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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新律师为蔡昆儒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一审辩护词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25日 来稿)
    
    合议庭:
    

    本律师受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蔡昆儒母亲李象菊的委托担任被告人蔡昆儒的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蔡昆儒的合法权益,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律尊严,现出庭行使辩护权。根据事实和现行法律,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被告人蔡昆儒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能成立,被告人蔡昆儒无罪。理由如下:
    
    一、为什么说“法轮功”是邪教不是宗教
    
    1999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说“法轮功”是邪教不是宗教》,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判断法轮功是否是邪教有两条很简单的标准,一是看最终信仰对象,二是看主要社会作用。
    
    一是看最终信仰对象:
    
    文章内容说:国外邪教组织层出不穷,是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信仰和结社权利,钻预防性管理措施不力的空子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国外,邪教组织也不都被认定为“宗教组织”,它们的“信仰”也不都是“宗教信仰”。因为,有的邪教充其量是“迷信团伙”,譬如那些实行“教主崇拜”的邪教组织,当它们用欺骗的手法把一个一样吃着五谷杂粮活在现世的凡夫俗子吹捧为无所不能的“超人”,以至完全代替或取消了传统的宗教世界中作为一切意义和价值本源的“终极形上存在”(一般表述为“神”或“上帝”等)时,对这个“超人”教主的崇拜就是地地道道的迷信行为,这个组织就是不折不扣的迷信团伙,与“宗教”不可同日而语。
    
    换句话说,区分体系完善的宗教和形态粗劣的迷信,只要看看其中的“至高无上者”是无限的、超越的“神”,还是有限的、功利的“人”,就足够了。
    
    用这个标准一衡量,“法轮功”毫无疑问不过是一个愚昧落后的迷信团伙型的邪教组织,根本无法望及现代宗教的项背。它的“教主”李洪志目空一切,自吹自擂,声称自己高于释迦牟尼、老子、耶稣,能主宰宇宙,是降临在当今地球上的唯一救世主,只有他能把“不可救药”的人类度到另外的“美好世界”去等等。然而,人们眼里另一个真实的李洪志,却是一个为争一尺地皮对邻居大打出手的“小市民”,一个拿着“法轮功”练习者的血汗钱置别墅、买绿卡、出入赌博色情场所的“花花公子”,哪里有一点“神”气可言。
    
    在上述文章里,其承认即使是在国外,“邪教组织”也不都被认定为“宗教组织”,从另一角度来说,国外根本就没有邪教组织。它们的“信仰”也不都是“宗教信仰”。因为,有的邪教充其量是“迷信团伙”,文章接着把“法轮功”毫无疑问不过是一个愚昧落后的迷信团伙型推理成“邪教组织”。
    
    文章接着还说:人们眼里另一个真实的李洪志,却是一个为争一尺地皮对邻居大打出手的“小市民”,一个拿着“法轮功”练习者的血汗钱置别墅、买绿卡、出入赌博色情场所的“花花公子”,哪里有一点“神”气可言。 其文章认为,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是地地道道的人,不是神,当然也不会是邪恶的魔怪,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的上述文章自证法轮功不是邪教。
    
    二是看主要社会作用:
    
    文章内容说:世界现存的各大宗教,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与各种社会形态的良好适应性。它们吸收和表现人类创造的许多精神财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众多信仰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协调功能和平衡机制。邪教则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反社会,包括反对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道德准则,当代中国的邪教尤其明显地反对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使其“自动”地充当了某种政治角色。
    
    文章的上述内容,其认为法轮功由于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充当了某种政治角色的,所以就是邪教,但西方许多国家包括其国民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他们崇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能否认为西方国家也是邪国和邪民呢?
    
