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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7月0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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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istique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1986年—1991年
    2016年第三版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五)
    Part 5 of Sea of Five Colors: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谢选骏全集第四十五卷)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中心黄色──思想太极)是《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的第五部,内容涉及“文化现象和宇宙命运”方面的问题,由此展现了作者谢选骏32岁至37岁时对于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表达。
    
    Synopsis: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Heaven——On the Unreasonable Sense of Mystery (Yellow at the Center——Taiji of the Mind) is Part 5 of (以下为斜体)Sea of Five Colors: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上为斜体)The book touches upon issues related to cultural phenomena and destiny of universe, and reflects the views of Xie Xuanjun the author from age 32 to age 37.
    
    (另起一单页)
    
    我听见你吹着一支神笛走过来,在你的笛声中,涌出五色循回的历史,流出自新不朽的海。你是五色的海。
    
    (另起一单页)
    
    目录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文化运动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结语
    
    一、三个“人”
    二、解脱论
    三、两种解脱
    四、婴孩的力量
    五、出殡的生命
    六、再论解脱
    七、文明也要排泄
    八、和平之死
    九、年轻的命运
    《五色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001
    
    一个新的思想洞天、一个艰难的世界景观(德国人恰如其分地称为 “世界观”)──就要诞生了。
    
    002
    
    “只要有十二个人理解我的作品,我这一生就不算白活。”我的词语激发他们身上的魔力。他们是这思想洞天和那生活世界的中介。他们人数稀少,却力量惊人。他们能把思想的力注入生活的田。
    他们在生活之流上筑起新的民族家园。他们的家园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家园!多么亲切、多么温馨,流连缱绻。
    生活的家园!精神的国家!没有精神的依恋,生活将是浮沙,家园将是废墟!
    家园!家园!!家园!!!为了寻求你,我们才满怀忧患,背井离乡。家园!家园!
    你出生在我们的希望之野上,是任何外来力量也摧毁不了的!家园!我们建造一座心碑,一座超神的即超越一切信仰系统的神殿──庙宇,把全部的虔诚与祝福,寄托在这里。
    
    003
    
    有精神而后才有行动;有行动而后才有事业;有事业而后才有成功。成功的日子当然是“黄金时刻”(尤其对具有神秘意识的创新者而言)。最后的成功,早在行动之先,甚至在那精神开始萌动之前就注定了。对那些有能力感悟到定数的心灵来说,精神之所以能降临世界本身就是一项无与伦比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业绩。它若能掳获世俗的青睐(社会承认),当更切入急功近利者的脾性,如若不然,则“金泥泰山顶”亦可垂范万世之功。──这也许才是更为持久的。为了行动,先创造你的精神!为了成功,先铸下你的失败!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只是一种精巧的形式。除了象征性的、“挑逗想象力的”作用之外──它几乎什么也不是。这些记录思想的符号,除了激发那些善于倾听它的心灵秘笈之外,并不表述什么。视思想具有某某实在的内容──只是出于以下的谬误:
    1、认为思想藉以建立的那些背景性构件是实体。
    2、认为思想本身和思想符号具有某种独立于人的理解之外的客观性。
    3、认为思想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挑逗”(启发与激发)作用;而在于它表述了某种“普遍的真理”。其实,在历史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灵丹──除非它只是某种差强人意与自以为是。
    思想的性质在于:它是实体(人)与实体(他人或外物)之间关系的中介。有了思想,才有了关系转变的可能;故欲变革实体关系,必先变革思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思想是什么。
    对变革的受者(即思想的接受者)而言,一种思想的表述比一种“思想的实质”更为重要。因为,传播中的思想本身只是一个“形式”。除此之外,它并无先验的、确定不变的“内涵”。它是以其新颖、活泼、独特、玲珑剔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激起深深感动的!除此之外,它并未永久性地、超时空地“说明”什么。
    当然,对创作者来说,过程可能是相反的:先有冲动及观念,然后才有漂亮妥当的表达。但是,即便在思想的产生中,思想也是依循某些先前的形式而运动的,例如语言、类型、观念的联络等等。以前,我也试图以寻常的、规范化的时代风格,来阐述我的所思,但在付诸实践时,我终于发现那是不可能的:怎样的运思,决定了怎样的形式。否则将把文思拧成乱麻,不伦不类。
    
    004
    
    一个思想冲动,也就是“一种不可祛除的欲望”、“一种急迫的向往”、“深深的期待”、甚至是“日益逼近的魔影”──它能越来越紧地攫住了其宿主,反客为主,使主人为它服务!这是何等的奇能!
    我的思想,你终于悄悄告诉我了:不仅要否定西方的思想、废弃西方的标准:不论是其古典形态的还是其现代主义牌号的;不论是天主教新教的西欧,还是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东欧──我都看到了它们的一贯之处,那就是和中亚细亚和新疆的共同的民间音乐,以及骑马和握手的礼节。这是和黄种人的亚洲绝不相同的一种生活类型,如果不说是绝不相容的,因为其背后是绝不相同的生命类型。因此,为了自己生命的健康,我们不仅要摆脱印欧精神奴役──而且要反抗它们的方法信仰、“道路宗教”!尽管纳粹称之为“高贵的雅利安”,其实只是充满贱人的烦琐和沉闷。西方宗教的特点是不负责的许诺与荒诞的科学说教的混合!西方的政治压迫者经常以救星身分来到中国,其实连西方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由来自东方的三个博士预言的。我们更要从西方世俗主义的拜物教之下,解放中国的良心。
    
