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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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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笛卡儿哲学是欧洲活字印刷术普及的结果,那么对笛卡尔哲学的终结则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的结果:“你答故我在”,取代“我思故我在”。这也是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一)
    
    “古代原子论认为,存在‘原子’和‘虚空’,主张原子在虚空中运动自由,直到和另一个原子碰撞,从而发生我们所经历的现象;另一方面,笛卡尔与霍布斯坚称,这符合他们关于物质之定义,既不存在虚空空间,因为所有的空间都有维度,因而必须包含物质······排除了非物质的神灵,排除了虚空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谢选骏指出:其实这些“原子”、“虚空”、“碰撞”、“维度”,都只是人的思想结论,它们来自于人类的感官和经验以及思维和语言。
    
    我们都活在现象中,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思”、“我思”、“思想”不是一个骗局呢?不是一个笛卡尔那种人为我们所设立的骗局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庄周梦蝶呢,还是蝶梦庄周呢?
    
    做梦的时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除非,假定了上帝的先在,“思”也就不再可能是一个幻觉了,而是一个主权了。
    
    谢选骏指出: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把“时间”纳为自己的思考对象——我们很难断言,“动物没有思想,植物没有感觉”(法国人笛卡尔语);但我们却认为,人类以外的生命形式可能还没有树立有关“时间”(这一认知形式)的明确意识,所以人以外的生物缺乏从时间感中派生出来的种种“哲学”。
    
    谢选骏指出:怀疑论者之所以怀疑一切而唯独不怀疑他自己,并不是因为他在思(如“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而是因为怀疑者具有自我的意识、生物的本能,他像每个活着的人都觉得自己永远不死一样,觉得他自己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虽然他的理性也同时告诉他人人难免一死······与“我思故我在”这个伪命题所宣传的相反,真正的存在是要通过“无思无虑”来实现的,例如在坐忘与禅静中:“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译文:“忘却自己的形体,抛弃自己的聪明,摆脱形体和智能的束缚,与大道融通为一,这就叫坐忘。)这可以排除杂念亦即排除思,来达到在:‘长视久生,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二)
    
    为什么盐能消毒且有营养?因为人类原先可能是在海水中长大的。为什么思想能使人活跃并富有能力?因为人是思想所创造的——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
    
    不是我们创造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我们——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思我故我在”:我们被思想主权驱动,所以便被创造产生了。
    
    思想决定事实。
    
    “本质”是一种直接的、纯粹的思想,“现象”是一种间接的、混杂的思想。
    
    “休谟把怀疑主义分为两类,一种如勒内·笛卡尔所代表的‘先行怀疑主义’,该主义对那些不依‘先行’绝对正确标准作依据的一切信仰都加以怀疑;一种是休谟自己所代表的‘后果怀疑主义’,该主义承认由于感官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主张用理性来纠正这些错误后果,‘明智的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谢选骏指出: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更接近休谟而不是笛卡尔,毕竟休谟比较晚出,更为周全一些;但我更加知道,信仰说到底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了;而且,信仰的价值就在对于没有证据的事物的确信不疑,这种确信不疑能够给人无比的勇气,而且往往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我比休谟高明的地方。
    
    高明的人如想美化一下休谟,则可以认为“把信仰建立在充足证据之上”就是尽量让信仰减少来自常识的质疑和阻力。但事实上呢,常识往往不是信仰的证据,而是信仰的对手。休谟还是太古旧了。
    
    “科学的结论都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人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在科学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定的道德规范”;而怀疑主义者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看起来立足于信仰的反面,但其实已经确立另外一种信仰,那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这种低级的怀疑主义,很适合用笛卡尔的方法予以破解:你思故你在,你不怀疑你自己,而你又必定死亡,所以你什么也不可能知道。
    
    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揭示了思想的主权高于思想的记录;“读者决定一切”的背后,是思想的能动性高于思想的权威性:在它之后,现代哲学的潮向,面临一个最剧烈的变革——这意味着将彻底扬弃笛卡尔以来四百年的西方哲学传统。这将标志一种异源的、“结构外的”的思维范式,或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使之在整体上不同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传统。
    
    (三)
    
    笛卡尔(Descartes)“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简单的真理”,“但是,什么能保证认为‘明白无误的东西’不会是一个感官陷阱和思想骗局呢?于是笛卡尔声称,只有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因而没有一个欺诈者能够给予这样的保证。”谢选骏指出:同样,这个结论如果有理,那么也一定适用于笛卡尔本人和他的命题:有什么能保证“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样明白无误的“简单真理”不仅仅是一个陷阱(自欺)和骗局(欺人)呢?难道思想不可能是一个陷阱或骗局吗?除非,思想的来源是一种至高无上因而也无法证明的主权?笛卡儿的肤浅之处,就在于他竟然认为“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我,谢选骏,就怀疑自己的怀疑,所以我才可能经常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自信。而笛卡儿却极为肤浅地胡说:“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权威解释说:“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这表明,笛卡尔已经从希腊人皮浪的立场后退为经验主义者了,因为皮浪宣称:对自己的怀疑也要怀疑······皮浪这样说也许“不合逻辑”,但却是真实的。
    
