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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刘宾雁时代:通向自由中国的路标——刘宾雁逝世十周年祭 (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2月0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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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國的良心

    
     1979年以後,從漫長苦難中走出來的劉賓雁,從對各種偶然、零星、個別形式的案例的觀察和思考中,逐漸“悟”到一個巨大的真實:在中共統治下,人民的命運堪憂。
    
    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劉賓雁終於得出了一個苦澀而希望猶存的結論:人民既是中共統治的對象,又是其基礎;人民可能發生分化,甚也可能被敗壞,敗壞的人民還可能恢復其本性中的善和偉大。作家的責任是與中共統治集團爭奪人民。
    
    盧卡契在《左拉誕生百年紀念》寫道:
    
     左拉的命運是十九世紀文學上的悲劇之一。左拉是那些傑出的人物之一,
    
     他們的才能和人格注定了他們要干最偉大的事情,左拉為進步事業而作的堅決鬥爭,
    
     將比他的許多風行一時的小說活得更久,而且將使他在歷史上與伏爾泰齊名。像左
    
     拉維護過德萊孚斯一樣,伏爾泰也維護過凱拉斯。
    
     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論述卡斯特利奧的人道獻身精神時寫道:
    
     讀者切勿認為卡斯特利奧抗議審判謀殺米圭爾•塞維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伏爾
    
     泰抗議瓊•凱拉斯案、左拉抗議德萊孚斯事件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當然一點也不
    
     貶低卡斯特利奧行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爾泰為凱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
    
     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們和親王們的保護。同樣,左拉
    
     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伏爾泰和左拉無疑地是拿
    
     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奧
    
     敢做的。他知道在他為人道的鬥爭中,他不幸的頭腦要重新貫注於他生活著的、殘
    
     酷的世紀所有的不人道。
    
     左拉、伏爾泰、卡斯特利奧都是歷史上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不過他們為之奮鬥、為之辯護的對像都是個別人物、個別事件(當然包含了巨大的正義性)。劉賓雁一方面用他的筆同他們一樣為一個時代的正義戰鬥,同時也直接地為具體的不幸和悲劇辯護。1979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為成百上千樁冤案奔走,成千上萬封“上訪”材料、信件通過各種方式轉到他手裡,每天還有許多人輾轉找到他。這決不只是一些個人不幸的各種冤案,而是一部當代中國的苦難史。劉賓雁的許多報告文學直接取材於幾萬封抗訴材料。劉賓雁的辯護,具有左拉、伏爾泰、卡斯特利奧一樣的人道主義正義感,而在中國現時條件下,在劉賓雁本人的處境中,這樣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個人犧牲。
    
     劉賓雁的“人民意識”觀念不限於對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難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樣蒙受不幸和苦難的,這就要求他從一般的、籠統的同情轉向深入的歷史分析。不“把被掩蓋著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覺察的現像之間的聯系即本賚揭示出來” 對人民命運的同情就失去了現時意義,“對於人民和對於社會有堅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現實生活中真實的矛盾的,······從為人民出發描繪我們的現實,既不會使人高枕無憂、陶然入睡,也不會使人驚慌,沮喪,反而會使他們振奮、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氣投身於現實的改造。”
    
    從“人民意識”出發,劉賓雁對當代中國人作了兩大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中國人人性歷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新的人民性開始出現。劉賓雁指出,經過文化大革命,許多中國人良心消失,不敢獨立思考、不信守諾言、相互仇恨、猜疑、冷酷和仇恨成為時尚,弄虛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風、刑訊逼供、野蠻殘忍、沒有思想、健忘、易滿足、用幻想代替現實,以及“精神平均主義”的庸眾哲學。“咱們這個國民性就不承認優秀的傑出的、天才人物······”,(《艱難的起飛、序言》) “中國人不承認傑出、不承認才智上的豪傑,但它承認暴力的豪傑,不承認出類拔萃的天才,不承認有奇特性格的人······”,(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社會中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 “為什麼越是優秀的人,越是傑出的人,在中國越難生存?中國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庸才的天堂?這難道是一個小問題嗎?”直到去世前,劉賓雁還告誡說:不要總把眼光放在中南海,決定性的力量是人民。劉賓雁對8964後中國人在道德上的沉淪和精神上的潰敗痛心疾首。他對中國學者、作家深表失望,近20年間沒有寫出一本反映中國現實、揭露黑暗和危機的作品。充斥中國的是各種歷史劇,“最大的本事就是含沙射影!”
    
    60多年前,索爾仁尼琴就發現並斷言,共產主義鐵殼裡面人們的心靈正在走向解放。這個過程在蘇聯已有一代人的歷史,其他共產黨國家也開始了“人民的覺醒”。正在成長著的新一代人,他們對邪惡作鬥爭的時候表現得百折不撓,絕不會拿原則做交易,為了不出賣良心,他們寧肯失去一切:工資、起碼的生活條件、甚至生命。這個過程發展得如此廣泛,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今天蘇聯的地位一落千丈,幾乎成了笑柄、人間的恥辱了。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消失,本質上是“人民覺醒”的結果,中國繼續被專制腐敗的政權統治,本質上則因為人民已被敗壞,其中知識界、文化界難辭其咎,——他們自身已經犬儒化,與權力和財富沆瀣一氣。
    
     《第二種忠誠》(《鐘山》1985年第1期)是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社會思想的紀念碑式作品,標志着當代中國歷史發展和精神發展中一種最值得研究的範疇的出現,標志着歷經坎坷之後若干新的因素、可能性、思想和新的人物的出現,也標志著一種新的人民性的問世。
    
     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後,中國文學中出現了在重重苦難中掙扎過來的傷痕累累的幸存者。由於專制蒙昧統治的歷史慣性,虛無、玩世、市井、逃避、矯情······作為專制主義的衍生物也在蔓延。它們繼續阻止中國人對自身命運的認識,很難發展成一種真正強有力的抗議和拒絕,更無力挑戰中國的腐朽力量。
    
     《第二種忠誠》已不再停留在軟弱蒼白的暴露和抱怨上,不作情緒的呻吟,而是以一種全然不同的姿態面對歷史、面對現實。
    
     1985年,文革結束已近9年,對整個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根本反思的任務不僅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反而不斷出現新的倒退,極左勢力某種程度的復活和反撲已經直接危及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命脈,不對毛澤東時代的罪錯進行公開的剖析和批判,不檢討那個時代駭人聽聞的悲劇,不重新找到表現時代精神的真正人物,就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隨時可能走老路。
    
