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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胡鞍钢:关于目的导向的有限辨析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8月16日 转载)
    
    关于胡鞍钢,令人沮丧的局面在于,人们意识到了他的“全面超越论”的荒诞,但却没有人对此展开深度辨析。和其他的社会热点事件一样,人们高举正义的旗帜,迅速把胡鞍钢树立为批斗的对象,把所有的口水和所有的诅咒都堆积在这个号称以学术报国为使命的知识人身上。
    

    事实上,当胡鞍钢已然成为一个学术现象,人们可以选择多种思辨的路径展开讨论。比如最容易上手的路径,是深入到胡鞍钢的著作文本里,就他的文献引述,分析模型,材料来源和观念给定前提进行辨析,找到他的学术漏洞。但是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做,人们着急上火的诅咒,并且以为自己的诅咒会被垂听,甚至以为当诅咒的声音足够大,胡鞍钢就会丢掉饭碗,从云端摔碎在江湖里。
    
    认识胡鞍钢,先要认识王绍光
    
    多年以前,我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胡鞍钢这个名字,那个时候他的名声还比较羞涩,也少有机会在庙堂里进进出出,总是尾随在王绍光的身后。王绍光,政治学家。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2000年之前一直在耶鲁大学政治系任教,后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开始就中国问题形成他的巨大的影响力。
    
    王的头衔众多,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3年,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次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改革,被国外媒体称作“王胡报告”。中英文版本二十余部,真正形成了国际影响力。
    
    一直以来,王绍光表现出一个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保持了长期的批评。王绍光曾经直言公共知识分子总是浮在表面,缺少认真做学术的必要素质。“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由此,王绍光基于他的政治学训练,指出所谓的公民社会问题意识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公民社会是黑白好坏混在一块的大杂烩,与民主并没有必然的等号。公民社会组织在经济上主要依赖商业收益或政府资助或外国捐款,无法保证其自诩的独立性。而流行理论强调公民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外部效应,事实却是公民社会的内部效应(比如民主技能训练)恰恰更能促进民主。公民社会成为显学,正是过去十几年中人们缺乏理论想像力的典型表现。
    
    所以王绍光指出,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国内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人民社会的理念清晰而无歧义,对外是骄傲地“站起来了”、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内是一个既磕磕碰碰、又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更容易成为追求的目标。
    
    一以贯之的“国家能力”方法论
    
    我想说的是,胡鞍钢的学术观念的前提条件,都在王绍光的进路里,他们是一拍即合的学术搭档,不仅在学术界有文献可查,而且在政界也被高度重视,深得政府信赖。
    
    1993年前后,王绍光和胡鞍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两个人把国家能力分为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明眼人能够看到,这四种能力的组合,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见王绍光和胡鞍钢的学术对中国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国际秩序,一直以来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我猜测,高层当然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大国崛起”。因为这在目的导向的意义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度和共鸣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绍光应该是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第一届北京大学毕业生,与现任首相是同窗学友。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于1993年5月下旬终于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
    
    多年以来,我都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观察到,类似于他们这个进路的学者,到底对中国社会能够最终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以来,他们都是直截了当的,也是信心满满的。比如他们总是牢固守住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与此同时,我也在考察,这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主流学术和我心目中伟大的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个人价值自由选择和小政府导向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会在中国产生怎样的观念厮杀。理所当然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看到,当王绍光和胡鞍钢这一流派的学者总是出入于金碧辉煌的宫殿,总是引来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所热爱的那些总是努力说出古典自由主义常识的学者,是怎样窝在自己的书斋里牢骚不断,是怎样心怀诗书,报国无门。
    
    胡鞍钢与重商主义传统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胡鞍钢的学术报告看上去怎样宏大,怎样被高层追捧,怎么被国际社会讨论,在我看来,他依然而且只能在经济学思想史的流变里重复一些基本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趣味,他的学术,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亚当斯密早已经在《国富论》里辨析过的重商主义经济学。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自发秩序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统一调控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苏联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凋敝之中,只能靠秀肌肉获得国家的存在感。
    
    但是,对于一个有志于长治久安的国家共同体而言,秀肌肉的管理方式却具有清晰的目的导向。正是抓住了这个清晰的目的导向,胡鞍钢的“全面超越论”终于横空出世了。
    
    知识分子的共同误区
    
    当我沿着“国家能力理论”和“重商主义经济学”两个学术进路进行考察,我意识到了胡鞍钢的目的导向,是一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具有普遍性的目的论,推动着胡鞍钢在他的学术领域顽强努力。
    
    这是我要说出的观点,胡鞍钢并非一个简单批斗就可以解释的人生案例,而是一个普遍的思想现象。人们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指出这个人如何无知如何无耻,就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事实上当人们简单批斗,胡鞍钢的直觉反应应该是居高临下,一骑绝尘,笑看各路口水纷至沓来。
    
    中国读书人,基于我们的观念秩序,总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帝王师情结,总是有着心中有话说与君王听的传统习惯。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有人逢迎,有人反抗,但目的导向却是一样。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胡鞍钢现在是飞黄腾达,出入庙堂的人生,他用他的学术去影响这个国家,在他看来,这才是他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而那些骂骂咧咧的人们,处江湖之远,无法体会到自己的学术报告被重视甚至被实践的人生快感。因此,无论我们的口水多么汹涌,在胡鞍钢自己看来,他的学术,他的方案,都是自洽的,甚至是完美的。至少在这个国家的范围之内,没有人能够有效驳倒他。胡鞍钢作为一个学术现象而存在,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
    
    所以在我的辨析框架里,我认为每个人都是胡鞍钢,略有不同的是,胡鞍钢比较幸运,他得到了宠幸,而你我没有机会而已。从孔子到屈原,再到你和我,都在这个进路里,这构成了我们人生的意义。
    
    人是目的导向之人,人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受到了他的自我给定的目的论的推动。胡鞍钢的学术行为,他的著名的“全面超越论”,是他通过长期的学术思辨之后为他的目的而努力的一个总括,或者说是他的人生目的导向的一次总爆发。
    
    按照康德“人是目的”的目的论秩序建构,当一个人失去了超验的目的给定,则一个人必然以某种现实关怀为终极目的。从人性的主观偏好和效用原则来看,一名学者试图与权力联姻,放大自己的思想的影响力,就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有人为女人而学术,有人为金钱而学术,有人为名声而学术,有人为启蒙民众而学术,有人为国家为民族而学术,而国家和民族,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下,胡鞍钢的目的导向,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应该说具有中国式终极目的导向的特征,他甚至高于很多学者的目的给定。
    
    有一种观念可以对胡鞍钢的目的论构成冲击,这就是为自由之人而学术。然而,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这些基本问题像大地一样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并不愿意沉思。当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变得不够开阔,不够深刻,不够终极,我们的学术就会在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中间目标地带停滞。
    
    人生总是充满了shit hole,总有一款等着你和我。浮士德在兴旺的国家景象面前满足了,于是倒地而亡。这样的悲剧我们理解不了,事实上浮士德是一个满腹经纶的博士,他在与魔鬼的赌局中输了,胡鞍钢也会理所当然地输掉他的人生,正如我们也同样会走进一种不可抑制的大败局之中。
    
    阳城书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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