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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这样的革命到底有何意义?——读《柴山保往事》之感想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26日 转载)
    
    
    王毅:这样的革命到底有何意义?——读《柴山保往事》之感想


    
    中共苏区肃反(网络图片)
    
    我的朋友王智仁先生以其父王建华老人口述,整理出一篇回忆录,反映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鄂豫皖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柴山保这个地方的一段往事。这篇文章以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亲身经历,叙说了当年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的回忆,足以颠覆当局60多年来对所谓土地革命历史的正面宣传,揭示了在光鲜的表面下,其血腥的另一幕。王建华老先生虽98岁高龄,然精神矍铄、头脑清醒,老人不仅笔迹雄健,还能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足见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及可信度。文章被国内知名刊物《炎黄春秋》2014年第九期刊登,该文发表之后,反响巨大。著名学者秦晖先生给王智仁来电称:“先生为令尊整理的回忆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功德无量!”
    
    地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柴山保在土地革命时期属于河南光山县,今属河南新县陈店乡王湾村。1928年,戴季英在此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从1931年起,中共叛将张国焘在此坐镇指挥。戴季英、张国焘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在当时肃反大清洗中,以肃清AB团、改组派的名义,将红军百分之九十的干部杀害,军长邝继勋、许继慎甚至徐向前夫人程训宣也难逃此劫,普通老百姓更不能幸免。王氏家谱痛陈,一个近千人口的王家湾,从1927年到1934年所幸存者不足300人,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于张国焘的屠刀之下。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其血腥之杀戮及暴力之恐怖可想而知。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人写了一张纸条,要王建华家拿300块银元支援革命,王家本不属于富户,300块大洋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凑了100块银元,然母亲和四弟还是被惨遭杀害,并且是用大石头活活残忍砸死的。吴光浩这个人我到红安参观时见过这个名字,只是可惜成了烈士,要不然,后来官也不会小。《柴山保往事》一看,才明白当年红军筹款是这样筹的。
    
    嗟乎!朋友智仁的奶奶及叔叔死去已经八十多年了,青冢何方,尚难寻觅。今天将此往事重提,不仅仅是哀悼那无辜死去千千万万的亡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一下这场革命到底有何意?
    
    一,这是一场苏俄革命输出的结果
    
    可以这样说,中共建党以及后来领导的工农革命都是苏俄掌控下的共产国际输入的结果。在这里要说一下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它实际上是在列宁指导下的革命输出机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是十分孤立的,他输出革命的目的是想壮大自身的力量,免于陷入孤军奋战之境地,所以它的职能既是国际的也是民族的。各国共产党作为它的支部并直接受其领导,它拿出大量的银子援助各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初,活动经费严重不足,几年时间,受俄共资助达100万美元之多。这些共产党支部不仅要全力拥护苏维埃政府,并且共产国际还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叫苏区,当时的政府就叫“苏维埃政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是中国,为何叫“苏维埃”呢?提出来的口号就是“武装保卫苏维埃!”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革命,只要染指哪里,哪里就血流成河。它不是输血,是叫别人流血。
    
    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五大召开,当年“五大”会址就在武昌都府堤,与敝舍仅一墙之隔。笔者漫步时也进去看了看。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出席了,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报告:陈独秀认为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陈独秀认为,“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中共对革命领导权问题应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陈独秀报告后,中共内部激进派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对陈独秀报告中进行了批评。瞿秋白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对中国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报告,他认为当前“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 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主张:“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新的基本正确的议决案,但是没有根本上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及其危害,因而没有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是,对于存在于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没有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也不可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结果,这次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二,中共革命方向发生逆转是从“五大”开始的
    
    从中共五大会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自始至终没有达成统一思想,对于中共今后革命的方向是存在严重分岐的。特别是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有人同意搞,也有人不同意。然而,虽说分岐存在,在共产国际掌控下,中共的激进分子还是占了上风,一场土地革命流血斗争开始了。历史就是那么吊诡,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泽东想充国际共运老大,重蹈覆辙,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先输印尼,造成印尼和华人血染爪哇国,死亡近百万;接着再输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200万柬埔寨人民死于疯狂的大屠杀,对于当时人口只有八百万的柬埔寨来说,这可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有苏联老大哥的革命输出,就有小老弟仿效。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发生在湘鄂赣、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的一场滥杀就是苏俄革命的输出。
    
