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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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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十诫中的一条说:“不 可 跪 拜 那 些 像 ,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和平演变理论”: 和平演变一词是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在1950年代初提出:“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西方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寄希望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不须战争,共产专制就会自动解体,转变为资本主义。他的这个著名理论有如咒语,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国家能逃脱和平演变的命运。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对抗和平演变,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修正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21世纪初,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和平转型,指共产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主动地以和平方式转变为民主制度的过程。和平转型是漫长和平演变过程的压轴戏。
    
    按照上面我所罗列的“圣经真理与和平演变”的关系看,和平演变其实不是杜勒斯的发明,而是圣经真理早就预言了的。因为当一个社会由于种种宿债而遭到革命与战争的蹂躏之后,经历了第三代和第四代人的时间以后,上帝的愤怒已经逐渐平息,社会逐渐回归正轨,和平演变逐渐实现了。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指的正是一个社会的不正常状态,而和平演变正是一个不正常社会的回归正常状态的过程。
    
    而一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过程,一般需要七八十年的时间。
    
    (二)
    
    根据我1996年从圣经《以西结书》记载的“犹太人被掳七十年”受到启示,而领悟提出的“七十年理论”,苏联政权的暴政七八十年才结束;所以中国的自由解放也不得不等到1949年之后的七八十年才可能来到。
    
    后来十几年,我逐步发现:不仅苏联如此,一般政权在七十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脱胎换骨,甚至美国,也在建国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了分崩离析、重新改组的南北战争。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0年重建共和,也花了七八十年。俄国民主革命失败(苏联建立)重建民主(苏联瓦解)也是七十多年,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到民主化(1987年),也是七十多年。
    
    从中国历史看,短命的王朝如秦隋大都“二世而亡”,而长命的王朝也大都在七八十年的时候发生一个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其变化的深刻简直判若二人,就好像没有经历过改朝换代的血腥似的······
    
    由此可见,圣经真理“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其实比和平演变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那不仅适合于共产党国家,而且适合于一切社会的转型。
    
    (三)
    
    附录:《国破家亡者的最后晚餐——从巴比伦之囚看当代中国命运》(1996年)
    
     谢选骏
    
    (鸣谢作者赐稿“基督徒网络文帖存档” http://www.xici.net/t.asp?http://library.ccim.org/)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理想随时会因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这种反省不可多得,它凸现了生命的不确定与理想的主观性;我因此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以前我喜欢的名言是,“如果有上帝而我不是上帝,这叫我怎么受得了?”但此后我将此转折为,“如果有上帝而我就是上帝,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医生,我还有希望吗?”伟大导师要向医生搜寻希望了,可是医生自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他或他就是上帝,那世界就真的毫无希望了。
    
    我的软弱,使我在早于他们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毫无希望,并因此寄希望于永生上帝。这使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如果说还有终极性存在的话);我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冠冕堂皇,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而如果没有造物主,那荣耀我们自己必定要灭亡的过客,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因为观看我们荣耀的人民,也将化为乌有。如果少年痴呆自我迷恋尚可理解,那灯火通明之际还执迷不悟的人,岂不太可怜了吗?在耶稣面前,我感到羞愧:我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他的痛苦则是为了拯救世人。他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意欲“自我实现”的罪所捆绑。至于为什么意欲自我实现就将导致被罪捆绑,我想,每个人最终的结局——灭亡,已经对此作出了最生动的展示和最雄辩的说明。正因为耶稣基督是与造物主同在的永恒之子,既不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所以他必然是无罪的。由此我知道,任何看重自己的;就是有罪的,越看重自己,就越有罪。在此意义上,欲救国救民的志士也许要比寻常百姓犯了更大的罪。寻常百姓之欲不过满足口腹之欲罢了,基本是生物性的;而志士们欲却还想荣耀自己以争夺那本属于造物主的荣光(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谥号无一不是对神的荣耀之窃取)——这种心理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也就更接近撒但。
    
    由此想来,鲁迅的《药》之潜在含义(即鲁迅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含义),也许不仅仅是对群众麻痹症的批判,也在无意中泄露了天机:欲顶戴伟大光荣正确的神明般谥号者,难免不流血,难免不被做成人血馒头来享用?
    
