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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人：鸦片战争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2月23日 转载)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一华人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它不但是民族的耻辱，也使得很多中国人因它而难以接受基督教。这是因为由鸦片战争失败而签定的《南京条约》使得原被禁止的传教活动合法化，从而使很多中国人认为传教士所做的不过是侵我中华的软性一面，其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华文明已有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战争的不义，但也确实认为鸦片战争起因于鸦片贩子对利益的追逐而并非因为传教。鸦片对中国人身心的毒害不但引起中国有识之士（如林则徐）的愤怒，也引起了包括英国基督徒在内的普遍反对与谴责。只是历史的巧合使鸦片战争与传教在时间上有了重叠，加上中国人因鸦片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屈辱与仇恨，故而产生难解的仇恨心态，阻碍了理性的分析，将鸦片贩子的恶行与传教士的良善混为一谈，良莠不分，不分清红皂白，一概反之。更有甚者，开放传教使得千百年来统治中华文明的孔孟之道不得不面对以《圣经》为主导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的直接挑战且节节败退，从而使靠吃“孔孟之道”者（士大夫阶层）产生“生存危机”，故而反之尤甚，并覆以民族温情的遮掩，尽管中国自古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传统。因而在笔者看来，因为鸦片战争而拒绝《圣经》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至少不符合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一八零七年抵华）。因当时的清政府严厉禁止传教信教，故而马礼逊大多时间只能在广州澳门一带徘徊。为了传教，马礼逊曾受聘于当时鸦片贸易的主导者，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翻译。但东印度公司对马礼逊并不欢迎，曾为其翻译出版《圣经》一度将其开除。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第二位基督徒第一位传道人梁发曾力劝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阻止战事发生，云“一旦英政府派遣军队杀害中国人，则中国人将极难再接受基督教了”。今日看来，此言不幸中的。尽管历史证明传教士来华是为了帮助中国人进入现代文明，如建立大学，医院，提倡文明的生活方式，等等，但很多中国人心头之恨仍难消，被挫的自尊仍难恢复。
鸦片战争发生过两次，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发生于中英之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发生于中国和英法之间。这两次战争时的英方的主导者均是亨利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1784-1865）。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是外相，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是首相。故而他的政敌威廉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989）把鸦片战争称作“帕麦斯顿的鸦片战争”。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伤害勿庸致疑。但很少有中国人反思中国人自己对鸦片能够在广阔的中华大地大有市场当负怎样的责任。是谁把鸦片源源不断的运到内地？是谁开设烟馆？是谁把鸦片称作”福寿膏“并推销给新顾客？如果没有此辈的殷勤努力，鸦片贸易何以为继？他们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么？
因为缺乏理性的分析却又有仇恨需要发泄。于是善良的传教士们和教徒们就成了最好的目标。反过来，对发泄对象的选择也同时显示出中国人品德的缺陷。尽管在大约同时期俄罗斯人在东北杀害了更多的中国人（如江东十六屯），掠夺了更多的中国土地（如海参威），但因惧怕于俄罗斯人的高大强悍，怯懦的中国人只敢对温良的传教士们施展懦夫卑怯的残暴（如义和团所行，如恶棍方志敏所行）。更有甚者，尽管前苏联在抗日战争结束撤离中国东北前大肆掠夺破坏，中国人有选择的忽略了这段史实，而方志敏的同类们至今不敢公开讨论此话题。
佛教已在中国传播千年，最后与孔孟之道和平共存。伊斯兰教也已在中国存在良久，却从未达到统治中华文明的地步，反而安存于中华之一偶。这是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到孔孟之道的核心理念，三纲五常，从而未影响中国人当时的生活方式，如朝臣跪拜，女人缠足，三妻四妾，等等，等等。唯有《圣经》的教义，打破了三纲五常设立的构架，使得“君”和“臣”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切因此何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由此当时中国社会的框架受到了根本的震撼。更根本的，是耶稣基督倡导的“博爱”，超出了血缘地域的狭隘。这一切，超出了中国人所愿意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所以从根本上讲，中国人拒绝的是神所显示的神性的爱，是神所显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不关如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怎样试图建立“民族文化自信”，不接受《圣经》，不接受耶稣基督，中华文明将继续在黑暗中徘徊。
(博讯 boxun.com)(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20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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