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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人猴HUMONKEY理论家王小东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6月0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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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族主义者主张,黑人是一种特殊人种,类似于“人猴HUMONKEY”。科学主义者主张,人们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山绵羊”(Geep),因此,把人和猴的细胞凑在一起,“人猴”(Humonkey)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人猴”也许还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做多种实验。这些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实际上,遗传工程似乎可以制造出任意组合的杂种来。无论是人与兽,动物和植物,微生物与动物或植物,全都可以配到一起。遗传工程的这种力量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的。例如,在牛或羊中植入人的基因,可以使它们的奶中含有人类的蛋白质,这种奶可以用来喂早产儿。其实,克隆山羊的那个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初的目的也就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人类化’的羊。在猪的细胞中植入人的基因,则有可能生产出可以移植入人体的猪心、猪肾等,解决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供应不足问题。”(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第六章 生物学:难以预测与控制的力量》)
    
    我认为,上面这种“人猴HUMONKEY理论”其实不是科学理论,而是科学主义、科学崇拜、科学信仰、科学宗教——甚至可以说,是“人猴HUMONKEY发明出来的并为人猴HUMONKEY服务的理论”。
    
    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第十三章 中国的选择》里,这个“人猴HUMONKEY发明出来的并为人猴HUMONKEY服务的理论”还这样宣传:
    
    “惧者生存”是一个极为正确的格言,但“惧”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惧”到失去生存的自信。就中国而言,要明白我们是站在一个不那么高的起点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谈什么“中国的奇迹”,没有什么奇迹,我们是在艰难地前进,目前的成绩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在前进着。世事沧桑,无物常存,多少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了,还有多少尚且苟延残喘,但似乎已无复兴之望。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到那个地步,复兴的希望不仅有,而且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想“先发制人”地封杀中国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没希望了,美国人倒不会整天骂中国了,死老虎还有什么打头。毕竟,中国还有12亿人呢。电影《侏罗纪公园》中那个数学家马康姆说得好:“Lifefindsways”,意即“生灵总会找到出路”。12亿生灵,难道在信息时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却不去找生存之道。时间是紧迫的,信息时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赶不上去的民族,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找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中国必须挤入信息技术的高端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理论界一直有所谓“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在信息时代“开放系统”的环境下,传统的赶超战略所谋求的“建立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为一个国家恐怕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求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冲击,必将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总体上反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较优势,满足于低技术领域的高增长,大量制造质次价低的产品,则不仅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将是十分狭小的。对于中国来说,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领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应当选准几个点切入,即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至少找几个点赶超上去,在这几个点上发挥出比较优势,与其它国家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完全依赖于别人,而别人并不依赖中国。
    
    为此,国家有必要对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结合科技、经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考虑因素,制订出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空论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并把目前积累的资金投放进去。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增长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个老工程师的话说——没有太大生命力的领域。所以,这一阶段只能是作为积累向下一个目标跃进的资金的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研究开发能力总体上没有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时代,高科技的发展与变化如此迅速,研究开发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努力实现从靠简单劳动赚钱向靠熟练劳动或脑力劳动赚钱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国都将面临被新技术淘汰的危险,目前的高速增长将会很快化为泡影。
    
    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高科技的信息开放环境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是后进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依靠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后进国家的民间企业往往缺乏高科技开发所需的资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担高风险、短期回报往往较少的能力,更无法抵御先进国家大资本先发制人的扼杀。就信息技术领域而言,即使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也扮演着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当然就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份额。但是,国家主导也会带来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的高科技发展过于迅速,真正重要的发明往往是谁也预见不到的。比如在十几年前,谁也预见不到微软和英特尔能够占据家用电脑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几年前,同样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网际网络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国家主导的高科技发展应该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在产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跟踪外国已经成熟、而对中国又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要以这种方式在产业方面开发创新技术并获得超额利润往往是效果并不理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给一些厂商提供了寻租的可乘之机,也就是它们会用种种手段来谋取国家的优惠政策、特别的资金投入等,而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数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术、市场已经完全成熟的,如半导体晶片等项目方面外,国家主要应该创造一个能够让民间企业乃至个人进入高科技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发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开放环境。当然,支持高科技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恐怕在相当程度也得依赖国家的资源投入。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对外已经是相当开放的,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信息开放,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的信息开放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硬件不够。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实在是太狭小了,仅仅是中国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极小的车流量,都会经常造成堵车。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扩展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让更多的人上网,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只要创造一个能够全面迅速获取信息的开放环境,绝不缺乏聪明才智的中国人一定会在信息空间中找到更宽广的生存之道,而且极有可能占据一些制高点。
    
