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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屏蔽的李锐文章:九九感怀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4月08日 转载)
    一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二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 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200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元月4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1982年2月,我已经65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1984年陈云收到3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李锐与老伴张玉珍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3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3个人都圈了。当晚,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11年流放,8年单监,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1979年我62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14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有3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3次半夜发病,都是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3次,从不间断。她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阳住在同一层的911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4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4个人的房里有一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你的。和紫阳分别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出处:2015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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