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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不争论”的三重变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9月28日 来稿)
    “不争论”虽然是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才正式提出,但可以将此视为整个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特征。从文革“意识形态至上”导致的荒谬和悲剧出发,文革后邓小平所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消解“意识形态至上”的松绑运动,为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松绑。与之相随的“拨乱反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实践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过程。
    
     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仅对左,也对右。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邓小平始终立足于实干,他希望回避意识形态争论,回避“姓资姓社”问题。但是,现实未必如其所愿。当意识形态的另一方频频挑起道路之争、价值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时,同样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从“保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出发,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防守、反击,于是乃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出现。实际上,最能体现邓小平“不争论”特色的,不是他不纠缠于“姓资姓社”,而是他面对意识形态挑战作出重拳反击后,只要对方缩回去,他就不再纠缠,并不是非要分个你死我活不可。

    
    由此可见“不争论”在邓小平时代的表现特征:我自己不说,也不让你说;如果你非得要说,我必起而反击;胜利之后,我也不再纠缠,我的目的只是守住边线,不是扩大阵地。
    
    在邓以后,传承其衣钵者亦继承了“不争论”的传统,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很大歧异。
    
    江、胡时代一脉相承,其“不争论”的表现特征是:我自己不说,随你们怎么说,只要不直接触及政权安危,我就当没听到。正因如此,在此一时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并且在另一方“失语”的背景下,迅速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成为学界、民间统治性的思想价值体系。从1992年到2012年,自由主义俘获了几代中国人,形成强大的“普世价值观”和“政治正确”。最有意思的是,一些原来为摆脱官方意识形态控制,在各个领域大呼“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人,在这个时期却极其强调“政治正确”,不惜套用此前他们自己批评的做法和话语,戴着放大镜、显微镜四处搜寻,察看众多文艺作品、专业论文中是否存在违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或“政治正确”的表述,一旦发现,立即上纲上线,斥之为反人类、反文明、反社会。
    
    这一阶段,官方意识形态战线全面收缩,退守到“不马上危及政权”的底线。互联网的兴起,更削弱了官方的控制手段和话语权。“无为而治”的结果,不是“天下自安”,而是使中国频临苏联解体前的意识形态境况:政权合法性岌岌可危,政府成为一切社会矛盾和个人不幸的矛头所指,正如习近平在当时一次谈话中所说:纵然中国做到GDP世界第一、第二,也不一定就能保住政权。
    
    就在这种混乱与骚动的局面中,中国突然进入了习近平时代。其转折之神奇,有如俄罗斯由叶利钦时代进入普京时代——在叶利钦时代,恐怕没多少人能想到,不久后的俄罗斯能变成普京时代的样子;同理,相信在2012年以前,也没有多少人想到,中国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习近平时代,“不争论”展开了自己的第三重变奏,那就是:我自己使劲说,但你不能说,这样争论自然不存在;而只要你不大声嚷嚷,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自由派知识分子喜欢将习近平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作毛泽东,其实,二者的差异不但显而易见,而且是根本姓的:在目的上,习主导意识形态和舆论是从“保政权、维稳定”的现实需要出发,而非出于意识形态偏好,否则,就无法解释同步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在手段上,习只是管控“有危害”的声音,没有对发声者穷追猛打,只要你不再大声发话。换言之,他打的还是防守、反击战,意图是管控声音、改变环境,并没有打算改造人心。
    
    这种做法,无疑是此前官方意识形态危境与苏联解体教训双重刺激的产物。从“保政权、维稳定”的角度看,习的做法不但有益,而且必要。但设想虽好,在集权体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急于邀功或唯恐担责的执行官员,显然已将习的意图层层加码,搞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大跃进”,不但是矫枉过正,而且将对思想、舆论的管控延伸到文化、文艺领域,弄出一些荒诞笑话。例如文化部明文查禁“宣扬以暴制暴思想,美化暴力”的作品,等于变相否定中共的暴力革命;据说广电总局还私下规定,影视剧中建国后修炼的妖怪不能成精;发表幻想小说的网站被要求,小说中官员的形象不能负面,不但不能表现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连勾心斗角都不许。。。如此就无怪于社会上传闻四起,说什么大陆又要开始划分阶级成分、划“右派”——这是由一种荒诞催生出的另一种荒诞。
    
    这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精神“大跃进”,引发了另一种忧虑,让问题又回到原点,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所急欲解决的问题:如何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
    
    要避免悲剧重演,并非是执政者自己认识到错误所在、刻意回避即可。因为能够被认识到的,只是已经发生过的错误;那些没有发生、未知而可能发生的错误,还不知有多少。如果每一个错误,都只能在实践中付出重大代价后才能够被认识到并加以避免,这样的代价,执政党付不起,中国也付不起。
    
    所以,杜绝重大颠覆性错误需要另辟蹊径,那就是在整个社会的主驱动机制之外,设置另一种制衡、纠错的机制。换言之,应该在政权、执政机制之外,让民间拥有一定的独立评判和制衡政府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平时可以保持在相对于政府力量很微弱的程度,以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这种能力必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如果政府的决策、行为偏离社会的普遍共识,它就会发挥作用;偏离越远,汇集在这种能力下的共识人群就越多;政府的决策、行为突破的底线越多,从这种共识发出的制衡、纠偏力量就越强大。这样一种“另外再加一重保险”的机制,虽然未必能够完全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语言的力量有其限度,也因为有一些悲剧本身就是由民意推动,或与民意合力而形成,例如纳粹上台),但无疑可加大政府犯错的难度与成本,减少悲剧发生的几率。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如果不能掌握群众,就不可能变成物质力量。民间独立的评判体系如果不能影响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对政府重大失误的制衡和纠错力量。因此,政府不仅应该允许从建设角度出发的不同意见在小范围和专业领域内存在,而且应该允许其影响舆论、成为舆论的一部分。但是,在政府急欲主导舆论的背景下,如何容忍一种独立声音的存在,同时将其限制在相对微弱的状态,而且将此意图真正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无疑是一大难题。
    
    概而论之,每种政治制度都有其不同的适应性,有其不同的优劣、长短。一个社会在选择最适合于自己当前阶段的制度形式后,该制度本身的优劣、长短之特性并不会消失,而是将继续发挥作用。该制度能够延续多长时间,不仅取决于其优势的发挥程度,更取决于其短板。因此,要延长一个政权或一种制度的生命周期,必须想方设法弥补其短板。显然,政权体系之外的纠错机制,就是中国现行体制的短板所在。实现这种纠错机制与政府主导意识形态的共存,是当代中国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无法回避的挑战。
    
    迄今为止,答案还未浮现,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必须加大对政治制度、政权合法性话题之外不同声音的容忍度,尤其对文化、文艺领域更是如此。一个社会的生机、活力,不是孕育于精神的整齐划一之中,而是孕育于丰富、复杂的多样性之中。习近平曾称赞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但美国软实力的强大,不仅在于能够创造弘扬主流价值的主旋律文艺作品,其根源更在于能够创造和容忍大量诸如《将军的女儿》这种表现社会各种阴暗面、复杂面的作品;就是习近平自己,如果不是经历了知青阶段的磨砺和艰难,或许也难以成就今天的高度。历史已反复证明,强调精神上的统一性、集中性,虽然能够朝着某一个方面短期放大社会本有的能量和效率,却会损伤生长这种能量和效率的根基与源泉,即社会的生机、活力,长期而言必然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精神方面的“纯洁性”要求越高,认同、跟随的人越少,不认同、反对的人越多。这是自己为自己制造对立面、驱赶同盟军的不智之举。如果这样,港、台在精神上也必然离大陆越来越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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