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遒真言实:300多万知识分子是怎么变成右派——社会贱民的?(二)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4月17日 来稿)
    
    ——驳王希哲兼与胡平先生及各位方家商榷
    

    【内容提要】
    
    1957年,恶魔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是地球文明现代(1945年以后)绝无仅有的执政党的食言而肥!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全国人民的公然大欺骗!绝无仅有的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大陷害!是世界史最大的文字狱!
    
    【正文】
    
    王希哲在其文中写道: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什么时代了?自诩为“民主左派”的“老王社长”竟然如此论道!有这样的“民主左派”政治家吗?
    
    第一个问题:当年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社会贱民?
    
    反右派运动始于1957年6月8日,1958年军队及一些地区部门继续划右派,直至1958年底。罗冰先生《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一文披露:中共的官方数字是共划了317.8470万右派分子。文中称“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注:同一信息,也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第625——62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至今,未见中共官方辟谣,可以认为,确凿可信。
    
    22年后,活到1978年全部摘帽时的右派仅有十万余人。(维基解密《反右运动》)
    
    探讨第二个问题:300多万知识分子是怎么变成右派——社会贱民的?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吗?
    
    (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统战部、公安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派运动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不言而喻,中共中央公开发布的郑重决定和决议充分表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完全错了!——是不是完全错了?从逻辑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判断。对此,下一篇文章将做专题论证。
    
    请注意,中共中央告诉全世界,不是右派分子错了,而是毛泽东共产党错了!——其实,不是错误,而是罪恶!
    
    (二)
    
    那么,毛泽东共产党1957—1958是怎么将317.8470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社会贱民的呢?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反对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关系。——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划右派的依据。这六条划分右派的政治标准是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四个月以后毛泽东添加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的。
    
    白纸黑字非常清楚,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六条标准,只要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稍有不满,哪怕对中共的基层单位,哪怕对中共个别干部甚至哪怕对非干部的积极分子有点意见,都要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中国共产党都要挥出铁拳,把他砸得粉碎!!!
    
    白纸黑字非常清楚,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绝对不容他人置喙,绝对不容忍任何人提意见!
    
    请问王希哲,300多万知识分子被中共打成右派,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是咎由自取吗?
    
    放眼全世界,哪有如此恶霸的执政党?!!!哪有如此流氓的执政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胆敢如此作恶如此放肆吗?!!!能如此作恶如此放肆吗?!!!
    
    第三个问题,300多万知识分子是怎么被中共打成右派的?
    
    非常清楚,根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一个小小支部书记就能决定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彼时,中国社会何其黑暗!!!
    
    彼时,中国人何其悲惨!!!
    
    所有善良的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吧!!!——
    
    (一)
    
    袁永松、王均伟二位先生编著的《左倾二十年》写道:
    
    聪明人一句话受了22年罪
    
    有一位当年的“右派”很多年后哭笑不得地回忆起当年被划成右派的原因。当时他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平时人颇聪明,看事往往有先见之明。上级号召鸣放,班上不少同学都出来给学校提意见,他却一声不吭。有一天,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顺口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才不提意见呢,现在提了,将来非挨整不可。”够了,就这一句,“右派”的帽子一戴20多年。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
    
    许传海先生在《杂文月刊》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一些运动》:
    
    A与非A都不可,横竖都是祸
    
    1956年我考上大学,成了一名“调干生”,第二年就是“反右”。正式“反右”之前叫“社会主义教育”。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天天开会,让学生们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后来转为“鸣放”。“鸣放”到一定程度,便转入“反右斗争”。我们是大班,约150人,最后定了9个右派分子,超过5%。有个同学是这样当上右派的:他看了某系几个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不同意其观点,就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结果某系写大字报的成了右派,我班这个写反驳大字报的也成了右派。“正反”双方的结局相同,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随口之言成祸端
    
    有位院长成了右派,说起来也怪有意思的。一次开全院学生大会,他针对有人说农民吃不饱的问题,以这样一个故事教育学生:吃得饱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大代表外出视察,在火车上,一个代表吃得过饱,把胃撑坏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就有一批处系干部贴出大字报,上纲上线的批判他。他的这次讲话竟然引火烧身,成为被打成右派的祸端。
    
    **
    
    万耀球先生编写的《滚爬血腥路》:
    
