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一平:浩气长流,继往开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辛亥革命10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28日 转载)
    一平更多文章请看一平专栏

    巨幅抗日画作《浩气长流》2010年7月7日至7月31日在台湾中山堂成功展出。此乃当代中国民族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对大陆而言。其长远之意义将日益显见,虽然当下只现端倪。

     此画作乃中国民族抗战之史诗,数十名画家耗时五年半完成。全画卷九百多米长,宽两米半,实录历史人物共一千余名,序、弁、述、文献、诗章等各种文字二十万余,镌刻石印168枚。画卷由六个部分组成,即卷首《故国》、《青天碧海》、卷一《山河岁月》、卷二《血肉长城》、卷三《精神堡垒》、卷四《信义和平》、卷尾《愿景•祈祷》《千鸽图》。


    特别需要强调,在集权之中国,《浩气长流》的创作及三百五十余万的捐助,全系民间所为,数十位画家尽心罄血,也是义工。王康先生说:“我们必须保持民间独立立场,不能接受任何党派、任何政府的资助,尽管他是好意,也不能接受。一点都不能接受。······我们这幅画完全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标准,是民意的表达。”此民间性非常重要,其相对官办官控、中国尚缺少言论和思想自由而言,是国人的真情实想,显现了官控意识之下民族精神的另一面——中国民族的底蕴。

    一幅画作长近一公里,耗如此之人力心血,可谓峰巅亦疯癫。仅作为艺术,难以让人理解,必需将之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命运、精神、文明的辽阔背景之下,方能知晓此“疯颠”之意义。话说大一点,《浩气长流》开启了中国当代复兴文明之门:兴亡继绝,振衰起敝。学究些说,中国当代文明的符号系统将由此更改,一向归复中国文明之道统,一向展向当今普世之精神之价值,而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的意识语符将被彻底弃置。此乃当今中国文明之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一败再败,一辱再辱,裂疆割土,国不将国,加之内乱频生,战祸连连,可谓漫野哀鸿,生灵涂炭。

    民国之后,亦有十数年之战乱。而从1927至1937,国民政府励精图志,恤民兴业,乃有十年振兴,国家终踏上正途,现代中国乃显雏形。然而日本入侵,国家被拖入战争,建设大业被迫中断,中华民族再次沦入灾难。八年战事,中国一片焦土,牺牲生命2000多万(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史》),十年振兴的种种建设焚毁殆尽。而且,抗战中,苏俄扶植的中共乘机做大,之后乃有三年内战,乃有“新中国”,乃有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灾难。如果不是日本入侵,中华民国沿十年振兴一路走来,中华民族,乃至亚洲都将是另一番命运,中国现代文明复兴大业早已完成。

    中国近代以来,内乱频生,刀戈相向,但唯抗战一事,全民同仇敌忾。一方面,它是民族的,集中国民族数千年之正气,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它是捍卫人类文明的正义之战。八年抗战,中国民族不甘贫弱,英勇不屈,以2000万人的牺牲,终在盟军援助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国家,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正义一方,进入世界,以其坚毅、英勇及牺牲,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全世界的尊重,并成为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之一。

    一百多年来,中国饱经欺凌,辱而再辱,但抗日战争则是中国民族的胜利之战,由此中国民族在世界上昂首站立起来。有关这场战争,中国民族所付的代价,其意义,以及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历史给予的评述远远不够,而1949年之后当局有意篡改历史,致使国人不能完整认识它(其主要原因后面论述)。这些很是让人悲哀,其所涉及的不仅是历史之真实,也有关中国民族对自身的认定,其道义、勇气、精神、力量、 性格、胸怀,进而言之也就是中国民族立世的自信力和尊严。人的存在就是对自身的认定,确定价值和意义,建立生的肯定,激励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一个国家、民族也如此。

    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的正义之战,光荣之战。中国民族需要于此不断地回到这里,祭奠那些死难者、牺牲者,缅怀先辈们的浴血牺牲。文明的传承及开拓,总是需要不断地回到其牺牲,为之祭奠,以汲取信心和能量,确立生存的方向和道义;进而言之,生之大义是以血和生命的代价而确立的,其高于世俗万利。我们看到,基督徒每星期都去教堂礼拜,在十字架前祭奠基督,高颂《圣经》,用他的血补充自己的生命。其实所有的宗教,都以需要血和生命来祭奠。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无数的圣殿、纪念碑、先贤及英雄的雕像,它们构成其国家与民族之“神话”——信心、勇气、价值和荣誉。即使日本,非义战争的发动者、失败者,战后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坚持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在,靖国神社即在,这大约不会改变。

    二战中,犹太人牺牲了600万生命,然而由此以色列得以复兴,古老的犹太民族得到新生,在世界上获得了其从未有过的成就、地位和尊严。可以说,犹太人600万人的生命,是其民族复兴,进入现在文明的献祭。但是,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是如何尊重这600万人的牺牲,不遗余力地记忆、讲述、祭奠,以此获得世间道义,确立国家、民族复兴的意志和勇气?在阿拉伯、伊斯兰的包围中,小小的以色列,如何创造了现代军事、政治、经济、科教种种奇迹?可以说,600万人的牺牲是他们力量与信念的源泉。

    中国的抗日战争,何尝不该如此?抗日战争本应就是,中国国家与民族复兴、走入世界现代文明的献牲祭奠,而抗战的胜利则是其获取新生的奠基礼。况且,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民族所经受的灾难,所付牺牲,以及他们的英勇奋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犹太人。如果战后,中共能以国家大义为重,如同法共、意共将武装交还国家,走议会道路,中国将是何等幸运。这除了给人民带来和平,使国家走上建设,也将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蒋介石先生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必须以和蔼亲睦共同互助的精神,正视八年来国内残破创痍的现实,而导国家于复兴;更必须以坚救刻苦,自觉自勉的精神,使我中国跻于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之林,以慰国际友人的期望。”但是,我们却远没有犹太人幸运,中共武装革命横腰砍断了这条正途。于是就是三年内战;再后就是红色中国,其制造的一系列灾难远比日本八年入侵更为惨烈。为什么中国赢得了抗战,反而跌入更深的灾难呢?

    作为非宗教文明,中国文明以史为教,即以人类长久积蓄的具体生存得失、经验、省悟,为借鉴、为教育,为根据,以确立当今乃至未来之生存。可以说,中国文明以经验理性为本。历史不仅是中国民族生存的经验和借鉴,也是其生存价值、意义、道德之根据,如果对之遗弃,中国民族就会丧失生存的方向,陷入混乱。否定孔子,国人就丧失日常道德;而不否定秦赢的暴政,国人也就丧失对国家暴政的警惕和抑制;遗忘近代列强的欺凌,就不会有国家、民族的自强与尊严;而不反省清政府的腐朽、排外、妄自尊大以及义和团的愚昧、肆暴,我们也就不会有进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正确心态与方式。如果说传统中国文明以史为教多限于中国民族自身;那么当今,这个“史”则应该是整部人类积蓄的文明经验。

     二

    抗日战争是中国传统的忠烈爱国精神与仁德天下的道义精神之集大发扬。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先生在抗战演讲中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八年后,庆祝抗战胜利,他再次发表演讲:“我们中国人民在黑暗和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他又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正”、“义”、“仁”乃中国民族数千年立世之道统。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在“世界”与“现代”这两道门槛间百经挫折,但是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其成功地完成了这两个转折。一战后,《巴黎和约》引发了中国“五四”运动;而二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平等之姿态,跨入世界文明之行列。蒋介石先生说:“全世界因战争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相互之间所发生的尊重与信念,这就是此次战争给我们的最大报偿。”“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筑在人类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爱互助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要向民主与合作的大道上迈进,来共同拥护全世界永久的和平。”二战是一场现代战争,通过这场战争,中国经过“现代”洗礼,更加明确了建设现代国家之意义,其不仅是军事的、科技的、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实现宪政民主。抗日战争使中国“正”、“义”、“仁”之道统与世界和平、公理、博爱精神贯通一体,也确立了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之方向。

