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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作为文明创新的罗马帝国秩序-4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2月08日 来稿)
    
    吉本通常被认为是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基督教的始作俑者,正如他在结尾写道:“经过尽心的探寻,我可以把罗马的毁灭区分出四条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原因:一、时间与自然的侵害,二、蛮族和基督教的敌视攻击,三、对物资的利用和滥用,四、罗马的内部纠纷”[1]。“我们毫不奇怪或感到诋毁地听到,说基督教的导入或至少它的滥用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衰亡”[2]。
    

    我们从熟悉的基督教史观(主要是《新约》本身)知道基督徒的献身精神把“奴隶的宗教” [3]转化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的过程和罗马在神的意志下发展的历史定位,也知道小普林尼对图拉真皇帝的报告信[4]等罗马官员的态度变化,但吉本从罗马史出发的观察值得借鉴:“希腊和罗马多神教信徒从来没有把未来状况的说教作为一种基本的信仰”。“灵魂不灭的真理在印度、亚述、埃及和高卢受到更诚挚的灌输和成功,···我们只能把它归结于把德行的动机作为野心的工具利用的既成僧侣集团的影响”。“我们发现摩西的律令中缺乏灵魂不灭的说教”。“当使徒们用接受信仰、遵从箴言的条件开出永生的幸福时,这样的甜蜜许诺很容易吸引罗马帝国内的各种信仰、各种阶层和每一个行省的民众。”“古代以来很受欢迎的神圣再临的观念被密切地联系到耶稣的复活”[5]。行省长官审问过耶稣的弟弟圣徒Jude犹得的孙子们,“他们伸出因为日常劳作变得粗糙的双手,申明他们的所有财产来自相当于24英亩的农田的劳作,···犹得的孙子们被怜悯和藐视他们的官员放走了”[6]。如果我们记得耶稣被定罪的过程,但“Hadrian和Antoninus Pius的法令明确规定不能凭观众的叫声作为法律证据定罪或惩罚那些拥抱基督教的热诚的不幸者们”[7]。“然而,从最初的基督徒们的交代显然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行使皇帝或元老院权威、独自手握生杀大权的行省行政官员都受到信任、表现出老练的方式和自由的教养,他们尊重法律、精通哲学格言。”[8]。从罗马公民保罗的命运[9],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帝国而不是波斯、阿拉伯、印度等没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王国展开。进一步说,如果保罗没有罗马公民权而得以在帝国境内自由传教,基督教今天可能还只局限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异端团体[10]。
    
    当然,基督教的人道精神确实提升了罗马文明的素养。例如,在Honorius治下,虽然已经遭到基督徒等谴责,罗马人仍然继续观赏角斗,每年有几百人或几千人由此被屠杀[11]。这时,一个叫Telemachus的亚洲信徒跳进角斗场分开角斗士,打断了罗马观众的雅兴,被乱石砸死。但疯狂的人群马上冷静下来,认识到他是真正的烈士,服从了Honorius的法律,从此以后禁止以人的牺牲为娱乐。吉本打抱不平到:“没有任何教会,也没有任何教坛为这位为人类牺牲的信徒立碑纪念”[12]。
    
    或许,只能说基督教加快了本来就在瓦解的罗马帝国的解体过程。“因为国家权力本身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它的终极目的只是维持统治国家的权力本身而不顾任何手段或名义,对于任何新兴的势力总是先压制,待压制不下后就拉拢利用给予其部分利益分享以维系统治。”[13]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政策其实来自于现实的对应考虑,例如,“Maximilianus,一个非洲青年,被判处死刑。···他固执地反复宣称他的良心不容许他从事士兵的职业”。“不可能期待任何政府会忍受不治罪百人长Marcellus的情形。一天,在公共集会上,这个军官抛掉他的皮带、武器和肩章,高声叫喊:只服从永生之王耶稣基督、永远抛弃利用武器和为邪教主子的服务”[14]。面对类似的社会风气,利用比镇压是更有效的策略。
    
