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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为什么说习近平不姓“左”?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9月12日 来稿)
    近来,由于中国局势的系列变化:官场整肃、舆论收紧、意识形态抑右扬左、新闻节目“朝鲜化”、供给侧改革增强经济的计划性、外交强硬,等等,认同习近平左倾的人越来越多,更有人直指其为“毛泽东第二”。鉴于这种只见现象、不见实质之观点泛滥,笔者乃作此文。
    
     自毛泽东之后,从邓小平起,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超越了意识形态,无所谓左右之分。他们奉行的是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则回归原始的社会主义,即以增进社会中大多数人福利为旨归;但由于身处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社会只有依托国家,才能立足和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又演变为国家主义,即以国家的发展、强大为旨归;同时,也由于政权稳定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基本前提,所以“保政权、保稳定”成为重要目标。因此,在具体行动上,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表现出有左右之不同,但这其实只是他们因应不同现实条件下保政权、求发展之需要的结果,而非出于对某种观念的坚持。观念对他们具体个人行为之选择而言,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微乎其微。

    
    当下中国看似“左强右弱”的局面,确实是习近平强力压制右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真正赞成左的主张、打算将中国带回左的过去。毋宁说,“抑右扬左”只是习的策略,他这样做另有深意。证据是,现在中共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等,就是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且后者正是在习近平上任后被拿掉的,由此可见习近平内心之丘壑。
    
    所以,在现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毛代表的只是历史合法性,肯定他,是为了不让对手揪住辫子不放,令中共陷入被动,下不了台;邓小平才是今天中共党内的正统。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抑右扬左”?很简单,形势所迫,“借左御右”而已。换言之,习对左只是利用,而非信从。
    
    为什么要“借左御右”?因为对今天的中共政权来说,唯右才有威胁。国内的真实状况是:右强左弱,右派拥有很多重要资源(当下中国的资本力量可分为两类,一类对政府比较亲近,对政权比较认同,如王健林、马云、三一重科;另一类则偏向右翼,从阿拉善到博源到壹基金,都是右翼资本力量的集结。就政治而言,右翼相对有组织力量在进入21世纪后,经历了三届变迁:西山会议派、博源基金会,最后是现在的商学媒联合体。在每一阶段、每一方面,右翼都各有其代表人物,但因为现在国内气氛之严竣,故不提具体人名,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也有着国外的强大支持。而左派有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些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即所谓民粹的支持。而且,从根本立场而言,左与右也不同。左只是批评政策,并不反对政权,因此不构成根本威胁。
    
    即使是左派唯一掌握的资源即所谓民粹民意,在当下中国,也只有在政府放松管控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和发挥力量;当政府有意控制时,这种民意是很脆弱、无力的。这从历次排外运动不难得出结论。现在政府对民间舆论和集体行动控制得这么严,不仅是针对右,同时也针对左。这样,政府就完全可以把民粹力量操之于掌心,让他们任何一件不符合政府意图的事都掀不起太大风浪。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民意并非政治人物所可恃。毛泽东携民意搞文革,虽见效于一时,但很快失控,不得不反转,最终草草收场;赵紫阳欲借民意自重,但民意并不完全卖他账,学生领袖坚持不撤离广场,终酿成六四惨剧,赵自己也被禁闭终身;法轮功众初围中南海时,朱镕基以怀柔手法待之,法轮功众退,朱以为问题解决,获得赞誉,但很快法轮功众再围中南海,使朱在党内陷入非议和责难;薄熙来欲借民意上位,结果面对强权毫无抗手之力,这充分说明民意只有在政府宽容时才有力量,犹如六四前的新闻舆论。今天,习近平更不可能过度借重左翼民粹,因左翼起来后,最终拥戴的将是薄,而非习——不满足于现状、越来越激进,这是民意运行的基本规律。习身在台上,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民意的最终拥戴对象,就像台上的戈巴契夫必然被台下的叶利钦所取代一样。法国大革命期间,民意领袖如走马灯般替换,为这一幕提供了最好注脚。最近,还有不少人怀念江泽民时代,甚至自发为江祝寿,他们无非是欲借机搞事,希望江也来一次“南巡讲话”而已——可惜,时势不同了,江既无此能,更无此想法。
    