    这也许表明,欧洲人不能理解希腊思想。
    
    这也许还表明,现代欧洲语言中没有中文里“将信将疑”的概念存在?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翻拍了《约翰福音》前三句话“1.太初有道,2道与神同在,3道就是神。”,形成一句简练的格言:“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翻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现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谢选骏指出:1“(我)思”翻拍了“太初有道”,2“(我)在”翻拍了“道就是神”:因为神是一切存在的源头。3“故”隐含“道与神同在”,作为“太初有道”与“道就是神”之间的过渡和连接。因为“道”见证了“神”的存在,正如“思”见证了“我”的存在。人本主义在笛卡尔的这个翻拍过程中悄然取代了神本主义,但即使如此偷梁换柱,脱胎而来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在谢选骏看来,正因为“我思、故、我在”承袭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陈述,所以也就顺利切入了欧洲人习惯的思路,同时又因为推陈出新的表述而让不明就里的人们拍手叫绝。)
    
    (四)
    
    “我思故我在”:我思,我在;我的质疑意识着我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
    
    1、我存在,我就分享了思想的主权:如果没有思想的主权,我怎能思考、我如何存在?
    
    2、“我思故我在”,不如“我思故我思(在)”,不如“我呼吸故我在”;因为我思虽在,我人却可能不在了——我的人不在,我的思何以在?通过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我的书籍、音像、自动程序不是我的思?那么那是谁的思?是纸张的思?油墨的思?光碟的思?软件的思?都不是。那还是我的思。什么?那只是我的思之遗迹,而不是我的思?那么我原先的思是什么呢?仅仅是我的呼吸?
    
    3、“我在,故我思。”——这看起来合乎经验,但确实和“东方红,太阳升”一样,是一种常见的错觉;那么真实的情况呢?是“我思故我在”、“地球的另边转向太阳”?但实际上,“我在,故我思”正是从“我思故我在”演绎出来的。
    
    (“我思故我在”用“思”来证明“在”,其实是利用了人体的局限;因为人感觉自己的“思”常常依附于“在”,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所以就推论说“思依附于在”——其实思就是思,思不必依附于在;思也不能推论出在,除非更深一层:在,就是上帝,就是思想的主权,就是宇宙的漩涡。)
    
    谢选骏指出:“我思故我在”的谬误:星光说明星辰的存在?其实我们看见星光之前,有的星辰已经陨灭好几亿年了;换言之,星光根本不能证明星辰的存在——我思不能证明我的存在;笛卡尔的思还在,但笛卡尔却不在了。笛卡尔这个古人哪里懂得思与在的关系,因为他那时的人还不懂星光与星辰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二十世纪才发现的。
    
    笛卡尔在“思”之外又找到“神”,作为存在的证明,但他还是错了:首先“神”不在“思”之外,没有“思”我们怎能知道我们所思所说的“神”呢?其次,“神”不能作为“在”的证明,因为神本身就无法证明而只能信仰。那么神又怎能证明存在呢?存在只能感受和思考但无法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结果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不休。除此之外,人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我是无能为力的。证明存在或证明神的努力,除了锻炼思维之外,一无所成。你可以证明,你却无法证明——因为你只可以证明过程,你却无法证明结果。
    
    (五)
    
    被单亲父亲遗弃但仍旧付给生活费的孤儿笛卡尔,成为一个二元论的怀疑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不幸被他所风靡影响的西方世界,从此却充满了内心分裂和孤立无援的感觉。
    
    可怜的孤儿笛卡尔悲愤地哀号:“某个邪恶的天才已经用他所有的力量来欺骗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件确定的事实······我无疑还存在着······如果他骗我的话,就让他尽力地骗我,只要我认为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他将永远不能使我变成不存在的事物。”谢选骏指出:可惜,笛卡尔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1、如何证明“我无疑还存在着”?(因为“思”可能只是一个幻觉。)2、如何让自己相信“我自己是某个重要的事物”?(因为“我”可能只是一个幻觉。)3、据上所知,“我思故我在”,依然是一个信仰,而不是什么事实。所以说呢,“笛卡尔的自我把主体当成了实体和容纳真理的容器”——但实际上,近代欧洲及其一切文明所立足这个假设,是完全不可靠的。因为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高级动物”,他是无法解释宇宙的真相的。
    
    二十二岁的笛卡尔开始了“雇佣兵的哲学”:“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模仿了罗马恺撒的“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l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哲学家成了帝王。
    