    文章内容还有:还应该指出,“法轮功”是邪教而不是宗教这个判断的成立,还在于邪教概念本身的发展。
    
    众所周知,邪教这个名词的使用,在宗教范围之内和宗教范围之外是不同的,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也是不同的,在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西方世界又是不同的。
    
    在宗教范围以内,“邪教”是相对于本宗教作为排他性的“正教”、“正法”而言;在中国历史上,“邪教”是相对于皇权统治者作为正统意识形态代表和封建秩序化身而言;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则基本上没有与汉语中“邪教”一词相对应的词汇,大体上是采用“极端教派”、“破坏性膜拜团体”等说法。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也从来没有过“国教”。对于国内现有的宗教,党和政府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不会站在特定宗教的立场,也不会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眼光去评判宗教的“正”与“邪”。
    
    文章认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邪教”概念,虽然沿用了现成的传统词汇,却已经赋予其新的含义。它不是宗教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特指那些在非传统化的非理性信仰和秘密结社状态下采取极端的、邪恶的、破坏的手段达到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社会异己群体。
    
    上述文章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法轮功这个“邪教”概念,不是宗教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然后接着认为法轮功就是一个社会异己群体,为什么说是异己群体呢?因为法轮功是“非传统化的非理性信仰和秘密结社状态下采取极端的、邪恶的、破坏的手段达到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但纵观政府打击法轮功以来,包括今天的公诉人的举证,均未能举证证实:法轮功是“非传统化的非理性信仰和秘密结社状态下采取极端的、邪恶的、破坏的手段达到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社会群体。
    
    关于法轮功的社会作用论述另外进行。
    
    二、起诉书指控蔡昆儒犯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最基本原则。所谓罪刑法定,就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作了专门性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首先,起诉书指控蔡昆儒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缺乏一个可供其利用的组织基础。作为同是法律人的公诉人应当懂得,犯罪构成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才能成立。本例的客体要件是“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犯罪。既然是“利用邪教组织”,那么,至少要有一个可供其“利用”的组织。本案公诉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材料均证明,被告人蔡昆儒既未参加法轮功组织(修炼法轮功与参加法轮功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未参加其他任何组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被告人又何以“利用邪教组织”实施犯罪?
    
    其次,起诉书明明白白写着“被告人蔡昆会儒利用广播电视设施传播邪教组织信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那么“利用广播电视设施传播邪教组织信息”与刑法三百条规定的“利用邪教组织”,这个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同一个概念吗?牛头不对马嘴啊!
    
    再次,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决没有什么抽象的笼统的法律。遍查我国刑法典,并未查到有一个叫“利用广播电视设施传播邪教组织信息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罪名。法律是不允许扩大解释的,也不允许类推适用。显然,起诉书将“广播电视设施”,类推为“利用邪教组织”,明显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三、本案不存在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任何事实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没有危害行为,就没有构成犯罪的前提。然而,在公诉人提交的五项全部证据材料中,没有一项能够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存在有危害后果。
    
    查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条共有三款,第一款原文是“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第二款原文是“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三款原文是“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为什么起诉书不指控被告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第二款或者第三款的规定呢?原因十分清楚,就是因为本案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和“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事实存在。那么,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被告人蔡昆儒是否存在有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规定的“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事实?从三百条第一款的罪状描述可以看出,本罪构成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才能成立,一是要有“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二是要有“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否则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从起诉书所列的全部事实证据来看,以上两个要件,一个也不成立。
    
    首先,本例被告人并未参加过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任何组织,只是自己修练法轮功而已,怎谈不上组织法轮功了。
    
    第二,被告人也没有“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有“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的行为存在,否则,不构成犯罪。
    
    日本奥姆真理教,之所以被称之为“邪教”,就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头目及部分成员参与了杀人、放火、放毒气等犯罪行为,但该教派的组织成员不一定个个都有参与了杀人、放火、放毒气等行为。实施有犯罪行为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奥姆真理教有近万名信徒,鼎盛时期有4万多人,而且发展到了俄罗斯。
    
    我们知道,臭名昭著奥姆真理教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造成5500多人受伤,12人死亡,有4695人因中毒而被送进105家医院治疗,震惊了全世界。
    
    案发后,日本检察当局仅对教主麻原和有具体犯罪行为的16人,以杀人、杀人未遂和杀人预备罪正式提出起诉,并未对奥姆真理教的所有成员都进行抓捕或起诉。现在奥姆真理教还存在,只不过他的继往者认为奥姆真理教的名声太臭,已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而改名叫“阿莱夫”(资料来源:《1995年5月16日奥姆真理教头目奥姆真理教头目被捕》http://www.wst.net.cn/history/5.16/051612.htm)。
    
    为什么唯独中国的“邪教”组织,说它杀人,好像个个都杀人了;说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个个都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这究竟是在抬高法轮功呢,还是构陷入罪?
    
