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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何国忠:南海争端未来走向——酿成危机或趋向平静?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26日 转载)
    
    来源:《同舟共进》作者:薛理泰 何国忠
    

    中国崛起未竟,已被强敌环伺。放目四顾,伺机待击者有之,衔恨欲报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及至祸患降临时,举世却没有可患难与共的兄弟之邦。一旦中国在南海面临一场军事危机,将面对全世界的反对,连俄罗斯也靠不住,因为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明显地偏袒越南
       
    
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
      
    何国忠: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中心研究员
      
    今年5月,中国在南海管控的岛礁周边填海造陆之举,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既成事实。美国开始诘难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于是平地起风波,一场国际争端突如其来。5月11日,美国濒海战斗舰LCS-3沃思堡号驶近越南占领的南威岛,据称是在国际水域航行。中国海军护卫舰054A型盐城舰紧密监视。
      
    接着,美军一架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于21日飞越中国管控的南海岛礁邻近空域,期间中国海军8次给予警告,未果。此项行动证实了稍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为挑战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的主权声索而考虑的政策选项之一,即派遣军机飞越这些岛礁邻近空域的行为业已实施;至于派遣军舰进入岛礁12海里范围内海域巡航的选项,迄今尚未付诸实施。据获准参与这一飞越行为的CNN记者表示,美国国防部实施此次飞越行为,旨在向中国表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领土要求”。
      
    展望南海争端的走向,则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无非出现两种可能性,即或者酿成一场直接涉及中国的国际军事危机,或者尽管在海底岩层下边火热的岩浆仍然在四处涌动,俟机喷薄而出,却在海面上大体趋向平静。据笔者分析,倘若相关大国政策不致于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则未来以相对平静的可能性更大。
      
    南海争端之复杂性无以复加
      
    环顾宇内,就不同地区争端之多面性、复杂性而言,则南海争端居于首位,无出其右者。南海周边波诡云谲,杀机四伏,情势甚至比中东更加复杂而多变。
      
    中东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又盛产石油这一战略资源,向来成为美国、苏联和欧洲角逐的焦点地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实际上,这称为大国全球性角逐霸权过程中的代理人战争,亦不为过。
      
    中东地区争端之所以复杂多变,除了战略地位重要而为各大国在所必争,以及盛产石油这一不可替代性的战略资源以外,还有多层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欧洲殖民宗主国与中东诸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性关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争霸行动又聚焦于此,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以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尖锐矛盾还呈现难以调和的局面,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波澜迭起,等等。
      
    探究中东争端的底蕴,引起军事冲突的导火索毕竟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矛盾的激化而已。想深一层,中东地区始终并未成为全球性矛盾的焦点所在,譬如若干大国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就没有卷入其中。相比之下,南海争端尽管主要以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所致,民族、宗教矛盾尚未凸显,其涉及面却比中东争端更广泛,军事冲突的爆炸性也不逊于中东争端。
      
    从表象看,南海争端源自南海周边国家同中国产生矛盾。而这些周边国家内部也意见不一,甚至立场迥异。譬如,对南海四大群岛以及岛礁邻近海空域声称拥有全部主权,仅中国和越南而已,其他国家诸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仅声称对邻近其本国的岛礁及岛礁邻近的海空域拥有主权。
      
    就与中国抗衡的立场而言,菲律宾、越南的态度最为坚决,而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并不硬出头抵制中国。尽管马来西亚从南海开采油气资源获利最多,对中国的立场却相当缓和,属于“闷声大发财”的类型。此即一例。
      
    即使是中国内部,对于南海争端,大陆与台湾也有不同的立场。若论今日南海管控范围,大陆与台湾也各自据有不同的地盘。在南海四个群岛中,大陆占有西沙群岛全部、实际管控了中沙群岛唯一的岛屿黄岩岛以及占有南沙群岛渚碧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永暑礁、华阳礁并实际管控了美济礁,而台湾则占有了东沙群岛全部以及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
      
    如今中国大陆、台湾和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各自占有的岛礁出现犬牙交错的局面,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此外,相关国家对主权归属和实际管控范围各自持有枘凿不合的立场,加上诸国海军对巡海、护渔各自采取强硬的手段。鉴此,南海争端呈现高度的爆炸性,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相当高。
      
    至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与全球强国合作开採油气资源已有三四十年,早在南海结成了利益均霑的经济共同体。举凡大国如俄罗斯、美国、欧盟诸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均成为该共同体成员,几乎囊括了全球强国,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一旦风云骤紧,这层特殊关系势必在军事、外交层面上有所体现。
      