    当今世界,任何和国家、民族都肩负着双重的文明使命,一向是继承自身传统文明,一向是接受并发展现代文明。无前者,一个国家、民族就会丧失其文明经验与自信,生存意志即被摧毁,无以自立、自信、自尊、自强;而无后者,其则丧失生存的现实性,被淘汰,更无法参与世界,与它国家、民族共生、共建、共荣。即使是西方先进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六十年代美国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即是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而当今其也面临着清教传统与现代消费、经济与环保、福利与衰退等多方面的冲突,有待文明给予解决。任何文明都有长有短,有黑有白,因此无论继承,还是接受、发展,都不是全盘拿来,而需要经过鉴别和选择,并达至二者的贯通与协调:现实而有未来,自重而与人类共荣。中国文明尚现实、进取,而又有仁德天下之精神,应该说,如果没有非常之境况,中国民族完全可以肩负两向文明重任,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抗日战争即是充分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中国现代国家与文明的重建,需要回到这个奠基地,祭奠2000万死难之国民、殉国之将士,确立中国民族的立身与方向:一向是继承中国“正”、“义”、“仁”之道统;一向是进入世界文明之行列,建设现代国家,实现宪政,接受普世价值。而没有对中华民国八年浴血抗战的真实而完整的讲述,没有对这场全体死难者的祭奠,也就说没有了这面旗帜,中国民族就丧失了文明的方向,其中断了历史,也失去了与世界文明的血肉关联;而伪造这场战争的历史,中国也就没有了国家、民族之正当认同,截断了文明传统,也就丧失由无数先贤、牺牲所的奠立的信心、尊严和荣誉。在历史上抹煞那些英勇阵亡的将士,就是中华民族血脉、精神、勇气、道义、良知的死亡。祭神神在,祭鬼鬼在,祭奠谁即受哪方魂灵的支配。颠覆国家宗庙,更改铭文,也就颠覆、更改了国家、民族之存在。

    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一系列的灾难,正是以上之恶果,大跃进、文革即是典型例证。捣毁孔庙、忠烈祠,高颂李自成、东方红,自然是大灾大乱。及至今日,中国种种之“假”、之“毒”、之“恶”、之“乱”,也还是根于此。“新中国”篡改了中国文明的历史、价值及整部符号体系。

    所谓中国文明的复兴,其实很简单,就是弃置1949年以来的红符,恢复被毁坏的文明,恢复被篡改的历史、价值及整部文化符号。存亡继绝,天下归焉。当今而言,就是告别1949,回到中华民国,恢复中国之道统、之精神,迎接当今普世之文明。而这场文明复兴的开场,就是恢复抗日战争真实之历史,重新给予祭奠。《浩气长流》正是这场伟业的开篇之作。

    三

    《浩气长流——国画的诞生》一文记述:“2005年1月18日,王康带着几位朋友和公司员工,坐上一辆商务车,前往湖南衡山。······他们驱车直奔忠烈祠。”南岳忠烈祠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靖国神社,安葬着数千抗日阵亡将士遗骸;而且衡山,“这伟大的山岳与人类精神的联结。正是在南岳,中国最优秀的知识人群体在这里做出了‘问道不问贫’的典范。贺麟《近代唯心简释》、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等等中国现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在这里形成”。何应钦祭铭“正气磅礴,天地同流,渊渟岳峙,俎豆千秋!”

    然而,“新中国”后,南岳忠烈惨遭涂炭。1952年,湖南省政府指令“清除”南岳“反动遗迹”,组织民工将所有碑刻匾额凿毁;文革开始后,全园烈士墓被挖掘殆尽,骨灰遭抛撒,可谓旷古之恶行。要知道,这是国家行为。1944年,南岳沦陷,日军到忠烈堂也仅仅是零星放了几枪;而“新中国”何以如此亵渎为国捐躯之英烈?

    南岳忠烈的以上惨剧仅仅是“新中国”伟大业绩的小小一幕。1949年后,毛领导中共对中国民族,及其它的精神、历史、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系统性暴力摧毁:土改、镇反、思想改造、集体化、反右、文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砸烂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中国文明的复兴,必需从清理这一段历史开始,没有对毛共残害中国民族、摧毁中国文明的彻底批判,中国便无从重新步入文明。我们只有清楚中国民族与文明是如何被毁坏的,才能知道如何使之站立、复兴。我们需要像批判纳粹、希特勒、斯大林一样,清理毛泽东及中共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之罪,这是重建中国文明的前提。只有清除中共的邪障,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的浩然正气。

    中共是在俄共策划下成立的,从起始便是第三国际的下属支部,遵其纲领,受其资助,服从其领导,向其汇报,有《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为证。俄国创建中共,是俄红色帝国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中国苏维埃化,纳入其势力范畴。可以说,由根儿上中共即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叛逆者,属于俄共势力(以后反目),为苏维埃奋斗,为之不惜损害、出卖国家与民族。1949年后,毛尽管一再煽动民族主义,但目的是为了“领导世界革命”——在斯大林之后充当革命霸主,他毫不顾及国家与民族之利益,哪怕大批饿死人民。二者前后一致。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孙中山由于要建立党军,寻求苏俄合作,苏俄给予孙大量的军火及财政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建军北伐,同时要求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此即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开中国近代极权政治之端。孙中山联俄有实用之目的,但是俄共指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则另有所图:渗透于国民党内,扩大中共组织,控制国民党的权力,左右国民党的政策,使之倾向苏俄。之后,共产国际又决议改变中共方略,武装工农,进行土地改革和城市起义,并意图使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工农革命机构。这最终导致国民党清党,对中共进行镇压。汪精卫由拥俄拥共,后转而与之为敌,根于此。

    之后,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决心组织军队,进行武装革命,推翻国民政府。1931年,中共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宪法、建立政府、发行货币。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其提出“要用武装保卫苏联”。当时中共代理总书记王明说“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见《王明传》。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迁至陕甘宁,改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首都为延安。至于1937年9月,国共二次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宣布取消。

    不能说中共完全没抗日,但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让国军与日寇正面决战,而其却将主要精力用于趁机扩张军队和地盘。西安事变之前,中共红军在陕北仅有3人万左右,所辖不过3县,但是在到1945年,中共已经建立了16个根据地,军队达120万,所挟人口1亿以上。而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损失了90%的兵力,400万军人,仅战死将领就有200多位。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的侵略”,“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日本投降后,毛即刻发布命令:“实行广泛进军”,“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两个月内“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和“广大乡村”,为争夺对日受降权,中共决河、炸桥、毁路,围歼国军,抢占东北,甚至准备武装解放上海。如辛灏年先生所说:“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先后与其签订了《哈尔滨协定》《莫斯科协定》,约定:苏俄可驻军东北、新疆;获有在东北的矿产开发权及陆空交通特权;中方向苏俄提供棉花、大豆等物产及劳工;而苏俄为中共提供军事武装(武装50万军队)——包括缴获的日军的全部武器,为中共培训军队,必要时秘密协助中共作战(《谁是新中国》)。如果没有苏俄的大批军援,中共赢不了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就会清楚中共为什么要于抗战烈士陵园挖坟掘墓,将其碑文全部凿毁。如毛所言,枪杆子、笔杆子——暴力和谎言,中共靠此夺取政权,也靠此巩固政权。中共政权垄断舆论,剥夺人们言论权利,迫害知识者,目的就是以谎言统治人民。他们一方面掩盖真相,篡改历史,魔化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一方面编造毛泽东、共产党的神话,让人民信奉崇拜;如果谁胆敢质疑,即肉体消灭。

    四

    中共极权制度与传统专制制度有本质之别。常有人将毛极权归于中国帝王专制传统,大错。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多是专制社会,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不过两三百年;古雅典是民主制,但是别忘了其也是奴隶制。文明是有限的,也是具体的,如果我们将文明虚拟地理想化,就将否定人类全部文明。人类传统专制社会属文明范畴,包括宗教制、封建制、帝国制、部落制等等;但是纳粹、共产制度则是反人类反文明的。

    传统专制社会是文明社会。纵向来说,其承继、延续传统,而传统是长久文明经验的积蓄,或者说传统即是文明的时间形式;横向来说,其尊重人性,维护群体共生原则,并此担负责任。而共产极权制度,于此两项都是破坏性的:对传统,其全盘否定,恶意诋毁,并进行暴力摧毁;而在社会内部,其主使仇恨、敌意、斗争和残杀,奴役人民,摧毁人性。传统专制是有限的,基本局限于政治、权力范畴,且有传统和规则;传统专制制度保护社会、族群、家庭、个人;尊重宗教、传统、文化、教育、公认价值;遵循社会既有秩序、礼仪、法规、道德,等等;可以说传统专制权力是传统文明的代表者及维护者。传统专制社会有欠缺,甚至很大,但是那是在具体的历史局限下形成的,难能避免。所有的社会、制度、文明都是有局限的。我们考察一种文明,不仅要看其政治制度,还要看与之相应的人文景观,人生存的处境及状态。