     正是出於這種對中國人共同命運的關注,《第二種忠誠》在若干年來無人叩問的政治、國家機器、歷史、法律、外交、道德、意識形態、人性等重大問題上,異常集中地反映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集中地體現出劉賓雁的政治智慧、歷史洞察力和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
    
     《第二種忠誠》在幾個方面同時突破了幾十年來禁閉的重大禁區,通過兩個普通中國人命運打開了一些巨大的歷史壑口。這兩個真正的“小人物”都“越過了中國公民絕對不准逾越的界限”,給毛澤東寫過勸誡他懸崖勒馬的“萬言書”,突破了對毛澤東評價的壟斷。中國讀者破天荒讀到這種史實:在毛澤東一意孤行、淫威達於極致的兩個關鍵年代,兩名普通士兵,用幾乎同樣的言辭,懇請毛澤東三思,要求他剎住“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啟動,並誓告他可能出現的可怕前景。
    
     在此之前,中國人只聽到最高領袖們的聲音。他們解釋歷史,評判是非,他們公布行為准則,制定國家大法,控制整個社會,一切都天經地義,絕對禁止討論,遑論不同意見。
    
     劉賓雁的“人民意識”,促使他中止這個巨大的諷刺。在“人民共和國”裡,人民才是主體和最高權威。兩封“萬言書”無畏地“超越”了大人物們的“世襲領地”,像兩把利斧劈開中國政治中心的黑箱。哪怕範圍仍然有限、影響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兩位作者都飽受鐵窗之苦;但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堅冰已被打破······。
    
     把“萬言書”這種行為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又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十多年後去研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人們會注意到兩個事實,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最早最大的暴君贏政突然受到充滿敬意的“再評論”,這位“蜂、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恆而不信人”、“天性剛戾自用”(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大法家”(用毛澤東的語言應譯為“大革命家”、“厚今薄古派”、“第一個偉大皇帝”)成為歷史進步的像征。這是毛澤東公開重溫大帝國夢,向人民公開示威、全面倒退、旗幟鮮明的反動呼召。 在《第二種忠誠》披露的“萬言書”中,年輕、天真、熱忱的作者直斥毛澤東:
    
     我認為,中共中央近來在國內外的路線、方針、政策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
    
     其中有一些屬於原則性方向性錯誤。本來,任何政黨和個人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中
    
     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不是為怪的,但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沒
    
     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嚴重錯誤······
    
     歷史常常以一種詭谲的方式表現自己。從人道主義者的角度看,人世間沒有凌駕於生靈之上的偶像,人類精神的自由本質總會找到相應的形式實現自我存在的價值。在中國,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也就不可能禁止人們永不體現自己的“主人”意識。這種意識要變為歷史真實,則取決於復雜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歷史抉擇,——這是真正的歷史辯證精神,也是劉賓雁新人民意識的歷史內核:
    
     誰是永恆的,共產黨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真正永恆的是人民!
    
     《第二種忠誠》裡兩封萬言書向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展開了不曾有過的歷史性挑戰:
    
     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
    
     或個人迷信······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些
    
     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
    
     匈牙利、法國、意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
    
     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
    
     反,遠的不說,1957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
    
     呢?
    
     接下來,“萬言書”滿懷憂慮地預言,遲早總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等等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後,作者告誡毛澤東“千萬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否則,“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錯到底,後患無窮,”作者最後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和熱愛真理勝過生命的生死觀明示,即使在“臨刑前,仍要誠懇地告訴”毛澤東:“丘比特,你發怒了,這就證明你錯了!”
    
     兩封“萬言書”意味着人民已開始思考自己的歷史處境,退出或讓渡歷史舞台只能與自己的本質相衝突;意味著中國人已覺悟到,把自己的命運轉讓給任何一位“偉人”都是有害的;人民在精神上正處於一種全新的“覺醒”過程。他們本能地警覺到“偉人也可能出錯”的巨大後患,雖然暫時還無法在“偉人”的精神世界以外去發現真理,但這一進程畢竟開始了:人民與自己的代理人(領袖、政黨)之間並不是永遠的統一體。相反,深刻的內在矛盾已經潛在於兩者之間。“萬言書”乃是這種“新關系”的十分典型的歷史性表達。劉賓雁在大段引用“萬言書”中加進了幾句評論,簡潔得異乎尋常:
    
     引文已經很長,但是這才僅僅是陳世忠(主人公之一)寫給黨中央的幾十萬上
    
     言書的幾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歷史文獻價值。時間是中國剛剛經歷過主要是人為
    
     原因造成的大飢荒之後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陳世忠不可能是先
    
     知先覺。黨內水平比他高出許多倍的有識之士多得很。難得的是一個年僅26歲的
    
     青年他在那種境地中竟然如此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政見。
    
     歷史已將證明還將繼續證明,兩封“萬言書”的公開展示,大大拓展了中國人的政治視野和人生境界,撕開了中國政治生活中最森嚴的禁忌。劉賓雁將這一類似中國封建專制社會中的“死諫”冠以“第二種忠誠”,那特定的歷史內涵和“人民意識”的新因素,實際上已遠遠超過傳統意義上的“忠誠”。它是一種發自良知,面對巨大憂患,直接警告、抗議最高統治者的人民自己的聲音。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獨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從、從人的本質出發而非無條件地絕對順從、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批判的人生觀。這裡包含著一種新的發人深思的政治概念、道德標准和價值範疇的萌芽。凡是讀過《二忠》的讀者都會震懾於作者的膽識,都會為以“第二種忠誠”來概括“在中國政治原野上雖然貧弱而稀少”的新的政治品質而深受啟發。
    
     歷史首先是生命存在。當“極左”分子仍在理論領域駁斥“人道主義”、“人性”、“母愛”時,劉賓雁堅決地舉起人道主義的旗幟,護衛生命,堅決反對以任何方式貶低生命,堅決站在同情人、憐憫人、關心人、為生命無條件地鬥爭的“勇士”──人道主義者一邊。有千百種理論指責人道主義者的天真、迂闊,但千百種理論也不能越過生命去否定人道主義。對生命的承認和珍視,雖然不是政治家所要時時顧及的問題,卻是他們永遠無法擺脫的一切立法的基礎。
    