    利用信件和日记也能把人打成右派。反右前,毛泽东曾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其罪证就是从胡风与别人通信的信件和他写的日记中,断章取义摘录下来句子,再东拼西凑作为反动言行而向全国公布的。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私拆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都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在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统治下,他们的这些行为不但不感到可耻,相反还认为是革命的正义事业,于是私拆别人的信件,偷看别人的日记,成了中共特务搜集罪证的一种合法手段,并被运用到了反右运动。
    
    许多右派在整风中没有发言,没有写过大字报,但是他的私房话、心里话,通过信件和日记被中共特务记录在案,一旦秋后算账,就变成了这些人的罪证。有人在日记中被查出是个基督教徒,于是他立刻从基督教徒变成了铁杆右派。前文化部长、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近代作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被而打成右派,中共组织在他所交出的日记中拼命寻找罪证,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一句话:“英国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既然王蒙向往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一定是右派无疑,王蒙就这样被划定了右派。原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他的信件被抄去之后,经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加工之后,就作为反动罪证而公布于世,标题是《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此时的罗隆基更是被引火烧身,陷入熊熊烈火的包围之中。还有一个被党派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因为对某个人被打成右派而想不通,他的这种不满情绪通过与国内朋友的通信流露了出来。这封信被党发现,于是把这个留学生召回国内,打成右派。像这种利用别人的隐私信件和日记打成右派的人数,其数量大得惊人。
    
    还有的人在看报纸时,在看过的重点部分划上了杠杠而打成右派的。原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铁托的演说,这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曾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之一,但是因为铁托不听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所以被斯大林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了大家庭。如今党报竟把铁托总统的讲话刊登出来,引起了有些人的好奇,其中有个人一边看一边还在字句中划上了杠杠道道。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党的积极分子汇报上去。领导立即通知这位划杠杠的人,向他宣布:“你就是本单位的右派分子!”为此他申辩说,我在报纸上划杠杠,只想认为这是铁托思想的重点,并不等于我同意他的观点啊。但是申辩无效,他以“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真正社会主义”的罪名打成右派。
    
    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在看报时念了一段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见的文章,当时没事。后来这个民主人士被划了右派,曾念过他文章的这个女教师也就被打成了右派,当时她只有二十岁,从此她吃尽了苦头。
    
    在北大除了有言论有贴大字报行动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一种是什么都没说没做的右派,叫“点头右派”、“摇头右派”。什么叫“点头右派”呢?就是在看墙上贴的大字报时,大字报是批评党的,当时叫毒草,如果在看时有人点了一下头,不久此人就被打成了右派。“摇头右派”也是一样,当围观墙上贴的大字报时,墙上贴的是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有人不知不觉地晃了一下头,反右时就划上右派。当他们被打成右派时,他们感到很委曲,向党辩称我没有鸣放没有写大字报为何把我也划成右派?党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们在看大字报时,立场鲜明,还敢狡辩,当然右派帽子是铁定的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学校中的骨干分子,党的积极分子,还有安插进来的中共特务分子,他们人数众多,分散隐蔽地布置在各个大字报墙的周围,进行拍照、抄录,以为秋后算账之用。当许多人都在围观大字报的时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人记录在案。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些人在观看大字报前的表现就变成了右派罪证,这样就有了“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之称。
    
    这些右派都是有言有行的,还有的右派根本没有言没有行,也照样打成右派。
    
    许多右派既没鸣放过,也没有信件日记落入党的手中,更没有招过谁惹过谁,可谓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但是像这样连蚂蚁都不敢踩的人,竟也会祸从天降戴上右派帽子。原来五七年划右派时,许多单位并不是根据你在整风中的表现划定的,而是由上级分派的指标派定的,像这种右派就叫“指标右派”。当时上级派下来某个单位必须要划多少右派,譬如要按人数的百分比划右派,指标是百分之五,那么就要在一百个人中去找出五个人打成右派,才算完成任务。这个单位的领导就“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了五个右派”,而且还会找出一大串来,超额完成了右派指标。这样会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某某单位的反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挖出了多少多少右派分子,成绩辉煌!
    
