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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比温和”的后果是自杀性的——从声援信力建谈公民权利意识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21日 转载)
    
    
     (瑞典 茉莉
    
    当很多中国良心犯亲属的哭喊声被阅兵的轰鸣声压抑,人们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下失语之际,月前广东教育慈善家信力建被捕所引起的舆论与声援,是令人稍感欣慰的。这些声援令我们相信,貌似冷漠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语)。
    
    然而,以敢言著称的国内维权律师张雪忠却发表了《信力建为什么就不能抓》一文,批评某些声援者一味强调信力建“温和”、“不激进”,是没有基本原则是非的说法。
    
    在笔者看来,张雪忠的批评彰显了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的问题。无论人们的言论是激进还是温和,其基本人权都不应受到侵犯。如果人们不去维护所有言论者的平等权利,而是以“温和”为由乞求当局特别赦免某人,将“激进”言论者默许为可抓的异类,那么就如捷克前政治犯哈维尔所说: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 与权力联姻的“温和建言者”
    
    信力建是国内知名的民间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现拥有几十个教育实体,曾获得“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30人”等各种奖项。作为知名的慈善人士,信力建也为孤儿提供教育。与此同时,信力建还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他本人还是一位知名的博客作者,经常在文章中宣扬普世价值。
    
    茉莉:“比温和”的后果是自杀性的——从声援信力建谈公民权利意识


    
    除此之外,信力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身份: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自从1989年回国创业,信力建创办的教育事业就获得政府承认和支持,因此取得可观的成就。经济上成功并享有社会地位的信力建,被人称为:“老板中最有知识的人,知识人中最有钱的人。”
    
    一直与权力联姻的信力建承认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是“支持政府领导改革”的。在江泽民和胡温时代他一帆风顺,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热烈支持习近平的态度,在其博客文章中表露无遗,例如:《习近平创中共历史多少个首次》,《习近平正在改变中国》,《习李新政百日:三板斧》,······。
    
    在这些文章中,信力建称赞习近平的“亲切”、“深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受到人民衷心拥护”。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以习近平先生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能够克服恐惧,勇往直前。”
    
    尽管如此苦心孤诣地与权势者合作并进忠言,信力建先生还是于8月21号突然被拘捕。广东当局后来公布的是一个不寻常的经济罪名: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罪名很荒谬,当局抓捕信力建显然是一次政治迫害。
    
    如此“温和的建言者”,为什么也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信力建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都感到无法理解。他们因此质疑:中共当局抓人的“底线”在哪里?中共为何抛弃支持自己改革的社会贤良,容不下如此温和的人?这样支持政府的成功人士仍不免遭此困境,那么其他的社会精英又该怎么办?
    
    ◎ 张雪忠表达鲜明的人权立场
    
    与信力建的众多声援者一样,遥在海外的笔者一听此人被捕,就立即找独立中文笔会狱委,讨论信力建是否因言论而受到监禁,可否请求国际笔会展开全球性营救等问题。
    
    但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些声援者不是以人权为准则去呼吁,而是一味强调信力建的“温和”与“不激进”?在笔者的海外人权活动经历里,呼吁声援者一般是根据国际人权准则去说理。即使在中国宪法里也有一些保障人权的条款,我们也可以根据有利于受害者的中国法律,去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受害者。
    
    就在笔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国内的法学博士张雪忠对此发声了。张雪忠说:“一些意见人士又在大发感叹,诸如‘为什么连这么温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怎么还要抓?’等等。”“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意见人士可谓是既没有原则是非,也缺乏基本见识。”
    
    年轻的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因批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而著名。他于2013年率先公开并抨击中国官方的“七不讲”,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解聘。作为辩护律师,他顶着风险为赵常青、刘萍、李化平、郭飞雄等公民活动家、良心犯和政治犯辩护。
    
    茉莉:“比温和”的后果是自杀性的——从声援信力建谈公民权利意识


    
    为什么在这样勇敢的维权律师眼里,一些强调信力建“温和”的声援者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人呢?张雪忠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忘了,无论是所谓‘激进’的言论,还是所谓‘温和’的言论,言说者的权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应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护。”
    
    眼见一大批“死磕律师”同仁无辜被监禁,而且被人指责为“极端、偏激”,张雪忠心里的沉痛与悲愤可想而知。他因此不客气地质问信力建的一些温和支持者:“我希望这些意见人士下次在发出类似感叹时,能够费神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激进’的言论者被抓,你们的心里就会感到好受些?”
    