    005
    
    艺术化的点染法比之科学化的描述法,更适合中国人的脾性。一切理解和醒悟都必须藉助于特定个体的特定想象力、记忆力、理解力等等──点染与描述相比,更精神、更能促进思想的发展,它不禁闭你的想象,也可使听者所听获得比言者所言更多更深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自本能的启示,而不要紧紧归纳经验的推理与灌输。经验的基础,不过是经验者的特定癖性;作为其“上层建筑”和“某种感应”的经验(更何况先验的和超验的感应),较之本能即刻板又菲薄──宛如随季脱落的蛇皮、衣服。初生时也鲜艳无比、光泽鉴人;转瞬则豁然失色、悄然龟裂。经验只是人生的皮相;癖性才是人生的本体。所以许多改宗者语言系统换了,但价值标准不换──依然追逐酒色财气!
    要保持某项经验的优越地位,只要禁闭癖性的自然发泄就行了。犹如要维护与逆转蛇皮的蜕落、时装的更替──只有制止蛇体和人体的发育生成。······老人就比较不喜欢更换新衣。
    鉴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性质,严重依赖受教育者个体感受性的理性灌输,就陷入了深刻的二律背反。理性的灌输是方程的、线型的,而感受的体验却是圆形的、渗透的。以理性格去说感受,以灌输而传达体验,无异于方枘圆凿,不能取得优异的效果。尽管圣哲的体验,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作用于群众!
    另一方面,由感受和体验不仅可以生出理性来(由圆而成方),还能生出异于理性的“启示”。启示的神秘性和它的再生是一致的:它是现成的语言不可尽说的,因而能够不断突破语言的樊篱,从而更新语言。神秘的启示不必局限于宗教领域。它可以设计人生,于文化的所有领域。它的传播媒介不是文字的定义,而是一种符咒式的力量。只有获得某种机缘,才看得懂、理会得明白,这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达到的。启示和足以激发启示的那种领导品质和教父能量,可以激活具有不同“癖性倾向”和“本能结构”的各色人等,给以完全异样的暗示,发生普遍疯狂的共鸣。
    这还是仅就刻板的传播过程而言。若以更难分析的创造过程为例,则不难发现“理性判断”在其中所起的“元推动作用”,几乎等于零。
    据文化和哲学的全部创造和大部分传播过程,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文化的感悟式的心灵直觉,而不要文明的铁石式的心肠分析。文明的心肠及其被食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性欲哲学(精神分析学派),是被两位变种的、不再信教的犹太人给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经济决定论”、精神分析学派以及“逻辑实证论”的种种“分析手段”──只适于人在技术领域的生存、发展,却完全不适于人在人的领域中的健康存在。在更大程度上它该是只属于日益衰竭的西方世界的;而神秘的、正在步上复兴之途的东方并不真的需要它,即不需要以它为生计!
    最值得令人回味的是,这一由技术领域进入人文领域的蛮族入侵,尽管冠以“科学”之冕,毕竟还是先从精神领域和“哲学理论”甚至“宗教系统”等高级文化开始的,而不是像通常设想的那样,是从现代式的物质生产的领域开始的。因此我们看到,早在工业文明开始之前许久,西方人的分析精神和工具论就兴起了!──这就突出说明,是文化的模式决定了技术的形态、社会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006
    
    不要鸿篇巨制及其头头是道;而要一针见血与精辟独到。与其要山积的语法教科书;不如是一首诗的残章断简。是好诗创造了层出不穷的“语法规律”;而砸破一千部语法汇编也无法挤出一个新颖的佳句!与其样样万言然则空洞无物的“学习材料”或平庸枯燥的“通史”、老套迂腐的“某某研究”、充彻陈词滥调的“精神文明”,或穿新鞋走老路的“某某文库”;毋宁一篇简洁得足以照耀百代的奇言。与其要堆满仓库的“通俗读物”,不如要菲薄几页“通灵文字”······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回答!
    “信息爆炸”的虚幻性在于:它讲述了太多的雷同之梦!这些梦,相似背景、相似欲求、相似的矫揉造作。所有的“增殖”都是完全一样(简直达到了机械般精确程度)地炮制出来,只是文化系统内部琐屑的喋喋不休!换了些术语,变了些形式,施了点儿障眼法而已。总之,演变了,但角色如一。
    上面都是狂言?但却发自肺腑。──凝练着一颗心灵仅有的几滴鲜血,它指向通往未来的幽径。
    请相信“少”的启迪力和陶铸力,胜于“多”。
    
    007
    
    一种新哲学,席卷着它的新表述方式而来。它忽地鼓起内外如一的新风格,也许吹起一阵世界性风潮。
    “理性的井水”和“智慧的河水”,虽然彼此不相侵犯,但在意识表面的底下极深处,还是经常互相沟通的。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纪,由于过度工业化的压力,文化环境也被连串地震如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兽行给彻底毁坏了,于是,有理性的人丧失了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则丧失了理性。这是社会的真正危兆。
    如果“理性”靠着压制生命的活力、损害生活的冲动,便从根子上诋毁生命才得以“实现”──就让它见祖先去吧!生命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该抹煞。“理性”这层菲薄的纸无论如何包不住生命的火!连街头群众都知道的这一道理,而欧美的大师家们却不知道?现代世界──已被工业文明及其唯物主义压榨得疮痍满目、令人不忍卒读!新世界的诞生有待于向过度工业化的恶势力挑战,有待于外科手术:向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陈腐风习。虽然我们眼前还是看不到一点曙光;即便是以“反理性”自诩的西方新思潮──骨子里仍然是以理性主义为标尺。它们还是用精镂雕虫的“分析方法”和不厌其烦的逻辑推论为武器,其实,这些过去文化的末日象征,早就该扫出未来文明的堂奥之外了。
    
    008
    
    一言足以丧邦。
    一言足以兴邦。
    语言的暗示作用与默化力量,无与伦比。能扭转历史方向的人,记取“慎言”的至理吧。
    慎言不是“理性”的代词。时人常以“理性”与“克制”、“和平主义”、“要文斗不要武斗”划上等号。这不仅是对“理性”的糟蹋,而且是对“慎言”的根本误会。仿佛“理性”只是赌场上的筹码、博弈时的技巧!慎言的依据恰恰在于,“言”的暗示作用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能,而决非基于莫须有的理性分析。
    