    由于中共的激进分子这样一搞,国共两党走向分裂,造成十年内战。1927年毛在湘赣边建立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建立苏区,这两个地方人民遭受的苦难就大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个暂且不谈。接踵而来打土豪分田地,说起来也真可怜,中国哪来的地主土豪,一些小地主都是靠勤扒苦做积累一点财富,了不起也只是先富起来的人。你要搞革命,就得要钱,而有钱的人就只那么多,抢完了就没地方可抢了,就只好盯住那些小地主,而小地主抢光了,就只好盯住一些农民了。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视剧《红高粱》,里面说高密县有两股土匪,一股是余占鳌,一股叫花脖子。余那一股还算有良心,只抢有钱人;而花脖子连穷人也抢。后来有人问花脖子为什抡穷人?他说,富人都抢光了,不抢穷人我吃啥?所以说,王智仁的奶奶和叔叔为何被杀,其原因可想而知也。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刊登了张鸣一篇文章——《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提出来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逃跑似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所谓的“长征”,它标致着中华苏维埃的失败,其原因就是经济无法支撑了,这就是革命模式选择的错误。过度地打土豪,乱杀乱抢、富人被抢光了,竭泽而渔,“因土豪打光了,军队和政府的开支又必须解决,于是,大量的抢掠和绑票行动出现了。而在中共的文件里,称绑票为“越界吊羊”,而且抢掠绑票的对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钱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穷人也捉来罚款,向穷人强借米物,以致被白区人民呼为“游击贼”。据曾志回忆,他的丈夫陶铸,就曾绑过一个地主的孩子,得到赎金3000元。”抢到最后连红米南瓜汤都吃不到口了,不跑又能往哪里飞?用湖北话说,荷叶包鳝鱼——开溜。张国焘后来为何跑到川西,也是由于把鄂豫皖人民杀得差不多了,抢得也差不多了,就跑到别的地方抢去了。事实也是如此,后来四川老百姓又遭了殃。
    
    三,文革时期的大屠杀就是这股匪气的沿袭
    
    当一个人以一种邪恶的手段取得成功之后,他是不会反思这种手段是否正当,非但不会,他还会以这种手段继续干坏事。就好比绑票者搞到了钱,你要他收手是不可能的。毛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更加疯狂杀人,并且把杀人当儿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严格地说从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就开始滥杀无辜了(可参考毕官写的《威海土改复查运动的记忆》。接着是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杀人不是依所犯罪事实,而以百分比来搞,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亘古未有的事。毛曾说:革命队伍中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的百分之五左右。100个人的单位,如果不杀5个反革命就完不成任务。特别在上海镇反时,毛曾对上海主政者杀人太少极为不满,就他一句话,上万人头又落了地。被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和红色屠夫谢富治是毛最信赖的人,谢富治就是湖北红安人,1926年就在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就是从那个杀人的窝子走出来的。1960年被毛委任公安部长,一上台就杀人。据安徽省公安厅党务副厅长尹曙生报料:1960年正当全国人民在饥饿中苦苦挣扎,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不是救人而是去抓人,全国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四倍,竟然五十多万被拘押人员死在监狱、劳教所,被害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这些可怜的人儿只是因为对大跃进不满发点牢骚,为了活命偷点粮食吃而被捆绑吊打悲惨地死去。文革时期,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出笼了。据王力《反思录》披露,“公安六条”是毛泽东提出来“要搞几条”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公安六条”发布后,全国人民陷入恐怖之中。这一时期实行所谓“群众专政”,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对无辜群众可随意逮捕、审讯。在农村,有些群众组织擅自设立“贫下中农法庭”,对抓来的人非法审讯、滥杀,仅湖南道县9093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被杀7696人、自杀1397人、伤残2146人,最大78岁,最小才10天。湖南资江下游,每天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两岸站满了黑压压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漂下的尸体。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安六条”发布后,仅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就有3000万人被批斗,50万人死亡。
    
