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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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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制度。
    
    这个观点也许不错,但是按照“思想主权论”的观念,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则是思想主权的堕落形式。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正好体现了国家主权和思想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新闻舆论,作为著名的“第四等级”、“第四权力”的代表,确实更加接近思想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
    
    (二)
    
    《 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是说, 位于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遗址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于8月15日开馆。在这家新博物馆外,乔伊·陈(Joy Chen)坐在的一张长凳上,试图消化她在博物馆里了解的情况:二战结束后,美国掩盖了日本使用人体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让作恶者逃脱惩罚,过上舒适的生活。
    
    在这栋黑色大理石建筑里,展览说明及语音解说详细讲述了上述情况,这个坐落于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平房区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分线箱:“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决定不起诉731部队的首领及其手下的罪犯。他们都逃脱了战争罪审判。”
    
    在日本博士石井四郎(Shiro Ishii)的带领下,日本731部队培育鼠疫细菌,然后故意感染数千名女人、男人和儿童。他们进行了活体解剖、冻伤及气压实验,将马血注入囚犯身体,研究武器对人体的影响,等等。乔伊·陈非常恐惧,留下两个同伴自己走出了陈列馆。“我被吓到了,”24岁的乔伊·陈说。“我无法再看下去了。作为 一名中国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乔伊·陈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为什么不起诉?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接受。中国人肯定有这种感觉,”她说。“太令人震惊了,是不是?”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塞尔登表示,“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人被起诉。所有人的改过都是做了交易的。”这使得美国能够收集信息,在后来冷战初期的生物战项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相比之下,欧洲很多做过类似事情的纳粹医生都遭到纽伦堡战争罪法庭起诉。不过另一个相比之下,美国对黄种人的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对同为白种人的德国却没有如此做。
    
    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在某些方面与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及其它科学家被带到美国的情况类似,”塞尔登提到德国火箭专家时说。“美国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他说,“在日本,他们确实希望获得生物战研究成果,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么做是否明智,但事实是没有遇到巨大的阻力。”
    
    根据乔伊·陈的反应来看,这种直言不讳地宣告包庇行为的举措产生了一些影响,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引发一个难题: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吗?这种要求目前主要还是来自民族主义激进人士,但如果两国关系恶化,要求道歉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件事在道德上关系重大,对人类造成了危害,难以饶恕。新西兰奥塔戈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聂精保就这样认为。聂精保在邮件中写道,“从道德上看,坚决无情地追求国家利 益和国家安全,进行包庇,这是在践踏公平正义。”
    
    “从法律上看,包庇行为构成事后共谋,”他说。“而实际上, 进行正式道歉将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因为这会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可能有一天会有这个必要,塞尔登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存在很多紧张的地方。”但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愤怒几乎完全是针对日本的。他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怒气常常让我感到惊讶,那种愤怒 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不满,即便我们正处于摩擦不断的时期。”
    
    (三)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是指媒体与公众视听。源于西方“国民阶级”(estates of the realm)的概念。传统上的“三个等级”分别是神职人员(上议院中的神职人员)、世俗议员(上议院中的其它人员)和下议院议员。也有说法认为,the Fourth Estate所指的其它三个Estate(等级)乃是“贵族、僧侣、平民”。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一词的产生汇集多位思想家和作家的贡献,包括埃德蒙·伯克、理查德德·克莱尔(Richard Carlyle)和19世纪《泰晤士报》的领导人亨利·里夫(Henry Reeve)。里夫在1855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写道:“今天新闻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阶级;甚至比其它任何的阶级都更为强大”。
    
    第四阶级的观点认为,新闻界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但却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于公众了解问题、发表公共见解,因此可以领导和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制衡。但是要达到这种功能,新闻界就必须独立和免于受到审查。
    
    长期以来,新闻自由国家都有意无意标榜第四阶级的概念,与之相配合的有“无冕王”说法。大有水门事件将总统拉下马的案例,小有让里根夫人放弃奢侈卧房的实例,第四阶级作为一个在法律条文中并不存在的概念,已经在欧美、港台等新闻自由区域扮演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希望将白宫官邸内的卧房床铺换成好莱坞式的奢华大床,此事被得知后,经由媒体的广大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愤慨,认为一国之首不当有铺张浪费的生活示范,由于公愤形成,迫使南希打消此念,此即是第四权发挥制衡效用的一例。
    
    第四阶级也被指责为自大而浮夸,并在1855年安东尼·特洛勒普的小说《沃尔登》(The Warden)里遭到讽刺,但该词依然被广泛使用。并且带有意识形态的作用,2001年BBC的政治编辑安德鲁·马尔(Adrew Marr)在《独立报》上写到:“如果人们不了解权力而陷入迷乱,那么有权的人就正好能够得利。”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官方以及官方背景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受主流影响,对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多持反对意见,并斥其为欧美的糖衣炮弹。
    
    (四)
    
    “第四权力”则与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大致近似又有所不同。它所表达的一种政治权力: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政治权力,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
    
    许多论述都认为,“第四权力”这个比喻体现的思想建立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18—19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为后来无形中出现这种比喻奠定了认识前提。
    
    何为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认为国家的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人独自行使。
    
    关于立法权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为此,他把立法权授予议会,行政权赋予君主,而司法权则应由人民选举的法官来独立行使,这样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关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该由君主或国王行使。行政机关有权对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进行制止。但是,立法权不应对等地钳制行政权。同时,行政权可以通过它的“反对权”参与到立法中来,但不参与立法事项的讨论,甚至无须提出法案。它对立法机关决定国家税收时,只限于表示同意。另外,行政机关直接掌握军权。
    