    其实,就治理的有效性而言,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是很不错的,可居前列。中国之软肋在于合法性:由于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所以没有因选举而来的合法性;原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的合法性,被自己抛弃了,现在,习近平要重新捡回或重建,不说不可能,至少也遥遥无期;邓以后依靠的主要是政绩合法性,现在这种合法性也遭遇难题(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所以,现在是中共合法性最脆弱之时,也因此,其对言论、社会的管制也必然最严厉。
    
    政权缺少合法性,最在意的是知识分子,加上管制言论损害其利益,所以知识分子成为当今最不满的群体之一,这是右派力量壮大的一个源头;同时,社会快速分化,使一部分人相对利益受损,这是左派力量的主要来源;另一种不满的右翼势力,是部分新富阶层,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
    
    中国体制面临的矛盾是:要做事就要集权,且必须尽量减少约束;但权力大了后本身又会异化,为私人所应用。这就是关于吏制和吏治的主要矛盾,有点像就个人而言,精明者往往不善良、善良者往往不精明的悖论。这其实也是世界性难题,所以,不但在中国的徐才厚表现得贪腐、荒淫,在美国的人权“圣徒”吴弘达也一样。
    
    中国与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体制的开放性使其能容纳不同声音,不同声音不但对其内部无损,还能丰富其政府决策和民间思想文化的可选项。中国则不同,因体制的封闭性,不同声音首先就会伤害其内部结构,可说未见其利、先遭其弊;反之,如果只有一个声音,则能在资源整合的背景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则没有这种方便。所以,也可以说,以现行体制论,中国适宜只有一个声音,美国适宜多个声音。
    
    就世界范围而言,非民主制度在当下现代信息社会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抵挡不了民众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的冲击,所以一些国家改弦易辙,宁愿放弃集权,模仿西方民主制来推卸民众的压力,但结果往往不如人意,在行政上陷入更低效率。如果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无惧于民意的冲击,那么,就可以保持“高效率”的罕有优势,这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独特魅力所在。中国不同于西方,各种极端思潮被控制在一定程度、范围内,主要宣泄于网络,进入不了主流传播渠道(电视、报刊),因此其对政治的影响有限。所以,不宜对民意在中国的力量和作用作过度想象。现在的网络传播,一是影响有限(虽然很热闹),二是政府也正在加强管控。所以,无论民族、民粹,还是网上最有市场的“反体制、反政府”思潮,对政治决策的影响都很小。换言之,中国现行体制使民意在转化为“物质力量”时遇到了重大阻梗,转化率很低。相较于西方民主宪政,中国现行体制的最大特点是:决策者能够顶着舆论和民意的强烈反对,作出重大决定——这一点,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或许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笔者认为,这甚至可能成为触摸和创造新的政治文明的契机。
    
    不少人担心,目前这种状态的中国“刚不可久”。但“矫枉必过正”,历史上很多重大转折关头,都是由极端形式推动的,但这种状态确实不宜持久,否则必然走向越来越极端,终至于祸。
    
    习近平现在的手法就是“矫枉必过正”,为了纠正前任留下的缺失,不得不频频“出重手”。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即便是习,也不可能长期与几乎所有的精英势力同时为敌;“矫枉”之后,必有放松。具体而言,如果经济较快好转,资本、企业归心,习将长期保持反腐压力;但如果经济迟迟不见好转,习将不得不放松反腐,以笼络官心;但对于知识精英及舆论的管控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直至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国无力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为止——社会主义因为对人的道德要求比较高,其践行往往需要强制;自由主义因为对人的要求比较低,更符合自然人性,也因此更易俘获人心。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对自由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而自由主义国家则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尤其是在前者经济表现更优之时。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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