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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来自两个党国的南北朝格局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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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中国的国庆先后都在十月一起,2015年10月于是出现了一篇对比文章:《台湾腔为什么这么娘?》在微信上被大量转载讨论,讨论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说话的差异,掀起两岸网友讨论。
    

    这篇文章认为,标准意义上的“国语”来源为北京地区方言,国民政府迁台后,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其后代例如马英九都能讲一口相当标准的国语,作者称之为“台北国语”。但为何“台北国语”在大陆人耳中听起来却变“娘”?
    
    这群主导日后台湾国语教育的外省人多来自江浙地区,腔调的鼻音原本就比山东话等北方语言较轻,和苏州话、上海话类似,“听感自然比较软糯。”
    
    另一个原因是,台湾闽南语对语气词的使用远远多于大陆普通话,使得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要亲和得多。”相比于大陆人,台湾人经常在语尾加上助词“哦、啦、嘛、耶······”,作者举例“太热了嘛!没差啦!我好热哦!”与“太热了,没差别,我好热”相较,他认为台湾说法就显得“娘”一些。
    
    文中也认为台湾国语的音高比中国大陆的普通话要更高一些。由于女性的音高天然高于男性,较高的音高自然让人感觉更加女性化。
    
    对此语文教师指出,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方口音与用语,非常正常,不需要互争谁为正统;而批评台湾人就是娘,是以父权为中心价值,隐藏性别的歧视。
    
    有网友觉得原作太偏颇,“北京腔字正腔圆听起来才别扭”、“是没被台语骂过脏话吧?”但也有台湾网友认同,感叹年轻人用语越来越阴性,例如“小心喔”、“烫烫喔”等原本是妈妈哄小孩的用语,现在却变成生活用语。
    
    ······
    
    深入一层,当不难发现,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不是日常生活造成的,因为类似的区别各地都有。造成“两个中国”官方语言之南腔北调之差距的,实在是由于两个党国之间的“南北朝格局”的壁垒所致。
    
    正如谢选骏《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一书的第二章《中国的二元性》所言:
    
    [二元的协调:北南协调为中国,海洋内陆协调为文明,游牧与农耕协调为政治实体,城市与农村协调为地大物博、华与夷协调为天下、阴阳协调为周易······──笔者1979年10月31日]
    
    中国的地理形态大体上呈现一个梯形:从世界屋脊的8848.13米(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主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海拔8848.13米,世界第一高峰),下降到太平洋海沟的11034米(太平洋最深处为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1034米左右,位于北纬11度21分、东经142度12分,即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的东方)──其间的落差高达两万米,中国陆海因此堪称地球上最为复杂壮观的景色。1960年1月23日午后1点06分,美国海军中尉唐·华许(Don Walsh)与雅克·皮卡(Jacques Piccard)驾驶深潜艇(bathyscaphe)的里雅斯特号(Trieste),以铁球压舱,以汽油为浮槽,在一次史无前例的潜航中抵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底部。艇上系统显示深度为37,800呎(11,521米),但后修正为35,813呎(10,916米)。华许与皮卡于海沟底部,惊讶地发现近30厘米长的鲽鱼或比目鱼及虾。皮卡说:“海沟底部看起来光亮清澈,是片坚硬的硅藻泥荒地。”
    中国所处的这个梯形地理形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总结和考察:内陆与海洋、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农村、华与夷、阴与阳······如果协调不佳,这种二元性就会断裂,演变为“两个中国”的冲突。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在欧洲的象征性中,黄色是卑贱的颜色──它不仅色情庸俗,而且意味着背叛。在中国人的象征性中,黄色是高贵的颜色──它不仅象征着大地,而且暗示着皇权。而在新的精神透视之下──黄色,既不卑贱也不高贵;说它是背叛的象征或皇权的标志,同样是囿于民俗的陈辞。
    黄色本非人间色彩,而是沙漠色彩。是半荒漠的、沙风鼓起的“黄土高原”的原色。黄色的尊贵,也许正是来自这贫瘠、凄凉、寸草不生的象征。自古以来的“中国人”,震慑于这恶魔般的颜色;于是,他们像膜拜恶魔一样顶礼它,将之奉为至上之色。
    尊敬黄色为至高的颜色,显然不合现代环保意识、绿色思想。不过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却是尊黄贬绿的。绿色喻“贱”,自《诗经》始:《邶风·绿衣》中“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是说古人尊黄贬绿下,如果绿作上衣,黄作下裳,就是上下易位,比喻夫人失位而贱妾上僭,所以“心中忧矣”。绿色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已视为卑。
    黄色或对黄色的崇拜,压抑了中国未来的生命力,黄色甚至成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的颜色。星星怎么可能是黄色的呢?黄色的权力,这是由荒凉的北方统治秀丽的南方;它压抑了中国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绿化永不可能,只能被黄色的沙尘暴统治。中国花不得红,叶不得绿,甚至黑白也因此黄色的统治而变得混淆不清。
    黄色,它在中国的脸上打上了贫弱的标记──黄色除了荒凉,还是软弱的象征。有人说中国人的“黄皮肤”决定了中国应当崇拜“黄色”;而中国人的崇黄倾向,正是来自自己体肤的色彩。然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反对这种变相的有色人种论:
    (一)在近代与世界其它人种尤其是黑人大规模接触前,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种人”。相反,那时中国人认为人长得白才是比较好的,是富贵的象征。
    (二)人的“灵魂”没有固定色彩,只是反射宇宙纷纭无限的光谱、色谱──生命的纯净与活泼,也不为颜色所限所拘。即便是人的肉身,也具多种色调。就拿“黄种人”来说吧,他的肤色黄,却眼睛都是深邃的黑褐色,牙齿则是爽心的涅白色;心是殷红的、胆是碧绿的、脑浆是乳白的──因此并不是“黄色的人”;而中国崇拜的黄色,也并不等于中国人的肤色。
    (三)黄色,只是传统中国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代表色。中国的新希望,因此在于突破古老而僵化的黄色传统的束缚与限制;未来的中国必会兴起一个反对黄色的精神运动。内在力量的解放,有待于中国精神从古旧形式的压抑下、外来形式的役使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双重象征──就是反抗“黄色”。不仅是龙袍上的黄色,也是五星红旗上的黄色。
    现代中国,仅仅扯下了黄色的龙袍──这还远远不够。未来中国,还将反对“黄色的希望之星”。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荒漠状态,荒漠中的人们被迫把黄色的“核心”捧上了天。人们用殷红殷红的鲜血浸透它、祭祀它。黄色,皇权之色,成为噬血之色。嗜血者将下降冥府。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驾驭黄河?什么时候中国人把黄土高原的荒漠辟为绿色的宝库?什么时候中国人战胜了沙尘暴这黄色的梦魇──什么时候人们将不再贡奉这荒芜的、晦气的、恶魔般的黄色!
    (以上《论黄色》,写于1984年10月16日)
    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一书指出,在古代各大文化圈中,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和内陆腹地,以及由此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其它文明在这方面都相形见绌。
    埃及文化圈,只是沿尼罗河河岸延伸的狭窄条状地带,鼎盛期,加上巴勒斯坦(Palestine)一带东地中海岸,最宽之处不过一百多公里。两河流城文化圈,即使在其鼎盛期,面积也不及中国的核心区城──中原地区。况且,两河地区其北有崇山峻岭,东南濒临大洋,北,西南两面临河,远比中原更易获得安全保障。视美洲古代文明:阿兹特克(Aztec)文明、玛雅文明建立在中美地峡上,地盘还比不上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区域性国家。南美的印加(Incan)文明则于高原、沿太平洋岸南北展开,但东西宽度不过四百公里,其稳固的核心地区不过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面积的省,不及中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区域国家。至于欧洲文明的源头,希腊是散布在爱琴海周围岛与半岛,无所谓内陆腹地。正如罗马帝国不过是沿地中海周围而展开的政治实体,所谓北欧只是北海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海岸的代称。
    这也许可从侧面解释,何以当中国古代文明在地域上日益扩大时;宗教神话的主导地位反倒逐渐丧失。我们发现,中国文明在地域上大拓展的两个关键时刻──殷末周初与战国时代,也正是超自然的祀拜转换为人伦的实践、宗教神话转换为道统神话的关键时刻。因为不完成这种原创式的转换,则难以用一种各个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都能一致认可的原则(如基于家族集团关系的伦理准则),协调日渐扩大的文明实体内部的矛盾,同时,难以用一种有助于国力增强的现世精神,去抗御同时增长的外都压力。殷的覆灭,也许就与它无力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定关系。因此,殷代重巫、重祭的宗教文化与周代重史重礼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大规模转形,不仅有民族文化的相异、一时的政治需要等背景,更有一个持久得近乎永久的大背景──地理政治上的压力。
    在古代文明的拓展中,逐鹿中原、争夺对肥沃地去的控制,并非中国持有的历史现象。许多文化圈内的居民,自视为“世界之中”,其统治者号称“万王之王”。但是,在最大规模内演习上述角逐,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只有古代印度文化圈的地理规模,还可以与中国比较。印度平原,曾频频上演《摩珂婆罗多》中描写的那种大战,但其活动空间毕竟不及中国文化圈宽大,因为它受到了印度这个锥形半岛的天然限制。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坚固屏障。对印度文明的外来压功,向来只能经由西北一隅透入。
    与印度北部的崇山峻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部的大草原──这个无遮无拦的万里边疆,对入侵的游牧人始终是敞开的,而农耕居民想要通过它向北移植却很困难。对中国文明不断威胁的阴影,经常徘徊在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壮观的开阔地带。这一来自欧亚大陆北部纵深腹地的特大压力,是其它古代文化圈没有经受过的。甚至毁于蛮族入侵的罗马帝国也未曾遇到如此经常的挑战。面对这双重的不利(只宜退守,不宜进取),双重的应战出现了!