    共产革命是要开天辟地,砸碎旧世界的一切,建立一个暂新的共产天堂。如果这仅仅是精神虚妄,倒也无妨,但可怕的是,他们真刀真枪付诸于暴力实行,特别是以国家政权实施。一方面,他们摧毁人类长久积蓄的文明,对政治、社会、传统、宗教、司法、礼仪、文化、教育、习俗,乃至服饰、语言、文字,进行全方位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垄断国家,从政治、军队、司法到经济、舆论、教育,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剥夺民众的所有权利,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可以随意夺取、奴役,毫无保障。极权制度将整个国家变为集中营。

    共产革命有两个要害,一是武装暴力;二是宗教化,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中共1921-1978)武装恐怖主义集团,并且赢了。人类需要极大的思想自由,否则就无发展和调整的眼界和空间;但是人类的许多思想可以想可以说,但是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有所创见,也有合理之处,但他的政治学说则是虚妄,而他的暴力革命更危险。即使如此,作为思想、言论,这也在自由之内。但是,如果组织人民拿起武器去实行此虚妄,就是颠覆性的血腥灾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但是在苏俄的暴力革命中,它被发展、制造为“宗教”。教义:马列主义是唯一真理,全体人民必须信仰;神:领袖至高无上,是绝对权力;教会:党组织。苏共此模式是基督教的异端翻本。共产革命与极权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但是之异端,负值衍生体;是“上帝死了之后”,撒旦——人的虚妄与权力野心——将天国移置地上的妄行。共产革命和极权在中国本土不能自发产生,因为中国文明中无此基因,比如系统完整的教义——抽象理性;严密有序的组织——规则与秩序;信仰的纯粹——精神的分立与单一,这些都是中国文明所缺少的。如果不是苏俄,共产意识不可能在中国生长起来。

    中共是苏俄在中国大地的私生子,也必须由苏俄扶植带领才能长大。但是,这两方叛逆异端的野合,恰恰结合了中西双方文明中最坏的东西。后者:一神教的绝对化、极端化、排异、非人性,加之俄国的残暴;前者:权力者的专横、权术,及底层的愚昧、残酷。因此毛泽东比斯大林凶恶,更有破坏性。斯大林教父在,毛尚有辖制;斯氏不在,毛即无顾忌,自立为神,他的反秩序、肆意妄为的天性复发,胡作非为,于是有大跃进、文革。毛的此之举,预示极权体制在中国既坚持不下去,也不能有序变革,中共和其所统治的国家最终将崩溃,结束于暴乱。

    中国人没有了儒家的束约,也无基督的束约,他们不接受法规,而权力强制又失去了力量(故而“唱红”派要请回毛泽东);健康的文明力量在毛时代就被彻底消灭了,近三十年又不得生长(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社会实际已经解体,这是假、腐、黑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中共靠强权勉强支撑,但前面的大坑已经挖好,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以怎样的方式掉下去。虽然如此,但我们不甘于此,乃需最后的努力,可谓知不可为而为之。

    中共革命是一场亚宗教化运动——保守地说有宗教性,虽然是伪是异端是歧途。如果没有宗教性:其不可能忽悠起如此多的民众;建立不起来统一、有序、有效的组织;不会有一大批为之舍命的勇士,没有他们,中共就不会成功。糟糕的是,它不是一场宗教正剧;中国的基督教正剧是当今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马、列、毛教义的核心价值有三条: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把话说透了就是:仇恨、暴力、专政。一个国家、民族将之作为宗教信仰,其生态自然是土改、镇反、集体化、反右、大饥荒(大跃进)、文革,一点也不奇怪。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极权政权为了操纵民众,达至目的,有意利用人的宗教情绪,神话党、领袖及其意识形态。比如毛与红卫兵运动。

    五

    中共革命不是仅限于改变政权、制度的政治革命,而是要建立一个虚妄的“新世界”,因此它是全面革命,由政治到经济,由社会到伦理,由精神思想到语言文字,由价值、教育、礼仪到文化、艺术、美感,乃至家庭、习俗、服装等等。它是想充当上帝的革命。

    19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语符革命,即全面废弃清除1949年以前的文化语符,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语符、百年来引进的西方文化语符,以及民国语符,换之为红色毛系共产语符。从批《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右、批《李慧娘》、学雷锋、样板戏到文革,这场运动一直就没断过,并且它是暴力的,伴随着对知识分子的持续迫害。前述南岳忠烈祠挖字掘坟,即是一代表性事例;文革可视为这场革命的集中体现,或说达至高峰。

    文革红卫兵最初是自发产生的(后经毛的鼓励而兴起),他们之所以能自发地产生,这正是1949年后红色教育的结果,红卫兵就是董存瑞、刘胡兰、江雪琴、刘文学、雷锋······,前者是宣传样本,后者是教育结果,二者是同一模式。如果将中国的象征孔夫子换作毛泽东,将中华民族做人的准则“仁、义、礼、智、信”变成了“革命者”“螺丝钉”“忠毛献党”,我们自然就成了一个“三忠于”、大跃进、红八月、群众专政、唱红歌、平白饿死几千万人的民族;打倒了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学校就成了文革的发源地,成批地生产红卫兵,前后顺理成章。毛有话“全国学思解放军”,将中国打造成红色基地,领导世界革命,这就是他的“新中国”。

    今天中共已是腐败的代名词,但当初并非如此,没有牺牲精神,没有一批献身革命理想的圣徒,有不了“新中国”。如果将清廉、牺牲、勇气作为道德准则,本拉登基地成员远高于普通人,非此基地无法存在;塔利班即延安。当初红卫兵也是一批先进青年,并非心怀歹意的恶徒,他们满怀理想,为了“新中国”,烧书、砸学校、斗教师、杀黑五类。人类的大恶、大规模杀戮,都奉以“真理”、“道义”、“上帝”、“祖国”、“人民”之名。谁也不能说雷锋不是好人,但是在共产模式中,他即“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红卫兵体现的就是这一面;而且就共产意识,异己就是敌人。

    政治是谋众生之生,其道德要求必须限于常规,或者说社会需要以常识伦理制约政治。常识伦理既包括道义,也包括宽容;求公正,但也讲人性;它的基础是人性综合之平衡。常识是人类在长久生存中积累而成的人情事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规与矩,是建立法律的基础。常识是大真理,核心价值是“仁”,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政治中,对个人超常的道德诉求需要警惕,它潜含着残酷,其排异性与“高尚”、“纯粹”成正比。在政治中,我们需要警惕非人性的高调道德,它是残酷暴力的装饰,通向极权的阶梯。

    毛后,邓果断变革,弃置毛路线,放弃“革命”“阶级斗争”,全面务实地转向经济建设,这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转折。我们一般将之定位经济变革,实际不仅如此,邓改变了中共与“新中国”的性质,一个红色“革命”的党、国家转向黑色“权贵资本”的党、国家。但是邓

    保持了中共的组织系统、极权制度、毛的红色符号系统,也就是:党权垄断国家,通过党组织严密控制社会,保障党权统治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毛利用党和极权制搞 “革命”;而邓利用其搞资本主义;而极权制的资本主义则姓“权贵”。无论邓的变革有多少问题,但仍值得肯定,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是邓的变革有四个死结:1、党垄断国家,没有制约和监督,党的官员即无节制地占有掠夺,社会共生机制破坏,官民敌对,民最终走向暴力。2、党为垄断权力,诛灭异己,遏制社会的自然生长,由此与资本经济相应的社会机制不能建立;有国家,无社会,而党即国家;在党的单极统治下,民众没有自组的可能,呈沙砾化;由而当党的统治力一旦不够,便是国家崩溃,全面暴乱;3、保障国家极权制,首先需要保障党的极权化,就是全党成员对党的绝对服从和效忠。为此,其成员需要对“主义”宗教般的信奉;再,党需要不断地进行清洗,构成恐怖威慑,迫使成员效忠。邓放弃阶级斗争,将中共变成了“利益党”,腐败便是必然的,由此“党”的力量和效能也趋于瓦解。中共将完于管不住了官吏;而官吏却可滥用党权,泛滥腐败,进而使之陷入纷争。坚持极权制度,却又腐败,等待的就是崩溃。 4、名实相悖。这是本文的重点: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人类社会是依“名”而建立的,社会规模越大、越复杂、越发达,对“名”的依赖便越大。“名”确立社群的意识认同,界定言行规范,建立秩序。“名”即是群体的“立约”,其是社会存在和运作之本。邓弃置了毛的路线,更改了“新中国”的性质,但是他沿袭毛的旗号和红色意识形态的语符,可谓用毛之名,而变毛之实。邓有他的不得已,毛是中共的牌位,否定了毛就否定了中共、否定了极权制度,毛之罪就是中共之罪、极权制度之罪,中共背上祸国殃民之罪,就再没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且应该被清算。正是为了维护中共极权统治与制度,邓提出四个坚持,沿袭毛的旗号和语符。