    记得中国某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如果能够培养出几个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么培养比尔·盖茨和马克·安迪森?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个环境。我在前面说过,英国有人建议,由国家花钱,让每一个9岁以上的公民都有个电子邮件地址,都能够上网;而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间教室(目前是9%)和图书馆都要和网际网络连接。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
    
    其次是对待信息空间中的无聊及不良信息的态度问题。信息技术给人类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民族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信息空间中有大量的无聊及不良信息,也许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容忍这些多达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们的流通,则你也会大大地妨碍那百分之二十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有用的信息,也许有一些最伟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垃圾的信息中。因此,保证信息空间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要的,至于那些垃圾,要有宽容它们的气度。无庸讳言,信息空间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祸害的,各国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们无不为之头痛,也想了许多办法去过滤这些有害的信息,这种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主次关系一定要摆正,保证信息自由流动是主,而过滤有害信息是次。后者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以不妨碍前者为度。任何想关上信息空间大门,或是中国自搞一套,与世界其他部分在信息上隔绝起来的作法无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杀。事实上,我们不仅不应设立人为的屏障,而且还要努力去打破自然的阻隔——语言障碍,以实现信息的高速流通。
    
    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如前所述,西方主流新闻界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这使得中国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生存环境变得有些险恶。如何打破这种反中国运动,这种信息围剿?光是给美国人说好话是不够的。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对我说,他所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都对他大谈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友好,越是这么谈他越不信,越是怀疑中国人有鬼。仅仅依靠做西方权势集团或企业界的工作也是不够的。做他们的工作是相对容易的,他们要利益、要赚钱,现在中国还真有些利益给他们,有些钱给他们赚,他们也乐意为中国游说。问题是,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西方新闻媒介的反中国运动是有公众基础的,新闻媒介引导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公众的反中国情绪又要求新闻媒介加码反对中国。面对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应该怎么办?关上门可以把反对中国的信息关在门外,但这就更给了别人愿意怎么丑化你就怎么丑化你的机会,而没有人能够为中国声辩。对付它的办法恰恰是把门开得更大,让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有许多谣言都会不攻自破。要有自信,相信中国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比西方人和海外持不同政见者所想像的要好得多;要相信自己的国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会站在自己的民族一边。实现信息环境的全面开放,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在想什么,也让中国人知道外国的实际情况,外国人在想什么,不仅有利于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外交——甚至可以说,在信息时代,这才是外交的根本。
    
    要逐步适应信息社会的网状结构我在前面几章论述过,信息技术要求一个网状的社会结构——虽然层级结构不会完全消失。因此,一个社会要进入信息时代,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企业管理,都要逐步地适应网状结构,这不完全是一种社会理念,而且是技术的要求,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大大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一样。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难度也许要大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因为中国迄今缺少这种习惯和氛围,而美国早就有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普遍地不太适应网状结构,这在信息时代绝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科技,一是需要完全开放的信息流通环境,二是需要能够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完全自由的宏观及微观环境,这两点是及其重要的:美国今天在高科技方面的绝对领先地位固然与其它一些条件有关,但它的高度自由的信息流通环境和行为环境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应该多学美国的模式,而“东亚模式”在信息时代很可能没有前途——当然人类也应允许有多种模式的试行,中国也可以多种模式并存。但无论如何,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应再过分侈谈“东亚模式的魅力”等,而应率先进入网状结构,方能显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与适应力的宏伟气度。
    
    从层级结构转变到网状结构,将使许多人失去颐指气使地领导别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绝转变,则中国必将因此而永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将全部被别人所“领导”。
    
