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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0月0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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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中国民族的解放”,其社会政治的意义,是建立一个纯粹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复兴”一个秦汉式的世界帝国);其历史文化的意义,则是开辟一个融合了现代文明的“第三中华、”第一中华“是南北朝以前的“本土文化时代”(可考的记载约两千二百年);第二中华则是民国以前的“传统文化时代”大约一千八百年);1911年以来的“革命文化时代”(迄今为止已经将近百年,还需要五十年左右才能结束),只是第三中华的序幕,它的一切宣言,不过是第三中华(它也将持续一千年以上)开场白······第三中华的形成,将取决于对两种压力的抗衡、转化与再生:
    
    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外部压力。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西域等地的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第二中华的核心)为资源的“老中国人”的内部干扰。
    
    先看外部压力。百年来,中国首先在外部压力下趋于崩溃,而后,一再的重新组合都先后宣告失败(1912年、1928年、1949年、1966年······),时至今日,这种压力仍然支配着中国生活,以“马列主义”的称号肆其荼毒。环顾中国近代史,可以发现外来侵略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
    
    1、英国与日本的岛国形式;英国以罪恶的鸦片开路,用炮舰政策在中国割取“租界”,日本急起直追,要把中国完全彻底地租界化。这两个岛国是“旧殖民主义”的代表。
    
    2、美国与苏联的大陆形式;美国反对瓜分中国的领土、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又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在中国兴办西洋式的学堂;苏联比美国更“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其实完全是梅毒患者列宁同志的宣传伎俩。两个领土扩张已经过度、“吃饱了撑得难受的殖民帝国”,于是转而要改变中国社会的体质,以便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卫星国。作为“新殖民主义”的代表,它们分头赢得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掌声。由于采取了比国际化的策略,美国与苏联对中国的扩张方式,比英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接近全球时代的“民族平等”风格。
    
    再看内部干扰。满清为了保持鞑子的特权,极力阻挠中国的改革。满清溃灭之后,中国又陷入失控和战乱不息。共产党掌权后,中国(大陆地区)好不容易统一了起来,然而,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动乱。因为这个中共,种族上虽是中国的,文化上却是外国的,是不折不扣的“共鞑子”,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东西,比一般的汉奸更加缺乏一颗中国心。他们和满鞑子一样,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不惜崇拜红毛番鬼,屠杀民族志士,他们“治国”的日课,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最大歼灭战。而他们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患有梅毒的“列宁同志”。
    
    苏联崩溃后,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早在1895年医生就建议列宁去治疗梅毒。1923年,列宁的医生给他使用了用于治疗梅毒的六零六和碘化钾。解密文献提及,主管尸体解剖的病理学家阿波利科夫(Alexei Abrikosov),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受命证实列宁并非死于梅毒。虽然阿波利科夫在尸体检验中没有提到梅毒,但是血管损害、瘫痪和无力都是典型的梅毒症状。现代医学指出,晚期梅毒病人由于出现幻觉,经常能够迸发出异常的“思想光芒”,十九世纪的欧美(包括俄罗斯)著名人物,许多人都得过梅毒,例如思想闪光的尼采等人。“列宁主义”说到底不过是“梅毒病人的思想闪光”。列宁主义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怪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尽管显赫一时,不过就维持了短短的七十多年,其寿命还比不上头号屠夫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帝国。
    
    现代中国的一败涂地,也不完全是像满清、国民党、共产党所推卸责任的那样,是由“外国侵略造成的”?比外国侵略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因为近代中国断了自己的社会脊梁骨。这一点不仅是现代中国的特点,其实在明朝末年就显示出来了,否则满清鞑子断不可能以区区十万之众,就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中国大地。中国的脊梁,就是它的“文化阶层”,古代意义的“士”。中国近代的灾难,就是由于先秦的“士”后来演变为成分复杂、功能衰退的“读书人”和“官-僚”们。“学而优则仕”,却不能承担起创造的责任,结果社会文明陷入群龙无首的进退失据,终致天下大乱。
    