    如耶和华的启示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11)感谢主,耶和华是仁慈的。以前我像外行一样,以为耶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我知道,圣子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只有父一位是良善的。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15/26)
    
    在这样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压迫者要压迫我们的动机动力基本一致吗?这正是我的罪性之存在,并给了压迫者以压迫的可能;如果我追求自由的反抗成功了,难道我保证不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吗?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难道不是相通的吗?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行尸走肉的贪婪基本一致吗?这就是所谓求生的以致扩张的欲望吧?尽管它的外延似乎大一点。但是这个大,往往更糟而不是更好。
    
    我好像在追求利他。但是我实践利他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以博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像为期许的吗?如果在相同后果的期许下,难道我不会成为一个利己者吗?我绝对不会由爱生恨吗?如果事与愿违的话?这样看来,我的克己我的努力往往是使我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也许恰恰因为我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
    
    这些心路历程也许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如深陷“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我自己也是在面对绝境的时候意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国破家亡的人们预备的最后的晚餐”,基督的爱筵,乃是用他自己的血肉铺设的。圣子啊,你不是用他人血肉铸造自己的冠冕,不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前进的,更不是仰赖弟兄们的牺牲向上爬。圣子啊,你流自己的血,把灵魂交给父神,为世界送来主的福音。这就是神迹。
    
    是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所展示的上帝的道路,是大写的真理与大写的生命。
    
    就这样,沿着圣经的道路,可以从古代的巴比伦之囚走入当代中国历史。
    
    “巴比伦之囚”(前605-538)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圣经启示的奥秘,因此它并没有完全逝去,而是依然存在人性的命运中,甚至就发生在当代。就历史事件言,它指的是以色列人由于淫邪背约而遭到上帝的处罚,被巴比伦王所败所掳,为奴为娼将近七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被掳共有三次:1、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犹太国中宫廷人物,其中包括先知但以理等。2、前597年犹太王约雅斤在位时掳走犹太王、首领和工匠,并立约雅斤的叔叔西底家为傀儡王。3、前587年攻陷耶路撒冷,俘虏敢于反抗的傀儡王西底家,彻底掳走贫民以外的犹太百姓。整个被掳审判改造运动合计前后历时达十八年之久。最为典型和惨烈的是第三次被掳:“西底家二十一岁时做犹太王;他做了邪恶的事。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统治犹太国的第九年十月十日,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城里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了。巴比伦军追击西底家王,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俘获了他。西底家被押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面前,巴比伦王把西底家所有的儿子都处死,同时处死了犹太的首领们。接着他把西底家的两只眼睛挖出来,用镣铐锁住他,把他押到巴比伦去,直到他死去······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城里所有显要的房子。留在城里的人向他投降,技工都掳到巴比伦去。但他把最穷苦、没有财产的人留在犹太,让他们经营葡萄园和耕种田地。”(《耶利米书》52/1-16) 以上是就历史事件的巴比伦之囚而言。
    
    那么,就圣经所启示的人类命运的奥秘而言呢?不难发现,近代史上欧洲最大的异教政权苏联,与好战的亚述-巴比伦帝国有许多相似之处:1,两者都是军国主义国家。2,两者都以征服全人类为目标。3,两者都是强烈排他的世界强权。4 ,两者都是圣经所指陈的上帝之敌。5,两者都打败并控制了原先的圣经选民,被亚述-巴比伦帝国掳获的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被苏联掳获的则是信奉新约的东正教各族。6,异教帝国掳获圣经之民都是七十年左右,在古代是前605-538,在现代是1918年俄国内战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7,异教帝国的覆灭使得被掳之民获得自由:以色列人可以回归祖先的土地,也使得东正教民族可以回归祖先的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并不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而是看不见的手赐予的,是不以那些被解放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那么,上述的征服及被掳是如何实现又如何消逝的呢?按照圣经先知的解释,以色列人的被掳是由于他们背离了造物主之约,从而招致造物主的审判,这审判是借着敌手来实施的。当这种处罚实现之后,且等到日期满了,这些敌手自然会退出历史,而造物主将恢复与选民的关系。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掳有三次以上,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高峰期(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当然,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掳”。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六十七年,尤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也不难发现,在肃反和文革的被掳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掳之后将近四十年,强权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不是王道的建立。
    