    别成为伊克人在我这本书行将完稿之际,海南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谈论未来的信息社会。他认为,未来的信息社会将使国家消亡,世界融为一体,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平静的,会有大变动或大决战(广义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他说,他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但尼葛洛庞帝似乎根本没有思索过这类问题,他十分失望。他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接触到过这方面的文献、材料没有。我说,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与本书是如此地紧密相关,因而我尽了一切努力来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结果与他一样,十分失望。这本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国,而美国在信息社会中无疑地具有绝对压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担心什么,它的那些从事于信息技术领域的精英们就更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信息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百分之百地注定是玫瑰色的,他们为什么要去费脑筋想这些问题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并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险。事实上,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种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纪起,西方人依仗先进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这种淘汰扩展到了全世界。皮萨罗的168人远征队和科尔特斯400人的远征队征服了整个美洲大陆,90%的土著居民在随后的不长时期内迅速死亡。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比那个时代文明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而,我要再强调一遍,从历史来看,所谓道德是靠不住的东西,唯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长期未被使用,决不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使人们不忍心再用(事实上,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之后,美国政府仍多次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是因为核垄断被打破了,否则,核武器会被一用再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美国反战运动,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忍心杀伤过多的越南人,而是因为美国人的伤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反战情绪几乎总是与美国人的伤亡成正比,而和别的事情没什么关系。若是越南像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什么反战运动。信息时代如果因技术进步而出现了力量的绝对不平衡,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淘汰呢?
    
    当然,信息时代的淘汰可能会仁慈些,也许会是“天鹅绒式”(美国人称自己的霸权是“天鹅绒式的霸权”)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可能会是一种自我淘汰。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玛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叫做“伊克人”的乌干达北方山谷里的小小部落。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伊克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他们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福时他们才笑。刘易斯·托玛斯在书中还有其他联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联想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出现了严重断裂之后,会不会现在也还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们承受得起信息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冲击吗?有乐观的迹象,但也有不乐观的迹象。
    
    前些日子,一个已经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来做生意,给我打电话闲聊时向我推荐陈燕妮的《遭遇美国》。我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类书我都不看。这类书中所写的东西你们在海外的人也许感触良多,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对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你们的生活与遭遇都是irrelevant的。你们自己过你们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书中写了我曾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于是,某天路过书摊时,我便买了这套书,浏览了一下。虽然我还没有将书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个感觉。这本书所挑选的50个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曾是中国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声在中国曾经极其显赫,他们的处境应该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即使他们的其他的一切美国人都看不上,他们的“中国关系”恐怕还是值些钱的——要知道,美国与中国的生意一年好几百个亿美元呢!而且过得太不好的人大概不会来谈,作者多半也不会要他们来谈,因为作者十分清楚,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很想保留一个美国梦的。即使这样,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朴实,实实在在地谈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因比别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则底气不很足地申辩着他们的选择的“正确”。然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美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既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员,也未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irrelevant”是一个最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地位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同样准确的中文词)——当然,那些搞科技的应当另作别论,因为科技永远是对于全人类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国》一书中所选的搞科技的人并不很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已经是中国许许多多最优秀的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了。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奋斗“打拼”,在异国的土地上不仅站住了脚,吃上了饭,有的还可能吃得比较好,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确实可以算是有几分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气概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最优秀的人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并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批评留在国外这件事本身。其实我认为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relevant还是irrelevant的关键。实际上,在海外有一个沉默不语的(当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语,只是我们听到他们比较少)华人社会,这个华人社会在极其艰难困苦,极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张张让约翰·奈思比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称羡不已的极有生命力的华人网络。这些网络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决不等同于中国后来出去的在哪个社会都接不上榫,只不过是一口饭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虽然后者可能还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听到后者对于唐人街的轻蔑谈论,认为这是中国人落后、保守,不肯溶入更先进文化的典型产物。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人富翁(虽然还不是大富翁),他们曾是印度支那的难民,70年代逃亡时,连个手提箱都没能带出来,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不少人都致富了。他们靠的是什么?当然靠刻苦耐劳,靠智慧,也许还靠西方国家“制度好”,但还靠一条,就是那一张张的网,相互帮助,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有力量。这一张张的网就是一个个社会,在当地不是主流,却也站住了脚(这是一个社会站住了脚,和一个个人站住了脚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事),他们往往显得很土气,比如春节是一定要舞狮子的,但这土气正是强者的力量的显示,因为只有强者才敢于并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去叫别人接受。我曾经遇到过从广东农村出去的村姑,不识几个字,因而只能进华人的网,而不能与我们这里出去的知识分子比肩,但她充满自信,决无那些知识分子的自卑和自贱,反倒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义——这当然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好转的,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还有相当的力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人的心态,也都在正常化,这在《遭遇美国》一书中也看得出来,我敢说,那本书若是在十年以前写,整本书都会是伊克人的聚谈,现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国人的有些东西还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决不是仅仅在谈《遭遇美国》那本书,我要谈的东西远远超过那本书的范围。
    