    对外,是古代中国北部各区域国家边城的不断延伸、连结,最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它缓阻了北部压力的直接灌入。因此,长城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的持续产物。
    对内,强调群体一致性的家天下的伦理文化日益强化。使得各个社会集团在“礼”的制度与“仁”的精神的交叉作用下,各安其位。它发源于促进周王与诸藩(方国与封地)政治协调的需要。周室衰微后,它成了“诸夏”互相联系、以“勤王”名义行“攘夷”之实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双重纽带。在各区域性国家争霸中原的逐鹿中,抗御北部开阔地的共同威胁,则是一项经常的考虑。
    与长期分裂的印度诸邦不同,中国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基调。尽管“合久必分”,但分终究还是回归于合。分合二元的重心似在于合──大一统情结几乎成为中国长城时代民族精神中不言自明的真理。统一的政治实体需要一个维系文化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而这,是各执一端的宗教神话所无法胜任的。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区域文化及其区域性信仰之复杂,可以说是居世界之冠,其中任何一个也无法冠盖群伦,取得压倒的优势。基于这种形势,比来世的宗教意识更有效率的现世道统,遂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的前台。
    《小雅·六月》篇记颂周宣王时尹吉甫征伐猃狁事。它指责猃狁不守周王法度,随意侵入农耕地带;它颂扬文武双全的吉甫,率军来到太原驱逐入侵者,堪称天下表率。······类似这种绵延不绝的大规模对抗,以务实的、政治性的“佐天子”为号召,当比陷溺在对“天”、“帝”的无休止的争议与祭祀中(如殷人那样),更能激发同心同德的排外力量。其结果,对弘扬中原政治伦理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背景,正是西周诸王、春秋诸侯乃至秦汉诸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北方草原的特大开阔地。
    它所构成的举世无双的压力,在版图相对狭小的殷商时代尚未突出,只是“小邦周”灭殷并广封天下诸侯之后,开始立足于“大中原”之上,很快便面对这个挑战。但周人以其新兴民族的历史敏感,很快抓住了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伦理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和精神强烈得多,春秋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强力渗透,双方差距渐趋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个人意识区别于伦理意识和幻想精神(区别于现世精神),似仍强于北方。
    正是基于这种对政治伦理(人伦礼乐)精神的深刻认识,孔子才会说出这段经典性名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本质在“祭”)而后礼,先野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是的,古代中国文明面临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内外压力,使对宗教祭祀的仪式性狂热,终被对家族关系、社会集团关系的务实性把握取而代之。对天神的“尊”,转换成对族人的“亲”。作为殷王后裔的孔子,最终选择了“吾从周”的文化归宿。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性的选择吧。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结果却导致对个人行为强加约束。“礼”不仅给予贵族以特权,更重要的是以等级形式强化了对社会行为的普遍规范。亲族集团内的等级化,有助于对内控制、对外争强。从此,宗教神话中超自然的帝就让位给了历史神话里的人伦道统的表率。“天道远,人道迩”──政治权谋逐步受到比宗教信仰更大的关注。这种孕育于远东广袤、苍凉、雄浑的地理环境中的精神,经历代学者损益,渐成所谓“儒家精神”。它在本质上,并不与希腊理性主义对应,而与其它古代文明的宗教神话的主导精神对应。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充满伦理色彩的中国历史神话及其源远流长的史官精神。它的要害,在于给世俗政治以神圣地位。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民族性格的不利影响,正如孔子一针见血指出的,“利而巧”(投机取巧、缺乏信仰)、“文而不惭”(文过饰非、缺乏真诚)、“贼而蔽”(精通权术但不明大义)──已成为周民族文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业已成为后来中国居民悲剧性的历史遗产。
    总之,我们从幅员广大的角度来看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看它的人口及灌溉。我们不仅从区域文化,还从各区域内部犬牙交错的文化势力之间矛盾与统一的运动,来看古代东亚大陆上的民族融合与兼并。唯其大,故造成了对人类智慧的巨大压力,促成这一特定民族精神的“早熟”,导致小区域内宗教神话在向大区域政治神话的过渡中,变成了中国独特的道统神话。唯其复杂,故使得任何单一的、绝对化的宗教神话系统都难以作为统治思想在此立足,难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圈内各个社会集团各种文化势力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
    正是基于对此复杂性的“应战”,以务实为要、以人伦为纲,不以任何独断的宗教意识形态相标榜的特殊意识形态──现世的道统文化,才在各种区域文化、小范围神系的互相牵制所造成的半真空状态中乘虚坐大,征服了中国民族的心。反观周初统治者创立“改厥元子”的宗教神话试验的失败,以及天命观、道统神话、伦理原则、政治挂帅,最终确立为中国国家的统治精神和官方哲学,正为本书的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1988年,北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承接《神话与民族精神》议题,提出中国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后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这一作品后来被中共指控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蓝图”,直接促成了东欧和蒙古、苏联集团的瓦解,对世界历史的改向,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1995年,台湾民进党领袖许信良为竞选总统计,推出数十万言的《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后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凡此种种,都是意识到了中国的二元性。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1978年10月,我通过“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五十取一,入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是1961年全家“下放”离开北京之后,十七年后我首次回到北京。重归北京给我的最大印象,除了沉重肃穆的古代建筑、迷目尘暴的滚滚而来,就是它的居民性格特别迟钝或叫富有耐心。这使得我明显感到北方和南方是如此不同。尤其当年,我离开北京下放南通这个“瘴疠之地”,很快就得了皮肤过敏症,被蚊子一咬都会溃疡······那个地方真是“毒”啊。我十七年都无法适应,而回到北京,皮肤过敏竟然不治而愈。在南方土生土长的同学,到北京个个口唇干裂,而我却不会这样,虽然我父母都是南方人。看来,“出生地主义”还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回到北京之后的一天,当我走向旷野的时候,一个疑问突然跃入我的思潮之中:为什么北方的史官文化与南方的巫觋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据考古学者们说,本来史、巫一家也。可是史所造就北方文化与巫所造就的南方文化之间,却有深刻的差别,这不仅在先秦、在汉魏、在唐宋元明清,就是到了近代,二者的差异依然鲜明。所谓“京派与海派”只是这一差异的一角。于是在政治上也促成了两个中国的割据。
    在我看来,地理因素对北中国与南中国两大文化的特性影响确实极深。在北方一扫千里、迷漫环宇的尘暴之下,处于大平原之中(高原亦然)的人们是不难产生“天帝”等观念及天命思想的,如《尚书》展示的思想线索。反之,处在南方的人们,有着江湖山林的幽深神秘,自然不难产生灵异神怪及巫术思想,如《九歌》展示的多神教。北中国的“现世精神”可能与其逆境的艰难条件,不无关系,而南方的求仙意念则与其顺境的舒适生活,密不可分。
    2010年5月12日重庆晚报报道说:《中国南北分界定位图首次绘出 涉及7省130县市》。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呈现带状。而中国南北分界的标志,近年来成为某些地方热门的建设项目。在“秦岭—淮河”一线,至少已建成3个与“中国南北分界”有关的标志,这些标志很快就成为地方炒作热点,引发舆论争议。同时,争议也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一地学难题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兰州大学陈全功等人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数字评估,已完成中国南北分界带分布图,首次为中国南北分界给出了定量、定位结果: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呈现带状,涉及7个省的130个县(市),总面积约145500.74平方公里。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北方”与“南方”这种有特指意义的称谓来源已久。在国人心目中,“南方”与“北方”的分界似乎应当是在江(长江)淮(淮河)之间。
    1908年,中国地学会(后来的中国地理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从自然地理分区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北岭淮水”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当时与南岭相对应的北岭即是现在的秦岭。但张相文以“秦岭—淮河”划线分南北的想法在实际中却很难实现,因为秦岭不只是东──西向一字排列的众多山头,而是南北纵横数百公里的庞大山系;而淮河,尤其是淮河下游,已难寻滔滔主流,所见的只是南北数十公里的水网。于是就有人指出,以“秦岭—淮河”分南北很难分出来。而当代学者多认为,“秦岭—淮河”不单纯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而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分界带”(简称“中国南北分界带”),此带的南北,自然条件、地理风貌等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但南北分界究竟指的是“一条带”还是“一条线”?是“带”,那么“带”有多大的面积?是“线”,这条“线”呈什么样的走向?当代学者还是一直没有明确表述。经过努力,陈全功等人根据气候、地理、人文等方面的综合数据,逐点计算适宜度,制成了《基于GIS的中国南北分界带分布图》。
    分布图表明,中国南北分界具有自然(气候、地理)和人文的综合属性,分界带涉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7个省的130个县(市),最窄处约26.42公里,最宽处约195.41公里,总面积约145500.74平方公里。
    同时,陈全功等人在中国南北分界研究方面并没有局限于“带”,而是将“带”细化延伸到了“线”。具体做法是,将分界带顺经度各中点连线,即成为一条南北分界线。此线的走向是西起四川省的平武县境内,经甘肃省的文县、康县,陕西省的略阳县、洋县、旬阳县,湖北省的郧西县,河南省的西峡县、新野县、汝南县,安徽省的阜阳市、蚌埠市,江苏省的泗洪县、淮安市,东至射阳县的海滨,总长度约1666.28公里。
    由此地理线索,中国文明的两大原素显现了出来:南中国的庄子与北中国的韩非子。所谓儒家,我们可以把它设想为中庸的、调和南北两端的“中国思想”。老子亦然──他既可以引领庄子,又可以引领韩非,难怪老子能与孔子比肩而立,成为“儒道并称”的大宗师。
    北中国特性:理智的、现实的、入世的、儒家的、重政治的;其第一要义是“礼”,以求达到政治理想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克己、服从、秩序。
    南中国特性:感情的、梦幻的、出世的、道家的、重艺术的;其第一要义是“乐”,以求达到生命自由的目的,故其内在精神主进取、反抗、变易。
    在此二者之上的至者,则为“太极”──阴阳氤氲的易道。故此南北中国的精神,一为阴、一为阳;虽然并不绝对,而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各以其时、其势,交汇并显示其属性。
    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二元性:
    (一)山水诗在南朝晋宋之间的兴起,表明当时中国的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中,及时行乐的思潮席卷一切。
    (二)山水画派在唐宋之间的兴起,也首先得力于唐宋之间“政治传统及其儒教精神处在总的衰落”甚至“边缘化”的过程中。唐宋并非强有力的政治实体,甚至唐的对外征服也多多得力于“以夷制夷”,而不是汉朝式的亲自出击。其次,山水画派之转向所谓“空灵派”,则是在中国遭受异族统治(蒙元、满清)和军事管制(明朝)之后的“心死”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精神彻底僵化、文化精神彻底堕落。