    邓的“实用主义”为他的改革埋下了崩溃的隐患,即“名”与“实”的分裂。“实”之改革促使了经济高速发展,“名”的借用,也保障了中共统治和制度;但是,“名”的虚假化,导致国家信约解体。挂羊头卖狗肉是要付代价的,犹如银行发行假债卷。谁都知道“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领导”、 “权力属于人民”是假的,如果国家名号、《宪法》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吗?如果国家不可相信,它就仅仅是强制性权力,而它的承诺、法律、政令、阐释,乃至它发布的信息等等,对于民就是谎言和废纸。国家立于“信”,无信即趋向解体。可以想象,随着中共强制权力的完结,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宏观而长远地看,这于汉语文明不见得是坏事)。群体建立于共认与信约,如果共认与信约瓦解,群体即解体。

    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传统,从屈原到二战抗日英烈。中国作为一个世俗文明,国家有如民族之宗教,爱国是为人之信念,也是作人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士阶层。爱国精神是中国文明的重要传统之一。但是,由于“新中国”窃据了中国国号,而“新中国”的后面是“党”的操纵;实际上,中国已是中共之党国。而中共又一直以“爱国”忽悠民众,使其效忠党,由此爱国就成了爱党。而共产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中共更是罪恶滔天,况且今日之“中共”本身就是虚假之名、腐败之名。名不正而言乱,由此有关国家之认同便发生混乱。既然爱国就是爱党,那么爱国精神也就失去了真实之意义,而为闹剧。比如,中国愤青在世界各国捍卫“奥运圣火”;比如,当下全国的“唱红”。中共断送了中国的爱国精神和传统,现今“爱国”在汉语中已是一个揶揄性的词语,与草泥马并列。

    一般来说,国家陷于危机或破产,还有社会在,而社会有自组自治性,并有信约——传统共认道德及价值,因此社会可以屏蔽国家崩溃的混乱,保护民生,承负群体共生,进而可重新组织政府,恢复国家。但是在毛时代,为建立“新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两个文明层面,均被彻底摧毁。比如土改,杀了上百万地富,中共在农村建立基层政权,由乡绅主持的传统农村自治社会被彻底摧毁。前面所提,毛持续搞了近30年的文化革命,全面清除1949年之前的旧语符,强制推行红色革命语符,其标志中国传统(包括近代)道德、价值、信约、文化全面废弃,换之以革命主义。但邓的改革就是放弃革命,由此毛所建立的整套红色意识形态瓦解。 “旧”意识被摧毁了,革命意识瓦解了,中国这个庞大共生体没有了共认意识、价值、道德、规范,实际这是群体共生性的丧失。

    按说社会、文化均有自生和修复的功能。破坏的社会和文化在恰当的条件下可以自身修复,乃至重建。虽然邓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然是极权体制,可以算作后极权,党依然要掌控绝对权力,控制到基层,不允许建立任何组织,由此社会再生自成的机能便被扼止,社会无法修复,重新组织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毛的革命意识已经瓦解,但是为了维护党政权,控制社会,红色革命语符系统继续使用,并且党控制媒体、出版,保持其统治地位,不容挑战,如清污、反自由化、毛泽东思想方阵、重访西板坡等等。虽然人们已不相信红色语符,其意义也已失效,但是由于红色语符占据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名位,代表文明正面价值的意识体系便不能建立。比如,今年发生的闹剧,孔子雕像悄悄地放到天安门广场,但又被悄悄地搬走。这说明,中共高层清楚毛的牌位已经失效,想利用孔子,让孔子为其站台;但他们又怕孔子取代中共了的名号,搬走了毛,就不再是

    他们的天下;如果国人尊信仁义礼智信,就没有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位置。只要中共掌控国家,毛和他的红色语符就要继续代表国家被供奉。再如,纪念抗日战争,中共将继续坚持他们的谎言——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他们会承认国民政府的功绩吗?会给予蒋介石先生和中华民国200多位殉难的将领应有的名分和评价吗?他们从来是将纪念抗日战争变“唱红”的节日。《浩气长流》这幅开山之作为什么不能在大陆展出?如果没有对中华民国的正名,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国军130多万殉难将士的尸骨,如果没有对他们庄严而隆重的祭奠,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历史真貌的恢复,那么中华民族就不能恢复浩然正气,堂堂正正地站立;如果有这些,那么中共摆在哪里?因此,中共必须维持他们杜撰的谎言。如果继续维持中共的谎言,中华民族就是亵渎死难英烈,就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就是卑躬中共谎言之下的猥琐小人。可见,只要中共继续占据国家正统名位,中华民族的道统、正气就不可能恢复,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坦荡尊严地站立。

    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精华之凝聚,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已为当今人类普遍接受。联合国的建立及它的原则便据于此。虽然一些后进国家,普世价值一时还难以落实,但这是方向。文明的进步就是不断地汲取好地,使人有保障、有尊严,有意义地生活。但是,中共对普世价值却视之如敌,畏之如虎;不是普世价值不适于中国,而是“法制、人权、自由、民主”的每一款都是对极权政权和制度的否定,承认普世价值,中共的统治就没有了正当性。因此,普世价值在中国是批判的对象,与之相关的思想、言论、语汇遭到屏蔽,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属于颠覆国家,当事者被划为敌对势力。不难看到,中共逆人类文明。

    正是由于中共窃据了正统之名,文明价值便不能在中国确立——包括中国传统文明价值和当今普世价值,由此国家、民族的整部正面的意识系统、道德系统无法建立,也就是整部文明的符号系统无法建立。中国国家与民族失去了文明的方向和道统。由于中共扼止文明的生长建立,致使社会急剧黑化。重庆打黑事件说明:黑化已是中国常态社会,官“黑”一体,主导社会;只有红色国家暴力可以灭黑;此两级之外,没有其它力量;预示:中国或因黑化而崩溃,或者中国转向红色法西斯国家。

    更糟糕的是,全民清楚整个国家和其意识形态都是谎言,但是他们需要接受谎言,并在其下生活。最近中组部公布:2011年全国发展党员307.5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31.5%,大学生占40.2%,35岁以下的占81.8%。按说,他们也算是有文化的精英了,他们明明不信共产之说,知道是谎言,但却要加入,因为可以上爬。这则消息说明了中国民族已无诚信,道德被腐蚀殆尽,“中国的人良心大大地坏了”。在“党”的旗帜下,人们只能昧着良心地生活。有文化的精英顺着谎言的台阶向上爬,草民便去卖假药、地沟油,二者是一样的。谎言已经成为体制,决定价值和分配,而正直、良善、诚信只能遭受厄运,而高尚、尊严几乎是可笑的词语。这个谎言体制中,规范了谎言的生活,人们必须学会造假、伪装、欺骗、卑贱、无耻才能活下去,否则就被淘汰。在这个体制中,凡正面文明价值都成了负值,反之亦然。我们说这个体制反文明,不仅在于其大规模的杀戮(毛时代)、迫害、掠夺,还在于它渗透民众日常生活,侵蚀社会常识性道德和规范。

    我们需要看到,在这个体制中,中国民族被腐蚀,在急剧流氓化。整个民族上不畏天,下不敬地,厚黑既取代孔夫子的“仁义道德”,也取代了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流。中国的腐败、黑化是全民、全社会的,并非仅限官吏,按说教育、医疗、司法是近乎神圣的事业,但于今已经是腐败的先锋。黑化是中国的整体生态,即使这个体制有一天完结,民族的黑化也还将延续。中国民族在严重透支其未来,流氓化已成为民族性格、传统的一部分,传递子孙,延续下去。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如何走到了今天,需要我们反省。

