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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边缘性反叛中的传统元素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13日 转载)
    
    在中国的权利型及公益型NGO被消灭殆尽之后,北京政权及其被打击目标已露出非常浓厚的前现代社会底色。今年发生于广东的“华藏宗门”与项逢选“影子兵团”案件,表明一盘散沙的中国底层社会缺乏有效的现代组织元素。
    

    王朝时期的传统反叛因素再现
    
    关于项逢选“影子兵团”事件,国内与国外的叙说看起来似乎是两个互不关联的版本:国内新华社文章展示了事件的梗概、组织网络,一些让知识群体与中产阶层产生反感的谣言,以及该团伙主要成员、“制爆专家”张六毛的死因是“晚期鼻咽癌发作”;国外网媒则集中于张六毛之死,称张六毛之死是“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张并非“制爆专家”,但并未对新华社文章中的其他说辞进行正面驳斥。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维权人士侯文卓女士做了如下概括:海外人士的角度主要是关注自由人权和基本的法定权利,而中共的角度就是维稳、压制,想办法把对方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部抹杀掉。
    
    分析这两个案件背后的传统反叛因素,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特质很有帮助。
    
    项逢选事件中的新华社版本中,有许多中国王朝末期的传统反叛因素(即谣言),例如:推背图的预言(中国文化信奉谶纬之学,这几乎是所有农民起事时都有的一种宣传)、皇族的血缘(项逢选自称是项羽后人、“弥勒紫薇圣人转世”,其参谋马骥自称是满清镶黄旗后裔);拉队伍的手法也仍然效法前人,宣称自己懂易学,擅解生辰八字,以改变命数为诱饵吸纳新成员,并许诺成事后给“有功之臣”都“封官晋爵”;参与成员共计6人,除项逢选因开小洗衣店有收入用来养人(现代语言称“活动经费”)之外,其余均为流民,即英语中的loser。
    
    现代因素只是项逢选等借用的工具,比如用所谓“民选党”、“总统”等名词做包装。至于那本据说已经发行到4000册的《杜鹃》杂志,因为查遍网络,也未见到相关内容介绍,无法置评。
    
    以上这些因素,几乎都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事初期的行为再现。
    
    这种传统因素极强的反叛组织出现在广州,我并不意外。因为广东省除广州市之外,其余的市县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家族观念、社会习俗(男尊女卑)、民间信仰等的保存基本完好。就在几个月前,广东警方破获一个以吴泽衡为首的“华藏宗门”佛教组织,该宗教组织比项逢选“影子兵团”的传统因素更为浓厚。吴泽衡自称“佛祖转世”、“皇帝转生”,从气功起家,再将自己归于佛教武门少林,裹挟信众数千人,但其主要业务是骗财骗色,不似“影子兵团”这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农民起义中“神梦”的重要性
    
    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反叛的一种主要形式,在起事之前多有造神活动,以吸引追随者。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宣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吴广在鱼腹中藏上“大楚兴,陈胜王”字条,以吸引附从者;元末农民起义多信奉白莲教,以“弥勒转世,明王降生”为号召。这种造神活动被历史学者张宏杰戏称为“一个梦的家当”。
    
    “神梦”当中,当属《水浒传》中宋公明梦见九天玄女亲授天书为最具代表性。不过,这绝非施耐庵杜撰,中国二十四史当中,这种皇帝出生时其母梦见神人、龙等附身的故事不绝于书。
    
    160多年前,将锦绣江南践踏成断瓦残垣、并使1.6亿人丧生兵燹的太平天国革命,起因就是洪秀全的一个梦。洪秀全第四次应试秀才落第之后,身心俱疲,回到家里大病一场,在高烧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位身着黑袍、背龙泉剑的白胡子老头,自称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这位上帝对洪秀全说“你是我的二儿子”,并授其一把龙泉宝剑,让他到人间斩邪留正。从此以后,洪秀全称上帝为天父,称耶稣为天兄,将西方的基督教经过本土改良,开始传播他自创的拜上帝教,最后成就了他的太平天国伟业。
    
    与洪秀全同样因梦的启示而起事的人,历史上有不少。稍早于洪秀全的就有其同朝代人物,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其领头人王伦在起义之前,曾经“梦见是龙”,以及在嘉庆年间起事的天理教林清、李文成等。
    