    辩护人在前面提到,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决没有什么抽象的笼统的法律。同样,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也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也就是必须具体指证,被告人蔡昆儒究竟具体破坏了国家什么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必须细化到该法律的条、款、项、目?
    
    再说,任何犯罪都是有社会危害性的,那么,蔡昆儒的行为究竟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其危害程度究竟有多大?总共不足800字的起诉书,我横竖看了好几遍,怎么也没看出起诉书究竟在说蔡昆儒破坏了国家的哪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施?究竟给社会、给国家、给他人造成了什么危害?作为一级国家公诉机关制作的起诉书,怎么可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四、本案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首先,从法学理论上讲,刑法的社会危害性是与刑事违法性紧密关联的。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就谈不上存在有刑法的社会危害性。
    
    其次,刑事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也必须是具体的、是能看得摸得着的,而且可以量化的。如贪污、盗窃、诈骗、不当得利等,在量化时,都可以用数字表示;杀人罪、伤害罪,也可用被侵害的人数和伤残等级来表示。那么,“破坏法律的实施”,除了必须具体证明,究竟破坏了我国哪一部法律,其中破坏了哪条、哪款、哪项外,控方还必须提供,因“破坏法律实施”,而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正如日本司法当局在指控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和其他15名嫌疑人犯有杀人、放火、放毒气,或有杀人既遂、未遂、和杀人预备罪那样。
    
    再次,对公诉人提供的几项证据进行分析,更证明本案不存在有任何危害后果。
    
    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控方,被告人既没有自证其罪的责任,也没自己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和危害后果的话,就是被告人自己承认有罪,也必须遵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五、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法轮功组织是邪教组织
    
    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中国公开颁布的关于邪教组织的文件有:
    
    ⑴刑法300条规定,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罪名。(并未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
    
    ⑵1995年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转发〈公安部关于查禁取缔“呼喊派”等邪教组织的情况及工作意见〉的通知》(厅字[1995]50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其中没有法轮功)。
    
    ⑶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
    
    ⑷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
    
    ⑸1999年7月22日,公安部决定取缔法轮功的通告。(点名法轮功是邪教组织)
    
    ⑹1999年7月23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查禁“法轮大法”(法轮功)音像制品的通知》。
    
    ⑺1999年7月23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
    
    ⑻1999年7月23日,人事部发出通知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
    
    ⑼1999年7月26日,《关于体育系统干部职工不准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的通知》。
    
    ⑽1999年10月15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室转发《人事部、监察部关于对国家公务员修炼“法轮大法”等问题的若干处理意见》。
    
    ⑾199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江泽民主席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公布“法轮功是邪教”。
    
    ⑿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28日第1版)。
    
    ⒀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未点名法轮功是邪教)
    
    ⒁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未点名法轮功是邪教)
    
    ⒂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未点名法轮功是邪教)
    
    ⒃1999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有关司法解释的通知》(点名法轮功邪教)
    
    ⒄1999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点名法轮功是邪教组织)
    
    ⒅2001年1月20日,《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动员妇女与“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坚决斗争的通知》。
    
    ⒆2002年4月12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在中、小学校开展反邪教教育的通知》(点名法轮功是邪教组织)。
    
    ⒇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未点名法轮功是邪教)
    
    上述文件共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刑事制裁的依据;如江泽民主席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第二种情况:因违宪而无效,不能作为依据。如《刑法》第30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规定,与宪法第三十六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抵触而无效。
    