    大国战略博弈聚焦南海
      
    笔者早在2009年12月即撰写题为《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长文,首次揭櫫“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将成为左右美、中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惜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时至今日,南海情势演变趋势,果不其然。
      
    如今放眼环球,美国是站在全球大战略的高度看待南海争端的,把南海争端视为美中两国进行国家意志较量的合适场所,而中国朝野仍然执着于从主权、领土完整的传统角度看待南海争端。权衡利弊,高下立判。美中两国的战略视野存在着代沟,缺乏协调的余地。双方各自从己方立场对待南海争端的演变趋势,于是互动以后,均产生“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感慨。
      
    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6月29日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在新世纪继续领导世界,为此从奥巴马政府执政首日起,就将美国外交重心转到亚洲。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奥巴马政府寻求与缅甸、古巴和伊朗等老对手缓解关系,并从中东撤离,让美国腾出手来,能专注于应对来自亚洲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至于美国为何直至2008年还在伊拉克、阿富汗驻扎十八万军队,他解释说,美国去那两个国家仅是为了不可再生的资源,而这两国在新世纪无足轻重。
      
    至此,美国正在倾注全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美国新世纪大战略聚焦所在,这一战略评估业已呼之欲出了。换言之,美国可以协调同任何对手的矛盾,对于中国的举动却需要紧紧盯着,懈怠不得。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时,中方显然低估了他对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填海造陆的活动提出警告的严重性。稍早克里访俄同普京总统会谈,谈及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却不触及美方对俄实施制裁的议题。笔者5月29日在专栏文章中指出,这就显示华府作出判断,就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言,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之举比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更为严重。
      
    乌克兰内战方酣之日,美国尚且紧盯亚太不松手,何况今日。既然华府如此判断,则两害相权取其轻,因应之道必然是“收缩战线”,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就退居其次了。基此,即可憬悟美国行将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先兆了,并判断为美国军方稍后采取针对性的行为的先声。
      
    再者,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核心利益聚焦在欧洲,因而美、苏两国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仅把中东地区视作战略布局的一个突破口而已。正因为美、苏两国不会在中东地区陷入直接冲突,于是代理人战争应运而生,在中东地区逐次爆发,成为冷战的一种常态的表现形式。
      
    而今日南海情势截然不同。越南、菲律宾等国早已着手填海造陆,而中国迟至去年才大举动工,由于中央决心大,国力又雄厚,规模之大与越、菲等国不可同日而语。对此,东盟诸国尚未作出反应,华府乃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并且剑及履及,美军旋即采取了实际的反制行动。
      
    由此可见,一旦南海争端激化,美国对此重视程度之高、决心之大,决不能等闲视之。在此前后,美国官员宣示,华府将大幅度改变对华整体战略。若干美国著名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为之感到不安。
      
    幸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6日举行紧急新闻发佈会称:南海填海造陆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传递的信息显示,此项填海造地的目标和规模是有限的,志不在大,而且完工在即,外界无须大做文章。自此,美国对中国的指责遂日趋低调。此则声明以四两拨千斤,可圈可点。
      
    近年中美两国军方采取了增进彼此信任的重要措施,譬如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等。两国军方已经改善了关系。如今两国军方又突然处于在南海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方诚所不解。中方又指出,越南、菲律宾远比中国更早在南海实施填海造陆。为何美国对越、菲等国的挑衅行为却置之不论呢?
      
    在白宫作出决策之后,军方只是执行而已。这次美国针对在南海填海造陆的行为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直奔中国而来的。须知,在国际争端中,国家利益是动因,公正与否仅是一方所执的理由而已。何况,美国处理国际事务实行双重标准并非始自今日,当年,美国对待苏联、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标准就不一致。这一现象并不关乎南海争端的发展趋势。时至今日,以彼况此,究有何益?
      