    009
    
    有两种知识:符号知识与感官知识。思想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两种知识整合为一。符号知识,就是“学问”;感官知识,就是“体验”;二者缺一,无以完成思想的使命。
    思想家不同于学者。他不是研讨世界曾经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等等。──那是学者们的事。相反,思想家是着重思考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他希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再加上如何促进这一世界变革的实现,等等。简单说,学问家的思考方向是指向过去的,思想家的思考更像是指向未来的。以此而言,现代的思想家,其实也就相当于是古代的先知和预言者。还有一种以学者面目出现的思想家──他藉着“对过去的理解”以寄托他对未来的希望。他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了未来学的期盼。一旦剥去了他们论证严谨的学者面具──原来那还是个内心激动的思想家。
    老实的学者、奇异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面目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用途。他们分头作用于治世、乱世和过渡时期;而真正的思想家──显然是激烈的革命时代的珍品!他是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年)的卢梭,是鞑靼人乌里扬诺夫的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有独创力的思想家将其个人的印记深深打在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中。他的思想和言论形成新的风潮。他的风格又是时代与人民紧紧地互为表里、相与生成。这风格是个人的,而且仅仅属于他人。所以,任何一个色彩浓厚的思想家必定有其不可磨灭、一望即知的个性,这个性亦即时代性。
    他的风格“落实”在其著述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思想家与其他一切人类的分水岭;风格,可谓“思想家的试金石”:庸众甚至杰出的学者都可以没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思想家却不可缺如。没有风格,便没有独创的思想。万年之久的文明史,难道还有无人说过的语句?
    学者们则反之,要求把个人色彩降至最低限度。它追求一种无人格性的“科学性”──即使仅仅是一层欺世盗名(就这词的最无贬义的意义而言)的伪装也罢。思想家则不然──他的出现预示着强烈的方向性。这方向性必定要求一股带有相应动力的风格。他不以客观性与科学性自诩,激动他的,似乎是那超乎主客观分野之上的“使命感”:“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论语)至于司马迁引为同调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不也是对这“动力风格”的传神点染?要求从商纣帝辛的“宗教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大方向,决定了中国此后哲学历程的“人文性质”。
    
    010
    
    学问与思想,也和战争、爱情一样,是人类力量的一种较量。正确与错误,并不在它的樊篱之内,而是在它视界之外。
    
    011
    
    静,也是一种动。因为在这动荡喧腾不已的尘世中,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静”态,也必须出之以动态中的平衡。这意味着必须以“动”去抗衡“动”、以便达到以动制动从而抵消动、平衡动──相对稳定。然后才能得到“X-X=0”的至高静态。这是唯一可行的尘世之“静”。在一切“静”的底里,无不蕴藏着深而激烈的“动”。它是“势力均衡”的动,它是所谓“相对的静”──若不从此着眼,将使人误解为“绝对的静”。变化的可能及潜力──决不等同于“动”。佐证了“静”的相对性,说明它只是“动”的别一种形态。
    无论自然界、社会界以及心理界的伟大风暴兴起前夕,总有一种同等量伟大的宁静乃至于“沉寂”,统治、弥漫着······这是因为脆弱的平衡,以其死期将近,而变得格外执拗,格外冥顽不灵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均衡的进一步倾斜,终致破裂,形式急转直下······“X-X=0”一变为“X-X=X”。就这样,寻常之数的金科玉律突然失效;代之而起的将是“革命的定律”,即大动干戈的定律。在这里面,有多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事态啊!
    
    012
    
    不能(或是“难以”)被语言表述的思想,即成为“神秘的”。所以,神秘的不是存在,神秘的只是观念。它,只能知觉,难以解释。有关“顿悟结果”的信息,是不能用语言的线索,清晰传递的。它只能保留在心灵里──直到像是自生那样自灭。这就是神秘!神秘感,永远只属于一个人。
    能够传达的,即使可以被夸耀地叫做“神秘”,那也是一种退化了的神秘形式。
    
    013
    
    董仲舒的唯理主义是神秘的,它是先秦理智主义(“诸子百家”)向东汉神秘主义(“谶纬之学”)的过渡,因而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另方面,先秦的世俗化多元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中,已经整合为宇宙秩序的系统一元论。“罢黜百家”实即“融汇百家”,“独尊儒术”实即“剽剥儒学”──思想运动就以此双向交叉,而成独一圣果。在内在的不调,则使此圣果产生了裂痕。董仲舒之学,与罗马帝国的万神殿运动相似,而与基督教运动相远,所以,它不能导致一个新文化模型的诞生,而只是走向旧文化的整合。这一事例表明,用世俗多元化的唯理主义的方法,去阐明宇宙一元论的神秘主义指归──这从来都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再生之路。
    要拜物主义还是要人本主义?唯理之路和唯情之路孰更通达?这一抉择也许是解决未来世界难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注重思想应当让给注重行动;重视分析应当让位给重视直觉;科学将让位给技术;理论将让位给宗教;商业主义要让位给神权政治;势力均衡要让位给宇宙秩序。
    
    014
    
    对于本书而言,西方式的论证要让位给东方的断言。细细论证,必须在相近似的文化圈子和共同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功效。宛如咀嚼只在食物与肠胃配套时才有功效。对于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来说,他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必须创造新的食谱以适合新的胃口。细细咀嚼还提不上议事日程呢。因为这时即使有了论证也无人能够领略它,更无人愿意接受它。论证的说服力远远不及胜利造成的新适应力来得有效······精神革命的发难者没有必要的闲暇来安排自己的论证程序,好在今后的千年历史将产生足够的学者来为他完成论证并为他制作论据。
    论证和论据具有这样一种独占性和排他性:
    只有在排斥了异己分子的圈子里,在广泛同意的基础上立起的“沙龙”中──论证才具有压倒一切的份量。因为在这里,对“论证”已不再需要做出进一步、进两步的深入论证了!因为被文化所隔阂的人群之间,人们是既不会去听也断然听不懂一个“异己分子”所运用新的象征及其种种论证的。现在,只因全球文化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沙龙”,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接收新的信息──局限于旧方法的论证,对新事物几乎是多余的。只有新的文化所培养的新的感觉,才能发见新论证之合理?
    