    六

    中国需要回归文明,即中国文明之复兴。其并非高远宏大之理想,而是基于中国文明不幸之现实:1949年以来,中国文明遭惨烈之破坏;是基于当今,中国传统中断,与普世文明之阻隔;是基于红色语符窃据国家道统,谎言腐蚀民族;是基于国家信约解体,趋向崩溃;是基于社会黑化,共生机能损坏;是基于民族没有了信奉,丧失文明之方向,而日益流氓化;是基于中国国家、民族已丧失未来,生态急剧恶化。中国文明之复兴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迫于危难之现实;它不是什么伟大的创造,更多的倒是恢复和汲取:对1949年以前的恢复和继承,对当今世界先进文明之汲取。再强调,中国文明之复兴是相对1949年以来,“新中国”对文明的摧毁和破坏而言的。

    当然,如果不结束中共政权与其制度,中国文明就没有希望,因为他们要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但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邓、江模式已经做到尽头,如何没有制度的和平变革,那么或者崩溃,或者转向国家法西斯化。即使是后者,其最终也还是将崩溃。仅就功能而言,简易、单元的极权体制承付不了一个现代多元性国家的运转。这场体制性的大崩溃,于中国是在劫难逃。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力争取国家和平转型,避免灾难性崩溃,可谓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崩溃在所难免——崩溃的主要因素都已具备,我们需要承受灾难,作出应对,在其到来时,尽量减少它的暴力与破坏,而且需要准备灾难之后中国的重建。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重建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复兴首在是国家、民族之正名:是中华民国,还是“新中国”;是党,还是中华民族;是毛泽东,还是孔夫子;是马列毛主义,还是“仁义礼智信”;是几个“坚持”,还是普世价值;是新中国以来的红色语符,还是1949年之前的传统?正名,就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拨乱反正,由共产歧途末路归返文明之正道。正名,就是在毁坏的废墟上重新确立文明的价值与方向;重新建立国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共认、信约;恢复国人对国家与民族的信心和希望;确立国家的目的,建立共生的公正社会;摆正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的互促共荣的关系。

    实而言之,《浩气长流》这幅巨作就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正名之作,它让我们直观地让我们看到:何谓中国?什么是中国民族?谁代表了他们?该画作之所以绵延一公里,就是因为中国之正名、中华民族之道统被埋没久矣深矣,中国民族的浩然之气已被阉割殆尽。其可谓是绝死一呼!

    正名的第一步就是废弃“新中国”的整部语符:从其国号,到其神化牌位——毛泽东;从“中共”正统名号,到其虚构的谎言历史;从其思想、主义,到党化文体;从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到小学生教材中的革命故事;从已经习惯化的红色用语、概念,到各种象征标志。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要使其从窃据的正统名位退下。为了中国文明的复兴,每个国民都应自觉地抵制这部语符,将它们作为反文明的符号,保持距离,在意识上拒绝承认它们,并将使用它们作为羞辱。当今“党” 依然用这套谎言统治人民,毒害民族,那么全民——特别是艺术家——为了维护人的尊严和精神的自由,就有必要以“草泥马”瓦解它们,将它们抛弃回到垃圾堆。其实,这也就是艾未未于当今中国的意义。我们需要将贩红宣红视为是对文明、民族的犯罪,知识界特别需要对之抵制,将参与作为耻辱。至于那些投靠、寄生于这套语符,颂扬之,贩卖之,以求荣者,乃文明之败类,当为所有知识者所不齿。

    “新中国”红色语符在统治国人60余年,给数代国人强制洗脑,至今仍窃据正位。这对中国民族的伤害是深远的。人是由符号所塑造的,一个民族的符号系统的确立和使用,即决定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它的未来、命运,乃至民族的性格和品质。中国民族正日益成为一个厚黑民族,这是他们60年统治的结果。由流民到革命(共产革命),再由革命到流氓。革命与流氓是同胞兄弟。落魄、不得志时是乌托邦、革命;而一旦得了手,就耀武扬威,任意掠杀,这是同一个阿 Q。我们需要清楚,马列也好,毛也好,从质上说,他们的意识就是流民精神,品质是流民之品质。或者以真理之名义,或者以实权,或者兼之,他们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绝无底线,这是流民与流氓之特征。他们给我们的教训是:看守常识,依常识来鉴别。

    尽管,八十年代后,共产意识已经破产,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毛思想,但是我们不可轻视60年来的洗脑教育,也不能轻视中国的流民传统和庞大的底数。从某种角度来说,毛意识在中国已经有了根基,渗入民族的血液和潜意识,其已经是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眼下毛派正卷土重来。因此,我们需要对 60年来毛意识统治,有系统的清理,这是中国民族恢复健康之精神——浩然之气的重要内容。首先,我们需要恢复历史的真实,从1921到2011,人的存在最终根于真实。感谢大陆许多学者,30年来,他们忍辱负重,做了坚韧努力,多有成果。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批判,更需要理性的全面认识,这本身就是精神思想的建设。西方、东欧思想界对纳粹、共产极权有完整的阐述,并已成为民众之共识,可以说他们不会重蹈覆辙。而国人在这方面所作甚少,这也是毛派思想能卷土重来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中国仍是极权国家——后极权)。对中共、极权制度、毛思想,国人需要有一个清醒而完整的认识,这是中国思想建设的一个长久课题。

    中国需要反对和批判,但尚不够。人的存在在于“肯定”,要有“是”的明确界定,应该怎样,如何怎样;我们知道“不”,但什么是“是”?只有在“是” 的框架中,人的存在才有确定,才有“在”的稳定和意义。“否定”的意义是确定和巩固“肯定”,它以肯定为前提。没有“肯定”为前提的“否定”是可怕的,会是盲目地破坏。就此世而言,人所确立的“肯定”应:1、有益于人健康完整地生存;2、可行的;3、有经验内涵的;4、经过存在证明的;5、有延续性——可持续的;6、如果作为群体,有共生共益之功用。

    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受自然、人性、经验等各因素的制约;人不是自身的存在,而是与外部环境的共在;而人本身也是有限的,不仅仅是意愿。因此,人只能在外部与自身的有限中界定自己的存在,确立肯定;而这主要依据经验的积蓄。当然,人对外部与自身的认识逐步发展,乃至突然的发现,因此人类需要给予精神、思想、言论、创造活动留有充分的空间,这也就是宽容和自由的意义。种种激进的思想、理想是可以的,乌托邦精神也是可以的,但在行为上需遵守共生之原则,持守道德底线,特别是遵循非暴力原则。

    就现实而可能的范畴,中国国家和民族所能找到的正名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复兴中国文明的旗帜,它的定义就是《中华民国宪法》(1946 版本)。“中华民国”当是中国国家与民族的正统名号,《中华民国宪法》则是中国立国之正本。我这里所说复兴“中华民国”主要是指国号、精神和宪法,而非 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一党治国的政体。以俄国革命为师,以党控军治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孙中山首开中国近代极权政治之端(孙未能实现,蒋介石最终建立的是威权政权,而非极权;但中共则按苏俄模式建立了极权“新中国”),这是中华民国的弊端,也是中共得手的机缘,甚至也是国民党的败因,当为永久教训。

    但尽管如此,尽管老中华民国尚属威权政体,但就中国具体国情,特别相对是1949年后的“新中国”,中华民国仍当被肯定和继承。它是古老的专制帝国走向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转折,虽然跌跌撞撞,多有弊端,如专制、腐败,并最终败于大陆,但其有文明的底线,有“仁”的持守,接受普世价值,尊重传统和文化,社会有自治有自由,维护国家,并有实现宪政的意愿、方向和努力。当然,“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复兴,并不是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的重复,而在继承其有益传统,汲取其教训与经验的前提下,完整实施《中华民国宪法》,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重建——老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焕然新生。