     劉賓雁痛切地說過:“······刑訊逼供是什麼意思,那是最野蠻的東西。······是對人身權利最嚴重的侵犯!” 1986年11月,在天津南開大學的演講中,劉賓雁在談到人道主義的命運時指出:
    
     人道主義的地位是什麼?它到底是目的?還是手段?······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
    
     時,當時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鬥爭是非常殘酷的。有一個清醒的政治家,當時在
    
     德國已經被逮捕了的盧森堡,一個女革命家,給列寧寫信,寫了本小冊子,向俄國
    
     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忠告,說你們一定要注意,無論革命環境如何的艱苦、如何的殘
    
     酷,但是希望你們注意你們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應該是人道主義的······
    
     回顧我們幾十年的歷史、幾十年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我認為有這樣的問題,文化
    
     大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國際上,共產黨的威信是怎麼樣被破壞的?頭一個就
    
     是斯大林的所謂肅反擴大犯,······這是對共產黨威信的第一次打擊;第二次打擊,
    
     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厲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爾布特,我們扶植起來的。
    
     ······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幫’剛剛垮台不久,當時華國鋒當政,汪東興也
    
     去過一次柬埔寨吧。這一次流血,這一次屠殺,我們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這個
    
     問題,我們不能不考慮!
    
     《第二種忠誠》對“雷鋒精神”進行了無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其全部哲學意義和政治學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樣說,我就怎樣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絲釘”精神。當人成為另一個存在(無論是皇帝還是領袖、偉人)的無數前提之一,成為攀附最高意志的腳手架時,只能稱之為“奴隸”、“物類”。
    
     1985年的中國,危機顯露,識時務者們大都噤若寒蟬。《第二種忠誠》立即觸怒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統治集團,劉賓雁再次成為大逆不道的挑戰者,他的親友和無數讀者乃至整個知識界都為他的處境擔憂。
    
     《第二種忠誠》》兩封“萬言書”就是在人民有權評論任何個人和任何歷史,有權過問決定自己命運的一切事物這個根本的意義上,體現了“人民意識”的本質。杰斐逊曾写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将永远是最可靠的大军。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美國人民得天獨厚,專制主義在這裡沒有土壤。然爾劉賓雁的中國,卻是帝王的樂園,奴隸的牢籠。爭取自由、反抗暴政的鬥爭始終處於遙遠路途的開端,劉賓雁希望人民將自由作為精神太陽,這幾乎是對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所有暴君宣戰。
    
    時下中國,毛澤東借屍還魂,紅色帝國大有東山再起之勢。毋庸證明,30年前,第一個公開挑戰毛澤東,挑戰“毛澤東時代”的是劉賓雁,——他仍然站在中國人對抗暴君的行列中,並在人民中間發現對抗暴君的精神。
    
     八,報告文學之父
    
     劉賓雁被稱中國天字第一號大記者。其實這個稱謂不太準確。19世紀俄國因為沙皇特設“第三廳”,嚴格鉗制思想和新聞,實行書刊檢查制度,所以作家承擔起反映社會危機和民間疾苦的責任。紅色中國跟帝俄一樣,不允許新聞自由,劉賓雁獨創了“報告文學”,成為新聞界真實反映民意的特殊形式。
    
     人類精神的本質是自由,道德價值有賴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識達到了與自由的同一,從而使新聞出版業在終極意義上符合人類的精神本質。因而是合理的、合人性的、有道德的。漢密爾頓說:新聞自由,這是最重要的事業,是自由的事業,這一自由就是把事實真相講出來,寫出來,以揭露和反抗專斷權力的自由。世界新聞史就是這樣高舉真理的旗幟,聲張正義,反抗專制,尊敬自由,推動著人類社會走向進步、走向文明。
    
     劉賓雁問道:假定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權,要對人民負責,當他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的時候,他的後盾是誰?就是輿論就是新聞。······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冤案在報紙上登一登有何不可?追究貪官污吏,那些瀆職的敗類,替老百姓疏口氣,人民日報銷路不是可以增多一點嗎?
    
    事實上,檢查制度導致新聞言路封鎖,遂將屬於新聞領域的社會關懷和操作層面的政治觀念驅入比較安全的文學領域,這種現象不獨屬中國,乃是人類近代社會一種普遍現象。英國思想家柏林雖然沒有注意到當代中國以劉賓雁為先驅、至今層出不窮的報告文學,但是他注意到當年“德國已經有此情況,在俄國規模更大。”他具體描述的俄國十九世紀類似的現象與當代中國毫無二致:當局的鎮壓,先使作品日趨曲折、日益詞激情切,終則將整個俄國文學變成赫爾岑所謂對俄國生活的“一大張起訴書”。文學從來是苦難的救贖地,如果說赫爾岑是俄國文學起訴尼古拉專制時代的最早發言人,劉賓雁則是共產黨紅色中國的第一起訴人。他的報告文學,是對中國苦難生活的第一份起訴書。在生活痛失人性、脫離歷史本質的中國,最早接通俄羅斯精神的劉賓雁,始終保有以作家天良承載中國苦難的歷史自覺。劉賓雁之所以發明“報告文學”,是因為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共產黨深知新聞對於民眾意識及其統治安全的重要性,竟然長期不為新聞立法。劉賓雁問道:“報紙不是萬能的······報紙在別的國家也不是萬能的,但它為什麼會被稱為第三勢力?僅次於政府和議會;或者叫做第四勢力,僅次於政府、議會和法院。······因為這個社會能自動調整,使矛盾得到自行復現、自行湧現、自行通過正常的程序得到調整,得到解決。這是現代社會,也可以叫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機制的一個特點。封建社會沒有這個,而在這種機制裡面,是什麼東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個就是新聞、報紙,就是大眾傳播媒介。新聞是怎樣在那種機制中起到這種作用的?很簡單:新聞自由、自由傳播。新聞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應該以它特殊的方式來為社會作特殊的效勞。應不應該要求把報紙辦成像政府的公報一樣,要求社論像文件一樣、要求記者像宣傳干事一樣?”
    