    美国发难的随机动因
      
    为何这次美国在南海以军事姿态出现,处于与中国紧张对峙的状态?这发轫于美国内政、外交的需要,此即风源所在。近年美国军政界、学术界要求政府全盘调整对华政策,几乎势不可挡。这一基本盘为时久矣,美国一时发难,显系下述随机动因促成:
      
    第一,习近平访俄后,中俄在各领域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对此,美国深怀戒心。 1950年1月,美国声明对台湾归属实行袖手旁观(hands-off)的政策。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即在春夏之交对台湾政策改为“台湾地位未定”,此即先例。
      
    第二,亚投行被认为尝试震撼美国主导下的世界金融体系,“一带一路”被视为旨在连接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试图动摇美国倡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此外,美国企业界觉得近年在华受到了不良待遇,自认发展前景不佳,另觅在印度、越南建厂,于是不复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正能量。
      
    第三,美国判断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陆,各岛屿处于军事管制,将在三、四个岛屿建设新机场,主要供军机起降,这些岛屿成犄角态势互相支援,显然是中国军力大举南下、东进的嚆矢。南海填海造陆规模之大,美国军方瞠目结舌。假以时日,这些岛屿将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与即将成军的中国海军航母舰队群配合,在南海海空域作战时,战力相得益彰。
      
    原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空军部署,以海南岛陵水机场为主。在西沙永兴岛机场部署的战机数量有限,后勤、技术保障的条件也远不能同陵水机场相比。中国在永暑礁、赤瓜礁、渚碧礁和美济礁上正在建筑跑道,供战机起降。永暑礁上的飞机跑道长逾3300米,可供中国所有战机甚至轰炸机起降。
      
    譬如永暑礁机场,较之陵水机场,中国空中打击力量往南前伸了1036公里。如果中国在南沙诸岛机场战机部署完毕,仅以歼-11B、歼-20为例,作战半径均达到1500公里,配备射程2500公里的长剑-20空对地巡航导弹(射程1500公里的岸基长剑-10巡航导弹的改良型),则打击范围囊括了南沙诸岛东、南、西各方向4000公里以内的海域。倘若作战半径更大的轰6K部署在此,则打击范围足可囊括这三个方向5500公里以内的海域。
      
    中国在赤瓜礁、渚碧礁和美济礁上部署战机,也同样具有令人畏惧的威慑能力。一言以蔽之,届时中国在南沙诸岛部署的战机的作战能力,足以控制整个南海海空域,甭说菲律宾,连越南也足以震慑,相信这也是当初中国军方的预定设想。问题的严峻性就在于,中、美两国均认为会产生这一重大后果,系列性逆向互动就此展开。
      
    历史上,亚洲大国在西太平洋南下或东进,美国决不会坐视。当年日军攻占法属印度支那,促使美国及英国、荷兰(荷属东印度即今日印尼)立即对日本禁运石油、橡胶、钢铁制品甚至废铁。美国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逼日军退出中国,甚至要从东北撤军。日本天皇召开两次御前会议,认为国民政府同日本停战的要求仅是恢复卢沟桥七七事变前的状态,而美国却逼迫日本退出东北,“是可忍,孰不可忍?”会议得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于是作出进攻珍珠港的决定,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张本。此即先例。
      
    一位日本航空自卫队高官曾经指出,当年日本无法回避日美战争。如果不是日本袭击了珍珠港,战争仍然不可避免,日本将早在1942年至迟1943年被美国击败,而日本先发制人以后,既保证了战略资源的持续供应,又占领了太平洋许多岛屿,迫使美军逐岛歼灭日军,日本才能撑到1945年。
      
    第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成名作是《Preventive Defense(预防性国防)》一书。卡特强调在处理外交、军事难题时,要下先手棋,以避免日后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高成本、大风险。这次他如愿以偿,以他的理念贯彻在国家政策中。
      
    第五,习主席访美前,美国凸显南海争端,有利于各方施压,令中方进退两难。假如依然访美,自然要作出让步;倘若改变行程,则美中关系大幅度逆转的临界点提前出现,今后持续发酵乃意料中事。
      
    其中第三条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笔者早在2010年至2012年撰写的多篇文章中即已指出,一旦美国得出中国军力大举南下或东进的结论,必然加大反制行动的力度,甚至不惜诉诸国家意志的较量。不幸而言中。
      
    美国插手南海争端的底蕴
      
    设若南海争端酿成一场国际军事危机,论所起作用的持久性,则美国在基本盘层面的考量超过了随机动因。在下面一一胪陈基本盘的考量:
      
    首先,在大战略层面。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对未来中国的战略定位介入其对中国方略的决策之中。这一层战略盘算可能是这次华府直接对中国施压的因由。
      
    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两国战略目标差异所形成的利益冲突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概言之,“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仍然成为左右美中关系走向的主旋律。
      
    其次,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假如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占上风,则假以时日,九段线无论作为国界线还是传统控制线,整个南海都成为中国享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内海”了;即使从近期效应看,中国加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则美国不能排除日后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调动军力受到强力阻遏的可能性。
      
    当前南海是最重要的国际海上交通线,东北亚地区80%以及西方国家40%战略物资及工农业产品的海运要通过南海,西方国家视为生命线,诚不为过。对此,西方国家形成共识:岂容他国强力扼制?
      