    关于司法权 ,孟德斯鸠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法官去行使司法权。法院可以是不固定的,它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需要而有所改变。但是判例需要加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 ”
    
    “第四权力”就是在这三权分立的机制的前提下产生的。
    
    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构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这是“第四权力”的比喻得以出现和流行的背景。英国在18世纪由于议会设置记者旁听席,而出现关于记者是议会贵族、教会、平民代表之外的“第四等级”的比喻,这个比喻和出现在美国的“第四权力”的比喻背景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结构到19世纪实际上也形成三权并立。
    
    (五)
    
    第四权力的提出,只有在“思想主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美国的杰佛逊最早提出“第四权力”的思想。1804年,杰佛逊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竟以压倒的优势连任总统。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等级,他比那三个等级都重要。。从此,“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
    
    报业第四权力的理念被视为共和制的灵魂,其前提是媒体的独立,因为只有独立行使报道权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美国报业先辈们的这一美好、珍贵的遗产,一直是西方新闻界的精神寄托,记者的职业因此而披上神圣肃穆的灵光。当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另一个光昌流誉的概念出现了——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
    
    “第四权力说”——这一西方报业先辈的美好遗嘱经过长期司法与立法实践,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实现。美国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歌论坛报》案”的判决确定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对苏里文案”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防止官员钳制舆论。一系列的法律保障,使美国新闻界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耙粪精神也以调查式新闻形式得以继承。西方媒体为民请命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督促政府清政为民、廉正无私。
    
    (六)
    
    第四权力的历史滑落: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政治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因而关于媒体地位的“第四权力”的比喻不断受到批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是对另外三权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与三权并存的“政府的第四个部门”。
    
    还有学者认为,倘若今天高赞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力、记者是第四等级,就像倾诉中世纪的欧洲君王们那样:“给那些出版商以许可证吧,他们是第四等级”,已无法让人理喻。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公民热中辩论政治,到记者赢得报道内政外交、监督政府的自由,一向被视为极具危险的媒体权力,总是处于向欧洲君王发威的时代。因为它的法力太大了——让腐败者发抖,让罪犯走进监狱,气昏专制主义者,所以在西方一度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市场化经营曾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集团的束缚。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媒体出现集中化的趋势,渐渐集中在报团手里。大的媒体集团垄断了新闻与意见资源,媒体的独立在新闻集团的阴影下开始黯然失色。
    
    竞争导致了新闻与节目资源高度集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个媒体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追逐对象,不惜以公共利益为祭品,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陷入渺茫。传媒界同时也追求“成本极小化”的目标,用简单、标准化或“互相观摩”的方式制作节目,或购买廉价影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播出,传播内容的雷同使独立思考彻底化为泡影。到9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为700多家地方电视台提供节目,其数量占全部新闻和娱乐节目的90%,1000多家日报和8000多家电台播发的新闻,大部分来自两大通讯社。九大报系的发行量则占美国全国报纸发行总数的1/3。媒体高度垄断,大量中小媒体的独立被鲸吞了,公共传播者对抗市场力量的防线漏洞百出,一上阵就处于崩溃状态。
    
    现代媒体均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财源,广告客户往往将广告刊登在影响力或销量最大的媒体上,媒体变成了追逐广告额的商业组织,监督政府的欲望大大减退。广告商的口味决定着媒体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媒体具有大企业的背景,最关心的是每年盈利多少,以及如何获取盈利以挤垮对手,有时已无暇顾及为民请命、制约政府的施政活动。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认为,不论真理或谬论都应自由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竞争使某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意见就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基础。新闻事业享受的这种自由被私营媒体的高度集中消灭了,但这不是被一个阶级由于政治需要消灭的,而是被资本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埋葬的。在那些公共媒体的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这种危机,但是它们的能量太小了。
    
    媒体“第四权力”的滑落完全是自行的,除了市场引力和法律“自尽”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迫使它陷入这种地步。媒体离不开市场化经营,不依附于某一资本雄厚的集团难以经济独立,也难以坚守报道的独立性。“独立”已成为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媒体高度集中的体制正在使其化为泡影。市场以利益为中心,无论是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新闻选择,还是对操作流程和规则,完全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致使媒体的低俗化和煽情主义泛滥,日益远离民众的正义呼声和监督职责。市场利润的诱惑使许多记者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一边竭力塑造“第四权力”的形象,一边却被压倒优势的市场驱力所吞噬,捏造事实,索取贿赂,置新闻理性于不顾,其后果只能是的“第四权力”精神的泯灭。
    
    西方许多媒体喜好揭丑,但这并非行使监督权,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好奇,扩大市场占有率,也渗透着党派的相互倾轧。美国报业经济协会200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0%以上的民众认为煽动性新闻不在于新闻价值,而是为了刺激新闻消费。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第四权力”变成媒体兜售与受众消费的奴仆,它的滑落作为商业化结出的苦果,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趋势。今天已无人能够扭转这种趋势。
    
    (七)
    
    “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这代表“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反扑和限制”。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作。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
    
    (八)
    
    至于专制国家,根本就不容三级会议的存在,哪里还有第四等级的活动空间?
    
    至于专制政权,根本就不容三权分立,哪有第四权力的容身之地?
    
    但我相信,专制也是建立在思想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总有一天会被思想主权所颠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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