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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1月26日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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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严家祺
    【提要】在中国大变革、大分化、大转型时代需要提倡新历史观——创造史观。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
     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武器、新技术一样,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卡莱尔的舊“英雄史观”

     十九世纪英国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写了一本《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书,广为人知。他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世界史就是伟人传”。他崇拜英雄,“英雄崇拜在人类中现在存在,曾经存在,也永远存在。”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賚的先知或神人,并把英雄分为六類,「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英雄」如奥丁,「先知英雄」如穆罕默德,「詩人英雄」如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如马丁·路德、諾克斯,「文人英雄」如約翰生、盧梭、彭斯。他說:「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很多人知道但丁、穆罕默德、莎士比亞、马丁•路德、拿破崙,但不会想到卡莱尔把彭斯也当作为“英雄”。彭斯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彭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英国人。”卡莱尔谈到彭斯表现于谈话中的才智时说,“高声欢乐的洪流,轻柔感情的低泣,言简意赅的强调,清晰透彻的洞察,他无一不备。”
     看起来,卡莱尔的“历史”,也包括“文学史”,说彭斯“创造了英国文学史”,肯定是成立的。
     “英雄史观”由来已久,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 46—120)在《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展示了历史人物个人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的《史记》,也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观,弥漫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摈弃“神学史观”,许多历史著作中,表现了“英雄史观”的倾向。

“唯物史观”是“命运史观”

     马克思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大思想家。他为了与有悠久传统的“英雄史观”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观”。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一就是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是一个企图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二十世纪苏联东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表明,马克思“个人”是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中国。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少数人“创造”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二十世纪“两大阵营”的对立,发端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时代,欧美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把这种“对立”神圣化,美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当马克思的后代信徒们大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事“创造历史”—— “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活动,正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希望“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去做的活动。当列宁批判考茨基、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时候,正是“马克思”这一“种子”保持它的“基因不变性”的努力。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许多多人以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多么纯粹和科学,不过是“创造历史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苏联,在中国都不再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的时候,“马克思”这粒“种子”就开始被历史抛弃了。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且证明了“一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然而, 二十世纪的历史同样证明,个人——“天才”、英雄或枭雄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的事业是一种“破坏、颠覆资本主义”的活动,这里谈“创造历史”,是在“创造”一词的“广义”上说的,毁灭、改革、革命、战争都是对“历史的广义创造”。
     比马克思稍晚的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战争与和平》中,也表述了与“英雄史观”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件事发生,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任一事件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历史。而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他在谈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那场战争时说,“成千上万适应或符合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凑合起来,联系起来,就发生了那件事,发生了那种运动,发生了那场战争。” 在托尔斯泰看来,国王仍然是历史的奴隶,他的命令并不一定必然地达到他的目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不同于托尔斯泰,他的“唯物史观”是为了说明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坚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没有否定杰出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但他的中国后代信徒深受毛泽东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束缚,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面对社会变革的需要,不思变革,他们真诚地相信,个人没有能力去创造历史。这种“简化的唯物史观”成了维护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论”。在这种“简化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在强人邓小平后,性格懦弱的人反而登上了高位,面对变革的需要,忧心重重,无所作为。他们不是当代改变世界的英雄,而成了“回首往事碌碌无为的庸人”。

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

     广义的历史,有地球史、生物史、科学史、艺术史、经济史、家族史、电脑发展史,海盗史、个人史、一个甲虫在树林中的生活史等等。这里讲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世界史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在这一狭义的历史里,金字塔、迦太基、巴比伦、亚述、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国的春秋战国、万里长城、匈奴人西侵、基督教、加洛林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帝国、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美洲的印加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教改革、俄土战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俄国的扩张、荷兰、英国的海洋霸权、殖民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世界大战、中苏分裂、苏联的解体、九一一事件······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一些“名门望族”有详细的“家族史”,是这一家族集体的共同记忆,不是人类的共同记忆。我在这里讨论“唯物史观”、“英雄史观”和“创造史观”时,是针对“人类共同记忆”的历史,不是针对“家族史”、“服饰史”、“书法史” 而说的。
     历史事件是形形色色的。举例说,有历史大转折事件,有新制度确立事件,有大工程建设事件。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大迁移、战争和革命、哥伦布发现美洲、柏林墙的倒塌都是“历史大转折事件”。历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国家的民主化、联合国的诞生、欧元的建立是“新制度确立事件”
    。从古代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火星登陆都是“大工程建设事件”。
新“英雄史观”— 创造史观

