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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六四”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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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0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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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与北风先生商榷

    
    客观而论,“六四”运动差一点就瓦解了中共的统治,今后终结中共统治的大事件,必然是“六四”式的大规模街头运动。
    
    因此,“六四”成败得失,一直是我深思的对象。
    
    美东时间六月二日晚读到北风(温云超)先生的《铭记六四,超越八九》一文,感觉此文简明扼要,从革命的角度来看,算是切中了要害:
    
    因为如果学运领导层在“5.19”戒严之后,果断把事情闹大,立即发动全国起事(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攻占央视、人民日报、人民大会堂。。。而不是“纯洁学运”自我孤立——把泼污毛像的鲁德成、余志坚、喻东岳扭送公安局的话,邓小平一伙操控局面将非常困难,大局可能会改写。
    
    但是,我无法苟同北风兄对改良派视角(即认为学生盲动错失退场机制,客观上帮了顽固派的大忙)的一概否定。
    
    我以为,既要从革命角度来看问题,也要从改良的角度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更客观一些。
    
    因为与今天自上而下毫无希望截然不同的是:1989年当时的中国政局,的确存在自上而下和平演变的大好条件:
    
    当时政改派领袖赵紫阳地位仅次于邓小平,常委胡启立、万里都是政改派,老军头杨尚昆也心向赵紫阳,赵紫阳在党、政、军、传媒界有一大批支持者和追随者。.据胡耀邦的前文胆阮铭评估:“六四”之前,党政军领导干部中认同赵紫阳路线的人,超过三分之二。
    
    学运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信任的:邓小平还计划在1989年下半年,将军委主席交给赵紫阳。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六四”,则赵紫阳住持中共“十四大”成定局,如是则中国体制内政改派全面上位成气候,因为政改派的年龄优势,中国民主化和平演变,必在邓小平死后,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必在1997年“十五大”上实现今天越南式的党内民主,“十六大”后实现新闻出版自由,“十七大”后形成多党议会制民主雏形。。。
    
    2008去国之前,我曾私下里对一位内心认同宪政民主的某副局长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决不会下台,那么今天中国不仅民主了,连台湾都和平统一了。.那位副局长不住点头,眼含热泪,掏出纸巾擦拭。
    
    今天我还是这个观点。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由赵紫阳等人主导和平演变,当然是中国民主化最为稳妥、且代价最小的一条路。且当时的确存在着自上而下民主化的大好条件——越南的道路就摆在面前!
    
    惜乎哉一场“六四”运动,导致以赵紫阳为首的体制内政改派被一网打尽,中断了中国和平演变好局,客观上令中国民主化错失了阳关大道,走上了一条充满艰险坎坷的曲折之途。
    
    当然,“六四”运动就并非一定导致赵紫阳下台的后果。如果“六四”运动得好,也完全有成全政改派,打垮李鹏一伙,起到扫除和平演变障碍的作用:
    
    例如,在赵紫阳“五四”讲话之后,如果以柴玲为首的学运领导人,没有逆开明而动发起“5.13”大绝食的话,则引咎下台的,必然是李鹏一伙,赵紫阳的权势将迅速上升。
    
    我知道我讲这些话,会遭到前“六四”学运领袖们的整体痛恨,但即便如此我也要讲真话。“六四”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客观上起了巨大的反作用,就如同“好心办坏事”的道理一样,“六四”领袖们收获的,是与他们的初衷截然相反的苦果,这个苦果中国人一直品尝到今天。
    
    但这并不能抹杀学运领袖和参与者的价值。“六四”学运领袖当年的壮举,为后来者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再谈经验教训:北风先生以“太不激进”评价这场运动,并以之为失败的原因。我以为有道理,但不够全面。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六四”运动显然是“太不激进”了,居然在北京百万人上街而李鹏一度失控的巅峰时刻,温驯地把自己圈了起来,与市民划清界限,并派出学生纠察队扭送鲁德成等人,不准“外人”混进“纯洁”的学生队伍。
    
    这样自缚手脚的运动,自然必败无疑。
    
    但北风没有看到的是:改良的角度来看,“六四”运动又“太激进了”,激进到赵紫阳五月四日公开承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实际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后,反而发起更激烈的绝食运动。
    
    这样毫无策略的盲动,正中顽固派的下怀。
    
    因此,笔者以为,以“激进”与否来评价“六四”,不是很妥当;批评当年的学生没有冲进中南海——采取革命行动,并不完全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
    
    作为过来人,笔者知道:“六四”前的八十年代末,政治和新闻出版环境比现在开明和宽松得多,当时外国媒体几乎可以在中国自由采访。.当年整个中国社会有一种“自由化”的大趋势,且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当权派,也在顺应这种大势,因此,面临这种好局面,学运一开始采取改良的低姿态,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因此,北风兄要求当年的学生“冲进中南海”,就太过超前了。
    
    在当年赵紫阳时期和平演变局面大好的情况下,学运取改良道路天经地义,北风兄批之不妥,而在今天习近平一伙倒行逆施比江胡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情况下,北风兄即使提出轰炸中南海,我也会举双手双脚赞同。
    
    因而,学运一开始的“太不激进”,无可厚非,但错就错在当五月十九日邓小平、李鹏一伙悍然宣布戒严、调集大军进京时,还不敢于“激进”,反而自缚手脚,“纯洁学运”——甚至扭送鲁德成等人。其实,这时候应该把事件搞得越大越乱,学运领导人才会越安全。
    