    郭璞(276──324年)是北方人,河东闻喜(今山西)人。他如何理解南方文化的集大成《山海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山海经》是记述古代神话的,但我们不难发现,郭璞是用唯理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山海经》的,故由郭注来理解《山海经》,只能掌握名物训诂,而无法把握精神内涵。但是郭璞注解《山海经》的时代去古已远,因此尽管他跨越南北界限,有此隔膜现象,也被后人接受了。
    随着中国文化的定向发展为政治实体,南中国的因素逐渐退居次要位置,但永远不会落入泯灭的地位;北中国的因素则逐渐膨胀,好像囊括一切甚至吞噬同化了前者!以至于易学的阴阳概念中,引伸出了太极这最高的范畴。单一化替代了二元性,逼迫前者沦为注脚、做了后者的牺牲。这就是“政治挂帅”单行线。
    但时至今日,新的历史关头需要我们揭示中国精神更为丰富的内存,并使之自新。我们理解:若不复兴南中国特性的感情、梦幻、出世、宗教、艺术,则北中国特性的理智、现实、入世、哲学、政治,亦将萎缩。
    片面强调上述二元性中的某一面相者,实不足以谈论中国文化。而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化的贫乏现象,不仅由于其历史包袱造成的骄傲与惰性,也是由于这类偏狭的理解所致。我们若能克服前人的偏狭性,则能恢复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甚至能以新的姿态将这生命奉献给世界!
    中国文明的特质在于推崇“仁”,即崇尚同化功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讲的都是同化,只是侧重面有所不同。所谓同化,就是合一不同的要素:把非我的化为我的,又使我的注入非我的,并进而再去化育非我的。从而使我的永远年轻,永远易化,永远独立,永远绵延······这一特质从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可找到大量证据,诸如政治、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甚至人种、语言、文字、器具、衣饰、心理、希望等各方面皆可验证之。我们的理想,即在于激发这一特质,运用中国文明的这种同化功能,来作未来世界的凝聚剂,化育各个民族作为同化的素材。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全球生活规范,提供新的文明历史的节奏。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探讨史前文明的方式,除了寻求考古学的证据,是通过研究古代神话的痕迹。凫游在神话的汪洋中,神话文献和神话的雕刻、绘画、更以其迷宫般的结构,使人茫然。要看清它们,就不能身陷其中──而需要略略脱开,以其它学科的丰富知识来打量它。因为丰富的神话材料,都是漫长发展所造成的复杂积沉与结晶。严格说,它只代表搜集、记录时代的神话形态,所以,“在现代无法搜集到古代的神话”。只能说,“希望现代搜集的神话,可能接近其古代形态”。
    “农耕与游牧”的主题与“神话”何干?
    这种相关性是因为我在研究“神话与民族精神、文明样式的关系”时,体会到一个现象:游牧民族比较容易产生史诗,而农耕民族的神话则比较简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游牧社会通常缺乏记录手段,因而更多仰仗口耳相传。定居社会即使没有文字,也比较容易运用图画、雕刻、建筑来记录神话故事,所以其口头表达反而不易发达。
    甚至在文字领域,游动生活(包括渔猎、游牧、通商与航海)和定居(包括农耕与城市)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分别造成两种文字传统:注重口耳相传的游动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拼音文字;而注重视觉相传的定居社会,更加倾向于运用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分别起源于侧重视觉──造型与听觉──声音的不同传统。
    文字的形式,本是信息的储存体:
    1、听觉──声音的信息是──语言;
    2、视觉──造型的信息是──手势、舞蹈、绘画、雕刻、建筑;
    3、听觉视觉综合的信息是──文字。文字兼顾了语言与绘画。
    可以思考一下:
    1、两种不同的生活:如航海、游牧等不定居与农业、城市的定居式。
    2、在不定居式的生活中,语言是保存神话的主要手段;在定居式的生活中,则可兼用多种手段──结果后者的长处反而在无形中抑制了神话作为语言形式的充分发育。
    3、中国境内的两种基本生活方式:不定居式的游牧型与定居式的农业型;它们造成了中国神话的分道扬镳。
    4、史诗,因此经常是民族大迁徙的产物:不仅来自民族迁徙这一事件的刺激,而且来自它造成的文化中断的恐惧,以及迫切需要回忆民族传统的巨大心理压力。
    5、民族迁徙的后果是传统的动摇反而激活了创造力;并使得记忆方式更侧重于口头讲述──其结果就是史诗的诞生。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阿·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坐落在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专制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农业与游牧业的对峙,曾给世界史以重大影响;对世界意识的形成提供过丰富的刺激。相形之下,这种争夺、角逐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史要超过对世界文化史的影响······从现在看,商业民族(尤其是航海的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尤其是内陆地带的农业民族)的对峙与角逐,对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影响更大。例如,商业性的海上文明,为现代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注重系统的知识;而全部内陆农业文明,加起来才提供了另一半。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
    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一、二百公里之遥。
    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像通常假设的,是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随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
    “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帝国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完成了它“凝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社会。展示今日整个中国,其实绵延着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全部缩影:从最原始的居住区到最现代的居住区都有。甚至,离开现代都市仅仅十几公里,就可以找到极其落后的地区。这种“并行不悖”的状态,是由中国内在的二元性决定的,而不完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所致。
    尤其是毛泽东人为分割农村与城市户口的政策,导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民仍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很像是南非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农村出生的人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即使在城市打工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农民工,也是如此。他们得不到城市住房,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农民工只能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打工,生活紧张,收入微薄。这些农民工的唯一安全感就是他们回到家乡还有一块土地,可就是这一点点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中国城市正向农村地区无情扩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北京记者在2006年3月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比较说,英国人习惯把乡村同绿色田园和心情舒畅的农民联想起来,但中国人则尽量不想农村。因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生活艰苦。英国乡村是逃避城市紧张生活的好去处,可中国的情况相反,人们不断涌向城市。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2月23日的文章则认为,“中国的城市把水从农村吸走”,而农村地区缺水将威胁农业收成,并可能引发农民的不安。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体现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甘肃省民勤县下润村有五百户居民,村长沈佳道(音)说,他每年两次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帮助减少上游的用水量,“每一次他们的回答都是,石羊河干涸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根据水利部的数据,2004年,工厂和城市居民使用了中国34%的水源,1998年这一比例为25%。这使粮食生产降低了8.4%。而中国45%的居民生活在北部省份,但他们只有19%的水资源,围绕着水资源问题,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紧张形势越来越严重。
    城市与农村在中国构成的二元性质,甚至使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其第三元就是城市农民工。因为“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因受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存在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新三元的出现,将给城乡三元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市”成为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关。但北朝(386──618年)研究则相对寥落,这是因为野蛮的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尽管北魏孝文帝改革促使北中国商业恢复,都市复活,但商业发展水平毕竟不高。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否认“自然经济说”,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隔离。
    南北朝间,南中国与北中国之间的差距,绝对不小于中华民国与中国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差距。例如,南朝拥有不受官府控制的“草市”,北朝则没有。显然南朝接近中华民国,北朝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魏时仅逆旅中偶见商户,道旁也有零星商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卖部”、“自由市场”相似,具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后遗症。隋初汴州居民向街开门,或许在经营商业;亦有所谓“临道店舍”买卖兴利,但绝不普遍,且经常被列为铲除对象,可见毛泽东的“公有化”源远流长。
    北朝境内的各个城镇的市场数量不一:州镇郡县一般仅立一市,都城常设置数市,而北魏迁都洛阳后则设三市;东魏与北齐的都城邺,则有东、西二市,隋都长安有两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集中管理的萧条状态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
    侯旭东《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北朝的市的形制,则像汉、唐一样,是集中、封闭的场所,周置市门,早开晚闭,市内有店肆,依行业列肆,市中心亦如汉、晋之制设市楼、旗亭之类建筑,驻市司治市。北朝城市的布局,权力中心位于宫城及内郭城铜驼街两侧,居全城的核心,礼仪中心(太庙、太社)在权力中心之南。明堂、辟雍亦是礼仪中心一部分,位于宣阳门外的外廓城中。相对而言,位于外廓城的三市则分布于边缘,之间隔以城墙。隋都长安、洛阳情况与此相仿。这种市肆隔绝于权力和礼仪中心之外、居于边缘的做法,与欧洲国家城市的布局全然不同。
    公元前四至前一世纪处于繁荣期的古希腊城市普南(Priene),其中心广场居于显著位置,是商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广场东、西、南三面有敞廊,廊后就是店铺和庙宇,位于西面与广场隔开的鱼肉市场,市场居于中心地位。公元476年以前作为罗马帝国都城的罗马城,其中心就是罗马广场(Forum),集政治、宗庙与贸易中心于一身。公元79年为火山喷发所掩埋的意大利城市庞培(Pompeii),其位于城西南的中心广场(Forum)也是全城的宗教、经济与市政生活的中心。广场四周分别建有朱比特神庙、大市(the Macellum)、城市守护神庙及市政会堂(Basilica)、市政府等。建于九世纪的德国城市诺林根(Noerdlingen)城,也以教堂广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状发展,该广场同时也是集市贸易中心和举行集会的地方。甚至中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中心之一的特奥蒂瓦坎城(Teotihuacan),也在这个问题上接近欧洲而不同于中国:公元600年达至鼎盛时期的该城,八世纪后半叶就被毁灭,显然没有接触过欧洲文明,但是位于该城主要大道交叉口的,则是主要神庙、宫殿群(the Ciatdel)与首要的市场(the Great Compound)。