    由成千上萬記者組成的中國“新聞界”,劉賓雁是最早最老的敢言能言之士。 “人們把新聞記者叫做無冕之王,咱們也不要求做無冕之王,咱們不做三孫子行不行?”他引用傑斐遜致卡林頓那封著名的信指出:
    
     民意是我國政府存在的基礎,所以我們先於一切的目標就是要保持這一權利,若
    
     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要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遲疑地
    
     立即回答:我寧願要後者。······我情願將自己捐獻出來,作為一次偉大實驗的對像,
    
     以證明所謂新聞自由與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這一借口的欺騙性。
    
    今天,幾乎人人都知道該信內容,在近30年前的中國,知道並公開引用,那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長期致力於爭取新聞自由而擁有的巨大公信力。
    
    劉賓雁沒有完全趕上互聯網時代,他創造的報告文學,是新聞真實通向網絡自由的特殊中介。
    
    數以億計的中國網民,未必都知道劉賓雁,但除開五毛黨胡說八道和痞子流氓肆無忌憚外,無數通過互聯網揭露真相、呼籲公義者,都是劉賓雁的同道和繼承者。
    
     九,“歷史從來不打招呼!”
    
     劉賓雁不是歷史學家,但中國最著名的史學家未必具有劉賓雁的歷史直覺和歷史意識。
    
     劉賓雁在南開大學講演中,在概述當代中國問題前說:“歷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巨變不是突如其來地降臨到人們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來”,在於“我們是個很健忘的民族,這絕不是我們應該引以為自豪的。”劉賓雁的“歷史”不是一種概念化、理論性、虛幻和臆造的歷史。“歷史”在劉賓雁那裡就是當代中國命運,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種歷史人物。
    
     劉賓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細節語言,無一不是直接來自中國現實社會。劉賓雁多次表達了一個觀點,由於中國現實社會發生的歷史事實本身極其豐富復雜而又極少被真實地描述過,而這是任何作家想像力都無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對這種現實進行通常意義上的藝術加工能使生活改觀,他寧願服膺生活本身的權威。真正的藝術,其創造活力,其激動人心的能夠為人們分享的全部魅力,在當代中國除了現實,沒有第二個來源。因此,他拒絕離開現實,尤其拒絕過靠編故事以欺人自娛的文人生活。他警誡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樂於擠進生硬的風險難測的現實環節,在那裡去尋找激情和詩。
    
    劉賓雁在黑龍江記協新聞會上呼吁:“應該承認一個痛苦的現實,這個痛苦的現實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常常不願看痛苦的現實,我們寧願生活在快樂的、美麗的幻想裡,而不願意張開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現實,痛苦的現實並不是壞事情啊!”接著他譴責了“我們民族的一個弱點”:“就是一件大災難,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運動,發生了之後多少年,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麼發生的,我們付出了那麼多鮮血、生命、時間、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浪費了十年······,現在竟沒有一個中國人,包括社會科學各界的學者、哲學家,能馬上站到這裡來,一二三四說清楚。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中華民族有史以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很罕見的。我看是獨一無二的!”在《被遺忘的人和被疏遠的文學》中他說:“有哪個人的意志能決定歷史的進程呢?沒有任何個人。反右派運動恐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四十多年了,不是還在寫嗎?但是跟那些東西相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運動,其內容之豐富、復雜要高出多少倍!但是這些已經被相當一部分作家遺忘了。重大社會事件是中國社會最驚心觸目的現實,是實實在在、鐵一般的、物質力的”。
    
    劉賓雁這段呼吁給了人們一個研究當代史的新角度,即通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把當代史編串起來。 “自從中國建立了統一的帝國以來,所有這些統一(人類的統一性給人最為深刻的印像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整個地球,宗教、思維方式、工具和社會形態的基本特點往往都是頗為相似的)就在中國最高度地綜合在一起了”(卡爾·雅斯貝斯:《論歷史的意義》)。中國人的術語稱之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把“反右”、“文革”作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與“政治權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內容和目標外,在劉賓雁,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以來,一刻沒有離開過對中國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很少涉及“上層”,相反,他的所有題材,都是中國最一般、最不起眼、最下層的存在物。
    
     1983年在上海《文彙月刊》第一期上,他對報告文學的性質作了劉賓雁式的概括:“我不
    
    反對寫名演員,名歌手,名畫家,名選手,名音樂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點保留:在寫名流、時代的成功者和幸運兒的同時,是否也應該寫一寫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於生活底層,肩負著中華民族成敗興亡重任而在第一線苦鬥着的人們呢?就我個人而言,也許是一種偏愛,我寧願選擇其生活、其經歷、其思想最能反映時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這種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當代英雄,雖然也許終其一生,仍然籍籍無名。”
    
    劉賓雁“偏愛”的“傾向性”是鮮明的,他為自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表現人民──下層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運。這個任務,從歷史角度看,實際上就是揭示中國當代歷史的實況,試圖完成一個個人肯定無法完成的任務:恢復人民的歷史主體地位,褪下幾十年來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偽裝,以此恢復歷史樸素的直接樣式,並把人民和歷史都“還原”到大大使他們走了樣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在劉賓雁身上,歷史感就是對人民命運的關懷;離開億萬人民的命運,任何偉大的發明、運動和革命都是徒具空殼的歷史僵屍。從人民命運出發──僅僅從人民命運出發——“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義,一切前提和結論──包括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江青這類曾經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運的意義上才有價值。劉賓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歷史觀“還”給中國現實,“還”給人民:“我認為,甚至把一個縣的文化大革命如實地記載下來,都比這些東西意義要大得多。到現在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麼人,為什麼會起來造反,一哄而上,幾億人,就叫一個人一下子號召起來,難道僅僅是個人迷信嗎?能夠完全歸咎於毛澤東一個人嗎?那不是太簡單了!”正是由於把人民命運牢牢地放在文學創作的中心,劉賓雁才可能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一系列追蹤,獲得那麼深廣的反響。
    
     從人民在歷史活動中的位置和遠景看,他們是否已經心甘情願地承認和接受了歷史嚴酷的現實?劉賓雁正是在這一最根本的問題上,在人民的悲劇命運上看到了歷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終是歷史主體這一中國當代史的本質。“藝術中的‘陰暗面’會成為喚起人們去消滅它的精神力量。這種作品的社會效果就會是對於邪惡努力的憤怒,對於鬥士的敬慕,對於縱容和庇護惡勢力者的鄙視和建立在科學認識基礎上的鬥爭能力以及對於勝利的信心。”從1979年發表《人妖之間》到1986年發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寫了近一百萬字描寫中國當代史巨大變化和復雜情勢的報告文學,收到近七萬封讀者來信,除了十來封反對意見外,全都是極其熱烈極其強烈的反應,從災難和不幸中走過來的當代史的承受者和創造者們的不斷溝通,使劉賓雁對自己在反映中國人民當代命運的艱苦探索中直接站在歷史之中:“正是這種反應,堅定了我對於一條真理的信心: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們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東西感到欣喜,但不會陶醉;他們為生活中陰暗的一面憂慮和焦急,但又不絕望。只要我們真實地描寫我們所從事的鬥爭──偉大而艱難的、令人振奮的鬥爭,就會使人們增強信心。”
    