    四,中共土地革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已经确立了方向。三民主义理论明确地提出来中国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孙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正是为了这个革命目标。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正在继续完成他的事业。当时蒋领导的北伐就是很好的证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这就说明了,中共当时是承认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并非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因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他们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动力。中国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又一次农民造反,造反的结果不仅是流血而且是封建统治的复辟和历史的倒退,这一点在后来毛执政的二十多年的结果已经得到了证实。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不得不敬佩陈独秀先生的独具眼光。在当时中共党内,独秀真不愧是一枝独秀。他虽然在中国组建了共产党,然他对中共当前的历史任务看得是清清楚楚的。中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党派存在是无可非议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政党,但是是否有必要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而搞武装割据,这一点陈独秀是不同意的。他已经看出,当前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民主主义的革命。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国情根本就不需要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决定了的。孙中山革命的方向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他革命的经费是向海外华侨筹款,他搞暴动也是指向官僚衙门,就是提出平均地权也不会向地主开刀。而在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就是封建时期又一次农民造反而已。这种造反除了杀戮之外还是杀戮,社会非但没有前进,而且反而倒退。这勿须别的证明,回顾一下毛执政时期所作所为就昭然若揭了。
    
    或许有人会说,是蒋先动屠刀逼着共产党起来反抗的,实则不然。1926年毛抛出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准备为他发动农民造反打理论基础的。1927年3月又抛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农民运动过火行为辩护。而在当时,国民党率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正取得节节胜利,而此时毛泽东在湖南却搞起了农民运动,号召乡间一些无业流民及地痞流氓起来造反,给地主绅士戴高帽子游街而打砸抢,这实质上就是一场捣乱。北伐军许多将士是中小地主家庭,他们的父辈因被抄家、戴高帽游街而向其北伐将士们纷纷诉苦,他们惊呼,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乱我们的阵角。毛这样一搞,不仅搞乱了前方将士的军心,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还妄图改变革命的方向。他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不仅惹怒了国民党,同时遭到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的反对,其中陈独秀就非常不同意。所以说,破坏国共合作,造成内乱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毛为何不顾国家大局而偏要这样搞呢?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占山为王。如果他跟着蒋,他就不会“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他要当皇帝,必先当草寇。什么革命的理论都只是为他当草头王的借口而已。
    
    毛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来看,中共这场革命实际上是造得没有理的。因为这革命没有把历史推向进步,反而倒退。从1949年毛执政到他死去这二十八年,经济倒退,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民主、自由与人民无缘。近80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之下。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人民才算喘了口气。可以说,这场革命的胜利,利益收获最大者就是让毛泽东当了28年的皇帝。
    
    曾经有人说,革命是历史的推动力。此话是不严谨的,这要看是什么样的革命。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民起义是不会推动历史的进步的。朱元璋的农民起义成功了,非但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并且比以住的封建王朝更残忍;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杀人如麻,当他娶第十九个老婆时,别人向他庆贺,他得意地说,我老张提着脑袋造反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打下南京后,他可以讨六十六个老婆,而士兵的老婆来睡一觉就要杀头。毛在1960年全国人民饿饭时,下面人却为他花巨资在各地造建行宫,奉献美女,仅建造韶山滴水洞就花了当时一个亿。要将这些钱买些粮食要救活多少中国老百姓啊!也不至于饿死那多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当今再次重现。所以说,这种革命毫无意义。那么,什么样的革命才算有意义呢?简而言之,通过革命改变旧的体制建立一种新的体制,而这种新的体制要比所推翻的旧体制进步,这种进步要体现在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如:美国南北战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中共的这场革命取得成功之原因
    