    罗马皇帝们也力图用Pagan自然崇拜[15]回避基督教,“Julian的神学系统好像包括卓越重要的自然宗教的原则。···这位虔诚的皇帝承认、敬重宇宙的终极原因:它代表了无限自然的所有完美,但肉眼不能见,渺小的人的理解力无法达到”[16]。只在位一年八个月、32岁就死去的Julian不愧为一个柏拉图的门徒,在征战波斯失利弥留之际,留下了感人的教诲:“我从哲学学会了灵魂比肉体优美,高尚的物质的分离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我也从宗教那里学到:早期的离世往往得到更虔诚的回报。···我无悔死去,就象我无罪活过一样。···我要慎言不致影响你们推选新的皇帝”。体现了他热爱德行、珍惜名声的统治激情[17]。
    
    东方诸神Cybele、Isis和Mithras传到罗马也曾经吸引过不少信徒,特别是与波斯拜火教有联系的Mithras被罗马士兵接受为阿波罗太阳神[18],其教义“以其兄弟结义和为善良事业战斗的重视,在罗马军队中如野火一样扩散,在纪元三世纪实际上成为军队的非正式宗教”[19]。不过, 没有妇女参与的宗教都不会成长、持久。除此之外,罗马帝国也试图把(先是死去的、后来也包括活着的)皇帝造成神明[20],作为帝国的象征[21]。但只有基督教吸引不分男女、年龄、阶层、地位(从奴隶到皇帝)、种族的帝国境内的人群,而且还把信徒宣教的使命作为得救的途径,印证了“烈士的鲜血就是教会的种子”的成长历史[22]。“早期基督教的天才们为了达到尽可能的影响,决定仿照世俗的国家建立教会组织。从使徒传教以来,基督教的中心教区就建在地中海世界的三大都市: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亚” [23]。而在东罗马,“教会是国家的一个部···。直到被土耳其征服之前,教会法庭如此增强,它们被广泛组织起来取代基督徒人口的所有法廷”[24]。“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组织到最后还是世俗国家的复制”[25]。
    
    除了《圣经》中直接接受罗马法律(如奴隶制[26])的教规,得到正统地位的基督教全面世俗化。“在一个专制政府下,只有主教享受和行使只被自己的同行审判的特权,即使在杀害的案件,他的弟兄们组成的教士会议才能审判他的罪过或清白”。“古代的至圣所特权被转移到基督教堂,特别在小Theodosius的自由同情治下,被延伸到奉献的界限范围”。“主教是他的信徒的道德检阅官”[27]。由此也引起宗教迫害的开端:“每一个罗马人都可以行使公开谴责的权利,但在Theodosius治下首先设置了信仰审问处,一个遭人痛恨的名字”[28]。“首都的教士们和教会都类似地从他们的创始人的德行堕落下来”[29]。“君士坦丁给予他们安全、财富、荣誉和复仇,对天主教的信仰的支持也是文职官员的神圣重要的职务”。“随时排除那些与皇帝特地拥抱的正统神学不相符的人员或教师,不让他们分享报酬和免役权”。“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把他们的共有财富没收给国家或正统教会”[30]。“与罗马一样,君士坦丁堡被教会和物产地主控制”,但接受基督教的欧洲蛮族“喜欢集中一切权力,教皇成为事实上的帝国国王,主教们是领军作战的地主贵族”。具有希腊文化精神的东正教没有世俗权力,例如,它从来没有(机会)插手教育[31],而天主教会的组织越来越像帝国,“教会的阶层相应于罗马帝国的行政机关,···天堂的法律受到罗马法令的强烈影响,特别关系到基督教内的单个教会的地位更是如此(主要原则来自罗马的公司法)。”幸运的是,“随着罗马国家的衰落,教会成为拉丁文化的主要储存库,”拉丁语“只有在天主教才作为一个功能语言存在下来”[32]。那些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马基雅维利、摩尔、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法国哲学学派都从罗马共和中汲取养分,而那些古典罗马著作从何而来呢?“教会保存了它们。正是因为这些教会里的复制件,罗马的遗产才传了下来”[33]。
    