    015
    
    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当说陈述比论证更实在也更迫在眉睫。对于能够理解将来未来之际的巨大风潮的人们而言──现在陈述一个新思想本身就是雄辩与论证了!而旧文化模型所谓的“论证”──却往往是建立在一些拙劣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迷信之上的?
    何必要力求“自圆其说”──以博得更大的欺世盗名之功呢?!这也许是出自日常需要的考虑吧!尽管世界并不是绝对圆的;地球也不是绝对圆的,但有些理论体系却很圆很圆,以至到了“天衣无缝”的绝对程度?老天,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啊!
    在我看来,一种好的理论并不自诩为真实表述了甚至“再现了客观世界的实况”,从而抵达了足以宣布一种“客观真理”的圣地。相反,它只谦逊地承认自己表现了人的心理气候的一种变迁,如此而已。而这心理气候是注定了要改变未来世界的全貌的。
    思想和学说应该是社会行动的前兆。它本身不应是孤立的,到此为止的。孤立的思想若不化为连续性的行动──就只能悄然退化、默然枯死、被人遗忘······思想本身就应该是一次特殊的行动!一种有待深化并且具体化的行动。这变化即使不由思想者自己来促成;也应该由别的受到感召的人们来完成!
    思想不仅判断世界,更是投入生活的态度,甚至一个行动的前提。
    赵括的悲剧是理论兵家一旦执刀兵时经常遭遇的。政治理论家韩非不也是这样死在秦王和李斯这对狼狈为奸的政治双簧的政治阴谋中的吗?柏拉图为试验他的贤人政治梦想,虽未丧命丢脑袋,但也被贩卖为奴,甚为酸楚!这种悲剧大多发生在文化周期的末了,这往往是一个思想与行动全然脱节的时节!就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言,各种哲学及其语言概念逻辑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相近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处境,在有关永恒的问题上,实际是相近的。无论是痛苦、是骄傲,是神秘、是明晰,是感情、是逻辑,是时间的迷惑还是空间盘旋······我们都是“太子”,都在神与兽之间流浪。等到人类统统成了超人,超人也就沦落为凡胎了。你无法把最伟大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类别上!
    从这种意义说,哲学不过是一种呼吁,不是真理;只是生命力的演绎,不是本真。当然,呼吁又何尝不是真理?生命力又何尝不是本真。──但只有哲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得究竟对不对时,他的哲学才是可爱的。
    
    016
    
    这是“思想家的哀歌”:
    人的行为是哺乳动物的本能,也深刻地支配着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
    人若试图脱离甚或减弱这些本能──就难以生活下去。所谓“动物性”──对于人的健康生存来讲,不仅必需而且有益。没有刺激,生活成赘疣,思想成为无益的装饰。
    人的机体功能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而只是为了复制自己、发展本能、延续生命。总而言之,是为了活而活。所谓“高级生活”不也是一种生活吗?尽管采取了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即升华的方式。思想是要用的:“伟大的思想不同凡响”,但并不在于它的装饰性,仿佛工艺美术商店里的玩具;而在于它的辅助性,仿佛锅碗瓢勺。
    即便是“对世界的发现”,归根结蒂不还是对人本身的一种自我发现?这不是功利之徒的花言巧语,而是历史的基本事实:不作用于社会,思想,难以成为伟大的导师。而对于社会思想的统治权,则可以使一个湖南乞丐贱步登上了天安门。否则──即使一个奇异的头脑可以酿造伟大导师的思想,却也因为不能流传理解,也就缺失了存留发扬的条件。
    思想也不是避难所。勇敢的人们,应从思想的潜伏中断然挣脱,出袭世界,驶入历史的蔚蓝色的甚至是污黑色的汪洋。
    
    017
    
    他不沉湎于思想中,以至于死。
    思想应成为这样一种优美的祭品,它是献在王者足下的一朵鲜花,新鲜、清香、湿润、色泽沁人、含苞初放······它不是储藏遗体的一段梓木,哪怕它储藏的是秦始皇的尸体。
    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使人困惑的矛盾和令人诧异的混乱──所以,某种理论、学说如果十分成功地排斥了生活本身的这一特性,从而变得非常圆满、谐调,不再有任何自相矛盾或略带模糊的中间地带,它倒流为虚伪浅薄的矫情了。它的魔力随着圆满而消失了。
    历史仿佛说,只有包涵某种矛盾与混乱,并勇敢而公开地承认这些矛盾与混乱才是生命的特性,才不失为博大。
    解决了一切矛盾的理论,除了修葺其自身之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消除了一切混乱的、“不规则的”、“意外的”等现象的学说,除了润滑了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消除。──这是多少大学者都该重温的小学课程啊!
    对于此起彼伏的大千世界来说──关键处不在某个头脑和灵魂中酝酿了什么不同凡响的尤物;而在于这些个人思绪何以推演而成惊天动地的时代思潮。
    
    018
    
    “写上一万字的得意文章──其快感相当于寻常生活中的一年!”
    真正的书写者即以写作本身为使命而不是以写作为名利工具的写作者,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是这样一些怪物。他之所以勤于笔耕──是因为他必需倾吐块垒,否则便会抑郁而死!
    请原谅他写得不甚妥当的一切吧,因为那是他生存状态的一种折射!
    如果谁能理解“历史力学”话,也就能体味到,即令在一切“疯狂”后面,都有着它的一切理由。著作、笔记、书信······这些都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死亡的记录”。尽管它们被崇拜者誉为或被作者誉为“生命的路标”,但路标的箭头指向哪里,却是不言而喻的。写了,也就死了。
    (A)活生生的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B)一旦写出了什么──产出它的本源也就迅即枯涸了,即从意识中被排挤出去了。所以,一个安慰人的想法是:还是慢点写吧。这等于是慢跑着接近死亡。
    
