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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志义:搞原子弹的收入一定要高于卖茶叶蛋的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09日 来稿)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有“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质疑私有经济的公平。按照传统的按劳分配思惟逻辑,搞原子弹属于复杂劳动,而制作茶叶蛋则是简单劳动。简单劳动的收入超过复杂劳动,并不公平。但在私有经济中,卖茶叶蛋只要卖得好,确实有可能比搞原子弹的收入更高。因为前者是自然分配,后者是权力分配。
    
     什么叫自然分配?什么叫权力分配?用中国农业合作化之前与之后农民获得收入方法的不同,便一目了然,农业合作化之前,农民单干,自己耕种,自己收获,收获的粮食归自己所有,便是自然分配。农业合作化之后,粮食是集体生产出来的,个人获得多少粮食,需经过权力,由某个人或某种规则确定(规则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此即权力分配。

    
    自然分配更合乎伦理。你生产了一千斤粮食,便得到一千斤。他生产了一万斤,便得到一万斤。没有人说这两个人的收入不合理。自然分配按生产成果来决定收入,实际上是按你创造财富的多少来确定你的收入。至于你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投入没投入资本,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这个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创没创造财富,以及创造了多少财富。生产成果既具体,又有数量,没有什么分配比这种分配更客观更合理了。这种分配既是自然的,同时又是私有制的本质体现。每一个人获得的生产成果,是由他私有的劳动、技术、资本创造出来的。(参见《胥志义:消灭私有制颠覆了基本的社会秩序》)
    
    权力来源于组织。没有组织,便没有权力,当然也没有权力分配。当生产成果由两个以上的人创造时,如何分配这一成果,构成人类社会的千年难题。比如围猎,要有人侦察,有人围堵,有人猎杀,有人提供后勤服务,有人组织指挥,是组织化的生产活动。收获的猎物,就存在谁来分配,如何分配的问题。于是产生权力分配。这种分配的弊端在于:A,掌握分配权力的人可能甚至必然谋私,由此产生剥削;B,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系。比如围堵的与猎杀的,对收获猎物的贡献,谁大谁小,大小多少,是永远说不清的。
    
    权力分配是一种主观意志分配。不管这种主观意志是掌控分配权力人的意志,还是民主讨论出来意志。而主观意志决定分配缺乏客观依据。比如某企业分配规则是工程师拿1000元,扫地打水的人拿200元。这一规则是否合理?是否就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正常差距?也许(只是也许)工程师比扫地打水的对企业最终生产成果贡献更大,但可否计量为大800元?显然这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这种分配会引来无穷无尽的争议。也许工程师只能拿800,扫地打水要拿400。也许工程师应拿1100,扫地打水只能拿100。任何一种方案都是一种主观想象。没有什么方案能获得所有人的普遍接受。即便分配方案是工程师拿600,扫地打水的人也拿600,同样有人认为这是平均主义而不满。因为工程师的劳动与扫地打水的劳动对这个企业最终生产成果的贡献,是无法准确确定并量化计算的。所以假定我们能够完全约束权力,不使掌权者自肥,他也无法确定一个使所有人感到公平的分配规则。
    
    组织化生产可带来生产高效率。比如集体围猎比之个人打猎具有更高效率,集约化的工业生产比之个体手工生产更有效率。为了更高的效率,组建这种高效率的生产组织是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现。但这种生产组织在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分配的矛盾和难题。因为它产生权力和权力分配。权力具有天然自肥的倾向,是各种罪恶和不公的主要根源。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资本主义罪恶在资本主义初期确实存在。但它不是由私有制带来的,也不表现为资本获得利润。而是源于生产组织和组织中的资本权力(参见《胥志义:剥削源于组织和权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存在大量组织化生产,组织内部也存在权力分配及其可能带来的不公。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仍是自然分配。一是除了组织化的生产之外,社会还有大量个体及弱组织化的生产(如第三产业),他们并不存在或很弱的存在权力分配。二是组织化企业在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方法与自然人相同,也是自然分配。权力分配只表现在组织内部。社会的总体分配仍是依凭私有的原则,即自然的原则,具有合理性。组织内的权力分配不公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
    
    马克思把解决生产组织内的分配不公,即社会的局部不公,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改造。“公有制”把国家变成一个大组织。不单那些本没有受到剥削与压迫的个体生产者(如农业和某些服务产业)纳入国家管理之中,而且通过“公有制”把所有具有组织性质的企业,也纳入国家这个大组织的管理之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车间。所有国民都变成这一组织的成员,自然分配被消灭。每一个人的收入都取决于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的弊端(权力自肥)和难处(缺乏客观依据),被放大到极端。其表现一是由行政权力产生的特权与腐败高出私有制社会N倍,二是这个社会在不停的争论谁应获得多少收入,而且这种争论永远没有结果。
    
    卖茶叶蛋的收入一定要低于搞原子弹的吗?这是无解的争议。因为前者的收入是客观并可计量的生产成果,他的收入不管是高是低,无法质疑。后者的收入却不能以客观的可计量的生产成果为依据(多人多因素从事一种生产,生产成果为国家所有),只能取决于权力的意志。不论高低,都是一种主观认定。它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并且是没有结果的争议。中国时不时出现公务员工资应拿多少的争论,根源于此。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工人的矛盾不可调和,且将日益尖锐。但事实上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现在西方国家工人的高工资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矛盾是如何缓解的?因为社会还存在另外一种自然分配——市场分配。限于篇幅,且听下回分解。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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