    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例子还可以在几乎所有的拉丁语系的语言生成中看出:Ulphilas把《圣经》翻译成德语,“这个天才改进和变声了不适合任何精神交流的士兵和牧羊人的粗鲁破碎的方言,为了翻译,他不得不发明了24个德文字母,其中四个独特的发音不存在于希腊和拉丁语”[34]。在德国发明的“印刷术出现后,希腊原版的《新约》编辑们放弃了自己的成见和时代的错误。那些被罗马和日内瓦热心造就的虔诚的伪品,开始在欧洲的各国、各种语言加倍扩展”[35]。而乌兹别克8世纪被伊斯兰征服后采用阿拉伯语,加入苏联后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和Cyrillic,1993年独立后制定了根据拉丁字母演变的乌兹别克文[36]。
    
    东罗马帝国耗费了许多精力在不毛的偶像表示Iconoclasm纠纷上,导致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分裂[37]。在埃及和叙利亚因为反对帝国税收而普及的异端Monophysite派教[38]退出论争,其信徒们多数转信伊斯兰教了[39]。保加利亚人Bogomil发起的异端运动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12世纪末帝国已经失去了巴尔干的多数省份[40]。唯一的重大成果是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集150名主教参加的会议,希望从正统神职人员的集合中发现真理和智慧,完成神学系统。结果,通过对上帝之子是上帝的认可,自然地推演出圣灵也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结论[41]。这是热爱哲学思辨和争辩的希腊后裔的天赋结晶。拜占庭帝国也出现了许多人道主义的关怀事例。如被称为“Almoner医院社区服务员”John Chrysostom作为东方教会的发言人,把自己的财力用于君士坦丁堡的医院建设,受人爱戴而被皇帝嫉恨,死在流亡之地。阿奎那说,给他整个巴黎城,也不肯交换Chrysostom的希腊文手稿[42]。
    
    自从大胆的米兰主教Ambrose因为皇帝Theodosius屠杀Thessalonian人而把他革除教门以来[43],欧洲的世俗君王们就离不开罗马教皇。罗马帝国灭亡后,教皇也曾经亲自出马,解救过罗马城不被蛮族洗劫[44]。但世俗君王们“如果许诺服务,他们指望的是统治;如果他们发誓效忠,他们盯着叛乱的机会”[45]。十字军东征“途中”对东“罗马帝国”[46]的掠夺为土耳其苏丹的最终攻陷君士坦丁堡准备了条件[47],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毁灭了东西教会联合的最后机会”[48],1204年十字军基督教暴徒攻陷、洗劫基督教组织中心君士坦丁堡,“很难夸大攻陷君士坦丁堡对欧洲文明的伤害。城里的财富、保存了几个世纪的书籍、艺术品,都被抢劫或烧毁了。作为权力的帝国和基督教被打破了,其高度集中的组织被毁灭了,各行省为了自保被迫解散了。十字军的罪行使奥斯曼的征服成为可能”[49]。“拉丁人活跃的精力伤害了他们的理性和宗教的要害,如果说第九、第十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第十三、十四世纪就是荒诞无稽的时代”[50]。其实,能够拯救拜占庭帝国的希望只有一种压倒土耳其敌人的绝对优势武器:炸药[51],而“这样的武器就在他们的手里,在命运垂危关头正好发现了它的利用”[52]。但是,“一个来自Dane或匈牙利的火炮的发明者,差点在希腊人军营里饿死,叛逃到穆斯林阵地,受到土耳其苏丹的重用”[53]。实际上,Mohammed二世率领攻城的士兵“在16万到45万人之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大量的基督徒为土耳其人而战”[54]。
    
    吉本总结道:“它的衰亡的历史简单明了,与其询问罗马帝国为什么毁灭,我们倒是应该惊奇它为什么存活了这么久”[55]。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回到欧洲的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意外地发现:“对过去的帝王的访问除去了分离的面纱,他们以自己的眼睛看到强大的欧洲再也不能以蛮族来对待了。”记忆中粗鲁野蛮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过去和现在与我们的头脑/观念如此熟悉”[56]。实际上,形式上由教皇加冕的Charlemagne查理大帝和“日耳曼人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在艺术、宗教、政治等方面已经比“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第三罗马”(莫斯科)开化多了。
    
