反革命和大右派,甚至把他俩当成是历史反革命和大右派的代表呢。
    
    我在此只是借用胡平和章立凡这两位老搭档对李锐之评议,来敦促两位朋友能清晰地虑清一下自己的历史史观,特别是胡平应该明确地清晰地向众人公告,对镇压历史反革命这一事件,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第二代的胡平,以前的认识我们可以在现在认识达到了标准的情况下不予追究,现在是怎样认识的,共产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错误的,还是有罪的?章立凡应该明确地清晰地向众人公告,对共产党进行的反右斗争这一事件。一个大右派的第二代的章立凡,现在是怎样认识的,共产党的行动是错误的,还是有罪的?同样的是,对章立凡以前对反右斗争这一事件的认识我们可以在现在认识达到了标准的情况下不予追究。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一种无限制耐心的等待,如果他俩还是置若罔闻、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我们就公布所有的资料,再加上我们新写的评议,我看,若要到那时,就难堪了。因为去年四、五月份已经有过了一次在中文独立笔会的内部通讯上的交锋,敬请胡平不要健忘了。
    
    二,为什么要敦促胡平和章立凡率先表态?
    
    由于陈云本人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和教育,只是个地地道道的政客而已,其提出的历史史观"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唐德刚:《新中国三十年》之毛泽东专政始末(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2月20日 转载)中说的,毛泽东「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略有区别,但基本上说的是,差不多意思,我按回忆,以及按理推断,还是倾向采用唐德刚说。但问题关键是,陈云其本人究竟是如何说的,在此本文暂且还是依德国之声文章,特此说明。)也是无法进入学术理论的范畴。在这里只是起作话引子的作用。
    
    由于有许多所谓的近现代历史史观其实是许多不合格的、不专业的人经过他们的神话般的、随心所欲的虚构而成的,经不过简单的逻辑思辨,就露出了它的原型。陈云提出了他的历史史观"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李锐其实,只是鹦鹉学舌、亦步亦趨罢了。就依此话而言,革命有功,明眼人就知道,是讲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在1949年成功了。而执政有错,明眼人就知道,是讲毛泽东执政到文革前,评价是有错误。那么,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若按此发生点的说法,这是发生在1949年毛泽东执政之后的事件,那就说的是有错误的,而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主要针对的是历史上(实指的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时期)的行为。这里讲的是,历史上,共产党提法的是,镇压反革命事件,但实际上,做出的是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故我按实际提的它是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这样更能表现出事件的实质。胡平的文章《镇反运动小议》 (2017年4月14日)写道,“从许昌县法院工作人员的口中,我进一步证实了父亲被处死完全是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的那段历史,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有什么现行的问题。”若按陈云的说法,又属于革命的时期,那又是说,全部是成功的。
    
    成功的,是不是一定正义的,是不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以前已经认真探讨过了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讲,要求探求此行动对后来人是否值得,是否可再次发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对后来人讲是绝对不准许它再次重演的,那就可以认为是有罪的。我在许多文章中已经证明了,如共产党发动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2013年),《 论价值评判和必须彻底否定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 》(2014年)。我讲,共产党的这些行动是非正义的,是有罪的。就是说,对后来人讲是不值得的,也是绝对不准再次重演的。
    
    而依常人按陈云的说的含义来判断,毛泽东的成功指的是毛泽东正确。总之,按李锐、陈云的说法,就拿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来说,是正确的,还说是有错的;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有错的。不可以同时说它既是正确的,又是有错的,这是违反起码的逻辑规则。故我们讲,象陈云的这种提法是无法进入学术理论的范畴。
    
    下面就来说说胡平。直到今日,尽管胡平对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写过好几篇文章,但我始终也不明白,胡平对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胡平的文章《镇反运动小议》 (2017年4月14日)说的是何种观点,胡平说的是什么啊;是赞成镇压历史反革命事件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说,赞成说他父亲死的活该,只能说有这种可能,因为胡平不是双手赞成李锐的说法了吗;是说共产党对他父亲死是有错的,拿胡平的文章来看,那也说有这一可能;胡平的文章,就是谁都读不出,共产党杀他父亲是犯罪的这一条来,因为通篇中就是没有一个“罪”字;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些胡平文章大多都是这一类含糊其词、摸棱两可,有时闪烁其词的风格。
    