    019
    
    有些对象(“存在”、“客体”······)是不能加以客观性的研究的:或因其神圣,或因其猥亵。──这就是“崇拜”与“唾弃”的功能。有些事物(“关系”、“过程”······)是不能谈论的:或因其邪恶,或因其恐怖──避邪和忌讳就这样产生了!历史上的禁忌多是由于特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如现当代的“法律”一样。这都是迷信、非理甚至崇拜暴力、崇拜“恶势力”的结果。
    如果任何对象都被等同对待,不分档次地拿来观赏、研究、分析、摆弄──那无异使人生丧失了一切秩序与准则──神圣与卑贱一同倒在尘埃之中······比如“爱情”(这也是准宗教情感,它要求西方式的献身──“为了基督”;而不是中国式的占有──“我佛保佑”。)我总觉不宜以理性态度、功利心肠去追索、分析。艺术的表达与夸张也许是免不了的通病,但是,盘根究底的讨论却万万要不得!讨论爱情、研究灵性的人,多是冷血动物、利禄之徒。人生许多的事,都是如此“不便说明的”。不少标签自己通晓一切神秘真理的传道人,因此沦为“售卖上帝的人”,甚至沦为“出卖基督的人”。
    
    020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战败者的学问”,而诗则是“战败者的歌”。亡了国的波兰诗人密支凯维茨写道:“不。我要和暴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力量交给战斗,我不愿爬上荒凉的海岸,悲哀地计算着身上的伤口。”但是,他若不爬上海岸,又如何成为一位大诗人呢?如果柏拉图的叙拉古革命竟然成功了的话,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理想国》与《法律》诸篇了。马基雅维利也是如此。这正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主旨所破:“文王拘而演《周易》······”。这似乎已构成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一种“模式”。
    当然,也有大量的哲学和诗是为胜利者写的。如被尊为官方思想的一论和供在庙堂里的颂诗。其中也不乏伟大的作品,如《颂》和《伊尼特》,托马斯·阿奎那和董仲舒之类。但这种东西大多是“集大成式”的,而非首创性的。首例的狂喜,多是来自被放逐的苦难。而陷于顺境的人,更多是朝泄欲的方向去用力。(就这词的最深刻的、陷入本能之网的意义而言。)
    现代的“学术”已沦落为什么?──斟酌各种说法而已。现今的“文章”已被蹂躏倒何等田地?斟酌词句段落而已。这是没落时期下学术、枯死时节的文章。
    让我们在现代文明所造就的如此这般的无名荒漠中痛哭吧!
    这时真理的亮光也许才透露出来:
    纷繁生动的时节万象,一旦被条理化,就成了一挂整齐然而干巴的拖把布了。这就是“分析”的苦果?而人的“理智”,除了“分析”、“判断”以便“归类”、“收藏”之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它怀着满腔的“科学热情”(这本身就是一矛盾的连体),利用观念的裂变性,把世界撕成一条条的“理”“念”。然后再大言不惭地称此为“事实”、“因子”、“存在”······这就是我们“文明人的骄傲”?
    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是皮相的。语言不能沟通两个隔绝的心灵。最传神的倒是那无言之境,某种基于生物场“电”──“磁”的感应!这默契包含的微妙信息,可以在神奇的“一瞥”中接通了、传递了!批判的分析能力是可怕的!像是福尔马林窒息了一切生命活动似地杀死并肢解了一切“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感受的意义,在批判之光的高强辐射下,人生一切价值赖以存在的神秘感与可靠性,荡然无存了,一切魅力也在根子上被窒息了。社会生活的过强压力,使得批判能力恶性膨胀起来······而这一压力本身,又源于社会的危机状态。危机产生了批判,正如醒觉产生了意识。但社会的繁荣,却需要某种坚实的、不经过理性批判的信念为基石的。这种“迷惘”──一旦被澄清了,理解的批判之光一旦升起,社会的固有秩序也就土崩瓦解了。
    具有经久价值的思想无一不是“发展中的思想”。因为思想作为人生的一种分泌物也像人生一样,扩张感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唯有扩张的事物,才真的可贵。这样看来,思想价值的前提并非思想的条理性;条理与“逻辑”只是思想用以说服听众的有效形式罢了。圆满的思想无懈可击,像是一件可爱的、把玩的艺术品,雕琢它的功夫远比做成它的功夫多得多,决不是新文化的前兆。作为新文化前兆,深思熟虑并不需要“条理”、“逻辑”来规矩自己。因为他的深处已有自我怀疑、自我证伪、自我更新的因子。有一天这因子发育了,自然铸成一个死亡与一个新生。
    
    021
    
    说来奇怪,在许多情形下,一种思想的值,是与这种思想的“内在矛盾”成正比的!思想越深刻、越有独创性,矛盾也就越丰富、越不屑以巧辩来弥合它。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啊。
    思想的社会值当然还得取决于它的表达方式。表达得越精巧,越可以流行一时。表达得越朴拙,越可以垂诸长久。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同一形式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啊。于是,表达精巧的表达对当世固说服力,但对文化隔阂了的后世,却是障碍。“晦涩的表达”以其朦胧有时反倒更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它的“模棱两可”增大了它得到理解的范围,更有力唤醒了后世文化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求:用艺术创作的方式来从事思想的研究。
    认为论证一种思想比产生一种思想更为重要,认为思想的重要性仅仅系于它的表达──就等于说一个人的服饰比这个人本身还重要。这种看法验证于社会值上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的服饰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因此服饰对于他人来说确实比这人的肉身还要重要──还可以得到异性的利用······但却不是“普遍有效”的。
    思想著作──极像高级艺术品:主要着眼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以便读者可据以独立构造一个预计的“精神世界”,并体现强烈的方向感;而不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东西。追求知识,并不是思想著作的主要任务,一如那也不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内容。当然,思想与艺术也并不排斥知识及知识的传授,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则是用一团“无名之火”──照亮每个人心底里的黑暗角落,唤醒他对生活、对一切值得为之献身的对象的“投注热情”:投注,从此成了他的座右铭。
    