    除了基督教,东罗马帝国的衰亡也直接帮助了伊斯兰教的兴起[57]。埃塞俄比亚本来是著名的早期“传道人”菲利普开垦的处女地[58],如果埃塞俄比亚国王能够守住亚洲的地盘,如果罗马奴隶出身的Abrahah不被波斯推翻,“如果基督教权力继续在阿拉伯维持下去,穆罕默德在他的摇篮期就被抹杀了”[59]。而在这个从基督教向伊斯兰教义转换的过程中,“有拜占庭人转向伊斯兰教,也有阿拉伯人接受基督教,就看皇帝和哈里发能提供什么机会了。···皇帝Nicephorus一世就是阿拉伯人”[60]。更重要的因素是普通人不堪为了维持庞大行政和军队的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61]。“确实,基督教徒们为了交较轻的税,宁愿土耳其人而不是拜占庭皇帝的统治”[62]。
    
    吉本从过错和德行的平衡来总结穆罕默德,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的尖锐态度。“一个盯住同一物体不停运转的大脑会把一个普遍义务的精力转换成特殊的召唤,理解或幻觉的建议的热诚会被感受为上天的激励,思考的劳作会以狂喜和幻影终结,内向的感受与无形的监视会被描述成上帝天使的属性”。“穆罕默德命令或批准了对逃离战场的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杀害”,“他独自被上帝免除了正面的道德律令的义务”,“在私生活方面,穆罕默德沉溺于一个男人的胃口、滥用了一个先知的称号”,特别是他对女性的行为,西方文明无法接受[63]。不过,在那个时代,女性与奴隶一样,并没有获得人的尊严(为成吉思汗提供性服务的妇女不计其数)。后来,荣格从心理分析上对那些摆脱/超越了自身所处的集体意识的制约的人类精神创始活动的解释更能说明西方文明所敬仰的思想家(佛陀、老子、苏格拉底、耶稣等)与身兼军事/政治家的宗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差异。荣格特别举出耶稣的例子:“征服世界的凯撒主义被转换成精神天子,罗马帝国被转换成现实中不存在的上帝的普遍王国。···向人类指出强权之下没有友爱、友爱之乡不在乎强权的古老真理。···因为它是唯一的有意义的生活的心理类型、因为这个生活绝对地、无条件地为了自身的独特法令努力达成个体的实现,这个太独特的生活变成一个神圣的象征”[64]。
    
    另一方面,吉本对伊斯兰教规和治理有所肯定,“不要让你的胜利被妇女和孩子的血液玷污。不要砍树,也不要烧毁庄稼”[65]。“如果我们比较哥特人对西班牙的入侵,或者Castille和阿拉贡国王们的反攻,我们不由得赞许阿拉伯征服者们的适当性和纪律”[66]。“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弟子们得到郑重的邀请接受更加完美的穆罕默德的启示,但如果他们更愿意交付适当的上贡款,也有权利享受良心和宗教崇拜的自由”[67]。这在伊斯兰社会里犹太人享受的相对安定地位中得到证明,虽然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学校的甲骨文,只不过被歪曲了而已。他的帮派弟子没有上溯到泉水的源头,而是从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接受了被歪曲了的遥远的解说”[68]。除了东南亚经受过佛教洗礼的伊斯兰国家(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外,由波斯文明转型而来的伊朗什叶派,以及经由波斯文明而接受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苏丹,都比伊斯兰发源地阿拉伯逊尼派具有宽容和启蒙的色彩[69]。正如正统基督教(天主教)经历过出身教会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到康德)和再洗礼派等新教革新进化一样,伊斯兰教社会的进化主要期待于伊斯兰教内部的温和改革潮流(例如妇女的平等权利)引导穆斯林信徒主流摒弃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由启蒙提升伊斯兰文明的程度[70]。
    
    公元前146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站在化为灰烬的迦太基城边,耳边回响起荷马的吟唱:“神圣的特洛伊啊,你也有灭亡的这一天!”而吉本站在罗马的遗址时,“这一天”早就造访过罗马多次多久了![71]。历史上多次发生惊人的类似,我幸运体验了由俄罗斯革命产生的现代苏联帝国的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体制居然能够维持到1991年,反而是一个奇迹”[72],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也回避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重复苏联的命运吗?”的历史诘问[73]。当然,历史也不一定简单重复,我们当前更关注的是:在当代的文明进程中,它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何在[74]?它的社会秩序公平吗?它的整体道德规范是否已经堕落腐化?它将会走向帝国的道路吗[75]?它是否正在走向帝国的道路[76]?除了重复旧王朝、罗马、大不列颠、苏联和美利坚等世界性帝国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帝国[77]的行为,它的以经济崛起和政治困境/危机为特征的社会转型变迁最终能否为国内、国际秩序与规范带来文明的创新?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11月11日-12月7日第一稿[78]】
    