    也许年轻律师在气愤之时言重了一点。但笔者看得出来,张雪忠是一个诚实并具有洞察力的学者。当“温和”的说辞盛行一时,张雪忠采取的是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人姿态。他拒绝随大流人云亦云,而是从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及法律立场上,去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 记住当年右派和犹太人的教训
    
    尽管那些“温和”声援者缺少一点公民权利意识,但深懂中国国情的笔者能理解他们。这些善良的呼吁者是真的相信,只要强调信力建“温和”和办教育有贡献,就把他和那些“激进”的异议分子区别开来,那么信力建就有可能脱离牢狱之灾。这一做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现在的“比温和”与文革时期人们“比谁更革命”一样,都是人们根据中共长期的分化瓦解政策所做出的选择。
    
    例如,于1957年遭受迫害的55万中国知识分子右派,被中共划分为不同等级,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他们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 第一级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二级撤销职务, 监督劳动; 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 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 第五级降薪,第六级免于处分。
    
    当时,很多落入陷阱的右派为了提高自己的等级,抢先认罪争取减轻处分,有的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向当局求饶告密,以换取更高等级的待遇。一些采取“温和”态度的名流,其惩罚就轻得多。例如,原中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长章伯钧因认罪最快,被划右派后还能享受四合院、小轿车之类等优越待遇。而一些拒绝认罪的硬骨头右派,被驱赶到夹边沟农场活活饿死。
    
    又如,当年的纳粹制定种族外观标准来斟别犹太人,将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低一层是残忍的死亡营,最高一层的犹太人被安排到供西方记者参观的“快乐的犹太人之家”。还有一些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出卖自己人,将低等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自己求得活命。这就是阿伦特指责的“整个悲剧中最黑暗的一幕”。
    
    那些出卖同类的高等右派和犹太领袖为了自保与豺狼共舞,显示了人性的卑微和卑劣。这些历史留下的痛苦而不光彩的教训,令我们今天不能不有所警醒。
    
    ◎ 同是“普世价值派”唇亡齿寒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应将信力建与“激进”的入狱者区分开来、撇清关系呢?原因在于:信力建和很多被视为“激进”的入狱者,在本质上都是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拥护者,都可以归于与“七不讲”相对立的“普世价值派”。同样是因言获罪,所不同的只是言说的措辞、态度与方式。他们的言论是否温和,这与当局侵犯人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信力建们采用的是温和的策略,尽量在安全线之内推动体制的改革。而那些被视为激进的人们,例如像高智晟、郭飞雄等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大批“死磕律师”,他们更为坦率更为尖锐地揭露黑暗、承担一己的责任。因为勇敢和耿直,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有些遭受黑头套、电击等种种可怕的酷刑,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在《后共产主义的噩梦》的演讲中,回忆他在捷共统治下作为政治犯的遭遇:“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哈维尔认为,他成了别人的一种“不方便”,回避他是为了“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曾在前苏联经历审判和流放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则认为,那些回避哈维尔的人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这个遭受厄运的人。
    
    与遭受更大厄运的“不方便”人士划清界线,也许可以使某个个案获得赦免。然而,极权主义这头怪兽,就这样通过制造恐惧,使人丧失本应有的同情同类的善良人性。当所有人都如梁启超所说“见人之溺,不思拯援”,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生存智慧,那么,中国社会将失去良性改变的未来。
    
    如果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们一味看当局的脸色,去琢磨当局的尺度和打压的底线,然后根据风向决定自己的言行,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跳进陷阱。因为所谓的“底线”是当局任意决定的,根本不会以法律为准绳,令你防不胜防。
    
    事实上,专制政权并不在乎激进或者温和,他们要消除的是一切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普世价值派不以基本人权原则去抗争,而是自我设定禁区,那么当局会一步步缩小民间力量的活动范围,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激进的割温和的,最后斩草除根。
    
    这个“唇亡齿寒”的道理,一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早就认识到了。尼莫拉在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工会成员、天主教徒时都不说话,最后当他自己面临厄运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了。因此哈维尔认为,人们回避、屈从现实的做法,“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身处北欧自由世界,笔者观察、思索国内声援信力建所引起的这场争议,深深理解在强权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复杂而痛苦的心理挣扎与行为表现。笔者深知,通往一个健康正常社会的道路,是无数的理想主义者、行动者以他们的受难和牺牲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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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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