    有关中华民国,人们会质疑它的专制性。的确,中华民国从其诞生至1949(中华民国在台湾暂且不谈),均属威权政体,其间还包括割据和分裂。对于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客观地看。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它由数千年古旧专制帝国突变来的,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由、共和、民主全然陌生,宪政没有可能一下落实,而需要时间。传统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需要过渡的时间。国家制度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是两种时态,前者可以通过革命一下子完成,而后者则是慢势、滞后的,而宪政的真正实施取决于后者(制度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而社会却在持续的变化中,如此就会形成制度滞后于社会,这就产生制度变革的需要。如果制度不能恰当变革,就会发生革命。而制度转型——革命性的变化——一旦完成,则又出现社会滞后于制度的问题,而社会的变化是渐进的,不能一次性完成,而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给出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批评或谴责中华民国的种种弊端,它有欠缺,有歧途,有黑暗,有混乱、有专制、有挫折,甚至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不可对之全盘否定,而应从文明的整体角度,根据历史的局限,包容地看待它。尤其是,我们不能以成败论是非,中国近代最大的成功者是毛泽东,正是他的成功,而置中国民族于接连不断的灾难。文明实是微弱的,故而常常失败与野蛮,也因此人类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去看守,乃是不惜生命。

    套用句话,中华民国是文明的程度问题,“新中国”是文明与反文明的问题,二者不可而语。因此,不论中华民国有多少欠缺,我们需要肯定它。肯定中华民国就是否定中共历史及其制度、主义。我们肯定中华民国,就是要将中国大陆由非文明的歧途,重新导入文明。我们肯定中华民国:一、它建立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框架;二、100年中,它是不断完善、进步的,最终在台湾实现了宪政;三、它体现了现代中国文明的方向:继承中国传统文明、汲取西方文明;四、维护民生民权。而这几方面恰恰是大陆“新中国”所背弃、践踏的。

    中华民国是百年来,中国民族追求宪政的宝贵财富,它上承中国传统,近而汲取西方先进文明;既保护了中国文化和尊严,又顺应时势,接受普世规则,加入世界;力图将中国建立成现代文明国家。文明基于经验,是经验的凝聚。我们需要珍惜中华民国的这份历程和经验,甄别、取舍,将之作为中国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传统,予以延续。中国当代灾难的原由之一,即传统的毁坏和中断,复兴中国文明首在恢复传统,而最近最相关的就是民国传统;回到中华民国之传统,是最可行的,也是最有希望的。传统的中断即是闻名的中断。

    “新中国”教育了我们:“开天辟地”、“最新最美”在精神上是虚妄,是对神的僭越;在行为上是破坏和摧毁;其是反文明的。文明只有在延续传统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健康地吸收、融汇、改革、更新和创造,传统实是创造的基础和保障。传统意味成熟的具体的生存经验,是经过验证的,因而是可靠的。传统是保守的,可能不会更好,但起码不会更坏;但“开天辟地”则可能是毁灭。如果传统要保有生机,那就需要有宽容或自由,也就是它需要有吸收、调整、更新的机能。并且,传统支持人的信心、尊严;给人予安全;同时它给群体提供共识和身份共认。

    传统的中断即文明的塌毁,如同一个人突然丧失记忆。一个乡民,进入大都城,凭他以往的生存经验,尚可逐步学习、适应,进而发展;但如果抹去他的经验记忆,则非疯即痴。外部信息,只有通过人内部的经验储备,才能转换为有益于其生存的指令。无此转换,任何有益的信息都不能支持它的生存,反而会使他陷入混乱,乃至崩溃毁灭。传统不一定最好,但却是可以依靠的,且而人类的求生之道在根上——生之大道,大致相同,所异在方式;而方式是可以学习、调整、改变的,但要失去生存经验的记忆,则是毁灭性灾难。

    从生态而言,大跃进与文革就是:中国民族丧失经验记忆,而陷入虚妄、疯狂及暴乱的状态。1949年以后,中共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推行其主义,进行暴力性洗脑,目的就是抹去全民对中国传统及中华民国的经验记忆;这也就是毛时代,全民狂热疯癫的原因。对于大跃进、文革,及整部新中国的迫害运动和灾难,我们不仅仅需要从政治的角度去认识,也要以文明的大目光来思考。“新中国”是文明传统突然中断的灾难。

    毛后,邓好歹让中国回到了生存现实,但是由于文明传统已经中断,国人的生存进入本能状态——丛林原则,但是人是不能依本能而生的,特别是群体。作为社会,取消文明法则,人退化至本能生存状态,其生态必然是假、腐、黑、暴,此即丛林生存原则的社会形态,毫不奇怪。但是人承受不了这样的生存,结果是群体暴力的总爆发,

    社会最终崩溃。由此,群体将重新划分,重建文明。这大致是中国的走向,中共政权也由此而完结,这是他们带给中国的最后一份“大礼”,以暴为始,也以暴为终。

    中国面临再次灾难,大规模的人与人暴力相残。中国到了危难的边缘。文明是中国的迫切之题,而非奢求;国人迫切需要以全民之善意、之勇气、之智慧,阻止这场降临的灾难。很可能,这是螳臂当车,但挡的善意和勇气不可丢失。即使灾难到来,灾难之后,国人也还是面临寻求文明,建设文明之大任,国人也还是要恢复文明的经验记忆,恢复传统,接受现代世界,重建文明之秩序。而达此最简洁最具体最可能的就是恢复民国之传统、之精神、之风尚、之人格、之名号。这是中国重新迈向文明之旅。

    再,“新中国”的信约已经解体,中国面临区域分裂的危险。而“中华民国”国号是国人最大的一个共认符号,各方各派各党可在这个名号下,达成共识,共建国家。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可能找到或重新创造一个民族共认符号,而各立名号则分裂事成。我们相信各方各派各党的主张都有理,但是共认如何达成?在哪一个名号下达成? 就理性所及,中华民国与《中华民国宪法》是全民和解的最大公约值。在这个意义上,两岸的统一,台湾的政治、文化进入大陆,国民党回归,都将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有生力量。

    因此我们说,复兴中国文明首先是对中华民国国号、《中华民国宪法》的正名及认同。请注意:中国又到了一个拐点:是中华之国家,还是红色家族之“江山”?这是中国命运的再抉择,而“中华民国”是抵抗“红色江山”的最大的一张牌,在此名号下,中国族才有凝聚的希望,各界才可达至妥协,它是中国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当然,我们可能找到更好的模式和名号,但是却不一定能得到全民最大之共识;就是有,也只是设计,并无传统和经验可依。就“中国”这个巨大情结,十数亿国人的心理纠缠,“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宪法》是全民达至妥协和共识的最大平台,而且也是相对大陆红色魔咒的解咒符。

    我们希望所有国人都能聚集在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的旗帜下,包括中共,这是一场复兴中国民族与中国文明的伟业。如果中共

    为国家着想,接受中华民国之国号和《中华民国宪法》,实乃中国民族之大幸,中国将会避免一场崩溃的灾难以及分裂的危险,和平地完成民主宪政的转型,实现两岸统一。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善良期愿,但是即使中共为党毁国,中国在崩溃之后,也还是要重建国家,而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依然是各界共建国家的最大最有益的平台。我们应该考虑,在中国再一场崩溃之后,中国民族将如何重整锣鼓,再建国家。

    七

    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晚清的宪政变革中,有一深层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大清是满族的江山,要世代相传。满族入关后,二百多年下来,应该说满汉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一方面,汉族接受并习惯了满族的统治——被征服;另一方面,满族接受汉族文化,任用汉族官员。满人汉化,汉人满化(前者人们说得很多,但后者则是被征服、强制的,因而汉人不愿正视与提及,比如发式、服装、礼仪等等);至晚清,满汉相处算和谐。但这有前提,即认定天下是满族的,满族有统治的名分和特权。作为统治民族,满族在政治、司法、地位、分配上享有种种特权,只是汉人接受了,习惯了,而不以为然,比如满人控制国家的核心权力,汉人不得介入;满人做官,可不通过科举;同等官职,满人有更大的实权,以保障满人统治国家;满人犯罪,处罚轻于汉人;满人不事工农,由国家领取供奉;满族女性不得嫁给汉人,等等。

    如果,满族统治集团进行宪政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皇室可以保存、延续,甚至清帝还可以有较大的权力(日、德式君主立宪),但是整体满族的统治地位将丧失,不再享有政治、司法、地位、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在宪法中不可能确立“满族是统治民族”的条款,授予其特权;在宪政的框架下,只能是各民族平等、共和。而满族是少数民族,当时的人口估约400万(1964年中国人口普查,满族270万),而全国的总人口大约4.5亿(95%是汉族)。在如此的人口比例下,满族必然势弱,被边缘化。晚清宪政改革的根结,不是要不要保留君主,也不是要不要实行宪政,而是满族要不要放弃祖宗传下来的江山,放弃作为统治民族的地位,事关满族整体民族的世代命运。如果当时普天之下均是满人,或者皇室是汉人,中国机会顺利地转入君主立宪。