    再次,在军事战役层面。中国军队强项是陆军和二炮,在远离中国本土1500公里的远洋,同强敌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陆军和二炮无用武之地,而用得上的海空军恰是中国军队的弱项,这无异以己方的弱项挑战强敌的强项。那么,南沙周边海空域岂不是在兵法上成为中国海空军的绝地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东海钓鱼岛采取的行动甚至比在南沙群岛采取的行动更加强硬,何况,中国还在东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而迄今尚未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然而,美国选择在南海而不是东海诉诸针对中国的军事挑战,这是出于何等考量?
      
    据析,这是基于军事考量:钓鱼岛距离中国大陆不足400公里,一旦军事冲突爆发,中国海空军尤其是岸基空军在军事上作出反应的能力,同在南海作出军事反应的能力相比较,不能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中国在因应南海挑战时,在对策上的选项相当有限。
      
    战国时,孙膑在齐国大臣田忌家做门客,就赛马赌博之事对田忌献策说:“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期许三战两胜。如果中国海空军在南海同强敌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将出现“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的窘境。
      
    区别在于,仅此一场赌局而已。海战结局不是全胜,就是惨败。战后只有一支舰队能回到母港,另一支舰队必然葬身海底。基此,美国在此海空域作出军事挑战,有恃无恐。
      
    再次,过去华府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后,民众生活水平急剧提高,与境外接触日益频繁,必然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动向逐渐合拍,并促使国内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后来发现这项评估有误,近年中国在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以后的表现,与美国列届政府的期许背道而驰,亦即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日趋强硬,在国内施政上益发收紧,甚至出现走回头路的趋向。况且,基于北京新形成的领导层格局,今后中国在外交上的做法概由最高领袖个人的政治信条和战略视野决定,不可预测性加强了。
      
    最后,如今北京反贪腐势如骑虎,进退维谷。假如北京决定加大反贪腐的力度,势必要“关门打狗”,正如当年毛泽东筹划发动文革,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态势必然恝置一旁。一旦北京反贪腐竟其全功,国力迸发出来以后,就难以对付了。然则,北京在外交政策上的选项必然有限。或许美方认为这正是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的当口。
      
    能伸能屈,方显出英雄本色
      
    1927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史称“黄金十年”,类似于今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东邻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在旁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对中国蚕食鲸吞。然而,日本政坛重臣、政界大老甚至军队重要将领仍不想贸然动手,而是坚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时机再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国内一盘散沙。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只有苏、浙、皖、赣、闽五省,即使在这五省内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力量也很强大,其他省份都在军阀控制下。此时中国同日本开战,局面大乱,中国必亡。
      
    在摸清了日本各界的动态和中国国内的状况以后,蒋介石采纳了政学系首席智囊杨永泰的政策建议,决心对日本采取“忍”字诀。他一边“忍”,不让日军有藉口大打出手,一边秣马厉兵,培植国力。
      
    蒋介石的施政重点还是在国内。继1930年他在中原大战中击败了主要对手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之后,控制了大局,又在包括“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的战乱中,各个击破了占据福建、广东、广西的十九路军及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对冯玉祥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西北“五马”回家军,也均给予无害化处理。
      
    在三十年代前半期,四川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根本插不进手。蒋介石为了巩固大后方,派张群前往疏通四川各军阀,又派遣参军团去四川,整顿军政界。总之,他一边整合国内政治,使军阀不足为害,一边又锐意发展经济。至1937年,中国GDP紧追日本了。
      
    蒋介石从德国进口了大批军械,组建了四个“德械师”(36师、87师、88师和教导师),又从德国购入大批军用器材如无缝钢管,用于生产炮管。他在日记里写道,“借剿共之名,行抗战之实”,如今这已经公诸于众了。
      
    至于这层“忍”字诀的道理,古哲早有明示。《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音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当时谁呼吁抗日最积极?一是地方军阀,因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强调统一军令,而中、日开战了,中央就无暇控制杂牌军了。二是侷处陕北一隅之地的红军,只剩下八千人。中、日开战,发展壮大的机会就来了。三是是非感黑白分明的知识分子。
      