    第三种情况:两高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造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对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大了刑法的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四种情况:部门规章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无效。民政部有什么权力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对宗教的传播实行禁止措施,他的权力从哪儿来的?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分别确定7种个宗教组织为邪教。中办国办确定了:1)呼喊派;2)门徒会;3)全范围会;4)灵灵教;5)新约教会;6)观音法门;7)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被立王;2)统一教;3)三班仆人派;4)灵仙真佛宗;5)天父的女儿;6)达米宣教会;7)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我们要问,公安部颁发这两份文件的权力依据何在?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或听证,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因此,民政部文件、公安部的两份通知,属于越权,严重违反宪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第五种情况,共产党、共青团、妇联等系民间团体。其“关于党员、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及“动员妇女与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坚决斗争的通知”均属严重违宪,侵犯党员、团员与妇女信仰自由与合法权益的行为。
    
    六、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
    
    人类作为整体,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个体,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籍和灵魂的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辩护人认为,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保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的权利,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最基本的人权,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中“信仰自由”单列一条,规定在宪法第三十六条中。《世界人权宣言》(直译为《普世人权宣言》)在序言中写道:“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我国是《普世人权宣言》的发起国和签署国,有义务履行宣言的全部规定。起诉书以“被告人王笃善利用互联网传播法轮功的信息”为由,对被告人实施刑事追究,明显侵犯了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
     公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始于公元313年罗马领袖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签署的《宽容诏书》(米兰敕令)。它第一次规定,信奉各种宗教都享有同样的自由,不受歧视;但人类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七、重申政教分离原则
    
    世界历史上,在政治尚未开化的蒙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被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一概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进展,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弗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作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杰佛逊对政教合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真实和永远正确,而且仗势强加于他人,建立和维持一个错误的信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历经全部历史时期”。杰佛逊提出的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
    
    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最终实施,建立了一道政教分离之墙。它意味着信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其实“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是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决定的。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其地靠谬论建立的教派当然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将归于邪教。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厉行法治的国家政权还有权宣布它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一些它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信仰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是邪教。这样,信仰自由就毫无保障。可见,法律如果不能保护“邪教”,也必然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
    
    信仰是包括主观、个人属性的价值和无法验证的超验主张,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社会私域,世俗的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的灵魂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也无权力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国际家庭的一员,应该信守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践行普世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各个宗教、教派间保持中立,不高抬任何宗教,也不岐视任何宗教,更不对任何宗教扣“邪教”帽子。辩护人认为,当下中国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相关法律和法律解释,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八、刑罚只惩罚行为犯,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惩治。
    
    有人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其实,日本官方并没有宣称奥姆真理教是邪教,也没有遭到取缔,这个宗教的继任者现教主是麻原的三女儿林上冈子,因自我感觉名声不好,而改“奥姆”为“阿莱夫”(Aref)。现在的奥姆教由原来1万多人锐减到900余人,至今仍然合法存在。
    
    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5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杀人主谋教宗麻原彰晃涉及多起毒杀谋害案,共计27条人命。这样一个鼓吹暴力,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宗教,1997年1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也否决了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这实际上承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对这样的宗教,难道国家就不管吗,肯定不是。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这两个法案都没有出现取缔邪教,或者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文字。
    
    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难道日本的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公权力运用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事制裁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受到惩治,目前已经停止犯罪的情况下,就已经越出了刑罚领域,再也没有继续动用刑罚的理由。政府所能做的只能加强监督,这是现代法治观点。主张暴力,几十条人命在身的奥姆教,日本立法及司法部门尚无权认定其为邪教;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却被作为邪教来取缔和镇压,实在没有依据。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借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予以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惑世的忧虑,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她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她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她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辩;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
    
    审判长、审判员,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根本保障。司法实践证明,我国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均原于程序的不公。本案最大的违法,就是无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由此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任务是“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者不可偏废。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重要讲话:“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综上,我的辩护意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被告人蔡昆儒无罪!
    
    即使今天宣判蔡昆儒有罪,但历史终将宣告蔡昆儒无罪,历史会检验判决的公正性的。
    
    谢谢!
    
    辩护人:杨在新律师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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