    为什么要造梦?当然是为了吸引教众。中国的科举制虽然为寒门子弟中的佼佼者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但实在太过狭窄;经商虽可致富,但那毕竟也是少数人的事业。要想从贫变富,由贱而贵,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鼓舞人。但出身平民毕竟难以吸引追随者,因此得自我造神。这种“做皇帝”以及“拥立皇帝”一直是中国人的奋斗途径之一,造神运动只是其中的序曲。这一中华文化的精髓,即使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建政之后,也从未消失过。
    
    中共建政后的那些农民皇帝们
    
    想了解中共建政后有多少人称帝,可参看张宏杰《新中国的众多称帝者》、《新中国成立后称帝者一览表》。其中有父子两代相隔30年先后称帝的“大中华佛国”。这个佛国诞生于湖南醴陵,先主石顶武1947年起事,1953年败;后主石金鑫是石顶武之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的传人”,1983年在农民丞相李丕瑞的辅佐下登基。还有国祚延续了10年之久(1981―1990年)的大别山地区的“道德金门皇帝”丁兴来(盲人)。丁先创道德金门教,然后称帝,封了“正宫娘娘”、“西宫娘娘”、“宰相”等21个人,赐“仙印”41枚。丁称帝长达十年才被中共基层政府发现。
    
    最有名的是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那位“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廖亦武撰写的《农民皇帝曾应龙》就是他在狱中对这位皇帝的采访。这个故事几乎集中了民间传说中真龙天子降世的所有造神元素:预示真命天子降世的童谣、原始的平等思想、满足农民当下需求的反计划生育要求等。接受采访时,曾应龙自称“朕”,其“立国御旨”是“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 “朕还亲率御林军攻人县城,占领了县医院,赶跑院长,将所有的避孕妖物搜出,在院子里堆成小山,点火焚毁”,并颁布数道斥责计划生育政策为“妖术”的诏书,并号召“大有国”臣民敞开生娃,生养10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就赐封为“诰命夫人”,以赢得民心。
    
    廖亦武这篇原汁原味的采访,是份极难得的“农民皇帝”自述,展现了中国乡村文化的原色。有不少读者将曾应龙当作轻度精神病患者,这是太不理解中国的乡土文化及农民的精神世界了。
    
    乡土文化:中国社会的原生色
    
    农民起事必须要制造谣言,这种本事是长期以来乡土文化熏陶所致,自有说唱戏曲以来,又以乡土艺术为载体反复传播而深入农民人心。农民处在社会最底层,通过制造“神梦”可以抬高自家身份,以吸聚群氓。每到王朝末期,社会矛盾尖锐,民不聊生之时,就是制造谣言以起事的合适时机。本文开头谈到的“影子兵团”,只不过是重复数千年以来的中国老故事。而中国老故事之所以发生,在于承载它的土壤依旧。
    
    晚清张之洞为消解朝中顽固派对新政的压力,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伦理、儒家学说为不易之本,以西方科技为可变之用,后来几乎成为中国统治者抵制西方价值观的精神信条。毛泽东时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将马毛理论之外的所有文化贬斥为封资修,就算“西用”也只学军事科技,其余都要“自力更生”。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但他的四个现代化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并不包括政治。结果是:尽管农业生产总量已经降到只占GDP的10%左右,第二、三产业已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使用的电子通信工具与世界同步,“器用”(物质)层面有了巨大进步,但在“体”方面,无论朝野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比如社会仍然保留身份型特点,将出身看得比个人才能更重要(官方的红二代接班思想,民间起事时假托贵胄出身);比如专制思想(一党执政政权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褫夺民权,这一思想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通;民间起事时不断拥立各种名号的“皇帝”试图取而代之),等等。
    
    过去20年以来,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压力下,中国被迫“与国际接轨”,少数大城市存在着少数外国资助的权利型与公益型NGO,装点着中国现代化的门面,表示中国在人权、环保等方面的“现代化”。但当这些NGO被北京当局不遗余力地清除之后,目前被清除的所谓“反叛力量”就露出中国小农社会的本色。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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