    对于“市”内的活动,北朝亦秉承前代,实施管理。首先,坐市商人另立市籍。明确记载仅见《隋书·李谔传》,知隋初有是制。附籍者应只限于市内坐贾。开皇十六年(596年)六月规定“工商不得进仕”,确定工商身份亦是依据市籍。准此,北魏神龟年间曾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此议最终未能施行,却说明工商应自立户籍,这是产生该议的前提。其次,各代亦立法管理市内活动。《隋书·刑法志》记北周律篇目,“十曰市廛,”隋大业律“十五曰关市”,包含有关规定。隋开皇律无“市廛”篇,但《唐律·杂律》有若干管理市的律文,《唐律》乃损益开皇律而成,开皇律杂律篇当有类似规定。程树德推测北魏律有“关市”篇,似可信从。至于市内交易用“称”、“钱”是否符合要求,朝廷与各地官府亦尝立制约束。
    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市”为“买卖所之也”,道出了汉人生活中买卖已经非常发达的事实。但是北朝作品《颜氏家训·治家》却说:“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遭到北朝俘虏的南朝人颜之推在北朝看到的是“自给自足”画面,说明在“北朝革命”的摧残下,生活的野蛮化程度不断深入。当然随着南北朝的末日逐渐临近,北朝的野蛮化程度也日益减轻。而北朝官吏贾思勰(高阳太守)看来,北朝已经有所进步,不那么野蛮了。他在《齐民要术》中开列了作物的单价与收入,如该书卷三讲冬种葵法,“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十月末撒子下种,次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拔大者卖之。一升葵,还得一升米。日日常拔,看稀稠得所乃止。”“一亩得葵三载,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八百石”,“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作者估计种三十亩葵“胜作十顷谷田。”但作为北朝官吏,贾氏本人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他声称对“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这里的演变,很像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演变,值得玩味。
    同样,城镇的工匠在北魏前期受到朝廷、官府的严格控制,就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样。孝文帝改革以后官方的束缚逐渐放松,工匠们开始通过“市”与普通顾客直接交易,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一样。据《魏书》卷三十七《司马悦传》,宣武帝时豫州居民已能买到同城刀匠制作的刀,就像枪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期已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认为,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城乡对立就很严重。而在我看来,这显然也和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的城乡户口制度,具有某种可比性。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春秋·左传》记载了不少华夷之辨的思想,体现了那个战国临近时代的民族主义:
    1、“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2、“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3、“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4、“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初唐史臣吴兢的《贞观政要》也记载了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的民族思想。其中著名的有凉州都督李大亮的上疏说:“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但不被李世民采纳,结果后来酿成安史之乱。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到了清朝初期,被爱新觉罗玄烨(乾隆)凌迟处死的清人曾静认为:“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大义觉迷录》卷一,五十四页)他表达了一种极端的华夷之辩,又称夏夷之辩。
    但是元明清现代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政府”,却变“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为“德以柔四夷,刑以威中国”,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颠乱唐人所说的“自古明王”的规范:把“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变成“夺中国以诈,驭百姓以权”,用诈骗的方法夺取中国,用对付夷狄的权术驾驭百姓。
    “华”的本意如下:《诗·周南·桃夭》:“灼灼其华。”《淮南子·时则训》:“桃李始华。”这些“华”都是“花”或者“开花”的意思。在古代,“华”同“花”,“化”同“花”,“华”又同“化”。“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含义,教化则必然要和“文”联系到一起来,“华”其实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夏”的本意如下:《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又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这是因为传说的夏朝作为第一个中央王国,无论在人口、版图、化方面都远远超过其它的方国,“夏”也就从原来的“夏地”的地名变成了为“大”、“大国”的代词。
    “华夏”、“中华”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义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是说无论何族,只要继承中央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即成为华夏族。
    至于夷,早在殷甲骨文就有了“夷”。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夷”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淮南子·原道训》:“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钠服。”《毛诗正义》:“幽王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这些“夷”又带有“四”字,则“夷”被扩延为四方民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因此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其中的“雕题”是指文身,“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人跣足的结果。《左传》襄公十四年,诸侯会于向,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语言不达。”《淮南子·坠行训》:“东方,其人兑行小头,隆鼻大嘴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其人修行兑上,大口决龇,早壮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偻,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兽而寿,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颈,美须恶肥,惠圣而好治。”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华和夷,不仅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不同,甚至人种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史料上具体的非东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书纪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诗·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传注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统称,并非仅指东方民族,周朝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这个时候的“夷”才演变为专指东方的非华夏民族,这是狭义上的“夷”,但是广义上的“夷”仍继续沿用,直到现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如此。所以《春秋》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春秋左传正义》上记载齐国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因为诸夏之国是一体。而春秋时期的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华夏面临夷狄戎蛮的入侵: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继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华夷之辩”就在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兴起的。
    “贵华贱夷”的思想兴起了:《论语注疏》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从此,“华”贵、“夷”贱,成为“华夷之辩”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贱,所以夷须从华。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指出华夷之别不是血统之别,而是文化之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族区别观念,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日本人当初也是根据这个理论,认为自己有权统治早被满洲奴化的“支那”。不过,孟子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要用华夏的文明礼仪改变四夷的野蛮状态,纳四方之民于华夏之光,如此实行民族的同化融合“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反面的例子是,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与三苗的族属历来具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后因共工和鲧及其后人战败,僻处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堕入诸夷文化,由华变夷。
    《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魏书·序纪》记载:“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王易遁《先秦华夷之辩杂论》认为,楚人原为华夏,但春秋时期的楚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到战国时期的楚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从史料看,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因为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决定民族属性的是文化,不是血统。不同血统的民族,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同一血统的民族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华夷之辩”其实就是“居夏则为夏,居楚则为楚,居越则为越。是非天性,乃积糜使然也。”
    事实上,华夷之辩的存在是因为华夷杂居的存在。这不仅先秦如此,南北朝和以后的年代也是如此。正如朱延辉《大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一文所记雷海宗观点所说,唐朝就具有“二元帝国”性质,尤其在618──755年间即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间,十分显着。其实不仅唐朝,当中国某一朝代鼎盛、外藩四服时,均有这种“二元的情况”。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兼为中国本部与外藩之主。这样,中央政权对待外藩与中国本部人民,于可能范围内,就都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了。
    考证贞观四年(630年)外藩上书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正好是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年分。太宗接受这一称号,从此在给外藩文件、封敕上,都以“大唐皇帝天可汗”自称──这可以说是二元帝国正式表现在名称上了。根据当时正史和非正史的记载,长安居住的外人很多,许多是外人中的高等阶级人物,如酋长、世子、使臣等。甚至某些区域,纯由外人居住。虽然其中详细情况不明,但长安似乎不仅是唐人的首都。
    这一时代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倭国。