    满族核心统治集团抵制宪政改革是必然的,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可拱手予人。《明定国是诏》颁布第五天,慈禧便给光绪下了三道指令:一、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荣禄出任直隶总督。从启始。慈禧对维新就是有防范的,加强满族中心权力的控制,只可变“用”,不可变“体”。慈禧言“宁予外贼,不予家奴”,这句狠话的后面是:满族对丧失江山的恐惧,及捍卫的决心。恭亲王奕䜣去世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的确,慈禧、奕䜣并非反对变法,修铁路、开矿山、办洋务、兴商业、建学堂、立新军等种种新法,他们均支持,对光绪的《明定国是诏》,慈禧也是首肯的。即使砍了谭嗣同六君子,囚禁了光绪,慈禧也还是继续推行维新诸项新政。应该说,慈禧、奕䜣有其开明,但是其更有原则:“用”可变,而“体”不可变。“体”,即爱新觉罗氏的家天下世代相传,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易。

    戊戌变法是“用”(“法”)的变革,但维新党的终极目的则是变国体,改革国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而且“用”变最终必将导致“体”变。康有为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他又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改变国体威胁满族的统治,这是慈禧集团所不容的,也是其镇压百日维新的根本所在。1898年,清廷在宣布对康有为等人处置时,指责其“保中国不保大清”。固然,百日维新之败也有其它原因,如欲军变、废弃慈禧(新党背光绪所谋),变革草率,得罪大批官员等等;但根本所在乃是慈禧满族权贵集团要保大清江山。

    “体”变则威胁满族的统治(立宪变革即使保留皇室,而一旦满族丧失了统治地位,一个光杆皇帝最终也还可能会被废除,因为皇帝是国家之象征,庞大的汉族最终不会接受一个异族征服者作为皇帝,代表自己。南北和谈时,袁世凯曾提出虚位保留清帝,但是革命党、立宪派都不同意,因为汉人不能再让一个满人来做皇帝),事关满族世代江山,慈禧、奕䜣核心权力集团远比年轻幼稚的光绪看得清楚。这是“宁予外贼,不予家奴”的原因。当时,如果慈禧、光绪合手变法,即会成功。一则变革来自最高实权,二则可避免光绪、维新党的草率幼稚,最终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前提是满族甘心放弃统治地位。

    再假设,如果当时是汉族的天下——皇帝是汉人,中国也很可能会和平地转入君主立宪政体。中国没有世袭贵族利益集团,官员来于科举,民众也不受等级制的压迫,相较欧洲,利益冲突没有那么激烈,于君(王权受限制,但世代相传,再无争夺帝位的威胁)、于国、于民均有益。相对欧洲封建等级制,中国的立宪会较其更容易。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现实中,民族矛盾常常高于政治。

    满族能否放弃祖宗打下来的江山,放弃其统治地位?这是晚晴立宪改革的根结,也是中国是否会走向激烈革命的关键。有学者认为,戊戌虽然杀了六君子,囚禁了光绪,但是“维新”仍在继续,如奖励实业,设立商会,创办银行;编练新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1905年废除科举;还准许满汉通婚等等。况且,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因此“革命”是不必要的。应该说,这是学者们好愿望,但是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即满族权力集团要接受“满族失天下江山”的结局。应该说,载沣集团是真心立宪,只是他们迈不过“满族之天下”的坎。比如,1911年载沣废军机处,建立内阁,这本是迈向立宪的好事,但是在具体实行中,却搞出了个皇族内阁,而导致辛亥革命。皇族参政,连满族祖训都是不允许的,载沣高皇族内阁无非是穷途末日,拼死一搏,强化“满族之江山”,可见其即使真心立宪,也还是迈不过“丢天下”这个坎。

    八

    传统专制国家,民智未开,民众在政治上是盲目的。一个这样的国家,如果旧秩序失效,执政者就有责任及时改革,设定新秩序,并将国家引入轨道,否则国家就走上瓦解或崩溃。旧秩序失效,而统治者固守残缺,拒绝变革,国家就自然滑向瓦解或崩溃,事态至此,人心惶恐,“暴乱”、“造反”、“革命”便无可避免,人性使然,如同水加热便会升温。问题不在要不要“革命”,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永远都有人要“造反”要“革命”,但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让“造反”、“革命”成了势?1907年,张之洞进京进奏对,慈禧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张答:“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这话反过来看,如果不适时变法,自然是将国家推向“革命”。

    晚清的形势,大而言之,时势所在,旧机制不能应付新局面,国家不再能维持正常之秩序,以致出现危机;如果不适时应变,国家、社会与政权都将崩溃,各方均将沦入血灾。变革不仅是救国家、救社会,也是权力集团的自救;如果统治集团没有这份明智,或贪图自身利益,拒绝及时变革,那就是将国家、社会、人民,包括其自己推向灾难。晚清,满族统治集团本具有立宪变革的可能,但是他们为了维护满族的统治,保其天下,拒绝适时变革,这才将中国推向了“革命”。

    由上自下的和平变革,最高统治集团是决定的因素,其既需要明智地看到大势所在,又需要出于国家,主动地放弃专制统治及特权(即使不放弃也必将丢失,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就是:社会多元力量增长,中央权力消弱,以致丧失专制能力)。这是体制内和平变革的关键。但放弃统治及特权违背权力的本性,权力的本质就是统治和扩张,要其放弃统治和特权是与虎谋皮。因此,历史上由上而下的体制内和平变革很少成功。“宁予外贼,不予家奴”,满族统治集团并非没有看到“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只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祖宗之天下。

    变革时代,各方权益冲突加倍激烈。因为,变革本身即是洗牌,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丢失或者得到,这是关键时刻,在此一举。因此,由上自下的体制内变革,统治集团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各界的权益要求和力量的平衡,并且需要把握时机,在自己尚有力量掌控全局的时候进行,时间上越早越好。因为:1、变革是两种秩序的冲突、替换,容易发生混乱,需要中央政权有力量有权威,在变革中起到保障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2、变革时代,是激进(极端)思想和政治力量迅速膨胀时期,因为在专制状态下,反抗力量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一旦有缝隙,便加倍生长,且而极端化。因此,中央政权需要在激进思潮普及,极端力量尚未成势之前,完成变革;一旦激进思潮蔓延社会,极端派结成足够的力量,由上之下的和平变革即无可能。3、变革需要时间——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时间。变革越早,留予建立秩序的时间便越充分。有时间,便有渐进之可能,有避免混乱、秩序过渡之可能。如果错过时间,将蓄积的洪水在最后一刻才开闸排泄,结果自然是崩溃。4、变革时代,社会运动是加速度的,启动得越早,便越容易把握,容易有序;反之亦然。在正常状态中,人遵从理性,服从秩序;而当社会发生混乱,人即受非理性支配,陷入盲乱。因此,改革需要赶在社会尚稳,中央权力尚有力量和威望,人们尚保持理性状态下进行。一旦错过时机,社会陷入危机,人们受非理性情绪支配,和平变革便失去了机会。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事件表明,满族权贵集团于内于外均以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对外不用说了,就是平定太平天国还是靠曾国藩的民团,如果曾再分有点野心,清朝也就灭了。满清统治之能得以继续维持,得感谢儒家的忠君伦理,感谢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因他们而保住了大清朝,方有同光中兴、洋务运动;可惜满族统治集团执迷不悟,未抓住时机立宪变法。可以说,同光中兴是末日前的回光返照。甲午一战,洋务派的经营毁于一旦,事实证明,政体不改,国家将亡,由是1200名应试举人联署《公车上书》,请求维新,变法图强。

    戊戌维新是清朝最后的变革的机会。前面提到,如果慈禧与光绪联手,加之汉族精英同心支持,立宪当成。体制内变革,需要最高实权统治者操刀,非此无以为。光绪作为傀儡,变法而无慈禧支持,败已在先。光绪的幼稚有四:其一,康有为等维新党所求得变法,实则是变体——变国体,而非仅在于办学校、修铁路、建新军、兴商务,而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光绪对之不明,他所求尚是“用”的变革,故恭亲王终前告诫光绪,康有为是小人,不可轻信。其二,体制内变革需来自最高权力,光绪无实权,即无推动变法之可能。无权而求变革,只能是政变,而政变,无军队,则坐以待毙。其三,帝党、后党力量相差悬殊,如果光绪执意变法,需要有消灭后党之决心:决心政变,囚禁慈禧。但光绪无此勇气,亦无此决心,更无此之实力。其四,急促草率。变革是国家结构、秩序之变,是危险的事,牵一而动全身,需慎之、可行而又要果断,令行禁止。百日维新,光绪发布上谕110多条,变法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言论,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一揽子推行这么多的变革,实则无法实行,且而光绪又无实权,官员们对之束之高阁。得益者尚未得,而朝野恐失利者已是一片惊惶,“守”与“变”的政治力量失衡。