    这里就解释了我为什么需要胡平清清楚楚地作出他的观点的全部原因。
    
    拿陈云的"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而言,陈云的心里可也有一个“罪”字,在陈云的心里,共产党也干了有“罪”的事的。这说明了,陈云的心里也有一点罪错思辩这第二种的思辩方式。陈云都用上了,那我们民运就更有资格使用罪错思辩了。
    
    凡人都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八个大字。先说明一下,我与共产党没有杀父之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仇过节之处,我现在对共产党的认识,完全出于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理性认识所带来的。说句真心话,我根本就无法理解胡平这么一个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人对共产党的认识。我,作为一位比胡平和章立凡两位略为年长,但经历却极不相同的一个平常人,是怎样认识到、树立起罪错思辩这第二种思辩方式的,以一种朋友交心的方式谈谈我的体验,供胡平、章立凡,也供大家参考。
    
    下面就讲一讲我是怎样开始认识到“是罪还是错”这个问题的。
    
    三,我是怎样开始认识到“是罪还是错”这个问题的?
    
    “是罪还是错”这个问题,这是在1967年4月份进入到我的头脑中。它是源自于我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内被打到了的第一把手顾稀,具体地讲,是顾稀在1967年2,3月间讲给我的几个同班同学(福建籍的吴长仁等)的,再由吴长仁等几个同班同学于1967年4月间将之告诉与我。为此我需要由我与顾稀关系从头说起。
    
    1966年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而全国高校开始了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唐山铁道学院也同其他院校一样,1966年6月8日下午,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郭维城受吕正操铁道部党组的委托,到我校峨眉建校工地给在峨眉的师生员工作了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唐院有七十年历史,就是要翻这七十年的老账.解放前是洋大学.解放后十几年唐院走的哪条路?什么思想统治唐院?要算清.”1966年6月18日,铁道部党组决定,在唐山的师生员工立即全部集中到四川峨眉参加文化大革命。仅仅给了3天准备时间,6月21日,在唐山的两千余名师生员工立即动身分批奔赴峨眉。同时,铁道部派来的以办公厅副主任刘白涛同志为组长,由82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几天时间,峨眉建校工地、教职工和学生驻地以及食堂里就贴出了数千张批判“七十年”、“十七年”的大字报,斗争矛头直指我校1966年2月就已经调离了此时又回到学校的前院长兼党委书记顾稀和各系的领导和知名教授。
    
    大概在1966年7月底的一个下雨天的下午,(注:我在写《建立张君劢纪念馆,这是我的最大的心愿》中说是“1966年8月份起私访顾稀”,后见到黎哥的文章《唐院文革,腥风血雨》,帮我回忆那段时间前后,因为这是在我们赴西安之前的事,故应为7月底可能性较大。)我和同班同学张XX因对顾稀所写的一张大字报中一句话有存疑而直接找到了顾稀本人并询问了他,他也告诉了要上高教部查找六四年高教会议记录方可证实。我俩没有留下名字,只是在临离时他问了一句,我答了一声,是运六三(运输管理系六三级)。
    1966年9月17日,学院组织学生和部分教师,乘火车专列去北京参加国庆,接受毛主席检阅。我就借此机会,独自一人上访了高教部,抄录了全部有关资料,证实顾稀所言,并将之讲给同班的几个同学。
    
    11月唐院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提出了“回唐闹革命”的主张,并押送大部分的“牛鬼蛇神”干部、教师回到唐山接受批判审查。绝大部分教师、职工、学生也借此机会,陆续离开峨眉回到唐山。
    
    在唐山1967年2,3月间,顾稀顺着我留下的运六三这一班级名找到了当时春节留在唐山我几个同班同学(福建籍的吴长仁等),并从中获知我的名字以及我高教部调查的大致结果。
    
    1967年4月中我才从上海回到唐山铁道学院。一回来,我的几个同班同学(福建籍的吴长仁等)就与我讲起,这一、二次顾稀与他们的交谈。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是罪还是错”是识别一个干部的关键之处以及一些有关法律的知识。
    