    唐代统治权力扩展的情况:
    1、突厥──居匈奴、鲜卑、柔然故地,李靖在629──630年平之。
    2、西突厥──今阿尔泰西迄中亚。
    3、回纥──突厥灭后之继承者,对唐和战不定。
    4、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侯君集破之于640年。高昌乃汉及汉以后的戍兵、商人、迁移之汉人所建,因此当地属汉人文化。西方僧人东来时,因为地缘关系,多先停留在高昌,学习汉语汉文,然后东来。这样高昌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换(接)点。恐怕因为高昌人是汉人,明了中国内部情况,知道归附中国难于保持自由,因此不向唐屈服,并且煽动其它国家反唐,于是唐朝遣兵灭之。
    5、龟兹──今库车,646年臣服。
    6、党项羌──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635年李靖加以征服。
    7、吐谷浑──今青海境内,635年李靖定之。
    8、铁勒──薛延佗──今蒙古迤北,李靖于646年灭薛延佗。
    9、吐蕃──今西藏,未能真正征服。太宗时虽有小胜,但无关大局,多采取和亲羁縻政策。以文成公主嫁与吐蕃君主弃宗弄赞,甚受尊重,特仿造中国城,并输入中国产品和工艺,于是中国文化进入西藏。
    10、南诏──今云南,时和时战,因为地势险阻,瘴疫流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11、高勾丽、百济、新罗──百济灭于660年,高勾丽灭于667年,新罗接受了唐的文化,但未臣服。
    12、靺鞨──渤海──今黑龙江及吉林东部一带,接受唐代诰封,输入唐朝文化。
    13、奚──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朝于732年大败之。
    14、契丹──今热河一带,与奚同族,亦于732年被击败。
    15、天竺(印度)──在中国史上,只有唐朝的政治势力一度到达此地。当时印度方面只知中国又统一,但不知内情。同时因为经常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即大震旦,所以对中国存有尊敬畏惧心理。唐朝使者王玄策至印度,商谈交通贸易,已获圆满结果;但旧王突然逝世,新王即位悔约,于是王玄策逃到吐蕃。当时吐蕃与唐关系密切,王借得吐蕃军数千并连同尼泊尔军,同时攻入天竺。短时期内,攻下七十余城,印度大大震动,于是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家,均称服于唐,这是一次冒险的偶然结果。
    16、日本、波斯、大食(阿拉伯)、南洋──这几个地方唐朝的统治没有达到,但与中国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日本援助百济失败后迅速汉化并努力和中国通好。波斯为抗御阿拉伯曾请唐朝出兵援助,唐以相距遥远,婉言推辞。阿拉伯大食扩张到中国西部边界,没有继续东进,避免与唐发生冲突。后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中国广州扬州等地贸易的很多,有黄巢在广州屠杀十万色目人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可以证明阿、波诸国人民由海上东来的确实不少。以致形成了散居中国各地的回民群落;回族多由这些民族的男性与汉人女子,通过买卖婚姻的形式,从穷人家的女孩里繁衍出来的。
    中国人下南洋从唐朝渐渐增多,现在南洋甚至全球的华侨,均以“唐人“自称,这一方面表示汉人移到海外唐朝正式开始,另方面也表示闽越和南粤等地的越人,在唐代以后才完全接受中原意识,并以汉人自居了。
    唐代对藩属统治,分威抚和恩抚两种。一是羁縻府州的创立:外藩无论是败降或自臣(自动归顺),皆分为府州。其刺史、都督多是当地酋长,其中亦有汉人,但须受唐边疆都督或都护的统辖。刺史、都督的名称虽和内地相同,但办法不一样。首先名位大都世袭,具体统治方式亦不尽同。这属于威抚。二是都护制,例如盛唐时有“十都护府:,各设有正副都护:
    1、安西都护府,辖天山以南至波斯以东。
    2、燕然都护府,辖漠北。
    3、单于都护府,辖阴山之南、黄河之北。
    4、瀚海都护府,辖漠北。
    5、昆陵都护府,辖西突厥之一部。
    6、蒙池都护府,辖中亚楚河以西一带。
    7、安东都护府,辖高勾丽百济降户。
    8、北庭都护府,辖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
    9、安南都护府,辖诸蛮。
    10、峰山都护府,辖蜀爨蛮。
    中国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在历史上,通商对中国虽然也有相当好处,但并不是必要的,但对周边国家就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用“许可通商”作为对于别人开恩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通商有“对外人市恩”的涵义。因此当时通商买卖两方,均须经过官方进行,私人不得交易。陆海各有专司贸易的官,陆地称互市监,海上是提举市舶使,名称不同而任务相同。陆方以河西(甘肃)一带为中心,商人多从河西外出,外商第一是犹太人,次波斯人,再次是西方各国人。海上中方为岭南人(闽粤浙南一带皆属之),此为闽粤海外发展之始。外方则为大食(阿拉伯),次波斯,再次为其它地中海滨人。
    说了“二元帝国”,再看“外夷与中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说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其中指出唐朝太宗高宗两代之所以能够倾力攻灭高丽,首先即在于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其次是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而唐取高丽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
    当时唐朝与倭国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也与当时唐朝东北、西北边境的全局,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论,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移为标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上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即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由近及远,促进周围野蛮种族的文化觉醒和民族自觉,后者又转而向中国内部产生反作用。
    汉与“倭国”、唐与“日本”,以及近代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也与这一过程相应。“倭国”对汉、“日本”对唐的向心运动属于夷狄向化;而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的岛屿实体“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大陆广大腹地的向心运动,则体现为企图殖民入主:尤其以满蒙优先。这其实是想重复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道路,否则日本的对华交通线仅仅依靠辽东半岛或是海上航线就太容易被切断了。
    史料研究表明,日本帝国曾计划对中国大陆移民五百万,这一移民计划以东北地区(满蒙)优先,并被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早在1936年8月2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官方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的十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群落。日本的方式是:把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这与蒙古的保甲制度、满洲的八旗制度,有某种相似性。“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由当时的三千五百万人增至五千万人,而日本人必须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十三万人。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四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五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五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一千户移民,殖民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日本向东北移民,不仅是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军事占领。尽管当时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并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日本向东北移民,为的是在大陆中国建立海洋中国的殖民区。从入侵东北的日本武装移民的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是日本人希望予以永久占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所谓“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的“帝国大陆政策”的目标。这个政策表面上模仿欧洲的殖民主义,其实是继承了蒙古和满洲的“反客为主”,是对于中国所展开的向心运动。尤其考虑到,日本人自以为和蒙古、满洲、朝鲜同属所谓“阿尔泰语系民族”。
    为推行向心运动,日本的入主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必须要掠夺东北地区的汉人土地,就像蒙古和满洲曾经做的和朝鲜现在试图做的那样。
    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购、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三百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这很像蒙古和满洲以往在中国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也很像红色高棉后来在柬埔寨对华人采取的剥夺、驱逐和灭绝政策。所不同的,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是向心移民,红色高棉则是对中国的吸引力予以抵制,同时还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抵制中国移民。日本帝国表面上比近代中国文明开化,其实还是重复了“外夷与中华”的关系史。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中国的二元性最为显着的体现是阴阳概念。而系统表达阴阳概念的是《周易》,其神髓通过象数鼓荡中国文明的灵感:现代人津津乐道的“《老子》的辩证思想”、“《庄子》的相对论”,其实都是从周易那儿借用来的。《老子》受《周易》的启发,正如王弼开创的玄学传统也是从《周易》开始。中国哲学家莫不受周易启迪,不通《周易》,非中国哲人。《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此实为《周易》之翻版,如《系辞》曰,“一阴一阳得之道。”何谓“道”?阴阳交运的奥秘万物大成的源泉。道通过阴阳运化而实现阴是混沌物质,先于《老子》所谓的“有”;阳是无处不在的动力,现形为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力”,这“力”只能“感到”而不能“看到”,也就是说不能全面知道。
    《老子》的“无”具有这样的含义: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而不是浑沌一片,正是因为阳与力的活动所致。没有阳─力─无,也就不会有世界─万物,所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近似“天下万物生于阴,而阴生于阳”)。不过这仍然不能尽意。我们知道“有”作为形体不如“阴”作为因素那么广泛;有只是阴的产物,况且按照我的理解,阴是生阳而不生于阳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与一,实为同指,不过要呼应随后出现的数字,须以“一”名之。一生二的“二”,则指阴阳,二生三的“三”,乃是阴、阳与阴阳混合物,后者乃阴阳的中和、万物的始祖。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和”实为《周易》的灵魂。与较为系统化的《周易》相比,对《老子》只能诵读而不能批判。谁知道“老子的原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的诠释和争议,最后不过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结果徒然成就了《老子》的伟大。
    而与《老子》相比,易道的最高精神却可以归结为对于易经本身的否定!易道不可形状,不可言喻;可以形状及言喻者,只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易道,但不可能就是易道。人的弱点,常把有形有名者导向无名无形者,结果跌入了绝对主义泥坑,在冒充易道的同时与易道大相径庭。然而不通过有形有名者,即使圣人也无法领略易道;因此易道与易经的差异,可以比之于直觉与分析的差异、灵感与科学的差异。由可形可名的易经,进窥无形无名的易道、领略易道的深邃悠远,再反过来观察核查易经,使易经的理解契合于易道的理想。
    元明清以降,军事管制暴政(“专政”)下苟延残喘的中国文人,暗地里私淑佛门,他们把周易的变通与佛教的虚无主义等同起来,再也无力用自己的神髓激发社会的灵感。事实是,他们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一同趋于枯萎。精神创造力的衰竭,使得灵魂沉沦到佛学的汪洋,甚至顶礼膜拜那些挂着佛教招牌的偶像崇拜。那些高妙的答案、圆融的归宿,也许正是精神的坟墓,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费力的创造。对于那个具有一切相反素质的庞然大物周易体系来说,一切思考和创造似乎都是多余的、太多余了,因为它和佛的世界一样,早就完成了。佛教比马列主义更接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万妙灵丹”,无论对象、不限时空,只是缺乏生育能力,是文明晚期的现象。