    歷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復雜的歷史事實中,人民作為歷史的主體成熟得最快。事實上,徹底地進行清算和總結,總是有利人民,而不利於人民的對立面。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歷史中的災難和不幸本身還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制造和產生災難、不幸的社會條件則是難以忍受和理解的。
    
    1986年11月7日,劉賓雁在上海《改革中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發表講話說:“我們長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們為幾個概念付出了巨大犧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創紀錄的。幾十萬、幾百萬人喪生只是為了維護幾個錯誤、荒謬甚至是反動的概念和口號。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它一經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許任何人對它有任何非議,因為它是完美無缺的;第二個,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犯錯誤的,有的話,也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連一根血管、經絡都不能保留。中國三十多年就在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充滿血淚的大辯論。”這三個問題,正是中國當代史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了呼吁中國人正視自身的歷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國後,立即發表了一篇紀行文章:《他們不肯遺忘》。介紹德國人對納粹主義持續不斷的研究,德國民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長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們對自身歷史的關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會問題學術討論會》上鄭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明年是反右運動三十周年······,我們的民族為什麼不善於醒悟?醒悟得這樣慢?”
    
     一個真正的文明的、進步的、有生命力的民族,總是能夠面對當代、面對現實。盡管一再走入荊棘,但歷史畢竟不會停頓下來。“歷史真正驚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這句名言,劉賓雁用中國老百姓的語言有着相同的理解:歷史從來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國當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會突然全部醒來,這已經部分地在劉賓雁的作品和言論中出現,它的全面真實的“復活”只是時間問題了。
    
     十,批判精神的真諦
    
     1949、1957、1966、1989······中國當代歷史的總趨勢,不是朝向自由、民主、憲政、文明、人道的世界潮流,而是內在復辟專制王朝、外在宗奉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毀滅之途,以構建一個前所未有的黃種人紅色大帝國,已形成人類文明與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脅。中國知識界的責任,對中國現存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進行一次總批判,從來沒有如此嚴峻、重大。不僅涉及天下最大生命共同體的命運,而且悠關世界在21世紀的安危禍福。這一批判一直在進行,就批判的獨立性、勇氣、坦率、深刻而言,劉賓雁是最值得注目的先驅人物之一。
    
     我們不能離開“中國畢竟是中國”這個最大的現實去思考。獨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學中最終體現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那裡,體現為相信物質世界是一種秩序,在根本上與我們的精神世界可以合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裡體現為否認認識最高真理是一種能夠壟斷的世俗權利;在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那裡,體現為對人道主義和自由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獨立性必然是面對一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體現出來的。在離開中國流亡美國之前,劉賓雁對當代中國若干問題作出獨立的關注、思考和批判:
    
     一、從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七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夠像樣的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一種國家、一種制度、一種模式”;
    
     二、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虛幻的世界中。幾十年來,中國人為了幾個概念付出了重大代價乃至生命的犧牲,中國進行著一聲無聲的充滿血和淚的大辯論:⒈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說是完美無缺的嗎?⒉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成不變?⒊共產黨絕對永遠不犯錯誤?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必須一刀兩斷?
    
     三、中國極左問題的實質、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種東方的、中國的、掌權的極左;
    
     四、中國人道德、精神素質的歷史性退化;
    
     五、中國文學除了歌功頌德外,出現了“跟中國人民的命運沒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數中國人所關心的問題沒有任何關系”、“遺忘中國人”的現像;
    
     六、廣義、宏觀意義上的人民是不會有錯誤的,假如黨性和人民性發生了矛盾,那就是這個黨本身出了問題;
    
     七、1957年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運動要寫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寫一百年;
    
     八、在中國,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選擇的權利;
    
     九、當今中國有兩個歷史過程正在同時進行,一是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另一個是從下而上成千上萬的人從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成為獨立、自由的人。中國的歷史,歸根結蒂決定後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民間的、社會的力量,將越來越顯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話概括上述幾方面,就必須跟綜一個問題,研究、追尋它,它是怎樣形成的,它今天在各個不同領域內以什麼形式繼續干擾、破壞中國的進步,使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直到今天每邁出一步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毫無疑問,劉賓雁批判思想的內容是可以商榷的。劉賓雁很少對中國問題進行理論闡述,以至於人們常常困惑於這個事實:劉賓雁批判思維的立場是什麼?武器是什麼?方法是什麼?劉賓雁本人究竟屬於哪一種思想體系?總之,中國如此一目了然,簡單至極,中國又如此復雜神秘,難以理喻。在中國,每一個命題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題,中國充滿了“悖論”,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圈”。獨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銳觀察以及豐富坎坷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是劉賓雁的主要武器。
    
     對獨立批判來說,除了理論麻煩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主觀因素,一個看來似乎和智慧無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稱的運用才智的勇氣和決斷。智慧不入卑劣靈魂,在中國,這尤其是一句真理。劉賓雁1957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兩條罪狀之一,就是提倡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在禁忌。一般而論,敢於獨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隱密,敢於獨立批判的人,必然獲得獨特的解釋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人們可以說,古希臘有蘇格拉底,當代中國有劉賓雁。獨立性和勇氣是劉賓雁批判精神的特殊禀賦。劉賓雁從來沒有離開中國現實,更沒有使用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借古諷今的“曲筆”,這是他贏得億萬讀者、引發空前回應的不二法門。但是直到今天,中國史學界還罕見直面現實的勇氣與智慧。
    
     由內在自主原則外推的自由表達權,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條件和形式。討論的自由、論辯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僅是社會進步所必須的前提,也是人類內在精神發展的前提。劉賓雁反復提及的中國當代幾次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無一不是以取締這些自由為開端、為目的的。其結果就是一個“封建法西斯專政”、一個瀕於崩潰的經濟、一個人性普遍淪喪、精神衰蛻的大倒退。
    
     所謂代價,應放到價值論來討論,有人愛兩袖清風,有人唯恐失去烏紗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門,有人認為一切財富都等同於豬欄。價值也有內外之分,內在價值只能由個人決定,外在價值則反映人與社會的關系。劉賓雁在回顧他的右派生涯時,把他在1957年可能走的路分為三條:1,到1966年,新、老帳總算,沒命;2,投靠極左派,關進秦城監獄;3,成為養尊處優的“文化官僚”。結論:當右派是最好的路。劉賓雁1979年訪問美國時,有人問他:你這樣批判極左派,當有一天又回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時,你對於這幾年的選擇不後悔嗎?劉賓雁回答:
    
     我不會後悔,絕不會後悔。我說過,萬一中國左派得勢(這僅僅是種假設),把
    
     我拉上斷頭台,我也心滿意足。我做了我應該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發生了它應該
    
     發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運,我活下來了。我有過幾次死的機會,我也曾想到自殺。
    
     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應承擔他們的擔子,人生不就是這樣嗎?
    