    [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441.
    [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3.
    [3] 基督教受到的第一次国家迫害是尼罗转嫁罗马的纵火案。尼罗的残暴和教徒的英勇就义征服了罗马公民。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illustration III-17.
    [4] “由于从未参加过审理基督徒的案件,在审问和惩处他们时究竟应该遵循什么程序和尺度,我实在一无所知。例如,在年龄上是应有所区别呢,还是对儿童和成人一视同仁?悔过自新的人是应得到赦免呢,还是一个人只要皈依了基督教,即使公开宣布脱教也无济于事?是只要供认是基督徒,即使并未作恶也要受到惩办呢,还是只有犯了与此有关的罪行的人才给予处罚?凡此种种,我都感到举棋不定。” 黄继忠:《名人书信一百封》,商务印书馆“一百丛书”。
    
    [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00-403.
    [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1-462.
    [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6.
    [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67.
    [9] 用钱买到罗马公民权的百人长等官员听到保罗说他是罗马公民,立即改变态度。Acts 22:25-30.
    [10] 我在“古典国家形态的完结—罗马共和”(1994年2月28日,收入《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第二章,ISBN 978-0-557-03086-6,2008年第一版)展开得更深入一些:“耶稣本人只是在犹太人中传教,其弟子原来也只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被使徒之一出卖的耶稣上十字架后,别的使徒四处逃散,连耶稣遗体也不敢埋葬,不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弟子。为此,耶稣不得不又一次复现,鼓励弟子们去传道。但效果并不是显著,照此下去,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已。这时,耶稣不得已又施奇迹把传教的最辉煌的事业托付给积极迫害基督教的、具有罗马公民权的犹太人保罗。正是背负双重罪责的保罗完成了基督教的从民族信仰向世界拯救的转变:与耶稣及别的使徒一样,保罗以殉教超克了出生为人的原罪,不同的是,保罗把基督福音传给了罗马世界(包括“蛮族”,即他所认识的人类世界)而超克了生为罗马公民的社会之罪。”
    [11] 图拉真治下时,有一次两千个角斗士被投入角斗场自相残杀或与野兽搏斗,供七万人观赏。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2.
    [1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063-1064.
    [13] 赵京:“超越现实权力的试图--基督教的国家观”,1994年3月26日,收入《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第三章,ISBN 978-0-557-03086-6,2008年第一版。
    [1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488.
    [15] 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城镇繁荣后,称非基督徒为paganus(拉丁语“乡巴佬”)。连教会首领彼得在东方传教30年后也移民到罗马。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9.
    [1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61.
    [1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828-829.
    [18]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5.
    [19]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7.
    [20]也传说奥古斯都的母亲在阿波罗神庙怀胎。 スエトニウス<ローマ皇帝伝>、国原吉之助訳、岩波文庫,1987年、190-191页。
    [21]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25.
    [22]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1.
    [23]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88.
    [24]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85.
    [25]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89.
    [26] 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多达7万人,持续了3年,震撼了罗马帝国,最后把6千名奴隶钉上沿着通往罗马的130英里十字架。罗马随即通过法律,只要一个主人被害,就要杀死他家的所有奴隶。奴隶的反叛自此平息,直到最后罗马陷落时,主人们才发现仆人们普遍与外地通风报信,分享屠城的果实。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84.
    [2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65-667.
    [2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73.
    [2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
    [3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71-672.
    [31]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52.
    [32]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59.
    [33] Moses Hadas, et al., Imperial Rome. New York: Times Inc., 1965, p.160.
    [3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8-19.十多年前,我们所在的门诺教派有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牧师,他独力把《圣经》从英文/意大利文翻译成厄立特里亚语,举家(妻子是白人)迁回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不久的厄立特里亚传教。我买下了他拍卖的花瓶并捐献了一笔。我后来断断续续地接到他的通讯,叙述在伊斯兰教军事化社会里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艰辛。
    [3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30-31.
    [36] A Visit to Uzbekistan, Awake! October 2015, p.11.
    [37] 来自叙利亚的君士坦丁的大主教Leo反对用圣像(与伊斯兰教类似),下令销毁圣像并迫害反对者,遭到一些行省的教会的抵制,并引起罗马教皇的抗议,两者的积蓄已久的冲突终于爆发,分道扬镳。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93.
    [38]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82.
    [39]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98.
    [40]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95.
    [41]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69.
    [42] 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29-430.