    满清社会解体的时候,具有秘密会社特点的“党”趁乱而起,虽然“专政峻法”,但终不脱“乱”的本质,专政却失政,峻法却无法,只是加深了中国的危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难题。在这种意义上,“党”完全不能构成“士”的替代物,不能形成中国的脊梁。但“党”的本性又决定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其“既定方针”,所以,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力量,“党”就要拼死阻止国家形成自己的脊梁──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反对派组织”的士。现代的中国,因此具有典型的“外强中干”的双重性:表面上“八亿人民八亿兵”、“十亿人民一条心”,好像铁板一块;实际上钩心斗角、各怀鬼胎,“消极抵抗”成了民间的第二本能──故,“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已是不可克服的社会顽症。
    
    中国社会的混乱,靠什么来消除?中国群众的消极抵抗,靠什么来平息?──新的文化阶层即“新士阶层”的崛起!
    
    一个新士阶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读书人”,甚至不仅仅是“名士”、“大儒”,而是先秦意义的“贵族”和从贵族派生出来的“士”!新士阶层,不是舞文弄墨者,不是技术专家,不是教授、律师、法官和社会活动家,更不仅仅是政客、财阀、食客、浪人──而是这一切的集大成者!
    
    新士阶层,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像中产阶级那么眼光猥琐、思想鄙俗,心中只有一个“钱”宇;他们的眼光高雅、思想精致,心中充满了“非商品化的爱好”。他们不是自谋生路的隐士,而是积极的社会干预者。
    
    新士阶层,既是尚武精神的载体,又是文化秩序的垂范。果敢无畏、飘逸风采,沉思冥想、博大圆通,缜密严谨、放达自任,精巧湛深、随遇而安──并集一身。文化阶层,堪称各种社会共同的一个中坚力量;即使现代人所谓的“原始社会”,也有它的文化阶层!并且,是靠着它的文化阶层,脱离原始、进入文明。而一个社会固有文化阶层的离心离德,没有不造成“天下大乱”的惨祸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的有计划的消灭文化阶层的手段,不仅未能固其根本,反且速其死亡。
    
    没有党锢之祸,哪里会有颠覆汉廷的黄巾之乱?没有东林党人的死难,“十八路流寇”也烧不掉明朝的皇陵!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是改朝换代的信号弹。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是社会总崩溃的马前卒。毛泽东的名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也摆不脱的咒语?不是由于毛泽东“预言家般的伟大英明”,而是由于这个政权,根本就没有可以依托的文化阶层!甚至连“知识界”也没有,有的只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的、散了架的知识分子······所以,古代两三百年一次的“王朝更迭”,到现代中国就成了七、八年一次的“运动周期”。这样“国将不国”地运动连天,是为“史无前例的以乱治国”。
    
    文化阶层与统治集团的分离,也是一切革命得以爆发的先决条件:秦、汉、明、清,都立于这样的革命;在唐代,文化阶层的背离也导致王朝的覆灭,黄巢当然是个典型的例子,但在他之前很久很久,大批士人就开始“走向藩镇”了。当清朝廷亡于“百日维新的党锢之祸”之前,也曾有过一个“同治中兴”,那是因为,洪秀全(相当于毛泽东)的邪教拜上帝会(相当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太平天国(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起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阶层(其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中兴名臣”)的强烈反抗,终告失败;而后者的主干,原非统治集团中的人,而是来自各个社会角落的文化阶层。
    
    英国革命前,先有“清教主义”;长老会的教士比之克伦威尔的铁军具有更大的社会转型力量。在法国,从伏尔泰到卢梭的一批人,和“百科全书派”的文化阶层,他们的呼声和表演,是以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和拿破仑的登基大典为注解的。在俄国,十二月党人所标志的文化阶层的背离,是布尔什维克大开杀戒的先声。反过来,只有当文化阶层与新的统治集团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完成(而不是像毛泽东伪善的夸夸其谈:“与工农兵相结合······”),新的社会秩序的重组,方能大功告成。这个关键的区别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有文化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成功了,而“反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一一失败了。尽管,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是“现代化过程中由城市力量发动的”。在硬币的另一面,文化阶层的自身消解,则是社会的模式崩溃的先决条件,也是历经了百年“休耕”之后,重新达到模式再生的先决条件。
    