    文章写到这里或许有人就要问了:你说这场革命没有意义那为何取得成功呢?有些朋友总想问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回答:中共的这场革命成为赢家并非必然,实为偶然。如果以一件事情的成功或失败来作为是非之判断实则太简单了。有句俗语: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可以说,不以成败论是非。也就是说,其中有是也有非。中共革命取得胜利,要感谢三个人,即张学良、日本人和俄国人。没有这三个人的帮助是成功不了的。历史就是这样,不幸的国家、不幸的人民总有不幸之原因;反之,幸福的国家和幸运的人民也是有其原因,个人也是如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昨天《共识网》有一篇文章,是写张学良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共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少帅之福。因此中共一直将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中共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的政权?如果认为最后掌权者的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中共给人民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当然,除了张学良之外,日本人也的确帮了大忙,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国的历史可能要改写,毛在这一点上说了实话。说到俄国,看看东北那场战役的史料就行了,并非象有人把林彪说得神乎其神,而是苏军把俘虏的30万日本关东军连武器带人都交给了中共,这样才打赢了这仗。我在此就不多叙说了。
    
    六,为何要否定这场无产阶级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一条很重要的理论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通俗的话说,每当做一件事要看它的实际效果。中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到底产生什么效果呢?我们只看一下从1949年毛执政这二十八年中国人民生存状况就清楚了。中共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对革命的贡献最大。可以说是农民用轿子把共产党抬进了城。然而毛泽东翻脸不认人,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农民受尽了苦难。毛虽然出身农民,对农民毫无感情,土改后,农民手中的土地证还没捂热就被收走了,农民是麻雀掉到粗糠里——空喜一场。而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坚决主张要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的就是毛。接踵而来对农民的盘剥日益加巨。大跃进把农民饿死3700多万还不罢休,而始作俑者的毛对此毫无忏悔,足见其对农民的冷酷无情。中国农民被毛榨干了,最后穷得连裤子都没穿的。而这些从农民兄弟身上榨取的钱用来做什么呢?都支援所谓的狗屁世界革命了。当年我回家乡时,一些老农对我说,我们以前给东家(地主)种地还能吃饱,现在给毛主席种地总吃不饱。所以毛死后,中央指示各地将一些造神运动时树的毛像拆除,当人们用绳子将毛像拉倒时,农民拍手叫好,可见人民对他的愤恨!彭德怀58年回湖南老家时,看到儿时的同伴过的日子和他参加革命时没丝毫改变,并且还要穷,他痛感这革命到底有何意义?我们只要不昧良心,回想一下毛时代我们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就可以得出结论:一场革命非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民主、自由,而带给人民的是贫穷、落后、专制、独裁,试问,这革命还有必要搞吗?
    
    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自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到列宁领导的苏俄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共运史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仅是一场闹剧,而且是一场惨剧。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整个世界有一亿人为此丧生。这场革命换来的不是民主、自由和幸福,而是专制、独裁、暴力、杀戮和贫穷。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理论根据,只要看事实就行了。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和今日北朝鲜的现状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就共产主义理论来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马克思理论在欧洲变成民主社会主义,在俄国变成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变成最残忍的毛泽东主义。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知识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的天堂,却把他们带进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现在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应该用活人去作实验。
    
    七,结尾的话
    
    中国人民自1949年所遭受的苦难,总帐应当算在毛泽东身上。因为集权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不同,集权主义国家是人治,是人说了算,因此,最高权力者的意志、行为、取舍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民主国家相比就大不一样,即或是一个暴君上了台,他也将受到法制的约束而不能为所欲为。就是要干坏事,也就只一届,到时滚下台,这就是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不同。所以毛从开始执政直到断气,谁都无法阻止他干坏事。毛死了之后,现在再追究这个政权是如何取得的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你怎么说是说非,他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转型。用陶渊明的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当然,这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至于当权者如何想,那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革命烈士纪念碑遍及神州,被“自己人错杀”的亡灵也得到超度,唯独最不该死的无辜平民百姓至今没有任何人提起。按照王氏家谱,无辜平民百姓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烈士。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准备牺牲(包括“错杀”),他们是求仁得仁;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为革命牺牲?笔者的原稿希望为这些“屈死的悲魂”建立纪念碑,我认为是正当的。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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