    1996年8月15日,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校园,一个美国学生FrederickMartinDavidson因怀疑自己的论文答辩通不过(其实尚未作最后决定)而将自己的导师,一个中国人,名叫梁辰(音译),和另外两名美国教授开枪打死,后向警察投降。这件事无声无息,我敢打赌,我这本书的读者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不由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个尽人皆知的“卢刚事件”来,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个中国学生打死了他的美国教授们。那次事件却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来写这件事。据说卢刚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的一个产物,据说一位中国访问学者还写了一篇文章,《卢刚——中国人的小缩影》。总之,卢刚十恶不赦,中国人十恶不赦。我不懂,为什么中国教授被美国学生杀了,就那么无声无息,没人理会,为什么美国教授被中国学生杀了就那么不得了,并扩大到“中国文化”,被说成是“中国人的小缩影”?那么,那个美国学生可不可以说是“美国200年文明的产物”、“美国人的小缩影”呢?我在这里倒没有一点批评美国白人的新闻媒介的意思。他们一如既往平谈地报道了这两次事件,尽量淡化这里面的种族色彩。这种事在美国多了,如果仅仅因为一次谋杀事件是中国人干的,就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会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美国的新闻媒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不完全公正,但决不会去做这么低水平的表演,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和体面的。在那里表演,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这实在不能不让我想到伊克人。这些整天骂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后产生的伊克人,他们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这种心眼多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当然,在中国,最坏的伊克人还得数那些贪官污吏,但关于他们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而我在这里说的那种伊克人却还往往很奇怪地被认为是大好人——因为他们骂中国人,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东西了,骂了中国人好象就是主张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的实质恰恰与其表面相反。比如说,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极端地蔑视一般中国公众,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自己却怀有极强的道德优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纳不同意见,把所有与他们在某个方面有不同观点的人都扣上“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帽子,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完全的否定和谩骂也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不仅不是自由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导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它隐含着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有能力并有权利对于作为人类数千年试行错误的结晶的传统进行随意修改这样一种思想。仅就常识而言,我已经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国公众的人怎么会愿意给中国人民主——既然他们如此“丑陋”、“愚昧”、“落后”,他们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吗?最近看到海外留学生办的电子刊物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环保问题的文章,张口就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这是从何说起?就现在活着的人而言,谁也不可能“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论祖先,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来的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而这些祖先都“掠夺”过大自然;迄今为止,根据我前面引用的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数据,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国人少得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必注意保护环境了)。这些人也在整天谈民主与自由,但我就是怀疑,如果让这些如此仇恨和蔑视中国人的人当政,中国得到的只能是最坏的专制暴政,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这个民族既然如此劣等,唯一合适的命运恐怕应该是被从地球上消灭掉。前面提到过,一篇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在读了刘易斯·托玛斯的那本书后,我认为最好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伊克人现象”,把这种心态命名为“伊克人心态”。中国人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心态,在遭遇21世纪的信息时代的大动荡、大冲击、大融合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极少数最“幸运”的“幸运儿”,能够巴结到《遭遇美国》一书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会像前面提到过的《圣徒的营地》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举着“皮包骨头的枝桠”扑向全世界的各个海滩,而最多的人则在原来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华人的网也许暂时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营,这些网再
    有生命力也恐怕独木难支······。世界大势会是什么样?从中国人的视点看,有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荣些,何况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多半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不做伊克人。这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谈技术问题。我还回答不了海南出版社的那位编辑的整个大问题,我把我能回答的先回答了。
    
    谢选骏指出:由于这个“人猴理论家”提到了“中国的选择”,所以我不得不在此多说几句了。按照王小东这位人猴理论家的观点,似乎中国只要装上了美国的硬件,就可以培养出美国的人才——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人猴理论家完全抹杀了“思想言说自由”、“信息自由传播”的决定意义。人猴理论家不懂,在一个限制自由的社会里,再齐备的硬件加上再齐备的软件,也无法激活创新的能力,无法保障创新的持续和生长。所以,王小东说出了这样幼稚的话:“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人猴理论家在二十世纪就认为,“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他的理论终于被证伪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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