    找出来的这些右派,都是不听话的,出身和成分不好的,与领导闹过矛盾的,或被领导看不顺眼的,有历史旧账的,把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用百分之五去乘以单位人数,得出应该把谁打入右派另册。上海民乐团团长陈歌辛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右派”。陈歌辛是听信中共谎言于1950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爱党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把长子送去参军,到朝鲜前线去抗击美帝国主义,还独自捐献了一架飞机。照理说他这么积极从资本主义花花绿绿的香港投入到党母亲的怀抱,可以免遭一劫了吧!不,反右运动中他因为是香港返来的人,所以照打不误划成右派,押送到安徽劳改,饿死在那里,尸骨无存。
    
    郭维敬先生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写重两字被逮捕,子女四人成孤儿
    
    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1958),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右派竟然超过70%
    
    关于河南省反右情况,书中有这样几个统计数字: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23%,有的地区达50%以上,个别学校达70%以上。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8%,遂平县占52%。
    
    “草荒右派”
    
    豫东永城县还有所谓“草荒右派”。全县据改正时公布的数字竟为1976人。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将全系统所有干部几乎全部划成了右派,据传只剩下“两个半”所谓好人。由于谢规定了数额,专署文教科9人必须划8人,该科科长冯德馨无奈,只得将包括副科长在内的全部干部都划上。冯与副科长商量,副科长说:“现剩下咱们两人,只有划我,因我是本地人,划上还可以回家种地。”嗣后,冯每月领工资后总要将一半寄给副科长家,直到这位副科长摘帽。此事后来传为“美谈”。
    
    《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
    
    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如在所辖19个县市中,开展向地委“报喜”活动,结果划右派数一浪高于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书记厉声斥责:“你就是右派!”竟真将董划为“右派”。息县划右派比较迟缓,他亲自到息县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给支书提过意见的?”经这一点拨,大家心神领会,当天夜里该县就以400多右派报捷。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副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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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忠康先生的《形形色色右派是怎样被打成的?》:
    
    当时,上级布置下来要完成多少右派指标,有个领导人却说本单位没有右派,得,你单位没有右派,好吧!你就是右派!上级就把下级的这个领导人干掉了。
    
    北大有个毕业班,整风时,班长动员班上同学积极响应党的整风号召踊跃发言,但是动员了几次收效不大,会场变成了闷坐会,谁都不吭声,弄得班长下不了台。最后有人提出建议,既然你是班长,你应该起个带头作用模范作用,班长你代表大家发言吧!班长没办法,于是硬着头皮发了言。而发言的内容只不过鸡毛蒜皮无关痛痒的事情,最后这个班长倒了霉,仅仅这么一次表态性的发言,就要了他的命,被屈打成了右派。
    
    这个班总算只有一个班长打成右派,如果所有的同学都作了一次毕业前的临别发言,这个班的所有学生都得变成右派。所以这个班长是其他同学的救命恩人啊!
    
    在北大有个马列主义教研室,所有的教员都是右派。人们一定会问:这教马列主义的教师应该对马列主义深有研究,不可能成为反马列主义反党人物啊!其实不然,因为这些学过马列教过马列的教员,从理论上实践上比别人看得更深更透,他们知道所谓的马列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教马列的变成反马列的右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右派都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是也有例外,小孩子也能当右派。几十年后,人们发现有一个差不满十六岁的孩子被打成了右派,人们称他十五岁右派,他就是云南昭通的李曰垓。李曰垓出生于1941年12月23日,1958年元旦他被领导以下放劳动锻炼为名,派他去农场报到。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走了五天,来到了300里外的一个山区农场,刚一到农场,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此时他才知道他走进来的这个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他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一顶只有大人才享有的“右派分子”帽子。
    
    李曰垓天资聪明,在家庭母亲的教育下,13岁就初中毕业,接着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一名“红小鬼”,还当上了云南昭通专员专署的机要员。不曾料想工作三年之后却变成了“小右派”分子。在农场关了一个月后,他逃了出来,想到北京去上访去申诉,很快被抓了回去。直到文革结束两年之后,此时他已经在专政部门渡过了二十多年,才有机会到北京上访。这次上访总算感动了“上帝”,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专程到云南昭通去调查他的案情,查阅了多达300万字的档案,访问了有关的人员,写了一篇《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人们才知道这个“红小鬼”是怎样被冤屈成“右小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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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可刚先生《中国最小的“右派”》(成都:《龙门阵》杂志2009年第2期):
    
    1959年划的“漏网小右派”
    
    鄙人听说过一些当年未成人的小右派。1959年2月19日,不足17岁的李家骙被当众宣布为“屡教不改漏网的小右派分子”,开除公职,遣送甘肃玉门赤金劳教农场接受改造,亲手抬过不少饿死的难友。为免饿死,1961年李家骙逃回河北三河老家北巷口村,在申报户口时由于年岁小和隐瞒了“不光彩”的右派历史才成为一名农村社员。
    