    四,叙前续后故事中要解释的二个问题
    
    为了简单地解释起见,我回想了曾经回答过我妻子的两个问题。我妻也是唐山铁道学院运输管理系毕业的,同样也曾在广播台工作过,只是比我低一年级,她在当时参加的是红旗战斗队。她曾经问起过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曾是1966年10月全校筹备成立红旗战斗队的七、八个人之一,为何待到成立时我就自动离开了红旗战斗队,无声无息消失了呢?我的回答是,开始时我们这七、八个人一下子马上搞得很熟,一天在西单十字路口,我遇到郭XX(后来的头头)和另外一个人,他俩准备去西单刻图章,他讲了,他有个中学同学在北航,是北航红旗的头,我们要成立的组织名字也叫红旗吧,我说,那没有关系。我记得,三个人一共谈了足足有一小时之多。在与郭XX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人逻辑判断能力不行,而且又很犟很难沟通。回来后我想了很久,决定主动退出。
    
    我妻曾经问起过我的另一个问题是,1966年9月我已经得到了顾稀是个有错误但整体上讲是个好干部的全部资料,为何等到1967年5月才给予公开发表?我的回答是,我很早就预测和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精心地设想好了的,计划好了的一件事情,直到1966年8月初由我提议,得到我同班的时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支持,组织了几个同班同学去了一次西安交通大学文革考查之行,这也是我校唯一的一个西交大文革考查之行,我才确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既然说它是毛泽东设计好了的事,那就象写一首诗有起承转合,下一盘棋有布局攻杀决斗残局,写一部小说有开场铺垫高潮结局,都是如此,那时间到了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才刚刚进入到第二步吧,只有到了第三步才可以抛出去。在1967年4月份传来人民日报要解放第一把手的社论,我感到时间到了,5月就公开发表了调查顾稀是好干部的证据。几个月后,学校的文革主题转到了省市地方上去了。这时我也开始非常地不理解起来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利用大学生们去搞省市地方的文革,我们一个二十岁多一点大学生怎么能知道省市地方那些事呢?故一开始起我所在的组织就宣布,我们不参与唐山市地方的运动,我们不写一个字的大字报,我们只做顾稀问题。
    
    讲起我为什么会说,郭XX,这人逻辑判断能力不行,而且又很犟很难沟通的呢?因为我初中时就自学形式逻辑学,以后又买下了一本叫形式逻辑学的书,仔细地反复地阅读之。一个人思维要符合三段论法,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大多数人的问题常常出在前二段和推理上。如许多人说话时常常不说出他的大前提是什么时,你就得去推测他的大前提是什么,也有好多情况下常常出现有好多个大前提的推测可能时,那就得用别的问题来刺探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看其如何地对待别人的批评和反驳的,我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如果你发现该人的行动背后的真实的动机,你就认识清楚这一个人的全部。如果你认识了这个人的全部,那你就可以大致地判断出,在某种特定场合下该人会有何种的表态或表情了。我妻马上与我讲起,她曾与其他同学一起参加过周恩来接见唐院红旗,当郭跟周恩来讲,他是否可做铁道部部长时,周恩来马上训斥之,你太年轻了点吧,郭满不在乎的样子令其他在场的唐院学生都感到非常吃惊。我妻可信服了我这一次。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是否会出现象苏联那样全面的修正主义复辟现象,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现象?出现了,怎么办?······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早就出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舞台和某些报章杂志上了,当时我听说,也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思考。我把此一系列问题串更改一下(这是理论研究中通常为一些行家所经常运用的方式),即改为,如果毛泽东发动的世界上第一次的文革在发动之初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必然失败的原因何在?谁能有本事去求解四个没有的此类问题,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求解此类问题······按照我的逻辑判断,可以讲,没有一个人,也包括未来的人(还没出生的人),也无法能解决这类问题的,因为这一系列问题串中或者至少存在着一个伪问题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悖论,当然,这个悖论究其原因,就出现在毛泽东死认的理,“一分为二是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君不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世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毛泽东心中念念不忘地想要纯而又纯,就必然要打倒一切人,此君又惯于使用群众运动(其实是一种对民主的误解、误读),一动用起群众运动,岂有他哉,不知要多少人头落地,这不是犯罪的念头又能是什么呢。
    
    遂有了我于2015年6月13日在民阵斯图加特会议讲的一段话: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在根本没有搞清如何分辩有错与有罪的界线、根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采用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确定某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施行怎么样的行政和刑律处罚等等重大的法律秩序原则问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处心积虑、精心谋划、妙使请君入瓮之计,于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先例的文化大革命。”(参见孟泳新《从法制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现况》)

出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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