    而要复兴一个社会,首先必须重建其文化阶层。所谓“议礼、制度、考文”,只能是在文化阶层不曾消灭或业已复活的条件下进行,而不可能超越文化阶层的命运。新士阶层,并不是从学校和书本里诞生的;只有骇人听闻的革命与战争,以及结束革命与战争的“回归与复古”,才是新文化、新士阶层的摇篮。
    
    只有立足于文化阶层的“等级制度”,才不至于在社会净化的同时,抑制“社会的活力”。而这样的文化阶层,必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贵族”!就现代中国的情境言,新士阶层正在一百年以来的民族溃败中重整旗鼓;他们的崭露头角,将是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而决不是什么“把经济搞上去”之类的胡说八道。
    
    新士阶层,新的精神的贵族,将是新中国的社会中坚!我们所期待的精神贵族······新型的文化阶层!他不是像“共产主义新人”那样的被塑造者,而是有能力再造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的超范集团。使他感动的对象,不是物理性的,而是心理性的;他的征服对象不仅是此岸的,而且是彼岸的。他以“崇高得骇人听闻的创造”,作为“最高的享受”。
    
    对于这样的精神贵族,并不需要社会性的支配权力,过多的财富和过好的境遇反倒足他的致命伤。奢侈只会败坏他的口味,颂扬只会瓦解他的创造力;权力的罪恶性,同样会对他们的体质,产生剧烈的毒化。真正的精神贵族,却能担当最沉的负垒,否则,他们的名号“精神贵族”,岂不成了对于他们的挖苦?成了痞子运动的倡导者所谓“臭老九”那样的泼妇骂街?
    
    真正的精神贵族,犹如一个社会的大脑皮层和中枢传导系统,这些器官需要的只是适度的营养:过多和过少一样,同样危害它的健康。贪得无厌的食欲、四处窥探的情欲、一切有关“占有”的奢欲──只是下等人类(其中许多自命为“中产阶级”或被其他贱货视为“上流社会”)处心积虑猎取的对象;或是精神贵族的观察对象,仅此而已。精神贵族拒绝“与民争利”,否则他们将失去精神上的全部优势。古代的贤人强调财富的罪恶,并不仅仅是出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嫉妒心理”,而是发自深谋远虑:人性要经得起考验,就得有所不为。
    
    中国的历史证明,对人民不能单用政权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更不能凭借军事暴力的手段反复“扫荡”(共产党人将此叫做“运动”)。这种“治理”,只能培养奴隶和暴民的奇特混合物,却打不下一个现代民族的坚实基础。中国人民的有效治理,必须依靠文化阶层为中介,施行“间接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相反,直接统治的霸道,只能一时“矫枉过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在王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作用,因为所谓“独立的舆论”,就是文化阶层正在发挥影响的证明。
    
    新士阶层,决不是统治集团的传声筒,甚至不能仅仅充当“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纽带”;新士阶层,是统治集团的基础,是人民大众的师表,有道德、有效率的管理者,从中生发;人民的虚荣、民族的精华,在此凝聚。他不断从人民中吸取有生力量,对统治集团进行吐故纳新:只有这样的文化阶层,只有从文化阶层中崛起统治集团:才是中国复兴的惟一道路!“中国难题”的症结在于,积弱不振的病根正是“人民的惰性”消解中国的症结,正需要以强烈的电击击溃人民的惰性!这不是一个玩笑,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宣言!
    