    康德(許多中國人讀不懂康德,主要是因為缺少康德那份對人的愛,再加上中國文字的離間性)的自主性原則,在劉賓雁這裡已變得這樣單純。1987年1月,劉賓雁30年後再次被開除出黨。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失去的一切,我並不過分看重;得到的,也許更重要。”
    
     古往今來,批判者總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對世俗代價的補償。追求真理、反抗邪惡,而不會遭到苦難,永遠是幻想。在一個普遍無望,不負責任成為從上而下整個社會的律令時,更是如此。
    
     在劉賓雁身上,多年未見的在個人內心實現自由的特別稀少特別難能可貴的精神,甚至勝過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訴人們: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會失敗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會轉化為批判者的內在審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斷。
    
     幸運的是,作為批判者的劉賓雁,他的意義已越過了內在判斷範圍,獲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識,不相識,底層、上流,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1987年1月那道決定表示他們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鬥爭”時,中國在美留學生一千多人聯名發出抗議書,要求停止這場鬥爭。劉賓雁本人收到的電報、信函、賀年片中,有兩個小學生寄來他們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劉賓雁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萬端。《老井》作者鄭義去看他,對中國作家在劉賓雁身處危難而無所表示深感內疚。人民日報內,素不相識,甚至對他無甚好評的人,都在各種場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關切;一些人憤而要求辭職,一些人發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鬥爭”不停止,······劉賓雁自己比誰都清楚,這就是歷史的進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中國許多批判先驅的沉重代價所換來的,他們由於歷史的局限進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劉賓雁的批判成就中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們困惑而堅強的批判精神,在劉賓雁身上,發展得更為健全、更為深刻而有力。
    
     在中國,對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殘酷,已經超出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一伙靈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劊子手對批判者的圍剿中的醜惡表演,不僅暴露出他們的專制本質,而且敗壞人心,敗壞道德,敗壞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像,國家和社會蒙受了永恆的血污和惡名。蕭條的遠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墮落的遠不是幾個官員,喪失人性的遠不是行刑者,我們的先人和我們的後代都會指著我們這一代人說:這就是我們的兒孫和父輩嗎?雨果說,歷史沒有垃圾堆。不對,垃圾遍於中國,垃圾也遍布中國人內心。直到今天,中國知識界還在本質性的中國現實外玩弄聰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揭露局部、零散的個案,但從來不上升到制度與思想體系;指桑罵槐,稽考、勾沉,借故諷今。這些技巧,對當局幾無防礙,倒助長了某種中國人特有的圓滑世故。近70年前,反法西斯游擊隊員、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就寫下《新階級》,公開、直接、徹底地批判共產主義,為此下獄。劉賓雁沒有達到吉拉斯的地位和境界,但他從來沒有偏離中國現實。
    
     畢竟,劉賓雁更接近人民。歷史已經證明:對這個社會的成就,有劉賓雁辛勞的一分;對這個社會的不義,劉賓雁是心靈坦然,兩手干淨的。歷史還證明,他的憂慮、請求、沉思、憤怒和批判,並不是杞人憂天。1956年他就告誡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義、家長作風,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應驗了嗎?1979年他又告誡國人:雖然毛澤東死、“四人幫”打倒了,但大大小小的王守信還在各個角落存在,時下盤踞中國的權貴集團不是應驗了《人妖之間》嗎?1986年,他告誡同胞:注意中國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分裂,這一警示又被天安門悲劇證實。
    
     1987年1月,劉賓雁告訴友人:這次運動,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極少,但影響卻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運動。一個月前,他在黑龍江對青年學生說:“千萬不要忘記,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種子、結下的果子,就在我們生活中。說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們就會看到這些東西,甚至身受其害。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那個悲劇,就悲劇本身就是閉幕了,但是余音繞梁啊!”
    
     歷史將長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澤東,原因之一在於,人民天經地義的批判權利在他們那裡遭到最嚴重的侵犯。但是正如劉賓雁所說:中國畢竟不同了!而這裡面包含着批判者們慘重的代價。我們終於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對他人的苦難和厄運,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運和處境漠然置之,不僅自私,而且愚蠢。幾十年的歷史反復顯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這種明哲保身主義的人,沒有一個真正能逃脫可悲的結局,更不要說良心上的損失。我們早該懂得,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為什麼成為專制制度最嗜好的屢試不爽的伎倆,就在於我們的狹隘和自私心理。政治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遠禍、各自逃命正是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狀態。於是,普遍災難就來臨了。僥幸心只會招致恥辱和災禍,我們應當記住這個教訓。
    
     劉賓雁的出現,是上個世紀下半葉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重大現像”,這一現象隨着劉賓雁本人的流亡而在中國成為禁區。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看,劉賓雁現象的意義在於,在共產黨國家開始的人民自我覺醒和對統治者發動的歷史審判這一進程中,繼毛澤東、鄧小平去世後,必然出現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種方式使中國重新回到人類發展的正常軌道。
    