     除了大地震、流行病等引发的历史事件外,一般历史事件都是人参与的结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无意”中创造的。苏联解体过程中,虽然有叶利钦等人的“有意”作用,但总的说来,是一个“自然过程”。历史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的“合力”,如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那就是“无意中”创造了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无意中“创造历史”的现象不可胜数。公元四世纪匈奴人的向欧洲的大迁移,导致了一百年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七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一四九八年五月,到达印度,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些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贸易路线为全程水路取代,欧洲与美洲之间的交易不断发达。这些变化,产生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就是有二千年历史的地中海文明的衰落和大西洋文明的兴起。
     在这之前,中国明朝太监郑和曾率领比哥伦布大得多的船队到达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除了显示明王朝的强大和“盛世”外,没有造成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在西欧国家大规模发展海洋贸易时,中国的明王朝在郑和七下西洋後却实行“海禁”,闭关自守成了中国的国策。
     匈奴人西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创造了历史”,但他们都是在“无意”中“创造”的。个人的有意努力,就能创造历史,使原来不会发生的事发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
     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
     基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物种相应;同样,心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的乐曲、设计、技术、与特定“人造物”或特定“历史事件”相应。

    人类个体与动物个体一样,生命历程中都有苦难,但只有人类能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人类大脑中“心因”和“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为了人能够去追求幸福。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我在前面提到,广义的“创造”,包括毁灭、改革、革命、战争。创造历史的人物,有些是制造毁灭的魔鬼,有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家。政治家之所以能创造历史,除了当时社会环境需要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早就有了“变革”或“创造”的思想。公元前六世纪末,当雅典的平民领袖克里斯梯尼有了政治改革想法时,克里斯梯尼就成了古代希腊“创造历史”的种子。
    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後,当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德国的统一而计划对法国挑起战争时,俾斯麦就是当时创造历史的一粒“种子”。十七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与公元六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东罗马帝国有许多“国土”重合,但这两个“帝国”的文化非常不同,就在于创造这两个“帝国”的“种子”非常不同,前者是穆罕默德,後者是耶稣基督。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创造史观承认历史是“有创造力的人”创造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种子”一般,在适宜的土壤里就会发芽成长。没有“种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创造历史”。没有适宜的土壤,“种子”也不会“发芽”。张居正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但他头脑里有的是整顿吏治、强化皇权的思想,他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鞭法”,虽然改善了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但他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种子”,他的改革,没有持久,很快遭到失败。就是他的改革持久下去,他也不能造成历史大转折。辛亥革命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袁世凯不是创造历史的“种子”,他头脑中只有专制统治的一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新体制,面对不成熟的新体制下的政局动荡,复辟帝制成了袁世凯最容易作出的选择。

好种子·坏种子·奇异子

     “创造史观”认为,“有创造性的个人”就是“种子”。就像电灯是爱迪生发明而不是“生産電燈的工人”发明的一样,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有特定创造性的个人”。
     历史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新的创造是立足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的。电脑的发明不会在电视前,飞机的创造不会在汽车前。同样,马丁•路德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耶稣前,毛泽东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马克思前。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种子”与头脑中有这一“种子”的人,视为同一事物。在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同一。“创造历史”的“种子”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类——“好种子”、“坏种子”、“奇异子”、“创造新文明的种子”等等。“创造史观”重视民众的作用,这就是“种子”的生长需要社会条件。“创造史观”承认存在“好种子”,承认杰出的政治家就是“好种子”,华盛顿就是典型。“创造史观”不认为创造历史的人都是“伟人”,而且认为,政治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是“坏种子”。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他们以“民族”、“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攫取权力,制造新的“人间灾难”,希特勒就是典型。总的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坏种子”远远多过“好种子”。在地球上有国家的时期,为了避免、减少“坏种子”产生“坏”的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厉行法治,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实行“分权制衡”。
     哥伦布和郑和都是十五世纪的航海家,但两人是完全不同的“种子”——“奇异种子”(简称“奇异子”)。哥伦布创造了历史,郑和却不能,郑和是一粒“发不了芽”的“奇异子”。马丁•路德是中世纪教廷极端腐败的产物,是一粒“好种子”。马丁·路德时的教皇是“利奥十世”,他是一粒“既好又坏的种子”,他认为“宗教”和“取乐”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他慷慨资助艺术家和诗人,使罗马成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教皇国产生不了马丁·路德这样的“种子”,马丁·路德却在远离罗马的德国出芽。共产主义的种子出现在西欧,在西欧、美国却难生长,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这一“种子”带到俄国後,就迅速成长,并蔓延到中国。毛泽东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种子”,这粒“种子”在中国土壤中出芽、生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创造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人类最近五千年历史,“创造新文明的种子”最重要的是五个半人,这就是摩西、释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个人”是马丁·路德。“文明”是比国家、民族还要大的“单位”,与宗教或人生目标相连。“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价值体系。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文明”。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文明”。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文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伊斯兰文明”。人生中总有苦难,不同宗教对人生苦难作不同分类,并为人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为人设定人生目标的“种子”,他们就不只是创造历史了,而是创造长期持续的不同文明。许多“英雄”的“业绩”,在他们死後就灰飞烟灭。用“英雄”来称呼五个半人,未免贬低了他们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果关系”和“挑应关系”