    笛卡尔这个雇佣兵的哲学,是主权国家的补药;笛卡尔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祖宗是出自这个沉思:“为什么我的战友死了,而我却活着?”这也是让希特勒相当纳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看作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强权意志是炮舰时代的意识,思想主权是信息时代的意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希腊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回民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都没有完成的“占领欧洲的千年大计”。
    
    (六)
    
    根本不存在笛卡尔所说的两个世界,即心灵的世界和实体的世界之分;也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世界的分离——他们的共同错误就在于笛卡尔搁置了上帝或康德抽离了上帝——上帝是用思想也就是“宇宙思想”创造了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对于不承认这点的人来说,那就可以说是“造成宇宙大爆炸的规律或法则”)——而笛卡尔与康德却把“思想”局限在“人类思想”上,也就是局限在“宇宙思想的小小产品”上,结果必定大谬不然······笛卡尔与康德的公式是“思想=人类的思想”,这是他们其它谬误的根源。
    
    即使就人类的思想而言,笛卡尔的“思”只是理性的思,但是关键性质的思想却并非理性的思考过程,而是“一闪念”——就像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的喷射一样不可思议。闪电般的灵感与其说是“思”,不如说是“无思”,是“超思”,而屈原的“抽思”不过是对“思”的演绎,是在闪电般的“无思”和“超思”之后发生的,是人心对于宇宙思想的回应:是思想决定理性,而不是理性决定思想;因为“思想”显然兼容了“直觉”与“理性”、“感情”与“理智”。
    
    写在纸上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念在嘴里的意识(思)就不再是意识(思)了吗?否则,存在于脑中的意识(思)又怎么可能是意识(思)了呢?
    
    我怀疑我的怀疑!因此“我思”无法证明“我在”,只是再次否决了我在。于是我需要无中生有的客观,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这也是虚妄的。因为我的客观仅仅是我的幻觉。于是我要寻找一个回答者,来消除我的怀疑,来证明世界不是我的幻觉,来证明那不仅仅是我的思。——你答故我在,压抑故反压抑。
    
    “思”是不一定需要一个主体的,“思”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客体”——那就是“并非存在(而是创造存在)”的上帝。于是,思想就是上帝,是超越了偶像的至高者,是自我摧毁、自我认定的神圣。
    
    笛卡尔不懂: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幻觉也是一种存在?
    
    是的。所以,一枕黄粱,也是一种人生!
    
    南柯一梦,也是一种人生。
    
    (七)
    
    我思故我在?
    
    我如何思,故什么样的我在。
    
    思呈现了什么样的在?在呈现了什么样的思?
    
    “我思故我在”,其实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
    
    1、预先用“思”来假定了“在”,然后再来用“我思”来证明“我在”;
    
    2、“我思故我在”和“我思东方红故红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有何区别?这不是强权意志、炮舰政策吗?这不是雇佣兵哲学吗?(尼采也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投靠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雇佣兵哲学。)
    
    3、这雇佣兵哲学是“哲学”吗?不是。是什么?是主权宣言。
    
    4、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只能证明我思,不能证明我在;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甚至不能证明我思,因为那可能是别一样的幻觉,是一种濒死感的绵延,当然就更加地不能证明我在了。
    
    5、请给“在”一个定义!除了主权,没有别的,所以最后只能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怀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笛卡儿的三个实体论,不能成立,因为多出来的两个只是别神和偶像。
    
    笛卡尔虽然知道思想来自于主权,但却不明白“你答故我在”的道理,因此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假象。
    
    实际上,思想无法脱离主权而存在,正如树叶无法脱离大树而存活。因此与“你答故我在”相比,“我思故我在”不过是一叶障目罢了。
    
    那么,什么是“你答故我在”呢?
    
    “你答故我在”是一个普遍法则,几乎无所不在:正如母亲的回答印证了儿童的存在;读者的回答印证了作者的存在;上帝的回答印证了人类的存在;主权的回答印证了思想的存在;环境的回答印证了笛卡尔的存在——思,不过是回答的回声。
    
    而执迷于“我思故我在”的幻觉,则不能理解“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不能理解“不是我们思考主权,而是主权在回答我们”。
    
    (八)
    
    笛卡尔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了,他的思想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洗礼,因此缺乏新的知识基础;由此而论,笛卡尔的绝顶聪明就显出不如我们的地方来了。
    
    笛卡尔不如我们的第一个理由是: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可怀疑的。”这就错了。
    
    谢选骏八岁那年夏天,跟随哥哥去游泳,几乎被淹死的时候,在濒死状态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准备晚餐,哥哥在旁边看着······儿童时代的游戏······学校里的场景······爸爸的督促······还有许多摇曳不定的光景······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后来他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濒死感”。
    