    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会审判他的选民,尤其还要借助于巴比伦王这样的黩武者、异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因为这就是那高于人的旨意。圣经中描写这“颠倒历史” 的进程,肯定会激起现代人的可怕同感:
    
    1,“该死的以色列领袖啊,你的终局到了;你面对最后惩罚的日子到了。······一切都变了。没有权力的人要被提升,统治者要被推下台来。”(《以西结书》21/25-26)你看,这多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色列的领袖多么像被打倒剥夺的现代“资产阶级”啊。没有权力的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2,“他们要沦落作难民,作俘虏,他们中间的领袖要在天黑时拿起包袱,从他们为他在墙上预先打好的洞逃亡。”(《以西结书》12/11-12)这些以色列人,多么像“白俄”与“国民党反动派”啊。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内战中(仅仅国民政府军就被胜利的对手声称杀掉了八百万之多),尤其是内战后的改造运动中,胜利的征服者不仅把对方的军人视为“俘虏”,也把它的文职人员和普通百姓(地主、富农、资本家)视为“俘虏”而任意处置,因为在这样万里长征般的全面征服中,整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手政府)已经沦为被掳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3,“我们被放逐的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些以色列的长老
    到我面前坐下,向我询问上帝的旨意。那时,上主对我说话;
    他说,必朽的人哪,要告诉他们,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你们
    来求问我的旨意吗?我指着永恒的生命发誓:不准你们求问。”(同上20/13)被放逐的第七年,相当于中国的1956年和苏联的1925年,中国的右派份子正准备“猖狂向党进攻”如犹太王西底家竟敢反抗主人巴比伦王的统治,苏联正在强制实行集体农庄,自由农民正在绝望中。但是“不准你们求问”的命运早就准备好了。一切异议都是徒劳的,只能换来加倍的惩罚。“不准你们求问”,将是即将临到被掳者头上的命运。
    
    4,“必朽的人哪,以色列人是一堆废物。他们好像炉里炼银所剩下的废物——无用的铜、锡、铁、铅等······我要把他们集合在耶路撒冷,用我的怒火熔化他们。”(同上22/18-20)在这里,圣经预言与我们曾经历的现实之间,甚至连术语都有惊人的相似:废物(与"俘虏、“残渣余孽”、“坏份子”、“阶级敌人”)、炉里(与“革命熔炉”)、炼银(与“下放锻炼”)、集合(与“集体化”、 “忠字舞”)、熔化他们(与“全国山河一片红”、“八亿人民八亿兵”)······耶路撒冷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还是北京?为了这个“中心地位”,中-苏论战冷战热战了整整三十年)!
    
    这之后就是大肃反与文革。······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呢?
    
    1,《以西结书》中的上帝说得十分清楚:“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向他们说预言。······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要遭殃了!你们只顾自己,却不牧养羊群。······虚弱的,你们不调养;生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你们反而用暴力虐待它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分散;野兽来撕碎它们,吞吃它们。我的羊群流落在山间,在高原,分散到全世界,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寻找。······我要收回我的羊群,不准你们做它们的牧人,也不准你们只顾自己。”(34章2-10节)看啊,这与共产国际所谴责的“反动剥削阶级”的行径多么想像!在被掳之前,俄国与中国,都是阶级分化严重和内部冲突激烈的国家,无怪乎俄国人会趁日俄战争和一战之际,在后方发动革命,而中国的抗战八年,竟出产了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内奸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先锋队!
    