    ──消除长期的外来统治(从鲜卑、沙陀、辽、金、蒙古、满清八旗直到“党”······)所形成的“军事管制下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民族性”。这一艰巨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化阶层的头上。
    
    新士阶层如何消除中国人民的惰性、如何结束中国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消极抵抗、并消灭统治集团的自私、伪善?
    
    一,新士阶层从人民中来,故能体现民意,并对人民反馈(“酵母作用”),他们把高级文化的因子注入人民生活的污泥浊水。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犹如荷花池塘,荷花能使池塘摆脱消极的状态,污泥能使荷花得到活力。
    
    二,新士阶层到统治集团中间,以其道德、效率、自我牺牲精神等等提升统治者的品质,并从另一个侧面激励人民。他把人民的活力带到统治集团中,使之避免“封闭性集团”必然衰朽的厄运:又使人民的活力不被压死,反能升华。
    
    三,文化阶层的中介性质,使他面临“两线作战”的生存状态。但他深切地同情人民,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民的消极抵抗,正是针对官僚机器压榨的自我保护。
    
    而文化阶层受到这激励,又会进一步发展被“民族”所渴求的这种“精神食粮”。这种精神又进一步激发了这个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所代表的现实力量)的热情──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
    
    三个社会层次拧成一股绳──共同应付他们的环境压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更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命脉。于是,“社会和谐”成为千年一度的景致。
    
    对这一点的思考,倒使我想起了另外一种前景,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之间基本上是分离的。尽管国君也要聘请名声显赫的高僧和士人做他们的国师、幕僚、门客或思想指导者,但总的看,具有思想影响力的人和具有社会行动力的人之间,并不相通。而新知识分子阶层即文化的运输者与布道者,和那种真正执掌天下兴亡的“世袭大族”(相当于近代中国的“帮”或“党”)之间,却甚少同一身份。中唐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步改变了,表面上是科举制起了作用。其实“举孝廉”的制度在汉代就有了,但后来魏晋时代却废弃不用了,就像是科举制在清末以后也同样废弃不用了。
    
    随着文化精神的逐渐本土化,知识分子们也十分奇妙地渐具一种新的身份:同时开始着手掌握社会的权力。
    
    这一历史变革虽然是通过科举的推广而实现的,但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举制度的确立者则是肤浅的。“科举制度”不过是统治集团在新文化势力的压力之下,所采取的一个收揽政策。新文化势力由新的“士”组成,不仅有武士,还有文士:文士和武士所合成的“新士阶层”,把新的文明推向高峰。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新士阶层”,我们可以借助一下“精英主义”理论。
    
    精英主义(Elitism)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的保守态度。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精英主义蔑视大众,崇尚精英。甚至在主张民主制的熊彼特那里,大众也被认为是政治领域里的“原始人”;相反,精英阶层则适合作为大众的统治者。他们相信,人们对精英的偏见是出于嫉妒,而普通大众没有精英是绝难实现自治的。
    
    精英主义主张精英治国,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爱好,常常发展成为“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他们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重要影响。
    
    典型的精英主义驳斥马克思主义,认为少数人可能拥有各种权力资源,却不一定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未来社会只能由少数人统治,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与精英统治社会相抗衡的。精英主义还遭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者认为,当代发达的自由社会,其特点就是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的政治组织为获得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争。一个小规模的团体很难全面地控制局面。相反许多变化着的不同的团体则可能影响到决策的各个领域。他们认为精英主义者对权力的研究方法有缺陷。
    
    意大利社会学学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年)是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精英群体,一种是政治精英,另一种是事业精英即各行业的专业人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这两种精英群体总是处于活跃的相互交流状态,事业精英大量补充到政治精英集团,从而有效引导社会各项事业走向专业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向进步。
    
    1887年帕雷托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注意到十九世纪英国人财产和收益模式。发现社会80%财富落在20%人手中﹐而其中50%财富由5%人拥有﹐财富分配是极之不均衡的。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部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仍是如此。今天世界称此一财富分配现象为“帕雷托法则”。西方政府透过税制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苏联及中共也企图改变帕雷托法则。结果证明﹐社会财富分配一旦离开帕雷托法则﹐经济便停滞不前。换言之,“均富论”只能存在理想主义中﹐在现实世界一旦出现,社会经济便进入停滞期。
    