    在中国生活里,哪种要素相当于“阴”?哪种要素相当于“阳”?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此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本身都是对方运化结果”,因为“阴阳本身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阴阳的玄妙之处。
    不论阴阳具体如何,可说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的复杂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推崇同化力的关键所在。反观自身,甚至我们“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复合中国式的二元性:它是摄取儒、道二元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是寻求异境的。所以从这种意义而言,这一思想是吸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动的与阳的部分。
    “顺遂在天命,安于终极善”这一思想也是这样:它摄取了两大文化要素中静的与阴的部分。(虽然天命与终极善本身也在迁化中,因而充满了阳性,但关于它们的思想却只是在静静地追随天命及终极善,并不要求甚至禁止持有者发挥本身的冲动。所以可说我们的“思”乃是从中国文明五千年的“土”中长出来的;我们的命运及遭遇和由此形成的特有精神状态都是“中国的定数”。
    中国文化认为“知易行难”;西方文化认为“知难行易”。知与行,其“语言与仪式”乎?可否认为,“中国文化重仪式而轻语言,西方文化重语言而轻仪式”?中国人所谓的“伦常”、“实践”,其实无不带有强烈的仪式性,带有并非现代人经验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所具有的神秘性。不理解这一神秘性,何足与论“中国文化”?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眼,不像现代北非的属于含米特[hamite]种系的柏柏尔人[Berber])。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
    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这样的农耕民族将来消失,中国的命运就会无常。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我们理解:各种理性主义的共同基础其实就在于“对于语言的信仰”。例如汉字对中国的制约性的影响,比一切风俗、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结构都严重得多。我们的延伸理解:如果未来的中国废除了汉字,社会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革。而这对整个世界历史,又将发生无法预测后果的化学反应──一群群不识汉字、念着拼音字母的“中国人”将走遍世界,使发达世界饱受“人类蝗灾”之苦。世界名城的贫民窟里,将住满不讲信义、没有约束、什么都干的流民······他们用身上的油污“改造世界”。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还未曾被另个文明的全面优势压倒过。然而对于印度、中东及地中海地区的人民而言,这种文明意义的互相征服却是历史的周期现象,甚至是家常便饭。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并非全面优势的文化入侵,那就印度──西域的佛教输入。可是那次印度与西域的文化入侵并不伴有欧洲与东洋的武装压力和政治优势,因而也就使得那次外来文化强制性影响降到了最低限度。
    相对来说,两千年来的中国人面对佛教可以“自由选择”,而现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就不再具有这种“自决权力”。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出中国,是伴随着欧美的武装压力、日本的武装压力以及苏联的武装压力──一起来临的。现代中国人被异族或同族人(生物上的“同族”,并不等于文化上的同族)强迫着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西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适应了中国国情的理论和实践”······这不仅使我们猜测:难道第三期中国文明──宪政中国或曰“新王国”的降临:有待于“废除汉字于文化流通领域”?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状态,其实是它在地理上的孤立状态的延续。地理上的阻隔──东、南两面的大海以及大海外面没有文明中心,西、北两面的高旷及其辽阔的不毛空间,再加上印度支那的支离破碎──至少加剧了文化上的孤立状态。而从文化的独立生出的心理上的疏离──使其居民心理上的阻隔也无形加大。从此中国文化圈内的居民甚至包括日本人都觉得自我孤立才是正常的,而与其它民族的过从甚密,反倒是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了。
    地理、文化、心理的孤立,造成传统中国人的保守意识。而加强了这一保守意识的则为一个“大”字。正因为中国版图之大、人民之众、历史之久──才使其孤立状态更容易延续下来。相对来看日本,正因其“小”,在迫于外来压力(先是中国、蒙古,再是美国、西欧)时,才不得不一再“革新”、“维新”。从此,中国“华夏”之大的优势却就变成了保守的根子。中国一再以其“巍然不动”的态势,顽梗坚持其保守立场,反复把生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任何较小因而面临势均力敌之敌国的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浪费、难以理解的罪行。更不用说那些面对优势敌手的国家了。
    我们这样分析,并非在滥用“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其中至少有一种“并生关系”存在。
    一部中国史,就是帝国政府与家族势力苦苦斗争的历史,优势的互相转移是经常发生的。在多数情势中,二者还能达成有效的妥协,造就社会的平衡状态。帝国政府承认、保障并适当鼓励家族势力;家族则作为政府的统治基础与社会政策的支持者:这近乎默契下的交易。
    政权的更替甚至改朝换代的革命──对家族的命运和作用殊少影响,除非某个家族卷入了政权更迭的争斗。而家族的兴衰与政权的更迭也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里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并无互相“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正如皇帝和他的政府不仅不“代表地主阶级”,而且恰恰相反,经常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打击地主阶级。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中心,而等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中国文明的内陆气质基本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威胁。
    从中国的传统,论到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一)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志,在文化上的含义是:大一统“天下文化”的解体,“儒家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天朝文明”等。
    (二)、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分合之势──统一帝国的“分久必合”,走向现代南北朝的“合久必分”──对应于文化上的两种不同特质:“天下主义文化”与“国家主义文化”。天下主义文化抑制技术力量发展以求得社会稳定;国家主义文化刺激物质力量发展以求得国际扩张。
    (三)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文化动荡的震源,不仅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且也是天下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这一冲突派生出一连串的严峻挑战,它摆在每个中国思想者面前······针对这些挑战的应战,迄至二十一世纪尚未成功。其关键在于,人们尚未找到一条适中的新径,把传统的力量与现代化努力给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复兴运动的“合力”。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运动此起彼伏,但似未脱离“一分为二”的堕落模式,即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立起来,或褒扬或贬斥或“一分为二”。其结果,协调传统力量与新潮力量,以便为中国社会的重组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反倒被忽略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漫长的闭关锁国之后,是自然的,但却是不幸的。
    (五)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种种不幸、骚乱、事变、革命等等──大体上具有三种不同成份的来源:
    1、人类历史所共通的;
    2、中国历史所共有的;
    3、现代中国所特有的。
    属于第一来源者,应从人性上去寻找原因;属于第二来源者,应从文化和种族特征上寻找原因;至于第三来源的原因则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压力和这一外在压力所引起的‘要求中国适应现代生活的内在压力’”。这三级反应程序,是解开现代中国之谜的利剑。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华人聚居区叫“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或“华人街”?因为早期的海外华侨多数来自南方汉人,而南方汉人常常自称为“唐人”。“唐人”和“汉人”的区别不仅仅是名词上的,南方汉人甚至在血统上也和北方汉人有所不同,南方汉人是中国文明在唐朝稳定同化了长江以南地区所形成的新人群。唐人在元朝被称为“南人”,地位比“汉人”也就是北方汉人低下。原因很简单,北方汉人与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朝鲜人、日本人等“东胡”以及和沙陀、突厥、西域等“西胡”具有更为密切血缘关系。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人群落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不仅南北汉人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而且另有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那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西胡化和东胡化的结果;也有的看法认为汉人和唐人的区别是汉人南迁造成的汉人南蛮化的结果。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凶暴的拳王泰森这个黑人就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日本的例子也说明“南北中国”分别影响的问题。日语中的汉字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是由中国传来的汉字读音来读汉字,训读是用日本土著语言的读音来读汉字的训诂。而日语汉字的音读又由于读音来自南北中国的不同地方或不同时期,又分为“吴音”与“汉音”等。吴音与汉音的区别,与唐人与汉人的区别,同样具有“南中国与北中国”的对应性质。
    五到六世纪,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等国和中国吴楚地区的南朝交往密切,江南语音也随着南朝文化先传到朝鲜南部,继而传到日本。南朝地方古为吴国,所以称其语言为吴音。601年成书的《切韵》可以找到吴音的许多音韵规则。和吴音对称的是日本汉字另一种音读也就是汉音。汉音稍晚于吴音,来自长安和洛阳等地的北朝语言。隋唐以后,汉音在中国代表当时中原的标准音,而吴音却被视为地方音。吴音和汉音乃是南方汉人和北方汉人的各自语言,因而在吸收中国文明的日本,被认为是平等的。尤其是,日本先在南北朝时期吸收了吴音,后来才在隋唐时期吸收了汉音。这个“汉音”还是受到鲜卑人影响的。就像现代的普通话是受满洲人影响的。
    日本的吴音主要用于佛教诵经,故今佛教用语多为吴音。日本的平安朝中期以后汉音地位稳固,汉音与吴音相安无事,各司其职,佛教用语使用吴音,儒教用语使用汉音,日常生活词汇吴音和汉音则各有千秋。但总的说来,日语中的吴音音读所占比例较高,显示南朝的影响超过北朝,因为南朝毕竟是海洋中国。《日本基本汉字》(大西雅雄,三省堂,1941年)收汉字3000个,在音读汉字中吴音占37.8%。《常用汉字表》(1981年)中,吴音读音也占37.8% 吴音也叫和音。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和服也叫吴服,因为都是从中国南方传来的。而日本确实也保留了春秋时代吴国的好战精神。
    2004年9月16日法新社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汉人超过十一亿六千万,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种族群体,其规模如此庞大,除了同化政策外,可以追溯到早期部落中男性成员领导群众自北方大举南迁。具体说,依据中国传统说法,汉人源起于华北,后来势力才向南扩张。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人口迁徙还是文化输出造成的?