    自1932年至1937年,杂牌军主官频频指责国府对日本委曲求全。抗战进入了持久战阶段,中国军队有嫡系、杂牌之分,则国府在拨付军饷、补充兵力时,不免厚此薄彼。不少人索性来个“曲线救国”。降日高阶军人中,以西北军将领居多。有些抗日名将后来降日,如孙殿英在长城抗战中立有战功,张维玺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要组织者,庞炳勋在台儿庄会战中死守临沂,后来却先后率部降日。
      
    至于中央军各部队主官受到蒋介石的约束,并不大声指责国府对日军一退再退。抗战期间,他们却没有成建制地投奔敌伪政权的事例。
      
    日本战略家也有真知灼见。他们认为中国是在实施战略欺骗,这样下去,上蒋介石的当了。1932年淞沪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撑不住了,蒋介石调动87师、88师把日本挡住了。中、日两国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少壮派说首相犬养毅是日奸,每次日军要打中国,他都出面拖后腿。这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杀死了犬养毅。天皇出面,事态平息。
      
    至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1936年2月26日,少壮派发动“二二六”事变,杀死了日本内阁四个部长,说他们都是日奸。天皇大怒,处决了六名为首者。
      
    诚如蒋介石死对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的,日本之所以不能灭亡中国,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中了缓兵之计。蒋介石用了“忍”字诀,一边“忍”,一边积极备战。如果日本抢先在1931年、1932年动手,中国就亡了。
      
    蒋介石对“忍”字诀极度保密,连副司令张学良都不告诉。1936年,张学良发动“双十二”事变,抓了蒋介石,搜到蒋的日记细看,发现从1928年“济南事变”(北伐军外交处长蔡公时奉命去济南同日军交涉,被日军残杀)时,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要雪耻的语句。其后数年,他在日记中均记下积极备战的事项。张学良看了日记,为之感动。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赴西安斡旋时,对蒋介石说,你早点把抗日的意向对部下讲了,不就没事了嘛。如果蒋介石把最高机密告诉张学良,张马上会告诉部下,日本间谍知道了,反而刺激日本少壮派抢先全面侵华。
      
    有时爱国浪潮适足以害国。在这一浪潮中,越具有组织、活动能力者,少数人在某些特定时刻是第一批做汉奸的。就像西安事变,张学良听了身边少壮派三个人的话,下决心逮捕蒋介石。一个是张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一个是张的情报处长应德田,一个是东北名人苗剑秋,他整天骂蒋介石,营长团长听他讲话以后,都有同感。在抗战期间,这三个人都成了大汉奸。张被他们鼓动,要奋起制止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最后倒霉一辈子,而这三个人却都做了大汉奸。
      
    可见无论是精心作出战略规划,还是毅然付诸实施,均轻率不得。《論語·述而第七》记载,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毛泽东在建国前对此挥洒自如,发挥至淋漓尽致的地步。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此意也。
      
    民间鹰派的几个悖论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现役军官均不甚持有好战立场。平日以强硬姿态出现的,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官员以及学者,或者不甘寂寞的退役将军,彼辈若非论调惊人,很快就边缘化了。
      
    至于中国民间人士,尤其是在网上动辄放言高论的网民,凡是热衷于鼓吹攻台湾、灭日本、战美国者,无非是四类人士:其一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者;其二是按照如意算盘,其本人及其家人多半不会在战争中丧命者;其三是少不更事、人云亦云者;其四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之徒。这层估计也适用于美国。
      
    例举几个悖论,疑义相与析:。
      
    其一,南海填海造陆仅是“在自家后院搞建设而已”。
      
    假若彼辈寄希望于此番说辞对美方有说服力,则不是高估了自己的忽悠能力,就是低估了对方的判断力。美国坚持认为中国填海造陆规模之大,显系改变现状,而如今矗立在南海的多座新岛屿在一年前仅是小礁石而已。
      
    其二,美中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不以中国主观意志为转移。倘若中国对南海具有了掌控能力,即使美国及其盟国封锁了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则中国亦能封锁南沙到台湾海峡的航线。届时对方面临中国的反制,就不敢轻易冒险。
      
    在中国崛起未竟之际,这一评估尤其不合时宜。关于中国在南海空中打击力量的估计,存在一个前提,即空军部署已经完毕,而且能够获得持续的后勤、技术保障。在此之前,则是伪命题。因为你暴露了这一企图,对方会下先手棋,不会坐待你筹划周全才下手。如果军事摊牌在所难免,一方要采取军事手段,则必定在另一方尚未筹划周全之际付诸行动。这本是不待智者而决的。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两个核大国发生争端,较弱一国居庙堂之高者预见到异日或有诉诸武力的可能性,则尤其应该在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的同时,在伐谋、伐交的层面上多下工夫,亦即立足于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而非独沽一味,仅着眼于如何在战争爆发时立于不败之地(设若如此,在战略研判上已经逊人一筹了)。简言之,假若只顾把对方视为即将出现的假想敌,则对方在关键时刻果真会成为真正的敌方。这一条同样适用于美中两国。
      