    以1973年至1995年美国为例﹐扣除通胀一般人实际收入上升36%﹐但蓝领阶级工人收入扣除通胀实际收入下降14%﹐即80%美国人收入上升了﹐20%美国人收入下降了﹔新增收入大部分集中在居于社会上层20%人口手中﹐其中64%更集中在5%人口上。换言之﹐社会愈富有﹐财富愈集中在20%人口手中﹐其中50%或以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5%人口手中。经济愈繁荣﹐富者必然愈富﹑贫者生活水准亦提升﹐但所占社会资源比例反而下降﹐所以不可能产生“均富”现象。可见,“均富”的口号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骗局。
    
    责任政府的责任不是改变帕雷托法则﹐而是阻止阶级流动性屏障出现﹐即不是把人按出身﹑成分而列入某一特定阶级﹐而是各展所长﹐随时由下层社会晋身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同时,上层人士亦不获保障﹐一不小心便跌回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社会。换言之﹐没有阶级屏障出现。人人凭自己本事在市埸上找寻自己本身定位﹐整个社会财富自然增加﹐富者(社会上20%人口﹐尤其是最富有的5%)必然愈富﹐但整个社会因财富增加﹐甚至穷人虽然所占财富比例有所下降﹐但生活素质仍可改善。例如2005年香港一般人生活条件较五十年前香港富人生活条件更好﹐又何惧富者愈富?
    
    请不要用行政力量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如此做法﹐否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社会财富一直以来都无法平均分配﹐无论透过税收或透过制度﹐最后仍返回20/80比例。20/80现象无处不在﹐例如一间企业80%利润来自20%产品﹔企业内20%员工努力成果才最重要﹐余下80%员工对公司盈利所起作用十分微弱。因此自80年起﹐美国企业开始裁减公司内80%员工数目﹐发现对公司营运真的没有影响﹐企业反而因节省开支而纯利上升。又如企业明白80%纯利来自20%产品﹐因此把80%非核心产品外判或结束﹐结果企业营业额只减少一点点﹐但纯利反而因节省发展80%非核心业务而上升。企业要简化产品而非多元化﹐明白哪些才是企业核心产品(20%产品带来企业80%利润)﹐企业员工宜精简(20%员工提供企业80%盈利来源)﹐把无关重要事项外判甚至不做。社会也一样﹐20%人口才重要﹐政府应研究如何吸引20%人口而非推行均富方法。因为社会财富贫富不均的出现,主要是人对金钱态度的不同﹐最后产生帕雷托法则。这方面无法以制度或税收去改变﹐即一个人可从下层社会爬升到上流社会﹐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永远是20%人口拥有社会上80%财富。
    
    自从莫斯卡和帕雷托首创精英理论以来,许多政治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流派的行列中来,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之能在当今的政治社会学说中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莫斯卡最早(1896年)提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能注意到,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的、恒常存在的事实和倾向中,有一种极为明显的现象:从最原始的、几乎还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属于统治阶级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行使着各种政治职能,垄断政权,并享有政权带来的各种利益。”在帕雷托那里,“统治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而成为他理论关注的焦点。据他看来,在各自活动领域内获得最高指数的人都可以确定为一个阶级,即精英阶级。精英阶级又分为两个部分,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
    
    米歇尔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日益加剧的世界中,哪里的组织程度越高,哪里运用民主的程度就越小,这是一条“铁律”,是一个不可逆转或阻止的过程。由于精英集团内部结合紧密,联络便利,行动配合默契,因而他们与大多数民众那种典型的一盘散沙、不能本能地迅速行动的情况相比,总是具有组织优势,从而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动员起来,制定决策,采取主动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但是到了熊彼特、罗伯特.达尔等新多元民主理论家们那里,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精英的概念与民主不仅不再相互对立,反而形成了有机的统一。他们认为,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是意味着精英的统治,即多元的精英通过竞选获取权力的过程。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和自己的统治者,这就是民主的全部含义。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影响决策,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了政治精英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上升为精英。
    