    根据来自中国南北各地十七个居民群落、八百七十一人的血样分析,探究Y染色体的图谱、粒线体DNA的排序,发现Y染色体图谱并无太多差异,而粒线体排序则变异很多。Y染色体仅存男性体内,而粒线体仅存女性体内;如此看,中国居民的男性来源带有华北汉人血统,女性来源则形形色色。两千年前长江还是中国的种族分界线,后来北方男性四向散布,不断朝西南、东南和南方移动,终而抵达热带地区海南岛开垦。因证据可作历史记载的佐证,而根据历史记载,汉族曾因北方发生战乱和饥荒而不断南迁。
    潘清《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研讨了蒙古、色目人口入住江南的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北人南渡的移民高潮。元代的北人南渡虽然规模不及晋、宋的南渡,却有着显著特点:以往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徙居江南,而元代的移居人口除北方汉人外,还有大量来自蒙古和西域的蒙古、色目人等,以及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局面。其移民方式有随官迁徙、随军驻扎等,因为元制规定:自镇抚到军司各级都必须有一位蒙古人充任,如此,在江南地区做过军官的蒙古、色目为数不少。除蒙古、色目军官定居江南外,还有单一民族组成的军队驻扎江淮一带,作为汉军的补充以备随时调遣。
    蒙古人在中原攻城掠地,大肆杀戮,毫不容情,窝阔台时期的大臣别迭甚至建议种族灭绝:“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但到入侵南宋时,首领伯颜行前,忽必烈以北宋平江南为例,要伯颜学习曹彬,不要炫耀武力(《元史·伯颜传》),甚至连宋人的家产也得到了保全,没有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的满洲大屠杀。在对待中国南部抵抗力量上,古代的蒙古人比现代的日本人还要文明一些,至少在南中国没有进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罪恶活动。
    不过日本电视台(NHK)播放过一部记述蒙古入侵中国的剧集《北条时宗》,则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它描绘汉人在元朝的惨状,激发了日本当局抵抗的决心。蒙古人当时给每户汉人派出一个领导,这人不仅吃住在汉人家中,还可与户内女眷任意睡觉。而汉人的新娘则要先和屯中的蒙古头人睡三天,再和其家内的小头人睡,最后才轮到她的汉人丈夫。此为蒙古元朝之法典。在蒙古人的疯狂作乱下,中国人口急剧渐少。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中原地区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1279年南宋灭亡之后又过了十多年和平时期,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统计的面积更大的整个元朝的人口,加在一起才只有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可见蒙古杀戮的惨烈。蒙古人每年夏秋之际还在山东沿海一带,往海中成村驱赶汉人以控制汉人人口的增长。中国文明由于蒙古入侵而衰落,急剧堕入元明清的黑暗深渊。
    从汉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保长野蛮“开苞”即行使初夜权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清兵入关,从日寇全城屠杀的旅顺惨案,到死亡三十多万的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奸,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麻木不仁,自私苟且。中国人种优秀基因惨重损失,对文化精神的遗患,是深重异常的。推翻元朝以后,许多蒙古、色目人等留居中原地区,到明初就出现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的现象,民国初年满清余孽也在关内如此苟且潜伏下来。甚至连日本的“战争孤儿”都遍布中国,更不用说沦陷区和游击区留下了大量的日本强奸犯的后代。“汉族人口”就这样一次次地增加了。另外,也有一些蒙古、色目人明初后继续聚居在内地,现在云南省蒙古族人,湖南桃源、常德等地的维吾尔族人,都是元朝时移居来的殖民者。江南的跨族通婚还形成了回族先民。回族是中国特有的民族,他们以汉语为母语,但信奉伊斯兰教,因其族源具有多元性。
    芦笛《汉语语音的流变证明汉族确实是胡人的兄弟民族 》认为汉语官话的均一性,显示官话区居民多是移民子孙,而且面积越大的语音区,显示移民的时间越晚。因为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这种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居民都是给“种”在原地的“植物人”,大部分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这种缺乏人口流动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十里不同音”,形成无数种方言。
    其延伸的结果为:方言的种类数量越多、彼此差别程度越大,就说明方言之间的流动越小、接触的时间越短。相反,人口流动性越高,方言种类就越少,语音区别也越不明显。拿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美国人之间当然有口音区别,以南方口音最明显,但毫不构成美国人彼此理解的困难。不仅如此,他们就连与加拿大人以及隔着大洋的澳洲、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等国人民的交流,都毫无问题。但在中国南方,别说是不同省的汉人,就连不同县的人都可能存在交流困难。
    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于南中国,为什么北中国没有呢?江、浙、赣、闽、湘、粤一带方言之多,甚至连邻县的人沟通都有困难。相比之下,北中国基本属于官话区,现在也包括新疆、东北、四川、长江沿岸、广西北部,不但本省内没有交流障碍,出省也无问题,例如山东人和陕西人完全可以用本地方言交流,不需要官话作为媒介。东三省内部沈阳话和哈尔滨话的区别更加微不足道。
    需要思考的是,直到近代前,南北中国都是农耕社会,并不是什么流动性比较大的工商社会,而且南方的工商业还从来都比北方发达。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北方人基本都是近期移民的后代,由此导致了语音的均一。须知移民是消除方言区别、导致语言均一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遍布在辽阔的北美大陆(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居民的口音差别,远远没有蕞尔岛国英伦三岛的居民口音区别那么大,就是因为前者是新近的殖民者,而英国本土人民则是古代的殖民者。
    反观中国,东北话之所以均一,乃是因为多数居民是在清末才移民进去的。甘肃、宁夏以及蒙、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话发音之所以均一,也是因为那里的汉人移民更晚,主要是1949年以后移民进去的。四川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四川话的均一程度虽然比不上东北和西北地区,但不同地区的人交流毫无困难,这同样是移民造成的──谁都知道张献忠几乎杀光了四川人,现在的四川人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代,至今不过三百多年。
    由以上事实还可以导出以下看法:语音的均一程度体现了移民过程的早晚。上述各例中,大西北最晚,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语音高度均一;东三省移民较晚,是在清末才开始的,因此语音比较均一。而四川移民发生在清初,语音同一性就比西北、东北低。华北的大规模移民发生更早,可能在金、元时代,中间隔了至少一个明代,所以语音同一性更低。江南、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大约发生在秦汉和南北朝、唐末,因此语音的同一性最差。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由于充当过南宋首都,其语音明显不同于浙江其它地方,带有明显的“官腔”,也就是受到北方口音的熏陶。
    证之中国历史,北中国常常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成为游牧民族的移民区域:游牧民族既然征服中原、建立蛮国,除了带进军队,当然还要大规模移民。因此北方汉人和西北民族具有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狄、匈奴、羯、氐、羌、卑、回纥、吐蕃、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中亚回回、吉卜赛、犹太、日本、苏联······等等。这不但留在历史记载中,而且由语音流变规律证实。
    事实上,语言不过是人类集团持有的一套表情达意的交际符号系统。尽管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1928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先天具有的、是生物遗传的结果;但人的语言本身却是多样化的。例如1998年5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学家们的公开信指出,世界上现存六千多种语言。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不仅把智人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而且按照萨皮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命运。尽管如此,用语言来给“民族”定性,其实还是相当复杂甚至是有些冒险的。因此本书不用“汉族”而用“汉人”即“汉化人群”一语来指代“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古代的“汉人”就像现代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称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治产物,是古代世界帝国的直辖居民的统称,也就是所谓“费拉民族”。汉人以外,就是各国侨民如回民,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等属国居民以及各地土司管辖的边民也就是近代所谓的少数民族。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在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观点形形色色。而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保守、中间、激进三类。但不论何种路线,均承认中国南北人种具有基本差异。
    (一)
    保守路线的观点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代表。其合作者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认为,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曙猿(Eosimias sinensis)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使得“夏娃理论”不能成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吴新智在电视台有关《人类的起源》的讲座中提出,表示他相信“多地区进化”,因为“中国发现的很多化石,这些化石里头有门牙,就是上门牙,这个上门牙都是呈铲形的,什么叫铲形的,你看这个门牙从后面看,牙齿的两边鼓出来,中间凹进去像煤球铲子一样,而这种铲形的门齿,到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黄种人还有80%的都是这样,而现在欧洲的人只有不到5%是这样的铲形门齿,在非洲的黑人里头大概有10%左右,澳洲土人就百分之二十几,而欧洲的化石人也有铲形门齿,但是出现的频率比在中国就少得多了,中国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吧,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例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门齿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多年,那就是证明了在中国的人类进化是延续下来的。”“另外就是说中国的化石人头骨,在比一万年更早的人,我们发现了好多个头骨,这些头骨都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一个是脸面是扁的,一个是鼻子是比较塌的,眼眶基本上是长方形的,如果说中间换了人种的话,那么有些特点就应该变了,但是这些特色不变,所以可能是连续进化的,在连续进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少数的头骨,有少数的特征跟中国的大多数头骨不一样,这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南京一号他的鼻梁特别高,你看下头这个大荔鼻梁就比较低,那就是说中国有少数化石头骨鼻梁是高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些性状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像马坝这个圆眼眶,肯定是决定他的眼眶的基因跟中国其他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而跟欧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基因很可能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从西方过来的,所以刚才那个翘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人类进化当中,有少量的从外来的基因反映进来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假说:中国的人类进化,主要是连续进化,附带的跟其他地区有杂交。其理由还有器物制造方面的:“在世界范围里头,石器的发展是由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模式四这么过来的,这是在非洲,在欧洲也是这样。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是模式一,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个别的地方有这种模式,中国到现在差不多接近一千个地方发现了旧石器,但是绝大部分九百多个地方都是模式一的,而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少,所以看来中国的古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为主,跟西方的交流为辅。那么刚才开头讲的另外一个假说,就是说夏娃假说,出自非洲的,它主要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根据1987年有三个科学家,他们把人类的胎盘中的mtDNA提取出来,结果发现,非洲人的DNA变异特别大,而亚洲、欧洲的变异都很小,变异怎么会产生的,就是因为在遗传过程当中产生突变,遗传过程时间经过越长,突变积累的就越多,变异越多,所以非洲变异多意味着它的历史比较长,而亚洲、欧洲呢,历史比较短,因此认为现代人最早出现在非洲,逐渐走出非洲,而什么时间现代人在非洲出现呢,根据变异的速度,突变产生的速率,多少万年产生一个突变,这样的计算,计算出二十万年。
    这是一个模式图,就是说现代人从非洲走向这些地方,所以如果说这样一种模式是对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走出非洲的要道就是现在近东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已经发现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是十万年前的,而这些石器是第三模式的石器,如果说进化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掌握了第三模式技术的人的后代,六万年前到中国,取代了中国原来利用第一模式的那些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四万年前中国的旧石器应该是普遍变成第三模式,甚至于更进一步,而不再是第一模式了,因为第三模式比第一模式进步,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中国真正到第五模式、到第四模式很晚,三万年,两万年前才出现,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现代人出自非洲的学说看样子跟中国石器的发现材料也不符合的。”
    (二)
    中间路线的徐文堪在《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一文中则另有说法:“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由南方进人亚洲,然后再往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其依据是1998年秋季中国十四位遗传学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褚嘉佑、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杜若甫、复旦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的金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黄薇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联名发表的那篇论文,那文对遍布中国的二十八个群体进行DNA分析,并与十五个非中国的对照种群样本进行比较,首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和东亚人群的基因来源于非洲。具体的迁徙路线可能是:走出非洲后,先到中东,再从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到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南方,北上逐步到达中国北方。
