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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是政治审判
(博讯北京时间2019年1月2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翻案: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是荒唐的政治审判
    
    丁凯文
    
    粉粹“四人帮”两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交中纪委审查。1979年8月,根据邓小平提议,召开了“两案”审理座谈会,正式决定“两案”交由司法审理。9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两案”审理工作汇报时指出:“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远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在这个情势下,叶剑英于当年十一国庆节上的讲话正式将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从此,中共将这一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转变为敌我性质的斗争,也意味着原本党内解决的矛盾转为司法解决,开创了以司法审判处理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的先河。
    
      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
    
      在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司法系统独立于国家的政府权力,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要在法庭审理之后由法庭判定,而非国家领导人判定。然而,中国的司法审理恰恰相反,受审人的罪行和罪名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是党决定一切。1980年6月,中央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彭真出任主任,书记处书记彭冲为副主任,身为最高法院院长的江华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仅仅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接受彭真的直接领导。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两案”主犯的审理工作。在这个委员会下设立了“两案”审判工作小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人大法制委主任刘复之,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为召集人,刘任组长,该小组又下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设在解放军总政治部。
    
      早在1978年6月,邓小平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批林不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毛泽东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在中共中央和“两案”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但是审判的日期却不断被推迟。1980年3月19日,中央书记处提出4、5月做准备,6月份审判,7月底审完。但是预审直到9月份才结束。8月27日,刘复之和凌云还就审判工作中的依法取证问题向彭真和彭冲写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办57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转发了这一报告。9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7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通知》,通知说:“这次,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办法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这一案的其他罪犯,将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军事法院陆续分别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因为案情特别重大,将组织特别检察庭、特别法庭,依法进行审判。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将采取公开审判方式。”
    
      1980年11月20日“两案”审理正式开庭,1981年1月25日审理完毕。1981年11月6日到22日,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陈云作了批示,胡耀邦发表了讲话。1982年1月31日,中央以9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该座谈会纪要,要求各地“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显而易见,“两案”审判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党代法,以政代法。这样的审判只能是一场政治审判,而非独立的司法审判。
    
      二、自欺欺人的审判思路
    
      在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下,以公审的形式给林彪等人定罪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缺乏先例的。但是如果走严格的法律程序,当权者们却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林彪在文革中并无自己的路线,完全是以毛泽东马首是瞻,采取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文革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战略部署也都是毛泽东一手掌控的,而具体的执行者则是周恩来。对林彪案的审理绕不开毛泽东与周恩来。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彭真发明了“审罪不审错”的方针。彭真说:“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了,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换句话说,尽管文革事涉党的路线问题,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责任仅仅是犯了错。毛周属于好人犯错,而林彪等人则是“坏人办坏事”。如此自欺欺人的“只审罪行,不审路线”的原则居然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一致同意,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成为日后审案定案的方针政策。
    
      1980年9月8日,彭真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有关公审情况时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都不写。”邓小平表态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为了给周恩来开脱责任,邓小平说:“周总理做了违心的事,讲了违心的话,当时他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做更多的好事,才能保护老干部。”最后,凡是与毛泽东、周恩来不能完全分开的事件都未写进起诉书,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518讲话”、“二月逆流”、武汉“七二〇事件”、“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等。
    
      从中共最高决策层所定的原则和方针来看,与他们日后所标榜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背道而驰,所谓“好人犯错与坏人犯罪”从根本上抹杀了法律的界限,人为地分割了历史与事实,法律成为邓小平们手中的政治斗争工具。如此之审判也就毫无公正、公平可言了。
    
      三、林彪集团的罪名与事实完全不符
    
      从1979年9月到1980年5月,林彪集团的起诉书14次易稿,罪行从8条到10条,再从10条到5条。这5条罪名是:(1)诬陷迫害军队领导人,篡夺军权;(2)诬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阴谋篡夺国家领导权;(3)阴谋发动武装政变;(4)另立中央;(5)外逃叛国。此后又经过一轮相关资料的查证,起诉书终于在9月初完成了初稿上报中央政治局,得到邓小平的认可“这个起诉书可以用了。”这些罪名成为日后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和特别法庭判决书的依据。
    
      林彪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就接替彭德怀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任命的,并非林彪篡夺来的,文革时林彪依然是军委副主席,权力与地位并无改变。起诉书说林彪篡夺军权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文革中一大批军队领导人和老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是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恶果,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政治目的在于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将权力转移倒毛泽东信得过的文革极左派手中,毛泽东在1967年初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御用夺权运动,再将这种模式移植倒全国各个地区。党内一大批干部和广大民众因为毛泽东式的造反夺权而深受其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更是被迫害身亡,应该说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文革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毛泽东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策划者、指挥者竟然“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追随者却要被追究“反革命罪行”,这其中的荒唐、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林彪的“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和“另立中央”这两项罪名基本上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专案组和中共十大给林彪定罪的结论,至今也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林彪与黄吴李邱等人涉入其中,现有的证据最多只能证明林彪之子林立果有这样的言论。在毛泽东南巡的步步紧逼下,林彪乘机出走,与毛泽东和平分手,其实质就是“逃亡避祸”。然而,逃亡不等同于叛国。面对不可避免的政治迫害,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利,林彪也不例外。
    
      事实证明,林彪等人既无“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动机,也无相应的事实。相反,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下,他们在文革当中紧跟毛泽东恰恰就是要维护和巩固这一政权和制度。林彪的倒台仅仅因为政治理念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打击了毛泽东的文革红人--张春桥,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而遭到毛泽东的打击和清洗。林彪事件说到底还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是否“革命”与“反革命”毫无关联,所谓“反革命罪”无非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大搞政治迫害的一个工具而已。
    
      四、林彪案涉案人的量刑由中共最高当局决定
    
      公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虽然顺利进行,但是最终如何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量刑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曾任特别法庭副庭长的伍修权回忆说:“关于首犯杀不杀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老是定不下来,先提出江青、张春桥二人一定要杀,以后又认为不杀为宜,后来又说还是得杀。我们也决定不了,最后提交到中央政治局去讨论”。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这些法官们哪里有权给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定案和量刑,他们仅仅是承办人而已,一切都要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快到审判结束时,提交中央常委讨论。······最后是小平他们决定,对江青不杀,判死缓。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林彪一案多是军队干部,他们有战功。小平说,战功是战功,罪行是罪行,有战功,也不能不判。”据知情人透露,中央和军队里有一部分老干部认为,黄吴李邱应该无罪释放,但此议遭到邓小平的断然否决,最后邓同意公审判刑之后即保外就医。最终,黄吴李邱四个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分别被判18年、17年、17年和16年。公审判决之后不久,他们四人就被分别保外就医安置在青岛、济南、太原和西安,虽然他们并未脱离严密的监管,但是毕竟走出了秦城监狱,相对地得到了一定的自由。 
    
      事实证明,1980年在邓小平、彭真的主导下,“两案审判”纯属政治结论先行,检察院、法院皆为傀儡,均接受“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律师更要密切配合官方的部署,与官方保持一致,被起诉者的罪名和刑期都是事先拟定好之后在法庭上走个过场,许多被告甚至被要求必须绝对配合官方的“演出”,事先演练好法庭拟定好的问答辞。为了使审判能够顺利过关,特别法庭还找人模拟被告做演习,检方和法庭联合演戏。参与“两案”审判的律师张思之先生对此有个精辟的总结:“两案的审判倒也算一个‘典范’:司法不能独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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