    事实上,北京决策层正是按照这一理性思维处理相关事宜的。
      
    其三,南海在中国家门口,美国远隔重洋过来,在军事上必受重挫。
      
    须知,美国海空军在南海附近如新加坡、菲律宾设有军事基地,更别说在东北亚还有日本、韩国两个盟国。相对说来,中国在南海周边却没有军事基地。应该反过来说,南海处在美国海空军的“家门口”,而中国海空军远道而来,美军倒是以逸待劳的一方。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之前,北京高层就是否参战达成的共识之一,即是东北密迩朝鲜,而美国远隔重洋,在后勤补给上处于不利地位。志愿军入朝以后,美国后勤补给畅通无阻,而志愿军后勤补给却异常困难,这成为彭德怀司令员的锥心之痛,即是一例。
      
    其四,假若美军敢于来南海挑战,中国不惜玉石俱焚,打一场核大战。
      
    首先,中国为了南海若干岛礁的归属,居然宁肯鱼死网破,打一场核大战。这一战争狂人的说法不值识者一哂。
      
    其次,假若美、中两国因为南海争端而诉诸军事摊牌,事实上,也无须打一场核大战,就有了结果。由于南沙诸岛距离中国本土遥远,而诸岛的全部补给甚至包括饮用水严重地仰仗于海上运输通道。在军事上,这一通道很容易被封锁。一旦中国面临军事摊牌,则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仿效1962年美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模式,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
      
    当年苏联是与美国军事实力相等的核大国,美国集中地区优势兵力,对古巴实行严密封锁,又留下外交折冲的余地,最终苏联只能从古巴撤出全部核导弹。人类所幸与一场核浩劫擦肩而过,苏联却在外交上承受了屈辱,被中国批判为以冒险主义开始而以逃跑主义告终。在相仿的条件下,历史并不是不可能重演的。
      
    历史经验值得记取
      
    中国近代史有一条规律,即在敏感的历史时刻,若任由书生或狂徒得一时风气之先,影响决策,实非国家之福。试举两例。
      
    清朝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军掀起的内乱,锐意兴办洋务,近代工业蓬勃发展。当时中国百业兴旺,远非前阶段半壁江山沦于内乱的情况可比,史称“同光中兴”。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时中国战备尚未就绪。以张佩伦为代表的清议派却侈谈用兵。张承认本人“不知兵”,却腆颜挂帅前往福建指挥军事,结果料敌失误,一败涂地。若非老将冯子材亲率子弟兵,在广西、越南边境奋战,扭转了战局,战争的后果更加不利。
      
    1889年,西太后“撤帘”,光绪帝亲政。光绪重用户部尚书翁同龢,后又擢为军机大臣。翁为帝师,以清流领袖自居,门下齐集躁进士人。1894年,日中两国就朝鲜事务矛盾尖锐化。翁鼓动清流人物慷慨陈词,力主战议。翁与李鸿章的恩怨推动他对北洋水师的备战动辄掣肘。李建议清廷添购速度快、火炮多的两艘新舰,翁以户部尚书的地位,百般拖延,这两艘新舰遂为日本购得,其中一艘成为日舰“吉野号”,在甲午海战中击沉中国军舰最多。
      
    当年在中枢通筹全局,于国际纵横捭阖,并急于洽购弹药修缮战备者,惟少数老成者而已。清议派则惟高调主战,竞作纸上谈兵,给清廷制造无谓压力。
      
    及至北洋水师覆灭,日本陆军直逼京畿,京城一夕数惊,主战派一筹莫展,又惧怕因主战被当作祸首受到惩罚,于是哑口无言者有之,销声匿迹者有之。甲午战败给予晚清盛世以致命的一击,成为清廷十数年以后一朝崩溃的催化剂。
      
