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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滚滚毒埃中死去/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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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0月2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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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为人知的白色GDP
    
    喻智官
    
    不为人知的白色GDP
    
    六月五日是世界环境日,中共环保部确定今年的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十年前在浙江说过的话,如今成了大书特书的最高指示。环保部负责人还就此发表谈话,摆出要治理环境的高姿态,提醒地方官员不能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出黑色乃至血色的GDP,却避而不谈迄今为止的血色GDP是如何造成的?更不提可称为白(灰)色GDP的尘肺病——一种接触有害粉尘引起的职业病——还在残害为中国“经济奇迹”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
    目前全国有尘肺病人六百多万,也就是说超过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口。中共夸耀的改革开放后的建设成就:全国建造了多少住宅;修筑了多少公路铁路;煤炭发电量增加了多少倍,其中每一项都少不了尘肺病人的血汗。然而,在现代化都市享受物质文明的人,有多少了解白色GDP的严重程度?富人有几个在意自己身上的金银首饰是尘肺病人开采出来的?尘肺病虽然危害极大,却属于“慢性病”,不像矿难之类的突发事故引人关注,更因尘肺病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
    
    患职业病的“农民”
    
    作为一名曾经多年从事职业病治疗的医生,每次听到“农民工”尘肺病人几个字就难抑愤懑。本来,职业病三个字通常只出现在工矿企业,绝不会和种田的农民相关。农民一旦离开田头进工矿就是工人,进入城市就是市民,一如一九四九年前,上海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追溯他们二、三十年甚至十年八年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全国各地的农民,但从来没人称他们为农民工。
    然而,一九四九年后,毛时代制定了万恶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切断了城乡间的自然流动,农民被锁在田头,他们当不了工人也进不了城。到了推行经济改革的邓时代,虽允许农民进工矿企业打工,却不给他们应有的工人名分和权利。国营单位职工患上尘肺等职业病,可享受免费医疗和足额的工资以及抚恤福利,但患职业病的农民工却一无所有。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基金”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二○一五年)》显示,尘肺病患中农民工占百分之九十,每年还在新增二万多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二,全国每小时就有一个半病患死去,死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图画。
    
    骇人听闻的开胸验肺求诊断
    
    二○○九年,河南农民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撕开了尘肺病人滴血的伤口。二○○四年八月,二十四岁的张海超进郑州振东耐磨有限公司从事接触粉尘的破碎工,二○○七年八月,张海超出现胸闷、咳嗽等症状,去北京协和等医院检查,确诊为职业性尘肺病。 按国家法规,职业病应由专业防治机构鉴定,还需患者单位出具接触有害物的证明。张海超打工的公司拒绝出证明,他求助政府部门才得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论却是“肺结核无尘肺”。二○○九年六月,绝望中的张海超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活检证实他患三期尘肺。然而,郑州市职防所以“开刀医院没有鉴定职业病资质”不予承认,事件经记者曝光引发舆论质疑,他的尘肺病才得到确诊,并获八十万一次性赔偿。
    
    被侮辱和被残害的尘肺病人
    
    二○一三年,张海超花五十万元换肺才活到今天,而他的工友中被诊断为尘肺病的二十人都已去世,更有数以万计的类似重症患者遭受同样命运。农民们常结伴外出打工,因此还出现了许多“尘肺村”,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麻庄河村就是其中之一。全村九百多口人中有一百多尘肺病人,其中三十多人已去世。一九九一年,村民李光山三兄弟和许多同村人去洛南县金矿打工,每月有二千多元收入,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一九九五年他患上尘肺病,三年后去世。二○○○年,他的妻子郭秀琴改嫁李光山的哥哥李光秀,李光秀也患了尘肺病,李光秀借债打针吃药,十年后,怕拖累妻女自杀了。三年后,郭秀琴为了女儿再次改嫁同村的杨小义,也是尘肺病人,如今家里放着一口棺材,随时准备男人死去。
    湖北口乡三十多岁的李创红也为自己备了一副棺材。一九九六年,十五岁的李闯红辍(小)学去河南灵宝金矿打风钻,他吃住在矿洞里,数月见不到一次阳光,二○○○年因出现严重咳喘、憋气去医院看病,被确诊为三期尘肺。李创红的女友离他而去,只留下一岁多的小女儿,全家靠他的父亲采草药出售度日······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投诉无门的维权
    
    看到如此惨状的人会问,他们工作的单位为何不予他们生活和医疗保障?这些尘肺病人为何不寻求赔偿?政府不是有保障劳工的法律吗?
    贵州桐梓县农民娄方强在本地煤矿打工九年,二○一三年八月检查出肺结核,他为此离开煤矿。二○一五年另一家医院怀疑他是尘肺。他问煤矿要接触粉尘的证明,煤矿说已于二○一四年登报公告解除了与他的劳动合同,他只得找律师讨说法。而和他同样遭遇的农民工依法索赔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其中获赔的只有百分之十七点三,而三分之二得到的赔偿金不足六万,且多为三万以下。
    本来,农民工尘肺病人通过用工单位没少向政府交税,在他们得不到单位赔偿时政府应承担起责任。但他们失业后,别说得到政府的医保和工资,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人得到低保,且都在四百元以下,许多病人全家以此为生,根本没钱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尘肺病人能引起关注是偶然的,更多的病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知道”。
    