    [43] 皇帝被迫忏悔八个月后才得以进入教会。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8.
    [44] Leo一世452年请求入侵的匈奴首领“祸端”Attila,罗马得以免除一劫。Edward Ellis & Charle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Greatest Nations, Vol. III Rome & Germany, Auxiliary Educational League, 1921, p.438.
    [4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71.
    [46] 吉本在用这个称呼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01.
    [47] 土耳其人刚出现在中亚时,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征服波斯帝国的等属地。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117.
    [48]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00.
    [49]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46.
    [50]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51] 拜占庭的化学家们早就发明了被称为“希腊火炎”的液体炸药,但其配方被严格保密,没有实际的应用。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88.
    [52]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63.
    [5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3.
    [54]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336. O. S. 注。
    [55] 例如,从君士坦丁堡变为伊斯坦布尔后,土耳其苏丹下的教育成为当时世界最兴旺的系统。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92.
    [5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273.
    [57] 笔者也不由得指出西方对中东政策失败的“原罪”,例如美英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的野蛮愚蠢的战争,其中的一个恶果就是“伊斯兰国”的产生。最近好不容易才听到第二号战犯布莱尔的“道歉”,如果有一个公正的国际法庭把第一号战犯推上法庭的话,有可能获得广泛伊斯兰世界的赞同和支持,共同对抗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恐怖主义。
    [58] 《圣经》Acts 8:27记载Philip the Evangelist为来自埃塞俄比亚Candace女王很有权势的太监洗礼。
    [59]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280.
    [60]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145.
    [61]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81.
    [62] Steven Runciman, Byzantine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235.
    [6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692-695.
    [64]详细引用请见赵京:“荣格对人类精神创始活动的分析”,2014年1月15日。
    [65]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23.
    [66]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78.
    [67]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782.
    [68]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II.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 p.1144.
    [69] David Jacobs, Constantinople: City on the Golden Horn.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1969, p.128.
    [70] 伊斯兰教启蒙的困难事实在于启蒙的尝试几乎被(或自愿)排除在伊斯兰教门之外了。“如果把苏菲教门仅仅作为伊斯兰的一个特殊分支(就象一般中国人知道的那样),就没有多大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作为“异端”的苏菲教门扬弃了“正统”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才使其他文明对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教义产生好奇和兴趣。”赵京,”苏菲教门的泛神论与自由主义”,2013年12月25日。
    [71] 赵京:“古典国家形态的完结—罗马共和”,1994年2月28日,收入《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第二章,ISBN 978-0-557-03086-6,2008年第一版。
    [72]赵京:苏联体制下的政治警察,首发于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二期。收入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73] 赵京: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2001年8月。收入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 978-1-4583-0411-7,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1年第二版。
    [74] 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成为政治制度正当性的一个显著标志,例如最近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6.5%目标。但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制度不同,它关注的是人的权利/自由状况。
    [75] 例如,”中国目前正在开发宏伟的“一带一路”项目,这是一个将20多个国家按照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但是这个耗资1400多亿美元的项目在存在很多挑战,包括战争、区域纷争和内乱。”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ilk-road-20150415/2720453.html
    [76] 例如,中国与相关各国近年来在东海、南海的冲突和较量,至今看不出和平解决的意愿、规范和秩序。
    [77] 从近代以来直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总产值超过日本为止,日本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样本和在亚洲争霸的对手。我很幸运研究日本社会十年(1985-95年,九年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帝国的衰落和政治体制的退化。我的《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ISBN: 978-0-557-06772-5,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1998年5月第一版)在2010 年1 月19 日安保条约50 周年之际改版后,就不再添加新的内容了。
    [78] 因为文章不断会修改,引用请参照研究所网址http://cpri.tripod.com。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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