    十二岁右派分子张克锦坐监牢七年
    
    反“右”运动初期,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达县城关镇某领导提了点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一手遮天的×××》的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年仅12岁的张克锦所画。
    
    张克锦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那幅漫画。1958年4月里的一天,张克锦被揪到大会场批斗,被人双手反剪着推到台上。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起来。
    
    一个12岁的孩子,当众批斗后接着被抓进了监狱!张克锦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被关押了7年。这顶“右童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至21年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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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笔者的右派老师
    
    由于被灌输狼奶、受欺骗教育,笔者少时无比崇拜毛泽东无比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毛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奔向反右战场。上初中时,1958年在批斗大会上,我和同学们一起,动手打过右派老师。为此,我们都痛悔终生!其实,我们学校的右派老师,有的根本没有右派言论,有的有言论,但想一想,根本不反共。如善良的化学老师庞XX(划成右派后,月薪只有15元,他还资助过几个贫困学生),只给学校党支部书记提了一条意见,他说:“江书记原来是县委书记。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希望江书记深入研究教育理论,尽早由外行变成内行。”结果,因为这一句话受了大半辈子苦,当年英俊帅气的大学毕业生直到退休都没有成家。
    
    (二)
    
    再看看1957年所谓最反动的“右派言论”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号召他们畅所欲言,向党提批评意见。5月初至5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13次,70余人发言,后者开了25次,108人发言。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在这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切中时弊。如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是金科玉律?希望中央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单行法规等等。另一方面,在座谈会和社会上的鸣放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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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中共党报刊登的所谓的大右派的主要言论
    
    以下是1957年突出的右派言论,采摘于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报
    
    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日)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王尊一: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原标题《向毛主席的呼吁》摘自《大鸣大放文选》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张百生、黄振旅: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原标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原载于《沈阳日报》,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注:上述发言和文章附录于本文之后。供参考。
    
    其中,被中共中央认定“最反动的是章伯钧、葛佩琦、林希翎、储安平四人的发言和文章”。本文节录于下——
    
    章伯钧(1895—1969)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党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葛佩琦(1911—1993)1935年“一二-九”运动参加中共革命,是北京大学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多次受中共指派,在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并被捕入狱,1975年获释;1980年获中共平反。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曾被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誉为“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文革时期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入狱。
    
    储安平(1909—文革初期受残酷迫害生死下落不明)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这四人也是毛泽东钦定的极右派。除了葛佩琦,其余三人都没有摘右派帽子。
    
    **
    
    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今天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编者按:看得出,深受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章伯钧,对共产党不满,但还在竭力维护毛泽东共产党的统治。其讲话言辞温和。毛泽东痛恨的是,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他不允许民主党派替他设计。其实,客观研读这篇发言,不能不承认,章伯钧完全是一番善意——绝无取代共产党领导地位之心。其本意无非是:既然有“人大”“政协”等一些政治机构设置,应该发挥它们的作用,给共产党当好参谋。可是,毛泽东分明不想给民主党派一点点实权——他根本不容置喙——不想听取任何意见。
    
    **
    
    【葛佩琦:民无信不立】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统购统销搞错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是生活水准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的是哪些人呢?就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则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总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侯,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会反对他们。
    
    共产党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的多少,汇报多,就是好党员。党员成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叫他们做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给他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别人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
    
    今天人们对鸣放还有疑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信任。共产党对这点要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你们若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么走这样路,总有那一天,这也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群众为什么不信任共产党呢?因群众在8年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知识分子,教育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施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做宝贝;不用时,把流过血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原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26月
    
    编者按:葛佩琦是真诚的共产党人,但他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非常不满。
    
    **
    
    【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
    
    三害的根源,在于上层建筑(指政治制度)在某些地方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等。
    
    党存在着危机。老党员蜕化了,**员投机。解放后被批准入党的党员,是一大批混蛋。党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投机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类是老实而不起作用的,要动员他们**;只保留第三类,即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不合理。共产党对于人民是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局限性。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是一团漆黑,暗无天日。青年团,妇联,人大代表,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
    
    由于具体制度(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内的回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说明我们根本制度的不合理。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这些小的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在的级别制度,是比奴隶制度还要严厉的等级制度。
    
    我国的政治制度已经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基础,要用爆破的方式,作彻底改革。
    
    我们要求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的民主。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酝酿不是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财。
    
    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可以竞争一下。两党制倒可以给我们起点刺激作用。
    据说镇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两千人,第二天社会紧张。肃反扩大了,杀了七十七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实行人道。
    