    022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们当其年轻时,精进勇为、爱慕西方事物;当其耄老时,日趋保守甚至越超保守、重新回味国粹?
    (A)是受限于生命的潜力──故青春时代充满扩张精神;衰落时代则退缩畏避,回恋故旧。
    (B)是震慑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和文化革命的深化,转求一种较稳定的压舱石。
    (C)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神奇的勉力──像陈年老酒般对老人充满强烈的引力。
    (D)是中国的土地具有阴险的魔力──使人们的心灵在“狐死必首丘”之际,拜倒在祖宗们的阴影下?
    我的研究表明,这四种因素同样并存,或多或少、参差不齐地支配着人们的“世界观转变” ──以致七十年历史悠久的共产教徒,竟十分奇特地转变成了孔门弟子和基督传人!
    这也许并不由于“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只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痴迷”?
    我们知道,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一切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这是一种文化模式,如果在其黄金时代也仅能解决社会问题、仅能减缓危机的次要方面,则不足以形成支配的影响力。
    这些思想家们在其老年时倾心于传统文化──确实由于中国文化曾在历史上取得过 “解决了当时代主要问题”的成就。但是,何以他们在年轻时却并不如此痴迷呢?──这只能解释为,老年人特有的衰退与保守。老了,风烛残年、奄奄待灭。这时,“谨小慎微”成为人们的金玉良言。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保住已有的,而非开拓未知的。人们更多注目于已逝的往昔,而非展望未来的可能。
    这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正像植物的枝叶,年轻时充满热情地向上伸展,带着无穷的好奇心探索新的领域······而一旦衰年将至,就无力地垂下了一度骄傲的枝头、收敛了凝视的心灵──他准备“落叶归根”。于是他就归返“传统文化之根”,以便为自己觅得一个已知的、可靠的、安全系数较大的“心理墓穴”。
    原来这种“文化现象”是种“生理现象”!尽管这生理现象披上了一层文化的甚至卫道士的菲薄面纱──但仍然是“生理现象”。只是“经过无意的乔饰抑或有意的伪装的生理现象”。──这就是对老祖宗的思想、艺术、玩物以及泛泛的精神的爱?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不是别的,只是屈原的意象“狐死必首丘”中的那个“丘”。这丘是“落叶之狐”渴望回归的根穴!但愿它不仅仅是所谓“垂死者的永恒同在”!
    思想家们的思想,常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存在辩护”。他们的创造性思想,就是“为自己和类似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进行的独特的辩护”。所以,我们看到先有创造性的生活,而后才有独创的思想。
    谢谢命运──这“存在”决非那僵硬的、非人的“社会存在”;它是一种难以动摇,多变而又终其一生保持着内在一致性的“生理存在”!──人的自然本来就如此丰富多彩地矛盾着的。因此,体现其节律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有待人们去“创造”──而是一种真实的“天性的流露”。这是我们最根本意义“自然主义”!
    
    023
    
    班·莱特在《哲学天才──维特根斯坦》中写道,“世界各地对他的思想与作品的讨论,他并没有参加。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常被误解,甚至被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所曲解。他怀疑将来是否更易于被人了解。他有次说,他觉得仿佛是为那些愿意用一种与现今的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来呼吸不同生命空气的人而著作。仿佛为一种不同文化的人而写。所以,他拒不印行他的后期著作。由于他的思想深度和原创力,要了解他的观念是很难的。若要把他的思想融合为一个自己的思想则更为困难。同时,他的个性与风度,又是最有诱惑力和引导力的。学维特根斯坦而不接受他的表达方式与用字甚至不模仿他的声调、他的风采与表情,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并不表现在他们的子弟身上,而是经过一种更间接、微妙、通常是料想不到的某种影响表现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这位银行家的孙子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他具有极其杰出投资天赋,十分懂得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金融帝国之外再征服一个哲学帝国自我解嘲!——谢选骏)(逃避检验!——谢选骏)
    
    024
    
    上述的括弧里的话──故弄玄虚!自我解嘲!逃避检验!──都是我要加上的评论。要知道,我并不神化伟人,在我看来,伟人不过是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历史的遗物。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知道,并不是真理塑造了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心灵创造了真理。公平、正义,只不过是人的理想,决非宇宙的法则。人与人的宇宙是共生的,在这种意义上,人并非宇宙的被动产儿。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理想(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被伪装成宇宙的法则)。没有了人,便没有我们看见的这个宇宙(决不仅仅是“地球”或地球上的文明区域),便没有了我们生息繁衍于其间的“世界”、“气候”、“文化”、“时令”······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伟人才是人类历史持久的和值得骄傲的遗产。这就像是历史的一些纪念品,一些标本,一些玩具。
    我们要想学习一个伟人的思想?那么,请先要学习他的生活。不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当然明白不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圣洁的人竟然过着淫乱的生活,他的圣洁令人作呕。当然,人评判事物要以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为准的。这是生物的本性。思想家作为一头活生生的动物,也是这样。所以,离开了“处境”即具体的背景,无所谓“思想”。剥离了思想家们所思的时之背景,思想就沦为教条。人们想劫获思想家的精华,才把具体的时空之血肉剥离开来,把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割裂开, 使之升格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如此,“普遍的真理”被建立起来。但这样处置之后,普遍的真理是否真的建立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只有被伪造的历史。
    出现这种始料不及的怪剧之关键,在于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其不容忽视的代表性,因为他们的天性本身就有强烈的代表性!
    天性产生奇特的生活,奇特的生活产生奇特的思想,奇特的天性于是一跃而为“时代的脉搏”······其实,所有这些全是骗人的意象,是想象出来的梦。
    