    毛时代的农民尘肺病人
    
    陈述了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尘肺病人的劫难,定有死忠的毛左分子以此对比出毛时代的“公平正义”“优待工农”,为此,我有必要回头来说前三十年的尘肺病人。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在急诊室当班,子夜时分来了一位叫李良的病人,年龄三十七岁。我一看是来自浙江黄岩的农民,马上问他要浙江省卫生局介绍信。当时还执行毛时代的医疗制度,外省市人到我所在的市级医院看病,需持有省市卫生厅(局)的介绍信。李良是自己找上门的,看到他极度胸闷气喘的危急状况,我“违规”先收下来治疗。放射科拍摄的胸片显示,他的两肺各有半个拳头大的团块阴影,这是重型三期尘肺,我不由疑惑,年轻的农民怎会得如此严重的职业病?
    李良妻子叙述了他接触粉尘的职业史。
    黄岩本是富饶之乡,蜜桔闻名全国,当地人世代靠种橘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谁知六十年代初县里推行新政策,根据毛“以粮为纲”的指示,砍掉橘树种稻米,偏偏黄岩的土地种橘子上品,种稻米劣质歉收,但毛皇帝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出两年,黄岩家家变成贫困户。为了生存,村民们都去附近的采石场打工,十六岁的李良也去了,一干十几年,直到出现严重的气急才停工。跟着他一起去采石场的弟弟也得了尘肺病,他们没有医保看不起医生,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的哥哥开砖窑厂成了全国第一批万元户,李良才有钱来上海治病。
    
    造孽的“以粮为纲”政策
    
    李良有钱没介绍信也不行,急诊室只能临时处理,我要把他收进病房治疗,急诊主治医生不愿违反规定。我只得向主任医生建言,如此重症尘肺病人上海已不多见,我们试用的新药就需要这样的病人来检验疗效。主任接受了我的意见,还派我去黄岩实地考察。
    此前,我常去病人的各种作业现场勘查,但黄岩的采石场还是看得我震惊悬心。采石场半个足球场见方,经过长年开采已深达十多米,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方井,在下面凿石的人看上去都是小不点。井底无法通风,敲打溅扬出来的尘埃根本无法发散,而且这种适合打石板石砖的硬石的尘埃毒性很大,无怪这里的病人如此严重。
    得知来了上海医生,患病的村民纷纷来找我,他们各自拿出在当地医院拍的胸片,我一看都是严重的二期或三期尘肺。有一个病人只有三十二岁,已经起不了身,躺在床上,我去他家看片子,是三期尘肺并发肺结核。我说你病得这么重,应去医院治疗,这里治不好可以去上海,先治好肺结核,再控制尘肺,你年纪轻可以缓解病情。他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老父说,“我有两个孩子,全家五口人,我不能养家,全靠父亲和老婆种地的收入糊口,哪里有钱吃药?我活一天就拖累他们一天。反正这病治不好了,我现在只想快快死去,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年后他死了。
    
    尘肺病是中国最大的国耻
    
    所幸,实行土地承包制后黄岩人又种上了橘树,已经很少有人再去采石场。看着一片片绿荫荫的橘树,我乐观地想,黄岩已恢复生机,这里的尘肺病人会逐年减少,类似黄岩人的无妄之灾也将成为历史。讵料,在黄岩落幕的悲剧在全国其他地区更惨烈地上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去厂矿工地打工,干得都是接触高浓度粉尘之类又脏又累的活,造成农民工尘肺病人逐年增加,进入本世纪后更呈爆发性增长。以煤矿行业为例,八十年代开始允许私人承包煤矿,自一九八三年至二○○八年,矿井中的煤尘最高浓度范围超过国家标准近五十倍,二○○二年,煤矿工人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得尘肺,其中近九十万是农民工,许多人在煤矿干了十年八年就发病(煤尘毒性相对较低,通常发病工龄二十到三十年)。而前述其他行业的农民工尘肺病例仅两、三年工龄就发病(通常至少五、六年),他们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之高环境之恶劣不难推测。
    去年,面对几百万农民工尘肺病人的严峻现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十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提出治理尘肺病的七条意见。不说这些条文在过去的相关法规中都有,也不说《意见》把最重要的政府责任放在最后一条,只看《意见》第一句“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就可预知解决尘肺病问题会是怎样的前景。既然他们是产业工人的主体,为何还把他们当农民(工)?农民(工)不转为正式工人,一旦得尘肺病不是仍无法享受企业职工的待遇?更荒谬的是,附录在《意见》后的解读材料推脱说,农民工流动性强,难以提供必要的粉尘接触史,加大了农民工尘肺病诊断的难度。流动性强正是最需要政府解决,也只有政府能解决,而且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只要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给每个打工者设立一个“工作号”,上面记录所有打工时间和单位及交税情况,农民工的职业史就一清二楚了。由此可知,按《意见》的说法,美日欧等先进国家早就解决的防尘防(尘肺)病问题,在中国仍然是无法治理的顽疾。
    此前,某位有良知的记者警言,尘肺病是中国本世纪最大的问题,还有网文直斥“尘肺病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我要说,尘肺病更是中共贻害中国人的铁证,尘肺病人用咯血和喘息回答了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的妄言,他们早夭的冤魂记在中共的作恶簿上,总有一天会向戕害他们的中共索命。
    
    附注一:尘肺病分一、二、三期,一期病人可以没有症状,二、三期病人易并发肺结核、肺炎、肺气肿、气胸、肺心病等症,目前无治疗尘肺的特效药,以治疗并发症来延长病人的生命。
    
    附注二:文中相关数据来之“大爱清尘”近年发布的农民工尘肺病人的各项抽样统计。
    
    (原载《争鸣》2017年第9期)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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