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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读史笔记:中华民国的大饥荒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1月0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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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国大饥荒,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959年到1962年三年之内,因为推行“三面红旗”,饿死了八千万中国人,几乎占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当时除了共产党干部,大家面有菜色,几乎人人浮肿。
    

    但是,大饥荒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产,实际上在它的老师中华民国那里,就已经开了头。
    
    这两个“中国”不仅连年内战,而且竞相坑害百姓、制造饥荒。
    
    报道指出,在国共内战高潮的1936年,战争造成的大饥荒使得“人吃人”,活人肉比死人还贵两倍多!
    
    最令人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一九三六,把县长吓疯的川甘大饥荒
    
    一九三六年,四川靖化县长于竹君疯了,他是被吓疯的!
    
    他每天都在断“人吃人”的惨案,当这些惨不忍睹、悖逆人伦的桩桩血案,最终竟演变为生活常态时,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凄厉夜晚,饱读诗书、倾心教化的于竹君终于精神崩溃了!
    
    地里的玉米烧成一片大火
    
    造成这人间惨剧的元凶,是从1930年起开始蔓延、至1936年进入高潮的川甘大饥荒。仅就四川地区而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约3700余万。
    
    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因为这个十年,同时也是国共两党拼死残杀的十年!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人大胆推断,民国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突破两亿大关!而爆发于1936-1937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荒,仅是民国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这就是国共两党拼死残杀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祸害。
    
    1936年,作为“长征后遗症”的四川旱灾,进入高潮,土地龟裂,沟渠干涸,炎炎烈日下,连耐旱的玉米也叶卷黄枯,甚至发生自燃,烧成一片大火。这场大旱灾历时10月之久,别说粮食,连萝卜、南瓜、红薯等蔬菜杂粮也因长期亢旱缺水而无法生长。四川境内多数府县的粮食收成均在四成以下,重灾区大都不及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本是鱼米之乡的四川膏腴之土,竟成为一片赤地!
    
    只为多活十天抢吃观音土
    
    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甚至和牛马一起吃糟糠。当这些已算不得食物的果腹之物也吃光咽尽时,人们就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充干瘪的肚皮,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腹泻肠漏乃至鼻喷黑血,依然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剧毒植物,哪怕用清水冲洗十次,也毒性不减,人吃后头晕目眩。但饿疯了的人们却采挖不止,明知有毒,仍趋之若鹜。
    
    当毒草都被拔尽吃光时,人们开始瞄上了据说“数量管够”的白善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观音土。土是不能吃的,但饿得没招,土也得吃!
    
    为了糊弄自己的视觉,不少人将这白善泥磨成粉,掺和点树皮野草囫囵吞下,肚子是填饱了,却屙不出屎来,活活腹胀憋死!当时有种说法,吃白善泥,最多能挺十天,十天后必死,但不吃白善泥,今天就死!换言之,吃白善泥,意味能“缓死”十天,十天后,则暴毙而亡!
    
    然而,就是这令人致死的白善泥,居然也被饥民哄抢。四川荣昌、岳池等县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出了人命。涪陵县第三区百姓挖取白善泥,竟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掏空,导致山石崩坍,50多名挖土的饥民被滚落的岩石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而未死的同伴和后继者对此竟熟视无睹,继续在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挖泥吃泥。有人吃得太多太猛,突然两眼一翻,一头栽倒。
    
    某专员还发明了所谓的“白泥吃法”,并郑重其事地函告各地属下广为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将这种“全未含有营养质料”的白泥和粮食搭配而吃,“粮食须占六七成,其害较少”;一是在食后“须用谷草节或地黄瓜根,熬水服吃,助其消化”。这一吃法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粮食,谁会吃泥?
    
    饿疯了的灾民已饥不择食了。有人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蜂拥而上,双手疯狂地刨挖浸满酒浆的土泥,往嘴里填,往肚里咽,结果纷纷醉死,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那时的饥民行走路上,形同鬼魅,见饥民的震惊场景:(他们)衣衫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当时形容这些枯槁饥民有一专用词汇:鹄面鸠形。
    
    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
    
    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阶级斗争的宣传遗祸不浅。
    
    实际上,文革期间的人吃人,在民国时代就开始了!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人均灾款四分钱 省赈会主席下跪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相食”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腐败,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灾民抢粮 几十挺机枪横扫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警察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
    
    至最后,饥民们开始集体抢劫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西南评论》有一篇文章《饥饿压迫下的四川》,登载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他们托儿挈女,喝下草纸灰烧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军队开枪打得尸横满街!
    
    当时还传闻: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其麾下官兵迅速包围操场,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以“造反者格杀勿论”之由,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二刘争川 大战之后有大灾
    
    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后定居辽宁。1936年川甘大饥荒时,雷观明七岁,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
    
    雷观明认为,四川大灾的内因很复杂,有天灾,更有人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川北、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水旱灾害、地震瘟疫,连绵不绝。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田颂尧、杨森等等,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尤其是‘二刘之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军阀混战,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 ”
    
    但是,最严重的祸害来自国共内战!
    
    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饥荒熬到1937年下半年,天降久违的大雨,灾情才逐步缓解。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立了一块碑,碑文写道:“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
    
    但是,毛泽东之流是毫无记性的。
    
    二十多年后,在一无战争、二无天灾的情况下,仅仅四川一省,就饿死了六百多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它的先行者中华民国更有成效地发作了大饥荒运动,1959年到1962年三年之内,因为推行“三面红旗”,饿死了八千万中国人,几乎占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当时除了共产党干部,大家面有菜色,几乎人人浮肿。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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