    时至今日,北京应该站在大战略的高度,从势、力的角度切入,并剖析长短期利害转换的结果,作一番认真的战略评估。凡在今日力主躁进、膨胀者,较之张佩纶、翁同龢之辈,犹弗如也。若北京采纳彼辈主张,难免面临对方阵营在南海“结网以待,请君入瓮”的窘境。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90年代中期,中国对美济礁实施了进取性行动,触发了美济礁事件,菲律宾以强硬姿态作出反应,并把美国牵涉进来。1995年5月10日,就南海事态演变,美国高官约瑟夫·奈伊发表了最强烈的警告,声称美国无法容忍中国“蚕食兼并”的行动。
      
    迫于美国压力,北京乃在南海改取“稳南保北”的战略,即在南沙海域改取稳健姿态,稳住周边东盟国家,集中力量保住西沙群岛及北部湾。最终,北部倒是保住了(实际上当年北部也无须保),南部却没有稳住,形势一泻千里。
      
    当时河内执行“北稳南进”的战略,取得了成功,因为中国确实被稳住了,北部疆界长期保持稳定,越南全国可以贯注于经济建设。同时越南却锐意南进,在南海扩大所占地盘,势如破竹,并刺激菲律宾、马来西亚纷纷涌入南海浑水摸鱼。南海情势大变,时至今日,终于对北京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被动局面。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指出,南海主权争议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关注南沙、西沙群岛的主权争端,不支持任何一方宣称对此拥有主权。这条政策立足于维持南沙群岛的现状,亦即有利于捷足先登者维持既得利益,从此后到者只能徒呼荷荷了。
      
    想当初,1974年1月,南越舰队仅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西沙群岛由宣德、永乐两个群岛和其他岛礁组成),中国南海舰队在一场海战中击沉一艘、击伤四艘南越军舰,并顺势在西沙从南越手中夺回珊瑚、甘泉、金银三岛。此即西沙之战。此举让中国收复了西沙群岛。除了越南对此深怀不满,至今国际社会中又有谁持有异议呢?
      
    鉴此,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对越南蚕食鲸吞南沙岛礁的行径采取反制措施的好时机。如今徒然令人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之感。假如中国在1974年不作为,让越南于次年占领了西沙群岛,如今中国形格势禁,还能做些什么呢?
      
    北京应避免军事摊牌
      
    这次习主席访美,双方达成49项成果,可圈可点。然而,在南海争端这一关键节点,双方尚未达成共识,连暂时的默契也付诸阙如。这就意味着不能排除有朝一日在南海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危机是否爆发以及在哪个节点爆发,主要涉及双方或多方对事态发展趋向的评估、对彼此投入对决时的处境的估量(即天时、地利、人和)、与盟国整合立场的结果、对国内各界反应状态的衡量以及对己方因应措施的利弊得失的分析。换言之,决策的基点盖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全球态势的分析以及对彼此在某个地域、海域存在的物理力量的评估,而无关乎各方对争端的立场及说辞。
      
    不论中国对填海造陆持有何等理由,在美国及其盟国、东盟国家心目中,在军事、安全层面上,就是如此看待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意图的。谚曰:“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一系列迹象充分显示,按照华府判断,设若中国行差踏错,则美、中两国之间以国家意志为较量的一场军事摊牌,完全有可能爆发。
      
    综上所述,届时美国选择军事摊牌的地点可能是南海。一则能够以美国军力的强项对付中国军力的弱项,二则可以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主宰话语权。危机爆发的节点,则是中国在南沙诸岛部署威力巨大的进攻性武器。换言之,在这场战略博弈中,美国将得天时、占地利、聚人和,占尽优势。
      
    美国作为世界龙头老大,只要美国居高一呼,盟国即会一拥而上,与美国立场遥相呼应,而在美国“选边站”的警告下,其他强国都会退避三舍。这是对当代国际情势走向的基本估计,当与美国多年累积的强大的国际整合能力有关。
      
    一旦危机爆发,就中国崛起的愿景而言,严重性将是无以复加的
      
    假若南海骤然风声陡紧,乌云密布,美、中两国在此紧张对峙,成了新一轮大国战略博弈的焦点,可谓其来有自。鉴此,双方何去何从,必须放在美、中战略博弈的大棋盘中斟酌掂量。中国朝野岂能囿于主权、民族尊严等层面,孤立地看待南海主权争端呢?
      