    以后,每到人生的转折时刻,谢选骏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都在那一时刻结束了,而后来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存、思想甚至信仰的上帝都是那一濒死状态的绵延: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谢选骏都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一个电话:“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差一点淹死吗?”“哎!那真是太玄了!要是那次出了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交待?!那将成为我终生的阴影!”谢选骏的哥哥如是回答。”每当听到这里,谢选骏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去,现在的一切还不是濒死的梦幻,因为拉他上岸的哥哥还在回答。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我思故我在”无法解除谢选骏的怀疑。
    
    如果没有哥哥的“你答故我在”,‘“谢选骏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能只是谢选骏自己死后的一个幻觉!所以谢选骏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来解除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所产生的怀疑······若非如此,则可能谢选骏已死、谢选骏已经不在,但其思却依然存在——‘我思但我不在’,这才是事情真相。”······
    
    如此看来,“我思故我在”实在不能成立,需要让位给“你答故我在”。
    
    你答故我在,所以找不到对话者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祈祷。
    
    离别和伤逝为何令人痛苦?因为“你答故我在”的通道被无情切断了:随着“你”的离去,“我”的一部分也隐藏或消失了。如果所有的“你”都“不答”,那么所有的“我”也就“不在”了。
    
    另一方面历史也一再表明,所有的精神人物都已不在,但他们的思依然存在——因为我们依然在回答他们!他们思但他们不在(笛卡尔意义的);因此笛卡尔却是错了。他们的思之所以还在(谢选骏意义的),就是因为有人回答。
    
    即使上帝,也需要人类回答他。即使基督也需要门徒回答他。这就是上帝需要人类、基督需要门徒的理由。所以谢选骏是对的——仅仅因为我们的“答”,使得前人和上帝、基督继续存在人间。
    
    亲爱的来者呀,请回答我!只要你们回答了,我就还在,我就没有灭亡,我就还与你们同在了。
    
    即使圣父圣子圣灵,也要人们纪念自己,因为这样三位一体的奥秘才在人们身上存在。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二个理由是:谢选骏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受到名利的驱动,去给一个瑞典女王或其他大亨上课,以至于为五斗米折腰,结果把自己活活冻死、累死。谢选骏认为,给女王上课和对一条流浪狗说话,没有区别。其结果都可以是“哲学”,也都可以是“非哲学”,何必舍近求远、结果把自己沦为宠物而白白送死?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恩赐,是新工具造就的新态度:现在的思想者,不需要国王作为传声筒了,有互联网就足够了。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三个理由是:笛卡尔开创近代思想是因为他的“三个实体论”:第一个实体是心灵的实体,这就是“我”的存在;第二个实体是物质的实体,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第三个实体是绝对的实体,这就是上帝的实体。(这被犹太人卡尔波普歪曲成了“三个世界论”:用“人造的世界”取代了“上帝的实体”,其他两个不变。)
    
    而谢选骏却发现这一切都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只有“思想的主权”涵盖一切。
    
    “思想主权论”认为:不同的人把“思想的主权”表述为不同的实体——心灵的实体、物质的实体、上帝的实体······
    
    在这意义上,我们关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我们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你答故我在,优越于我思故我在,所以再超然的思想者,都需要言说甚至著述,都需要寻求对话,都需要寻求回答,因为只有回声才能证明我的存在。所以互联网不仅提供了思想,而且刺激了思想;互联网不仅刺激了思想,而且无法阻隔、无从递减、不能扭曲、不能审查地传播了思想。互联网是思想主权的恩典!
    
    笛卡尔的时代,缺乏后来的认识论、心理学、脑科学,所以他走向了二元论;我相信如果他活到现代,具有了今天的知识程度和知识范围,一定会赞同“思想的主权”论。
    
    (九)
    
    “站在霸权之上的思考”——孔子站在周公的文化霸权之上进行思考,尽管那时候鲁国在政治上已经衰微,而孔子家族甚至出身于战败的殷人,而且由于孔子是野合所生,不具嫡子身份,因此格外渴望“挤入白鸽队伍”、大肆鼓吹克己复礼;否则,他创立私学无异于自我贬低了。释迦牟尼也是站在王位的废墟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抛弃了王位,否则就无法超越王位。柏拉图站在雅典的海上帝国上进行思考,尽管他看不起雅典,但这使他站得更加的高。保罗是站在罗马帝国的头上进行思考的,尽管他要毁灭整个帝国。笛卡尔站在荷兰的商业霸权上进行思考,尽管他是个法国人出身的雇佣兵。至于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无一没有霸权的背景;就是两宋诸子,也都一一站在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文化中心。
    
    现代中国思想例如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是由于缺乏霸权基础的支持。有一天,中国恢复了自己相应的霸权,我们的思想自然也会彪炳千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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