     十一,先驅的命運
    
    歷史沒有劇本。赫爾岑認為,“現代人的最深災禍之一,不是陷入現實,而是執迷於抽象觀念”。面對俄國嚴峻的現實,赫爾岑不僅反對沙皇專制,對新的教條和新的解放者一樣深懷疑懼:“社會主義的獨斷教條,其令人窒息,不下於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條。”劉賓雁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隨着據説是它的偉大勝利(中國的解放)而同時淡化和消失”。他“對中國和蘇聯的教條主義厭惡透了”!他對“制度設計”沒有興趣。總結自己一生志趣時,他說他“始終密切追蹤國内和世界的演變,重點放在社會和人。”遠離故土,他不懈地了解中國現實,同時廣泛閲讀歐洲、美國社會學著作,目標仍然是血肉中國、現實社會。如何使人擺脫“明於歷史而昧於事實”的理性黑暗, “歷史必然進步論”這種觀點導致的政治末世論(Political eschatology),乃是人類生活的致命教條。英國學者柏林認為,赫爾岑的這一思想 “進入俄國激進主流以後,對於誇張的功利主義,一直有解毒作用”。同样,劉賓雁的懷疑主義立場和匍匐大地的思維方式,對於扭轉中國一百多年來以暴易暴、惡性循環的厄運,防止再度將苦難中掙扎不休的民衆及其生活送上民族、國家、正義、平等、公正、幸福的崇高祭壇,再被新一輪極權統治虐殺,不啻一付清醒劑。企圖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就需創造出一種全無獨立思維,又無發展自我欲望的一種容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 “中国人已经过於驯服、过於循规蹈矩而缺乏独立精神”。劉賓雁的幾十篇報告文學的内容,除了對權力腐敗的揭示(《人妖之間》),更多的是對個人自由的標舉,對權力、機構、説教、紀律、官僚、成見對自由的壓抑與摧殘的譴責和抗議(《本報内部消息》、《在橋梁工地上》、《路漫漫其修遠兮》),對獨立思想、創造意識、活潑氣氛、自由言論、個人發展的肯定(《關東奇人傳》),對個体反抗強權的謳歌(《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第二种忠誠》、《告訴你一個秘密》),對被強大異化政治力量壓制而失去生命力與尊嚴的個體的哀婉與痛惜(《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什麽人快樂而自由?”——劉賓雁深信人生應當是自由而歡樂的。他“不喜歡這個黨對人過於嚴酷和不必要的壓抑”,因爲他早就敏感到“這個黨能夠使人溫飽,卻不會給人以歡樂和自由”。劉賓雁從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中了解到斯大林的暴行時,悲痛得幾乎顫抖,如同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心靈地震。兩遍讀下來,他“心中的很多事改變了原來的樣子。”多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劉賓雁痛苦地回憶道:“‘把個人交給黨’,‘把一切獻給黨’,‘一切聽從黨的安排’這些口號還要流行幾十年,沒有多少人懷疑過一個政黨有什麽權力向一般公民提出這種狂妄、蠻橫而無恥的要求,少有人識破,這個對於共產黨而言是一種僭越、而對於人民則是一種侵犯、剝奪和侮辱的口號,竟然毫無阻礙地變成至少是大陸城市居民的道德準則,是一種多麽可怕的現實!”
    
    劉賓雁的意義將跨越他所屬的時代,“未來民主中國和世界人們將如同回憶大無畏的勇者和精神激勵者一樣憶起劉賓雁。他的偉大工作將結出美麗的果實。”(威斯康星大学 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
    
     劉賓雁的文字曾經如電流一樣,击打过億萬心灵。每有新作问世,必举国轰动,洛阳纸贵。從毛澤東到邓小平,中共最高領導人都參與決定過此人的命運。數個省的黨政要人試圖將他送上法庭。中國作家破例扔掉候選人名單,舉起手臂,將他選為他們的領袖。同時传闻四起,不是擔心他再次被打倒,就是要求確證他尚未“出事”。他的行蹤牽扯各色人等的心,從家門口到报社,他被來訪者包圍,被天南海北飛至的數万信件埋沒。近代世界只有雨果、托爾斯泰幾人生前享有過如此殊榮。但他們沒有劉賓雁的特殊待遇:被遺忘的殊榮。劉賓雁逝世次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刚曾詢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是否知道刘宾雁,回答他的是一片愕然。在當代文學史、新聞史,“劉賓雁”仍是禁忌。《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將这位至今無人超越的中國報告文學之父排除在外,顯示了中國仍然是人妖顛倒的時代。中共領袖們懼怕一名身患絕症的八旬老人,如同懼怕雷霆閃電。
    
    波羅的海沿岸托拉維亞海港一個數百年歷史的小漁村,海邊兀立着高大的花崗岩峭壁。很久很久以前,漁夫們在那上面刻下了一行銘文:“悼念所有死於海上和將要死於海上的人”。赫爾岑及他的思想已經與白銀時代的思想“路標”一起,清晰地出現在俄羅斯現實的原野上,而劉賓雁的理想至今沒有實現,他的祖國仍在黑暗中。今日中國精神道德的淪喪,反襯出一個苦澀的事實:劉賓雁之死帶走了一个時代:一個追求正義、真理和良知的時代。
    
    劉賓雁還擁有另一種殊榮,被被他喚醒的人們遺忘。劉賓雁在中國知識人中的命運,是高爾基筆下丹柯的中國版:当同胞們在黑暗的林莽沼澤中失去方向和信心的時候,丹柯自剖胸膛,取出並點燃心臟,照亮黑暗,帶領人們披荊斬棘,寻找光明。當林莽外眩目的阳光輝耀原野、河流、山巒,丹柯心臟燃烧的火光頓時黯澹失色。找到光明的人們加快腳步,踩踏丹柯墜落地上的心臟微火,——他們不屑於丹柯的存在,嫌他的火光過於微弱而只顧向巨大的光明歡呼飛奔。他们在林莽外享受光明,認爲自己的光亮直可与太陽媲美。丹柯的心臟埋入地下,成爲煤礦的墳床。劉賓雁是那面臨海而獨對天涯的峭壁,那座光榮的墳塋。种种伟大的回忆此刻正在寒冷的暗夜沉没。他是嘔血剔心卻永遠不諳世道的赤子,獨自離去的先驅。
    
    道德是文明的基礎,是變革社會、防止歷史倒退不可或缺的人性力量。未來若干年,發揮良知勇氣,仍然是中國人亟需的首要精神品格。中共統治集團成功地隔絕了劉賓雁,被統治者也遺忘了這名為他們貢獻了一切的先驅。但是,一個人倫道喪的中國正是有待拯救的社會,劉賓雁這樣曾啟導了一個時代的人物,不會長久被遺忘。
    
     十二,讓光明從墳墓裡出來!
    