    025
    
    人生最大的悲剧在于:生活与真理的冲突。
    有人为生活牺牲真理。有人为真理牺牲生活。既有人过于执地在生活和真理之间划上等号,又有人过于执地视二者为不可调和的死敌。各种极端主义份子就是这样,其或为纵欲者,或为禁欲者,或为经验论者,或为教条论者。
    
    026
    
    “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快乐的人是不需要思想的,所以他们是线条的人,而不是圆满的人。圆满的人,是经历圆周并懂得圆周的人,是那种从生活的轨道上被剥离开的人。但他们并不止于被剥离状态,于是便经历了英雄觅宝式的自我膨胀,把整个地球沦为一个不成规矩的跑道。唯独那失去了线条式的感官快乐的人,才可能拥戴甜酸苦辣的思想之圆。
    历史上那些身后令人惊羡的伟大思想家与伟大艺术家,生前却怀着这样的苦恼:“我能干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行,我被人群排挤,显得笨拙而贫穷。人们都厌弃我,仿佛我的相貌丑陋,仿佛我居心险恶······ 一切社会都对我砰然关上漂亮的人门,连狗行旁门也冷眼看我。”
    于是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开放社会”,因为社会就是封闭的同一语!“开放社会”是个矛盾的虚妄!是丧家犬的哀鸣。是犹太人流浪世界时刻的谵语。我踽踽街头,独行荒原······于是我向另一个世界寻觅知音与对话者,历史的世界或是属灵的世界······耗尽了如许年华,煞白了如许青丝──可是就连我的精神结晶,我唯一的儿子,也拒绝走红。没有一个行尸走肉知道它,我好像活在真空中。
    他们告诉我,“文如其人······”可是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死去了,书却留下;人遭辱没,而后思想崛起。
    
    027
    
    我是文化,他们是文明;文化创造了“核”,文明创造了“质”。核是“非系统化”,一个核就是一系统;质是“系统化”的,一套质才是一系统。
    
    028
    
    文化的核,要在中国复兴“语录体的时代”!这是春秋与北宋;这也是诸子与禅机的“死灰复燃”。本来的人类,将以自己的全部知识来诠释这些谶语式的神机;将以自己平庸祥和的质,来充溢这异峰突起的核。
    
    029
    
    以前他在阅读古书时灌注了自己的幻想。是他的生机,使古书生气盎然,使之展现一个妙不可言的新天地。这是他的新的生命体验,他使古书复活,让绝路在陡然间活了。是他,使业已逝去的古昔重又归来。他,于此施展了高超的唤魂之术。
    可是他现在失望了。也许他再也不会满怀生命的充沛希望了。褪色的古书再也激不起他的感应了,甚至反应也没有了。
    他终于确切地知道,那是一堆并无生命的符号,不过是些往日生活的残迹而已。那里没有神灵?甚至没有心灵!!真的神灵和心灵,只是在他自己身上──时而潜伏,时而出击,时而哀愁,时而高亢——而且,永远如此。
    
    030
    
    书,只是载体与象征,文明的或是文化的。但是却没有一部书真能够“指导”人类去怎样生活。透过想象力的望远镜──也许有一部书在无限遥远的未来能够荣获这一精神垄断企业的神位,并被永久地供奉在祭坛之上······ 但也许,这部奇书迄今尚未笔诸文字······
    有的书适于这些人,有的书又适于那些人,但是却没有一本适于所有人的书。不同的生活需要阅读不同的书。如果所有的人被迫都读同一本书──像过去的欧洲蛮子和现在阿拉伯蛮子读他们的牧羊犬强加给他们的什么《经》──那么,不同的生活者,所读出的也将是不同的段落、不同的神启。
    ──要知道,是人的内力,把书同化为自己生命电流的导体!尽管这导体要诉诸“非人格化的灵媒”,但是其本质依然是生命的电流!!
    
    031
    
    在我们这个时代,读书大概是一种最廉价的消遣了。这种由于印刷和造纸术带来的“文化革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含义,上层社会(有权人)和中层社会(有钱人)因其娱乐所需耗费的时间,而使自己所握有的知识日少;而下层社会(穷苦人)反因无聊和生活压力的双重魔力而越多跻身于文化之原。
    这种逆流而上的状态,使现代文明的内部的不稳定性日益剧增。“不满”越来越成为符号知识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不满”是由那些被迫钻在书本里的无权者们创造并传播的。
    这样,在我们看来,不消除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因素”──现代文明一手制造的这种背逆与不满,终将毁掉社会的精神支柱。因为观念的世界是与实存的世界共生但又骈拇的,仿佛渗透又独立的一个领地。它既可帮助实存世界的放逐者免除孤寂之苦,又可弥合生活世界的非连续性──把一大堆茫无头绪的琐事,凝成一座充满意义甚至价值连城的堡垒。
    当大师们说,“甲是甲又不是甲;乙是乙又不是乙,好事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坏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时,我们应该从古老的迷梦中,醒来了!从压制了我们几十年的浓雾中挣脱出来;向谎言与诡辩的文明宣战!
    ──我们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师们啊,在你的伪善中包含了对我们的多少轻蔑?”仿佛我们是些可以被信口雌黄的语言游戏给牢牢锁住的狒狒。
    当大师们这样振振有辞的念经时,他们的咒语是显然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这两甲两乙、两好两坏并不表达同一概念!他们用词的偷梁换柱,粉饰了人世间的沟壑!以期达到愚民之效。他们就是如此“明明德”的吗?
    他们的把戏是这样进行的:第一组的甲、乙、好事、坏事,指代的是一种存在;而第二组的甲、乙、好事、坏事,却指代关于存在的某种评价或称谓。显然,正因为有关的存在也可以获得其它的评价或称谓,所以“甲(存在)是甲(称谓)又不是(称谓)”便也算经得起经验的验证。“好事(存在)是好事 (称谓)又不是好事(称谓)”,也显得通情达理──但谁曾想到这里埋藏着智性的诡诈呢?这不仅是偷漏概念的诡辩,还有搅混听众心中之水的榨取!在这种榨取中,利用存在与称谓之间必定有的那间距,取得了辩证逻辑!这辩证是一个超级的攻击武器,可以毁灭任何有价值的筑造,只是它本身却经不起思想者的检验与攻击?
    在这座大师臆造的虚妄堡垒中,是非没有,黑白颠倒,阴阳混淆,人的思绪仿佛在太空中游荡、飘渺。于是,各种精神病毒,便乘虚以入。
    揭示这命题的虚妄性,是奠定当代精神病学的基础。还原其病态,我们发现,它要说的不过是,“甲不是甲又不是甲,乙不是乙又不是乙,好事不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坏事不是坏事又不是坏事······”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效的语言表达和“智力训练”吗?
    这群号称“大师”的思辨之驴、理论之马,所转嫁给我们的历史重负,该是到了被清除的时候了?
    