    反对以党代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应由共产党与民主党提联合候选名单。共产党不应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草案和建议。在各级国家机关中,不应有党组,这是宗派主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据审判员的意志,说了就算。律师法官都是党员,至少是团员,象三堂会审一样,实际是形式主义。
    
    干部不重视法制,违法乱纪,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制者的做法
    
    (摘自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为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的人的生活而斗争》,1957年6月出版,当时作者化名为程海东)
    
    编者按:林希翎也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也非常不满。
    
    **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按:一部分并非真心拥护)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按:党群关系不好,自始有之,那些留恋50,60年代的幼稚想法应引以为戒)这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于“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按:这点6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敢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按:非也!执政党的权力应该受限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单位大小,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按:如今亦然)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按:岂止是过分)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突出,党群关系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导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原载于《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编者按:储安平也是深受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学者,性格温和,他只是希望毛泽东共产党的独裁霸道行径有所改变。
    
    **
    
    以上四人,葛佩琦、林希翎二位言辞犀利,问题提得比较尖锐,但都在提意见的范畴之内,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这是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做人的基本权利。这个问题,下一篇文章将专题论证。
    
    **
    
    1957中国,中学文化程度居少数,能称上知识分子的人,只有500多万。300多万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实实在在是:中华民族一代精英,过半覆没!
    
    中华民族这过半的一代精英,集体沦为社会贱民:不敢抬头看人,不敢跟人交往,更不敢交流知识说古道今,任人欺负,受尽屈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死于非命,难道应该吗?!
    
    请问王希哲,300多万知识分子被中共打成右派,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是咎由自取吗?
    
    下一篇: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社会贱民,天下岂有此理邪?
    
    【附文】:1957被毛泽东视为最反动的右派言论
    
    一、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今天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20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
    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经常地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了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顿使是干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鹅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钱伟长:党内党外有鸿沟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这些年来,当家做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总比你快。对于校务,我只能在事情还没有做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服从执行。但究竟其间是怎样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不知了。
    
    校务委员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的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党外人不知道,很难发言,校务委员会实际是个形式。党把人分成两类,对一类人(党团员)总是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总是先看他的缺点。清华党委对老教授总是报怀疑的态度。多数系主任与教研室主任没有真正当家做主。象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就是挂个空名,从未问过系务,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肃穆的空气实在让人难受极了,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
    
    过去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板起面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
    
    你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呢?
    
    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二、葛佩琦:民无信不立(同上)
    
    三、林希翎:根本问题在于改造不合理的制度(同上)
    
    四、叶笃义:党委退出学校
    
    国家机关有了党派组织,多了一层身份就多了一层关系,也就多了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我主张在学校,机关和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派组织作用。
    
    目前把政治地位代替一切和超过一切的现象。政治地位好像是筹码,用来衡量人的高低。政治地位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不能把政治地位做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本行本业的,包括物质待遇在内。
    
    高等学校里的党委管的太严太多。学校中并不需要任何党派参加活动,一个人多一种关系,多一种身份,就多了一种矛盾。所以,我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我们如果不以
    
    现在公私合党派成员身份出现,关系就简单多了。
    
    1957年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章乃器: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
    
    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官僚主义,其害处比资本主义还要危险。
    
    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效率反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理由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像我们现在某些企业暴露出来的偏差,在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存在的。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上和经营上的经验和知识应该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但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工人可以发展为资本家,资本家也可以作工人。何况,中共对民营工商业的改造已近八年,公私合营后他们的生产资料已全部交出。空无所有,还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改造,要他们“脱胎换骨”,这是不公平的。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要给工商平等的人格,不是给几顶大帽子,不是“压服”而是“说服”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改造。(注,压服,说服引自毛泽东讲话)
    
    (略去部分)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怕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么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只有作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
    
    (略去其余部分)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六、黄心平:党派轮流执政
    
    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合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求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便可以刺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人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留在学校里。学校里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组织,是不是可以推动学校工作的进展?我很怀疑。因为学校里有党和民主党派,就容易产生宗派主义,制造不团结。因此,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应该退出学校,而只允许学派存在。这就能推动学校和学派工作的发展。
    
    1957年6月11日在天津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言
    
    七、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同上)
    
    八、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
    
    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窃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在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的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党外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得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全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德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得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是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象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任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来说,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的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意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过公开的自我批评。
    
    原载于《沈阳日报》,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
    
    九、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
    
    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卖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厉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厉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厉王奔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残败德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德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摘自《大鸣大放文选》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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