    1878年,雨果在伏爾泰逝世100週年紀念會上指出:
    
     伏爾泰不僅是一個人,他是一個世紀。他行使過一個職能,他完成過一
    
     個使命。伏爾泰,獨自一人對這個社會一切醜惡力量的大聯合,對這個茫茫
    
     的恐怖世界宣戰,他接受戰鬥。他的武器是什麼?這武器輕如和風,猛如雷
    
     電——一支筆。
    
     這是一場偉大的戰爭,是思想反對物質的戰爭,理智反對偏見的戰爭,正義反
    
     對非正義的戰爭,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戰爭,是仁慈的戰爭,溫柔的戰爭。
    
     他承受了一切威脅,一切侮辱,一切迫害,污蔑,流亡。他不屈不撓,堅定不
    
     移。他以微笑戰勝暴力,以嘲笑戰勝專制,以譏諷戰勝宗教的自以為是,以堅毅戰
    
     勝頑固,以真理戰勝愚昧。
    
     ······
    
     他有益於人類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經熄滅,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啊!野蠻還
    
     在,好吧,讓哲學抗議。刀劍猖狂,讓文明憤然而起。讓18世紀來幫助19世紀;
    
     我們的先驅哲學家們是真理的倡導者,讓我們乞求這些傑出的亡靈;讓他們面對策
    
     劃戰爭的君主王朝,公開宣布人的生命權,良心的自由權,理性的最高權威,勞動
    
     的神聖性,和平的仁慈性。
    
     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讓光明從墳墓裡出來!
    
     這篇演講似乎也是為劉賓雁發表的。劉賓雁也是一個時代,是地球上最大生命共同體半個世紀的發言人。從《本報內部消息》到《人妖之間》,從《三十八年是與非》到《第二種忠誠》,劉賓雁曾以其赤金般的純粹和警鐘式的正聲震撼過億萬中國人。1949年後,劉賓雁只有九年時間為他的人民服務,遠遠沒有窮盡他的時代的實情和啟示,——沒有誰能窮盡。但是,他以一生的天真、激情和勇氣,以“亦狂亦俠亦溫柔”(龔自珍語)的君子風範,以生命的悲劇性終場,見證並注釋了中國這一當代世界之謎。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始於西歐,濫觴於俄國,彌漫於東方。自耶酥上十字架並復活,兩千年來人類面臨著最嚴重的危機。如何從《共產黨宣言》 的恐怖烏托邦翻轉到人類自由解放的正道,曾是並繼續是我們時代的最大難題。如同地球自轉太陽升起時另一半球還陷於黑暗一樣,自由在蘇俄東歐的降臨,反衬出還籠罩在專政長夜裡的中國。劉賓雁像所有的歷史侯鳥一樣,率先鳥瞰到遠方地平線隱約出現的微曦,振翮在光明與黑暗的交接處。他的內心我們不能完全感受,我們永遠不能確證,究竟是欣慰的希冀還是悲觀的絕望進入他那莊嚴的彌留之際。
    
    劉賓雁已去世十年,世界又經歷了許多演變,但他的祖國仍在滑向深淵。有無數雙手在拖曳中國,其中有劉賓雁的身影。在中國最終迎來自由光明的時刻,在山呼海嘯般的慶典中,我們可以辨認出劉賓雁偉岸的身影和他渾厚的聲音;當中國烏雲倒卷黑暗復辟的歷史大潰退時刻來臨,我們也將看到劉賓雁高昂的頭和冰鋒般的目光。
    
     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將作為20世紀共產紅色王朝載入史冊,如同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時代一樣。一旦征戰奴役、黨同伐異被憲政自由取而代之,帝王時代就像經過防腐的木乃伊或翻墨潑污的錦灰堆,僅餘考證價值。“劉賓雁時代”不是一個帝國概念,它是帝國的對立面,就像晨曦與黃昏一樣,它是帝國終結之前嶄露的未來時代的精神雛型,是一柄通向自由中國的路標。
    
     一個也許並非不重要的比較是,劉賓雁與毛澤東、鄧小平的個人歸宿。83歲的毛澤東眾叛親離,孤苦伶仃,只能成天苦吟《枯樹賦》等死。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盼望老暴君快死,這顯然是毛澤東最傷心可恥的結局。眾接班人違背“入土為安”的中國古訓,效法蘇共,把他開膛破肚做成木乃伊,逼使他永遠屈居為54歲的列寧的弟子,且始終面臨鞭屍之虞。事實上,毛屍骨未寒,他唯一的學生江青就被抓捕,連帝妃殉死的特權都被剝奪。鄧小平自知其罪錯雖遜於毛澤東,但也作惡多端,尤其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屠戮青年學生,後人決不會寬恕,乾脆追隨乃兄周恩來灰燼不留,——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劉賓雁客死他鄉遺下大憾,但彌留之際親朋好友相送,大雪普降,一場全球性祭悼,骨灰歸返祖國,並留下遺言,坦然、浪漫、壯麗、圓滿:
    
     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一切偉大思想巨流都穿行於歷史河床,並改變和重新疏浚任何堅如磐石的岸壁。跟伏爾泰、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一樣,劉賓雁是忠實的時代之子。他從青年時代就棄絕任何類型的投機人生,直到生命結束。他既沒有潛入故紙堆,作喪失良知和勇氣的無聊考證,也沒有廉價地徵引西方學人,顯示博學和智力優越感。他只堅定地聽從時代律令,深信中國獨一無二的苦難和犧牲終能產生燭照未來的希望。
    
     跟伏爾泰、雨果、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一樣,劉賓雁也是歷史之子,自有其局限。他承襲的俄國貴族精神,墜落底層的民粹情懷,對西方現代社會的失望,始終未能割除的共產主義的精神臍帶······所有這些缺憾,都是劉賓雁時代的典型特徵。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即使這些局限,也遠勝那些沽名釣譽、文過飾非之徒的速朽人品及文字。
    
    不應忘記的是,跟蘇聯、東歐一樣,“劉賓雁時代”由眾多自由心靈共同支撐。林昭、遇羅克、陸洪恩、張志新、鐘海源、李九蓮、王申酉、顧準、李慎之、何家棟、許良英、胡耀邦、趙紫陽、胡績偉、司馬璐、王若望、王若水、方勵之、于浩成、陳子明、曹思源······劉賓雁時代將作為中國亙古未有的自由時代,為後人重新銘記。
    
     十年太短,真正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應當以世紀來計算。待到劉賓雁50、100年祭辰時,中國的心情和儀式將大不一樣。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如同伏爾泰到雨果,“劉賓雁時代”也將取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歷史有足夠耐心。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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