    这种意义的精英集团,比较接近我们所说的“新士阶层”。
    
    新士阶层与精英阶层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加深对它的理解。
    
    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年〕曾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代罗马人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内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年)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特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他们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不幸的是,崇拜希腊异教魔鬼的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奥运会遭到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的彻底败坏,只时一个时间问题。但在当时,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还是精诚团结、各尽其力的,“费厄泼赖”的精神焕然成风。
    
    一个没有公学精神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在讨论十九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唯我独尊的人,也不是玩弄生活艺术的人;而是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的化身。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绅士的道德观才是政府官员清廉品行的主要来源。
    
    摘自: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
    现代南北朝的曙光
    ──从“军阀造国的两个中国”转向“文明生长的统一中国”
    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r, The Morning Twiligh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 Transition from the two Chinas Created by Warlords to a Unifie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谢选骏
    
    1975年构思
    1979年起草
    2006年第一稿
    2011年电子版
    2015年印刷版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morning twilight as is reflected in Xie, Xuan Jun’s boo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e., the two Chinas created first by the warlords and then usurped by the Party-lord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unified by a third China to emerge in a civilized manner.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exactly like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ng unified by the Tang Dynasty about a thousand and four hundred years ago, usher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orn out of this unification is going to be a Real Man who is to unify China, not splitting China unlike his predecessors Sun Yat-sen and Mao Zedong.
    
    内容简介
    谢选骏此书透露的曙光,发现并阐释了“现代南北朝原理”,那就是建立在“军阀造国”、“党阀篡国”之上的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被文明生长的第三中国所统一。这就像古代南北朝必将被大唐统一,从而开出第二期的中国文明。现代南北朝原理,将产生一个真人,他能统一中国,而不是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一再地分裂了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两个文明生长期:一是西周、春秋、战国;二是唐、五代、北宋南宋。它们分别演化出两个统一帝国期:一是秦、西汉、东汉;元、明、清──然后是两个过渡时代: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古代南北朝曾经酝酿和产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现代南北朝正在酝酿并产生第三期中国文明······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曙光!我殚精竭虑地“发现了它”,但愿我还有能力“说明了它”。
    ──谢选骏
    
    全书目录
    
    2011年电子版前言
    
    (第一卷)南北朝曙光
    
    导论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大半个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卷)南北朝现象
    
    第一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二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三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三卷)南北朝分析
    
    第四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兀鹰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第五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四卷)南北朝比较
    
    第六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五胡乱华与猪羊之争
    三、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四、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五、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六、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七、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八、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九、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十、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七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八章
    日本、越南、朝鲜的南北朝及其他
    
    一、关于民族的思考
    二、民族意识与文化阶层
    三、日本的南北朝
    四、越南的南北朝
    五、古代南北朝的良贱制度
    六、现代南北朝的阶级专政
    七、思考天下与方国的区别
    八、“人民运动”的功能
    九、罗马史的例证
    
    (第五卷)南北朝现实
    
    第九章
    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
    
    一、孙中山是一个恐怖分子?
    二、先于列宁的列宁主义原则
    三、孙中山军政训政是军阀专政
    四、军政府思想来源于八国联军
    五、陈独秀《造国论》是军阀理论
    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来自孙文
    七、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早称帝
    八、孙中山比袁世凯更先卖国
    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行者
    十、人们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十一、全球格局下的中国问题
    
    第十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一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党”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六卷)南北朝哲学
    
    第十二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全书后记
    
    本书援引著作列表
    
    附录:美国“合众国际社”1981年10月18日发自北京的英文讯报道
    
    https://www.lulu.com/shop/search.ep?keyWords=xie%2Cxuanjun&type=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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