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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坐大,因为西安事变?因为蒋介石决策大错?/曾节明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4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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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其编撰的伪史中,一贯把西安事变当作转折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的抗日选择,定为受中共和张学良推动的被动行为;
    无独有偶,国民党编写的历史,也一直把西安事变看作转折点,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的容共抗日政策,归咎于西安事变的逼迫。
    
    客观地说,国民党所编写的历史,比中共编写的历史真实得多,但是把西安事变后的容共抗日政策,归咎于西安事变的逼迫,却似是而非,完全有悖事实。请看:
    
    张学良伙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在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被抓,由于斯大林要求放人,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返回南京后,被逮捕。
    1937年三月,当时驻关中的东北军被改编,调防河南、安徽等地,东北张家势力彻底瓦解。
    当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只有六万多人,无法与蒋介石的中央军抗衡。
    当时中共的势力薄弱,被限制于贫瘠的陕北,兵不满两万,物资奇缺,与苏联的联系阻隔。
    
    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鞭长莫及(且有日本阻隔)的苏联、还是中共和其他军阀势力,都无法胁迫回到南京的蒋介石。
    而当时国民党内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张群等大佬,以及大批国军将领,尤其是江浙系将领,都是反对容共的。
    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后的容共抗日政策,是蒋介石自主的选择,而不是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所逼。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主动停止剿共,就反映了这种自主性。
    
    请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是在193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在1937年七月七日,相隔超过半年的时间,期间国民党的剿共,完全停止,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本来毛泽东惶惶不安地估计:
    蒋介石回南京后,一定派出中央军,重兵进剿陕北红军,毛泽东已经作好了“打游击”的准备。
    
    当时物资奇缺的中共残军,比长征前的江西时期更弱,根本无力抵抗中央军的重兵围剿,蒋介石在中共最虚弱时期,全面停止剿共,等于是放了中共一条生路。
    以上可见,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全面停止剿共,既不是日军入侵的逼迫,也不是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所迫,而是他自主的行为。
    
    蒋介石获释后,非但全面停止剿共,还于三七年二月,让西安行营主任顾况同与中共和谈,对红军实行自欺欺人的“收编”;自1937年二月九日开始,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与中共代表举行了六次会谈,至九月二日全面受中共“输诚”,并拨给八路军军饷。
    
    至此,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正式确立了。
    
    有人以国家领导人必须讲究信用、遵守诺言,否则无以取信天下,来为蒋介石的“抗日容共”政策辩护,以此论证蒋介石的“抗日容共”政策,是迫不得已,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属叛国罪行,蒋介石在被抓及生命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即便承诺了容共抗日的条款,也是被劫持威胁下的违心承诺,获释后不履行这种承诺合情、合理、合法,完全算不上不讲信用。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容共抗日”大错,是蒋介石自主决策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张学良。
    
    在此,笔者无意为张学良的罪错辩护,但我们看待历史必须客观公正,西安事变的罪责在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容共抗日”大错,责任在蒋介石。
    
    笔者坚决反对中共炮制的伪史,也反对国民党在历史问题上“为尊者讳”的虚伪做法。国民党不应该把蒋介石的责任,也推到张学良的头上,那样其实是抬举了张学良;就象中共不能把文革的罪责,推到“四人帮”头上一样。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误导下,今天中国许多异议人士,都认为是张学良的西安事变,造成了历史转折,最终导致中国大陆赤化,因此大骂张学良是“千古罪人”。
    事实上张学良远没有那样大的能耐,张不过是个智商很低、却野心很大的军阀愣头青,西安事变,本是一起假抗日之名而自立为王的未遂丑剧,其本身不能导致中国命运转折,是综合能力比张学良强太多、对付共产党却不比张学良聪明多少的蒋介石,在事变后的大错决策,造成了中国的命运剧变。
    
    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危害极其深远:
    
    “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残军不足两万人,局限在贫瘠陕北一隅,所统治人口不过数十万,利用国民党的“抗日容共”政策,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假抗日真扩张,夺得了面积达一百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以上的“解放区”,且有东北、华北、山东大片富庶地区。
    经过八年,中共正规军扩张到六十万以上,加上民兵达一百二十万人,且在抗战中损失微小,兵强马壮,蓄势待发。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抗战”,中共抢进了东北,第一次获得了背靠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优势,获取了大批的苏援。
    早在一九四四年,中共从一九三七年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在全国发展到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已远远超过一九一一年以后任何一家持枪称乱的大军阀。(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第七章第二节)
    而且,由周恩来领导的、三十年代几乎百分之百被消灭的国统区共特网,经过八年的“容共抗日”,全面地渗透了国民政府党、政、军几乎每一个角落。
    
    (请看看,这就是赛昆所说的,中共军队在抗日后的“虚胖”——中共军队之坐大,有了如此坚实的基础,竟然是“虚胖”!)
    
    总之,在蒋介石的“容共抗日”战略的成全下,中共“三十六倍”坐大(胡适语),第一次有了打天下的本钱。
    
    历史的沉痛教训,后人应当汲取;而唯有还原历史真相,才有可能汲取历史教训。
    
    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也在暗示,今天的台湾国民党如果求救于中共,只会加速亡党。
    
    曾节明于2017.4.17丁酉甲辰甲戌下午于春晖纽约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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