     在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作用 。一是“原因结果关系”(“因果关系”),二是“挑战应战关系”(“挑应关系”)。
     因果关系在人类史上大量存在,无需作出说明。“挑应关系”是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对同一“挑战”,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应战”,与“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果”的“因果关系”完全不一样,“挑应关系”是无法预测的。汤因比说,“那种朝一个预定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普通人对“挑战”只会作出普通“反应”,而“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会作出创造性“反应”。“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并非什么“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数十个“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元”,用大量的“松散类比”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并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但汤因比看到“挑应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不同,正确地指出了“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面对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挑战”时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由于其性格、气质、视野、思想、应战力的不同,就会作出不同程度“创造性的反应”。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生性刚毅,早就怀有建立“大帝国”的思想,亚历山大继位後的“东侵”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如果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生的儿子是性格懦弱的人,并让这一儿子继位,那么, 马其顿即使东侵,也不会产生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他小时候,荷兰人教他数学、炮射、建筑堡垒的学问,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在他二十五、六岁时,游历西欧一年半,学习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决心把长期受拜占庭和蒙古这些东方文化影响的俄国,转变到学习“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个人对“西方”的了解和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决心,俄国才开始走上专制政治下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没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国帝王的统治权术。为铲除政敌而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不能不说与毛泽东个人的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後的“改革开放”,也走专制政治下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这与邓小平年轻时到法国学习和他对西方的了解大有关系。

直接创造与间接创造

     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曾担任英国大法官,权力仅低于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在这一事上,可以说,亨利八世和托马斯•莫尔一起创造了十六世纪英国历史。
    新英雄史观:关于创造历史的思想种子的理论/严家祺


    莫尔写了《乌托邦》一书,并没有把《乌托邦》变成现实,莫尔不是《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创造者”。马克思是“历史创造者”,但只是二十世纪苏联中国历史的“间接创造者”,“直接创造者”是列宁、毛泽东。要直接创造历史,必须取得权力或影响力。秦始皇、凯撒、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通过战争“创造”大帝国,是他们在掌握权力后按他们个人意志进行讨伐征战的结果。马丁•路德“创造历史”,是依靠他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影响力。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现实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 历史的“直接创造者”必须有能力把最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历史上有许多时期,民众中长期存在一种强烈的社会要求,所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对抗这种社会要求。“创造历史”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也有许多时期,民众中的社会要求十分分散,历史的“直接创造者”要有凝聚各种力量的能力。

自由出创造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高度发达的理性和想象力。动物也有理性,但完全没有想象力。“具有创造力的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有丰富的想像力。“幻想家”有想象力,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不是“具有创造力的人”。
     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发现和发明,没有科学和技术,也不会有宗教和艺术。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充满生活的真实性,而且有丰富的想像力。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相对停滞,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停滞的结果,不能产生“创造历史”的种子。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循环”,与孔老夫子的“仁政”思想有关。孔老夫子“仁政”思想,一方面让统治者知道,“暴政”将引发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仁政”与“暴政”一样扼杀了“政治自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没有“政治自由”,但有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因而在绘画、雕塑、建筑和文学领域,造就了群星灿烂的时代。而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当文艺复兴的高潮过去後,意大利又陷入了分裂衰败的境地。政治不同与文艺,政治是直接把许许多多普通人“卷入”的行动。当一个政治家在创造历史时,他必须有充分的想象力去设想各种可能性,从中选择出一种能够为最大多数人接受、乐意推动的步骤和方案。他还必须有个人魅力,让人们信任他、愿意追随他。一个长期扼杀自由的国家,人在各个方面的想象力就会受到抑制,传统政治的积弊就无法得到克服,政治发展就会停滞。
     埃及、中国、伊朗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它们背着有千年以上沉重的专制政治包袱,它们抑制人的政治想象力,这些国家虽然有“共和国”的名义,但都打上了传统王朝的印记,历史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形态不同的“王朝更迭”中循环不已。事实上,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武器、新技术一样,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在这些土地上,要把“非政治领域”中的自由扩展到“政治领域”,自由出创造,只有自由,才能在各个领域,涌现出各种“具创造力的人”。让我们在这些土地上普及“创造史观”,相信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创造出新技术、新制度、新体制,创造出这些国家和地区辉煌的新的历史和未来。
     (写于2011-6-25,刊香港《前哨》2011-8原题《创造史观》)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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