    其实,“六四”运动,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六四”之所以悲惨收场,有赵紫阳关键时刻退缩逃避的重要因素(客观上等同失职),就学生方面来说,“六四”之败,败在策略大错:
    
    一,赵紫阳“五四”讲话后,学运退潮,赵紫阳声望陡涨,而李鹏如热锅上的蚂蚁;柴玲在理想主义者张伯笠(误把中南海当英国当局,五体崇拜甘地)的鼓动下,号召学生逆开明盲动,发起北京高校大绝食运动,导致好局逆转,绝食,令八九民运异变为“布朗运动”、“不可控热核反应”(刘刚语),从此谁激进谁受欢迎;
    
    二,五月十九日,邓小平、李鹏一伙发布“戒严令”,杀气腾腾调集大军围城,柴玲等广场指挥部(“六四”运动实际上的领导层)不奋起反抗紧急发动群众、发起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策反军队。.反而去“纯洁学运”、画地为牢、为之不惜出卖五千里迢迢来京投身民运的鲁德成、喻东岳、余志坚;
    
    三,以柴玲为首广场指挥部,在五月底解放军大军合围、磨刀霍霍、即将开刀的危急时刻,拒绝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的参谋部部长刘刚的战略转移方案,刘刚的方案是:
    
    五月三十日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从天安门出发,以民主大游行的方式,进占北京的各大学校园,搞校园割据。同时将全国的八大地区与北京的八大学校对应,比如说华北地区同北大对应,要求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都参与到对应的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和以后的校园集会活动。要求北京各高校保障外地来京学生的食宿。
    
    应该说,刘刚的这一战略方案是相当高明的,若得实施,将完全打乱邓小平的军队屠城部署,令二十万“戒严部队”合击天安门的计划落空。
    
    须知:当年中南海顽固派最希望“闹事”的学生全部聚集在天安门不走,以便一网打尽;如果学运转移到北京八所高校,与“不闹事”的学生混在一起,军队就很难镇压;在派人到全国串联,发动外地学生起来、发动工人罢工,仍可以使中共中央陷入被动,这样在相持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而相持时间越久,导致中共兵变、内讧翻盘的机会就越大。
    
    其实,当年邓小平调集大军进京,也是冒了相当的风险的,因为当年“戒严部队”的军心其实也是动摇的,所以,邓小平调军杀人,务求速战速决,刘刚的转进高校方案一旦实施,军队就失去了明确的目标、有力使不上、时间久了,就容易出事。在北京,只要有一个团的兵力起事,对中共都是致命的打击。
    
    可惜这么一个有可能最后翻盘的机会,也被断送了。刘刚在《刘刚回忆柴玲和封从德》一文中指控:
    
    来指挥部多数人同意了他的方案,但在李录的反对下,柴玲临时变卦,出卖了他,而迎合激进学生的情绪,导致天安门广场战略转移的方案破产。
    
    “六四”运动为何策略一再大错?很简单,因为“六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柴玲,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领导人。这不是说柴玲不优秀(一个智力上不优秀的人怎么考得上北大?且当时北大的录取是万里挑一的,比现在难考得多),事实上柴玲很优秀:她长于演讲,善于煽情,极有捕捉大众心理的天分(决不在蔡英文之下),但她太年轻,也没有政治头脑,更不擅长策略,当时她对于中国民主化,胸无成竹,完全没有方向感和分寸感。
    
    她言辞和公关很强大、很早熟,眼光和谋略却象小鸟一样弱小,以致于为打入广场指挥部的中共特务迷惑和牢牢掌控,操纵于股掌之中。正是那个绝食阶段混入广场指挥部的魔鬼,以瞒天过海的伪慷慨激昂姿态,操纵柴玲断送了挽救“六四”运动的最后机会。
    
    学运最后落入共特之手,是柴玲领导学运的必然结果。因为柴玲实在没有能力领导“六四”取得胜利。
    
    柴玲在其回忆录《一心一意向自由》中承认:她成为广场领袖,纯属偶然,之前她没有任何参加民运的计划,有的只是美国梦。
    
    柴玲成了“六四”领导人,“六四”之败,岂非天败!
    
    笔者敢断言:倘若偶然间成为“六四”领袖者,不是柴玲,而是少年老成、擅长谋略的刘刚,则“六四”运动很可能就胜利了;如果天安门总指挥不是柴玲,而是周勇军或周锋锁,“六四”运动也至少不会输得那样惨。
    
    另一方面,如果中共政改派的领袖不是赵紫阳这样谦谦君子,而是袁世凯、哪怕是盛世才这种政治流氓,则“六四”运动必大获全胜!
    
    这就是天命。什么是天命?偶然性就是天命。玄学讲究天命,而马克思强调“历史必然性”;实际上这世上并无“必然”二字,多个“偶然”加在一起,也就成了必然。
    
    呜呼,偶然性对历史的巨大作用,长久以来被中国人忽略了!
    
    从玄学的角度看:“六四”不成,恰和不久的将来中共亡党一样,都是逃避不了的天命。
    
    曾节明 于美东时间6月3日晚丙申癸巳丙辰己亥于纽约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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