    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汉藏语系的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早在1930年代,李方桂就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即认为这个语系包括汉语、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和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出版了《汉藏语概论》,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然后又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入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
    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界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此外,俄国学者S.斯塔罗斯金(S Starostin)在19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D.贝特森(D Bengtson)最近撰文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关于这些大语系(language macrofamily relationship)的研究现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评述。
    徐文堪《开展“欧亚大陆语言交流研究”的意义》转述王士元(W. S. Y. Wang)指出的,当我们研究一种或一组语言的历史时,中心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语言彼此间在发生学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学者最近对欧洲各地和中东地区男性Y染色体上的二十二种明显性状的分析结果可信,那么大多数欧洲人应该是从中亚和乌拉尔地区迁来的。而依据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早期现代人类是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因此,欧亚大陆史前语言交流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中国新疆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这已为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所证实。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两位教授的新著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 from the West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古代印欧语系研究,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语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但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些语言与汉藏系诸语、印欧系诸语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汇确实有相似的现象。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如像甘肃、青海一带的汉语,也与粘着语相似,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所以朱学渊甚至假设,汉字是由北方诸族语言中的多音节字缩写为单音节字,再经历一个转型过程而形成的。北方诸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也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
    (三)
    像很多激进的观点一样,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激扬的文字也在网络上特别突出。
    有个化名的网民援引大名鼎鼎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说,与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藏人和不丹人,第二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第三是日本的虾夷人,过去认为虾夷人因为多毛因而是白人,但遗传学表明不是,第四是蒙古人和乌拉尔西伯利亚人,第五是驯鹿楚科奇人,第六可以算是通古斯人、北突厥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中印度人、甚至希腊人,第七才轮到南部中国人,第八则是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人和非洲黑人。
    与南部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泰国人和越南人,第二是高棉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第三是马来西亚人和巴厘人,第四是菲律宾人,第五才是北部中国人,第六以后才是前述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系列。例如,从遗传学上看,藏人也就是北部中国人最近的参照点,跟南部中国人是比和希腊人的距离都远;而藏人和南部中国人都与班图人(西部非洲黑人)最远。
    再有,如果把人的肤色分为八等:最浅、较浅浅、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最深。欧洲人基本都属于最浅,只有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北欧北部人属于较浅浅。较浅浅的人在世界上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包括中国、俄罗斯、北欧北部和北美北部等。北非人、东南亚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属于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属于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说:浅肤色是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自身生产维生素D的需要,所以越往北人越白。而有些生活在极北地区的人肤色不是最浅,那是因为他们吃肉,食物中维生素D的含量已经比较丰富了;生活在北方又吃肉比较少,主要吃麦子的人群是最白的,如瑞典人。
    从外貌上看,长江流域以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北方少数民族,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南方少数民族。这其中,藏族在遗传上与外界的混血比较少,可能接近古代汉藏人原来的样子。但其实,藏人具有很多中亚西亚的血缘关系。种族间的通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许因为历史上中国北方各种族间战争频仍,使得北方汉人和其它种族通婚,包括间接和高加索人通婚,如高加索人和匈奴通婚,匈奴再和北方汉人通婚;这多少类似南美洲的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黑人通婚,形成西班牙语裔;美国白人又和西班牙语裔通婚,再形成不同于欧洲白人的美国白人。
    而南方汉人和北方种族通婚和交融较少,所以就和北方汉人隔得远了。从语言上看,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南方方言反而和古音较近,很多唐诗,比如李白的诗歌,用国语念不押韵,用上海话念可以押韵,用广东话福建话念就更押韵。这有点像罗马尼亚,最晚才被罗马人占领,但却保持了拉丁语言,其南方和西方更早被罗马帝国占领的地区,反而成了斯拉夫语言的流行地区。其实,这一点不能反过来证明,罗马尼亚人和古代罗马人血缘更近。
    (四)
    上述三种不同观点,都承认南北中国人区别。他们在不同立场,却都说出了今日中国的汉族,更多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历史上华北大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方相对闭塞,外来入侵和种族交融都少。例如在广东乡下,可以观察到南方特点特别突出的个体,是在混血较多的城市里很难见到的。如果要研究汉人的融合历程,就应该以历史为线索。南北汉人的关系可能不是“分化过程”,而是“融和过程”。
    2004年5月7日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上发表的论文,对哈萨克斯坦的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五世纪的三十六具骸骨的牙齿中的mtDNA进行了分析,证明最古老的样品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特征,与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mtDNA样品相同,但从公元前七世纪之后,来自东亚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重要。巴塞罗那大学的遗传学家L. Lalueza──Fox说:DNA证据清楚说明早期的中亚居民留下了白人干尸和欧洲语言的遗迹,主要是与欧洲同源的吐火罗语,只是在后来,吐火罗的种族与文明才逐渐与东亚居民混合起来。
    在广义的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着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族群,所属语系有藏缅语、印欧语、南亚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等,还有两种孤立语言,即上述库孙达语(Kusunda)和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对欧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现在这项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启动,参加的单位有荷兰莱登大学、英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和意大利费雷拉(Ferrara)大学等。主要学者包括荷兰的Peter de Knijff博士、George van Driem教授、英国的Chris Tyler-Smith博士和意大利的Guido Barbujani教授。涉及的课题有语言和考古学、语言和大脑、语言和基因、语言获得和语言共性、语言和动物通讯、语言进化和计算机模拟等交叉学科。
    在发表上述论文的同时,刊登了著名遗传学家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所写的评注。史华兹在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阐明基因、种族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他早就开始考虑一项计划:重建人类各民族的起源地及由此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途径。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各地,搜集DNA资料,通过计算机把他们同历史、考古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民族族群的迁移、基因流和语言的关系。他的工作力图证实: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从属的种族。他还提出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其目标正是要揭示世界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与另外两位合作者合写的著作《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著作甚至是经典著作。
    (五)
    以上种种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指出了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基本的生物性存在构成的,如果配合了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乡野、华与夷、阴与阳等其它六种二元性,当政治整合的力量衰退之际,就把“二元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国”。而政治整合的力量一旦转强,两个中国就可以复归于一,再变回二元中国。这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就是两个中国甚或多个中国;合就是二元中国或多元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例如,甚至在至关重要的国号问题上,满清也是二元性的。1635年农历10月13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书”宣布建号满洲。[“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见《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及《满文老挡》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条。]清人入关以后,满洲国一词仍然在使用,直到清末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时,仍对五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国皇基永固······”可见“大清”主要是对汉人的说法,在内部“满洲”更加接近其政权本质。
    关于满清的二元性问题,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也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旗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先叫“人民民主专政”后叫“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叫“三个代表”的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这和中共的“宁左勿右”何其相似乃尔!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证据。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朝代兴替律”。历史的法则表明,一个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帮助它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眼前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随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灭顶时刻终将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我们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北洋军阀和北伐军等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而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军事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缺乏“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更何况中国还需要建设前所未有的“司法独立”这个“国家活动的刹车系统”。)
    
    ······
    
    读完上述,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既然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来自两个中国之间的南北朝格局,等到南北朝格局打破、两个党国统一为中国,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差异自然就会消除了。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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