    032
    
    任何一位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的出发点与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的距离是无比遥远的。把他们精神上的初衷与其实际发生的历史影响作一对比是有趣的、也是惊人的。这一现象在艺术家那里更得到了体现:作者的灵感与其成品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其成品与接受者收到的意象之间则更有突变的、革命式的差距。但这一切,似乎又遵循着某种规划或“节律”,而不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原始出发点和最后抵达的思想目标之间,距离再远,仍有其内在一致性可寻。同样,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尽管有一条沟壑,但毕竟可以有所沟通。其间的缘由很难缕清,但确有一连串微妙的心理现象,贯连之。在交流的神韵中,一切虽不是按人们日用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以迄今无法明确解释的身心机制来互渗、推助的;但实际上正应了某位疯子的一句话,“伟大思想, 要靠其被误解的程度成其伟大。”也许这正道出了人的正常命运。但误解毕竟不仅仅是一种错误,它还是一种深化。即,按照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家本人的原始意图)的道路继续前进,以致达到与其原来的结论完全不同的思想星座结论,甚至是方向背反的星座!
    类似现象在大思想家之间更是彼此彼此的,从而形成了思想发展的奇特史:例如,伟大的精神常以反对来继承,以否定来拓展;而固守教旨却意味着背弃先行者们的精髓。
    我相信,一切伟大思想家若是转生再世,都定会成为自己先前形象的背叛者、反抗者。因为处境变了,易化方能通达。而转世轮回若干次之后,处境才又变得再度相似,思想也就再度不谋而合了。
    这与《周易》最本质的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一切伟大的成功,不过是“适时”而已。
    是随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思想的相似性才又回转过来。所以最好的处世之法无非是“审时度势”、“安时处顺”而已。
    
    033
    
    对伟大思想家最好的崇拜仪式,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其美丽的人格,剔除他过时的装束,以新的表达,更新其思想。思想家(“教主”也是这样)本人活着时,可以“自新”;但他死后就只有出类拔萃的、以反对者面目出现的继承者,得以用《周易》所说的“反复其道”来为之“刷新”了······这种永久性的易化(“反复其道”),构成了人类思想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史!激起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034
    
    是我们的生命力“力比多” ,“幻化了”生活、世界。否则,生活就再无整体感,变得支离破碎。世界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热爱自己(他们把这叫做“生命”)的人,缺乏整体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使创造了有关生活和世界的完整图像,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因此,他使赋予这完整图像以确定的意义,以便安慰自己的思念!剥开了这层面纱,便不难发现:生活与世界,哪里有意义? 只是我们的生命力不甘心失败,于是渴望一个肯定性的答案。因此,哪怕可能的答案是如此荒谬与虚假,我们还是不断追寻、甚至满怀自信地接受它,甚至置它于一种不容攻击甚至不准察看(这被时髦的术语叫做“检验真理”)的“至圣所”。这就是“世界观”的真象!
    中国的寺院和祠堂里,因此供奉了太多的生气索然、毫无个性的偶像······而且重重复重重,新旧交杂。有谁将生命的清泉,注入他们死寂的躯壳?
    也许,当中国寺庙里的偶像都活动了起来,中国群众惯于宁静的神经系统,会发生病变?
    
    035
    
    没有一种理论能圆满地解释世界,更没有一种理论能把世界的实况纳入自己的胴体。有些理论长于解释这些现象,有些理论乐于说明那些问题──但没有一种理论面面俱到、样样擅长。
    理论家要把自己的学说目为“真理”──就陷入了最深切的二律背反?
    就我们所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一如没有一种办法(理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没有真理,只有因情设施的文化现象!这犹如作为自然现象的春夏秋冬──各有其时,各显其能。
    
    036
    
    没有一种学说是“没有道理”的。但也没有一种学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从心眼里把各色哲学、理论、思想、学说──都看成“应时而发”的大脑痉挛与精神之花甚至是艺术品的话,而不再拘泥它们的概念之网罩,也不再从终极性的、固定不变的定义去“僵化它们”──我们的认识功能,方才解脱了死一样的枷锁。
    
    037
    
    但愿真理不再是枷锁,但愿是人去创造(而不再是卑躬屈膝地“发现”)真理;而非真理 (上帝、物质、自然规律、三纲五常······)来造人!
    
    038
    
    古老的神话,在我们手里破产。
    未来的牧师,不再谴责我们的破坏性。
    我们的扫荡,是为了你们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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