    就伐谋、伐交阶段而言,下列诸点因素不乏参考的意义:
      
    今日中国国力精进,非昔日吴下阿蒙,乃拜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所赐。假若对方居然诉诸对己方全面经济封锁的手段,则返求诸己,当年决策是否理性?退一百步,纵使中国有此意向,是否有必要在崛起未竟之际,与对方进入对决的状态?倘若如此,则这一决策是否鲁莽灭裂呢?此其一。
      
    所谓中国在南海诸岛部署的海空军打击力量足以威慑对方的蠢动的假设有个前提,即中国海空军业已在南海岛屿部署完毕,并且获得充份的、持续的后勤技术保障。如今前提不存在,却侈言结果,岂智者所为?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己方暴露战略意图,对方是否会让己方从容部署军力,以至最终具备有效的反制手段,慑止对方经济封锁的图谋?此其二。
      
    中国崛起未竟,已被强敌环伺。放目四顾,伺机待击者有之,衔恨欲报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及至祸患降临时,举世却没有可以患难与共的兄弟之邦。一旦中国在南海面临一场军事危机,将面对全世界的反对,连俄罗斯也靠不住,因为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明显地偏袒越南。此其三。
      
    假如对方制敌机先,在中国海空军在南海岛屿部署完毕之前,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则中国在南海的战略部署岂非“画虎不成反类犬”?追源祸始,则始作俑者,尸其咎矣。此其四。
      
    总之,在当前阶段,北京应该尽力避免陷入在南海出现强国联盟对中国军事摊牌的局面。立论依据悉如前述,此处不赘。
      
    诚如上述,南海四大群岛中,大陆占有西沙群岛全部、实际管控了中沙群岛唯一的岛屿黄岩岛以及占有南沙群岛渚碧礁、南薰礁、赤瓜礁、东门礁、永暑礁、华阳礁并实际管控了美济礁,而台湾则占有了东沙群岛全部以及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放眼南海,四分天下有其三矣。
      
    如今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的工程大体就绪,正在建设基础设施。窃以为,在现阶段,得以维持现状,即是阶段性的胜利。机场、海港建设业已就绪,部署新锐战机,形成战斗力,仅是军机“转场”,乃指顾间事耳。何必在此崛起未竟之际,争一日之雄长?
      
    当年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三条原则。若干大计方针,纵使正确无误,然而,提出这一方针并予以贯彻的时间节点仍然是一个关键,过早或过迟,失之偏颇,均是一大败笔。
      
    北京制定对南海的总体方略,应该在大战略层面从容筹划。世局波诡云谲,复杂多变。眼前不适宜做的,未必今后就不能做。此时此刻,还是适用忍字诀的。
      
    “稳南保北”方略隐然重现
      
    明年是台湾的大选年。从目前选情看来,民进党在大选中以压倒优势获胜,重返台北政坛,已经几乎没有悬念了。一旦台北政坛变色,两岸关系势必再次呈现紧绷乃至一夕数惊的局面。这一前景必然迫使北京对时局的关注聚焦于两岸关系,而无暇顾及南海局面。
      
    笔者有鉴于此,在本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南海争端将趋于平静。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即肇因于此。
      
    始自2008年,国民党重返台北政坛,至今业已经历了两届大选。在马英九任内,国民党施政乏善可陈,两岸关系却臻于国、共分治六十多年以来的最佳状态,国民党执政给全岛民众和国际社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维持了台湾海峡的平静,岛内外均无须担忧兵燹和战乱。可是,台湾多数民众尤其是年青人却认为切身利益未获改进,并不领这份情。
      
    如今台湾民粹主义盛行,只关注眼前利益而罔顾未来福祉,而精英群体则力主维持现状,以稳定两岸关系为当务之急。两者意见枘凿不合。假如台湾选情没有发生突变,明年民进党赢得大选,重返台北执政党的地位,乃意料中事。
      
    一旦蔡英文成为台湾“总统”,多年来稳定的两岸关系危殆矣。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即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早已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一时搅得两岸关系周天寒彻。
      
    须知,“两国论”始作俑者就是蔡英文。就“两国论”出台而言,当年李登辉督促实际操作,而蔡英文则分工理论阐释。设若蔡英文黄袍加身,然则理论阐释和实际操作一把抓矣,难免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
      
    届时台独理论及实施方案势必层出不穷,挟台湾民粹主义诉求为后援,加上国际反华势力或则发纵指示,或则推波助澜,或则摇旗呐喊,煽起阵阵罡风,令人防不胜防。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台独势力的活动必然甚嚣尘上,令北京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在此情况下,北京或许重新执行“稳南保北”的方针。须注意,这里所指的“南”、“北”均有了新的含义,亦即“南”是指南海,而“北”则是指台湾地区,在南海维持现状,不图突破,而倾注全国之力,决不让台独的图谋得逞。
      
    概言之,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南海局势呈现平静乃是大势所趋。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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