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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报仇和赔偿哪个更重要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1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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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我在《习近平党中央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一文中写道:为什么“18大以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有160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张阳、高小燕等诸多将军。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
    
    因为第一,1989年六四大屠杀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滥杀无辜、造孽太大,已经变成“中国人民屠杀军”。
    
    因为第二,18大以后,六四大屠杀的咒语“屠杀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的已经满期,冤魂四出讨命来了。六四既得利益者全军覆没不说(一百多万遭到清算),解放军也难逃天罗地网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习近平党中央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
    
    至于赔偿问题,容后。
    
    现在我再发问:报仇和赔偿哪个更重要?当然,最好鱼和熊掌兼得,但是如果不能“二美具”呢?如果二者只能选其一呢?
    
    女人要的可能是赔偿,男人要的可能是报仇。
    
    如果,六四屠杀的冤案给平反了,但有关人员一个也不查处,就像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那样不了了之,有谁愿意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军队再杀人,自己也绝无好下场。
    
    何况还有那么多可怜兮兮的上访退伍军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管习近平愿意或不愿意,他正在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着手消灭共产党腐败集团势力。而且他可能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成功,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先对党政军大开杀戒,结果导致苏联党政军发动“八一九”政变成功。众所周知,正是八一九政变断送了苏联。
    
    《肯定胡耀邦 习近平展历史担当 “六四”现松动迹象》(多维 2017-06-03)报道:
    
    自1989年后,每年临近6月,即成中国大陆的“政治敏感期”,而舆论对中共处置面对“六四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历史态度是否会变化,有着各种揣测和评判亦是众说纷纭。
    
    2017年3月,胡耀邦遗孀李昭离世,其遗体告别仪式照例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4月15日胡德平在李昭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致辞来看,习近平、李克强等多名中共现任和前任常委都前往八宝山参加了悼念仪式。
    
    此外,进入5月下旬,中国大陆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突然出现了“习近平接见胡耀邦、赵紫阳家属的照片”,该“消息”随即被转发到了大陆中国防火墙(Great Firewall)外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美国社交媒体Twitter之上。
    
    随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社交平台上Twitter上辟谣称,合影时间是“这是2015年,并非现在的。具体时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开始之前拍照。”
    
    政治观察人士指,贴出“旧照”的人士显然是希望在进入“政治敏感期”的时间点上,有意“推进”中共最高层对1989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表态。尽管一场六四28周年之前的“小插曲”,但不能忽视的一个而事实上,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其主政后,通过多个场合的行动已经对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给予了认同。这无疑释放了一种积极的信号,展现出习近平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历史担当。
    
    2015年12月20日,当天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94岁生日,故旧亲朋前往家中探望问候
    
    饱受争议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中共党内,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胡耀邦他在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因被中共党内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众怀念与抗议运动,有观点称,“纪念胡耀邦运动的加剧最终导致‘六四事件’”。
    
    直到当下,胡耀邦仍是中共内部有所受的“争议”的人士。在于,在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并得到了党内外的普遍认可。
    
    不过,在经济改革方面,他推动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党内以保守派反对——理由是“进程过快”;同时,在政治改革方面,他的开明作风引发了党内左派的强烈反弹在当时党内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眼中,“胡耀邦过于自由的政治态度,超过了邓小平能够接受的极限”,这也是胡耀邦最终交出党内权力的主要原因。
    
    评论人士表示,直至今天,中共党内分歧仍然存在,这也促使舆论通过关注习近平对胡耀邦的言行,而推演出习对1989年历史的真实态度。
    
    肯定胡耀邦 习近平展现历史担当
    
    2017年3月,胡耀邦遗孀李昭离世,其遗体告别仪式照例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据当时美国媒体《美国之音》报道,尽管中国官方媒体鲜少报道,前往现场的各界送葬者估计仍然多达3,000人。
    
    美媒援引观察人士观点,“这是邓小平追悼会之后,北京出现的最大送葬人群,再现体制内外人士同时祭拜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不仅带领七常委赠送了花圈,甚至亲自前往现场送别。胡德平4月在李昭骨灰安葬上的致辞证实这一点——“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和前任领导人都在八宝山参加了您的悼念活动。”
    
    分析指,上述场景并非意料之外,对胡耀邦遗孀李昭的祭拜实际上中共内部的一次集体态度的表达——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近40年,体制内外人士对历史的反思是无可回避的话题,胡耀邦在过去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借助李昭女士的去世重新被评判。
    
    对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层的这种举动,引发了中国内部改革派力量的支持。如美媒在报道中称,李昭遗像下方及两侧分别摆放着亲属和现任七常委献的花圈,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卸任领导人也送了花圈。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称,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和胡锦涛等上届常委(不含前总理温家宝、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落马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都到场致哀,当时只有胡耀邦的少数亲属在场。
    
    《美国之音》非常肯定地在报道中表示,“经多方查证核实,习近平等七常委确实到场。”
    
    李昭女士的去世引发了中共内部自由派的发声,《美国之音》援引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观点就表示,“(李昭葬礼)规格之高有些出乎预料,事情办的这么隆重,是大好事。这是民心的温度计,也在测量当局者的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不仅出席了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更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胡耀邦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在5,000字的讲话长文中,习近平称胡耀邦“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肯定了胡耀邦一生的功绩,向外界释放了十分明确的信号。
    
    政治观察人士指,习近平主政后的一系列行动让舆论觉得,这位中共领导人身上存在着政治人物的复杂性,过去5年,习近平在处理党内左、右、自由派的争端时,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既不是打左也不是打右,而是谁“极端”就打谁。
    
    有观点人士认为,在复杂的中共党内势力分歧之下,习近平过往的言行是否会对党内1989年的历史以及1949年建政后的历史给出一个有担当的、有责任感的态度,习近平能否在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对历史的关键节点给出更为公允的评价,实际上,通过近年来对胡耀邦的评价及其家人的态度上,舆论或可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多维新闻曾经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曾提出,“习近平的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他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在对“胡耀邦”这个敏感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习近平一系列行动体现了,并且让海内外舆论切实地感觉到这位中共领导人身上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担当。
    
    六四现松动迹象 中共或迎最好时机?
    