    2,“必朽的人啊,要是有一个国家犯罪,对我不忠,我要伸手切断他们的粮食来源;我要使饥荒临到,把人和牲畜都饿死。······如果有人幸免,又救出他的儿女,他们逃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观察,看他们是多么邪恶。”(14章13-22节)这仿佛告诉我们,在苏中两国先后爆发的大饥荒的背后。不仅有农业集体化的导火线,还有埋藏更深的火药桶。简单说,那就是使得被掳和农业集体化得以实现的社会破产。
    
    3,在如此社会破产得以出现的条件下,当然,不仅牧人有罪,人民也责无旁贷:“你们吃带血的肉,拜偶像,杀人······你们依靠武力,各个都奸污邻人的妻子,······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这样发誓说,住在荒城里面的人民要在刀下丧生;住在野外的人要被野兽吃掉;躲在山上和洞里的人要病死。我要使此地彻底荒废;他们所夸耀的力量都要消失。”(33章25-28节)这真是全民族的悲剧,所有阶层一一遭殃。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古代以色列,而且继续发生在我们眼前。甚至在被掳之后四十年相继发生的“苏联解冻”(五十年代)和“中国自由化”(八十年代),也还是昙花一现,短命夭折,除了又剪掉一批鲜花毒草之外,似乎没有收获。因为主所定的日期还没有满,任何个人的甚至人民全体的摆脱被掳命运的要求,被无情地粉碎,除了遭到嘲弄和报复之外,似乎一无所获。这使无法
    用常理来衡量的。
    
    犹太人正是在悔改之后,得到了主所定的解放:
    
    1,至高的上主说:“必朽的人啊,你要斥责米设和土巴两国的统治者。要告诉他,我——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和你作对。我要把你扭转过来,领你离开极北的地方,带你到以色列的群山上。然后,我要打掉你左手握着的弓,右手拿着的箭。你和你的部队,以及联军都要死在以色列的山上。” (以西结书39章1——4节)这里离开“极北的地方”之扭转,多么像苏联的突然崩溃;而它被上帝打掉的左弓右箭,多么像苏联不战而屈的常规部队和核子武装;他们死在以色列山上的部队,与苏联被赶出东欧和俄国陷入车臣的泥沼,也不乏相象!
    
    2,“必朽的人啊,这地方是我的宝座;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统治他们。以色列人或他们的君王不会再拜偶像或为已死的君王立碑而侮辱我的圣名。······他们曾以可恶的行为侮辱我,所以我在烈怒下,把他们消灭了。现在他们必须停止拜偶像,要拆掉他们为先王所立的碑,这样,我就永远住在他们中间。”(同上43章7-9节)这不仅是巴比伦之囚结束时古以色列复国的素描,也是当代苏联——东欧集团历史的写照,无数的“已死的君王”列宁像一夜之间奇迹般地倒地,无数的异教纪念碑莫名其妙地遭到铲除,就像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树立;因为那里的东正教人民重新渴望回到上帝的怀抱。······
    
    从上述的引用和分析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多么相似。时空隔绝如古代的以色列、巴比伦和当代的中国、苏联者,也并不能超然于“历史命运的互联网”!更何况,这样的命运每天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重复,因为我们的天性中,就有着实现上述命运的“必然性”或说是基督教意义的“原罪”——哗众取宠、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的不知不觉的潜力。
    
    (圣经引文自《现代中文译本》,联合圣经公会1980年第二版)
    
    (四)
    
    三四代、七八十年、祖孙三代,这样的周期不仅是过去的历史法则;而且今在的生物规律,就在今天的中国展开着。
    
    当然,那是不是和平演变,就很难说了,要看具体的社会进场。不过从中国历史的惯性看,和平演变的可能不大。但无论如何,圣经启示和生物学规律所呈现的“代际演变”还是免不了的。
    
    有一种“代际演变”,在政治学上就叫做“改朝换代”。
    
    2015年8月27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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