    每年临近六月,大陆,尤其是北京的空气便会骤然紧张。大陆的各家媒体枕戈待旦,生怕触碰宣传红线,而在北京的异见人士或者被旅游,或者被更加紧密的监视。原因在于中共仍然未能解开的心结:六四。
    
    之所以难以解开,在于中共对于六四的态度。据台湾中央社6月2日报道,在6月2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西方媒体问到“中国大陆政府是否认为平反(六四)时机已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表示,北京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以及相关问题早有了定论”。
    
    中共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一般由中央全会讨论决定,外交部官员事实上无权置喙。
    
    在此时被问及这个问题,除了六四将近,更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近日再度发函呼吁平反六四,并且拒绝了中共对六四赔偿的提议。
    
    这不是天安门母亲的第一次呼吁,也不是中共的第一次努力。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日前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称,2016年曾有中国官方人士接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仅仅谈赔偿问题,被丁当场拒绝。
    
    因何拒绝?于诉求真相与道歉的一方而言,显然是中共的让步还不够充分。早在1995年,“天安门母亲”就已提出解决“六四”问题的“三原则”,那就是真相、赔偿、问责。显然,在这一群体看来,真相远比赔偿重要得多。尤维洁称:“若是仅仅谈赔偿的话,你对谁赔偿,是对我们找到的202位遇难者赔偿吗,还是对我们这些签字的被你们掌控的人的赔偿?我们不要这样的赔偿。”
    
    反观中共一方,虽然最近几年在六四问题上有所让步,但距离真正的“给说法”还相去甚远。最早在2011年,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之前,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中国安全部门首次表示愿意向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一些受害者家属提供经济补偿。但谈话内容不谈有关公布六四死亡真相或司法追究等问题,只提出需要给多少钱的问题。由于这与“天安门母亲”的“三原则”不符,当时也就不了了之。但在当时,六四难属表示,中共就此问题首次打破沉默,“值得欢迎”。
    
    只是,6年后,中共再次提出经济赔偿问题,仍然没有触及“三原则”中除“赔偿”外的其他两项,有分析认为这或许属于中共采取的“离间”策略。尤维洁认为若事件属实,反映当局藉逐个击破策略分化家属,此行为是不可接受。
    
    六四学运以暴力镇压收场,但报应的车轮不会停止!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态度松动的迹象。分析人士指出,从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夫人李昭的遗体告别时中共现今的七名常委都敬献花圈情况可以看到,中共在未来一段时间,如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这类的时间点,确实有出现态度松动的端倪。
    
    其实六四对于中共来说,始终是“负资产”。从90年代受到国际的禁运的惩罚,到现在中共经常在国际上被拿“六四”说事。时间已经到了今天,也即将满30年之际,或许已经到了中共解决六四问题的倒计时阶段,中共在这样的节点来处理这个压在中共身上近30年的负资产最好的时机。
    
    而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他们也愿意尽早解决这个事情。毕竟六四已过去了很久,这些难属正在一个个离开人世。“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此前表示,自2016年有131名死难者家属要求平反六四事件以来,已有5人过世,分别为孙恒尧、田淑玲、石峰、王桂荣及徐珏。而自1989年以来,已有46名家属离世。他们仍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六四的正名。
    
    因此,中共需要在此期间真正做些事情,而并非重复之前已经有过的尝试。毕竟“天安门母亲”的态度非常明确。六四25周年社论《六四25周年 中共须过“说法”这道坎》文章认为,“历史证明,文革后的中共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修正和更新,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相信中共深知这一点,因此呼吁中共“迈过面前的许多沟沟坎坎”,而这些沟沟坎坎中,“六四”以及重新评价当年学生运动的性质就是其中一个。并且相信,“中共新领导层应该也完全有能力卸下‘六四’的包袱,轻装前进。”
    
    所以,时间无论对于中共还是天安门母亲来说,都十分紧迫。尽早解决六四问题,或许才是双赢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我在《习近平党中央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一文中写道:为什么“18大以来,军队高官受到惩处的有160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张阳、高小燕等诸多将军。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
    
    因为第一,1989年六四大屠杀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滥杀无辜、造孽太大,已经变成“中国人民屠杀军”。
    
    因为第二,18大以后,六四大屠杀的咒语“屠杀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的已经满期,冤魂四出讨命来了。六四既得利益者全军覆没不说(一百多万遭到清算),解放军也难逃天罗地网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习近平党中央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六四死难者报了仇。
    
    至于赔偿问题,容后。
    
    现在我再发问:报仇和赔偿哪个更重要?当然,最好鱼和熊掌兼得,但是如果不能“二美具”呢?如果二者只能选其一呢?
    
    女人要的可能是赔偿,男人要的可能是报仇。
    
    如果,六四屠杀的冤案给平反了,但有关人员一个也不查处,就像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那样不了了之,有谁愿意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军队再杀人,自己也绝无好下场。
    
    何况还有那么多可怜兮兮的上访退伍军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管习近平愿意或不愿意,他正在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着手消灭共产党腐败集团势力。而且他可能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成功,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先对党政军大开杀戒,结果导致苏联党政军发动“八一九”政变成功。众所周知,正是八一九政变断送了苏联。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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