    戊戌镇压之后,维新派重创,其成员或被杀,或被清洗,或逃亡。固然,慈禧依然继续光绪的种种变法内容,但不离其宗:变“用”尚可,但“变体”不可。镇压激化了慈禧集团与立宪派的矛盾,促使统治阶层及精英阶级内部分化,顽固派得势,开明派失势,如果我们想想戊戌后《公车上书》一千多举人的心态,便可知其状。太后囚禁皇帝,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失民心。林琴南曾就此撰文说:“呜呼,唯光帝神圣,力图宪政,乃见沮于群小;······臣纾不肖,未与仕版,然恋恩之心,至死不泯。”囚禁光绪,西方各国对之亦不满,这又加重了朝廷外交的困境。同时,镇压刺激了“革命”“反满”思潮与力量的发展,特别是青年一代汉族精英,决心要推翻满清。比如,大批留日学生转向反满革命,成为革命党的骨干。

    如果说,兴洋务尚显出慈禧集团开明的一面,那么义和团一事乃说明其昏庸之至。甲午之后,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外交、国防本是国家之事,但是朝廷已全无能力应对,于是鼓动愚民“扶清灭洋”,致使八国联军进入,满清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银4.5亿两。不是不该反帝,民间反“洋”情绪甚可理解;但是国家不能鼓动及利用民间愚昧暴行,反自己所惧怕的“洋人”,此可谓借刀杀人;而惹下祸端,朝廷担当不了,乃推卸责任,翻脸杀戮那些愚怜之百姓。国家、朝廷昏劣到如此地步,乃到了末日,天将丧之。

    之后,虽有“新政”,但败势难回。慈禧接受立宪,欲借改“体”挽救满清,但是时间已晚。1905年废科举;1906年慈禧下诏预备仿行立宪;同年成立资政院筹备处;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年慈禧、光绪去世。立宪在推进,但国家内里已散了架,朝廷既拿不出银子,亦无威望,众叛亲离,所训新军也归了袁世凯;地方各行其是,官员各打主意,民潮四起,党社林生,革命党暗杀、起义接连不断······,加之天灾外患,大清朝已是风中残烛,气息奄奄,只等哪一阵风将之吹灭。

    九

    1911年,两件大事促发了辛亥革命。一是5月份,清朝廷废军机处,成立内阁。这本是好事,但13名内阁大臣,满蒙9人,其中7人为皇族,汉臣仅4人,人称“皇族内阁”。在最高权力中,排汉重满,皇族专权,非此一事。载沣任摄政王后,第一要事是除去袁世凯(皇族共议),因其权势太大,袁被解除所有职务,被迫还乡。同时,载沣亦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如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铁良为训练禁卫军大臣;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设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决策最高军事。以载沣兄弟三人为核心的皇族力图掌握全国的海陆军权,包括禁卫军(实际上做不到,国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北洋新军忠于袁世凯)。载沣确是准备立宪,但是他的具体所为都是强化满族皇权。立宪本在限制皇权,分化中央权力,但载沣实际所为恰恰相反,特别是将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满族皇家手中(假使载沣让袁世凯任总理大臣组阁,君主立宪的改革或许还有希望)。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满族权贵还是念念不忘:祖宗传下来的江山,不能拱手予人。

    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之行,加剧了满汉的矛盾,使汉族精英寒心,断了他们君主立宪的念想,促使他们决心抛弃满清。立宪派首领张謇论及说:“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啬翁自订年谱》)。又说, 皇族内阁“足令全国咨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咨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廷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引:刘厚生《张謇传记》)。不难理解,何以武昌枪声一响,十三省随之独立。

    辛亥革命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汉族推翻满族之统治,且占有一定的比重。满族依武装暴力入关而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它的统治是成功的,这要归功于满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接受,至晚晴满汉基本同化,但满族统治者却多有一重心计:满族是少数,但祖宗的江山要世代传下去。这个情节阻碍他们实行宪政变革。晚清无论如何动荡、变化,但这个情结对他们始终如一:“防汉”,废黜袁世凯、“皇族内阁”均是体现,日后满洲国的建立,还是这个情结的延续。

    辛亥革命具有双重性质,民族革命与宪政革命,但是更主要的是后者。孙中山论述:“我们革命,不等于专门排满。革命的宗旨:第一是废除专制政治,第二是创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宗旨”。而立宪派只主张宪政,反对排满,乃至要求保留满族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其纲领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汉族精英的主流思想是君主立宪,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严复、林琴南、张謇,甚至袁世凯;反清革命的激进思想是边缘、少数。孙中山革命的目的本是推翻帝王专制,实行共和,因为革命得不到响应,这才提出驱逐鞑虏,借助鼓动汉族的民族情绪,达到推翻专制,实行共和的目的。驱逐鞑虏是他鼓动革命的手段。比如,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这与世界史上推翻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可以说,反满包括在宪政革命中。

    其时,反满在两部分人中有影响,一是民间帮会,比如洪门会(孙中山为发动革命参加此会,并任“元帅”,黄花岗起义牺牲者主要是洪门会的人)、哥老会,反清复明原本即是其宗旨,从明末一直坚持到晚清。二是汉族青年新锐。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很单薄了,百姓基本没有了对满族的反抗意识,满汉同化。但到了晚清,世界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并激烈冲突的时代,而中国又是受害者,在此潮流中,汉族青年新一代精英民族意识苏醒,特别是曾留学海外的青年,而满族统治与专制统治重合,再而青年又正是反叛与激进的年龄,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接受反清的思想。邹容《革命军》可谓代表,其将革命、反满、反专制、共和为一体,可以说是思想混乱,但也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就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之结构,本可以和平实现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满族统治集团不愿失去满族之江山,致使中国无法和平地实现宪政改革。辛亥革命敲掉了这个障碍,于是中华民国得以建立。

    十

    其实,辛亥革命也可以从四川保路运动算起。保路运动开始于1911年5月,蔓延四川、湖北、湖南、广东诸省;其由立宪派主导,参加者有乡绅、商人、市民、学教、士兵、农民等各阶层的人,甚至包括僧尼,它是一场广泛的民众运动(民众以“田亩加赋”、“租股”的方式入股);起始,其很像当今中国的维权运动,只争路权,不反朝廷;聚众、请愿、抗议、罢课罢市,但和平,不打砸、不暴动。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后,民众开始出现暴力行动,冲击捣毁,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保路运动转向暴力,有两种因素,一是,如果民众运动缺乏有力地组织和领导,会不断地激进化,而转向暴力;二是,当时的革命党,有意借助民众运动,发动革命,推翻满清。

    面对民众袭击政府机构,9月4日,清廷错误地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7日,赵扣押护路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数万民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弹压,枪杀30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制“水电报”,投入锦江,号召各地“自保自救”。保路运动由之转向革命。

    同盟会与哥老会在成都附近十余州县组织数千同志军发动起义。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军政府,11月1日,民军攻下威远县城,成立军政府。10月10日武昌起义进一步促进了四川全省革命,10月27日,四川省建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武昌军营一偶然争执,而导致起义,说明革命之势已在,而武昌革命之情绪不能不受保路运动之影响。因此,说辛亥革命自保路运动起,亦可。

    从经济、商业而言,盛宣怀是对的,当时铁路需国办才是;无论从资金,还就技术、管理,当时民间均无办好铁路之可能;且而保路运动有盲目的排外情绪。萧功秦先生的《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对之有很好的梳理分析,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缺乏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来源,这可以说是任何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根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的资金公仅1310万两,仅占应集资金的16.6%。这些铁路估算里程为3420里,而实际建成仅为89里,仅为应建里程的2.6%。而且,在已经筹措到的资金中,实际上也主要为租股、土药股、盐茶股。”“在所有绅商自办的铁路中,川汉铁路问题最为严重。自商办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年,集款只及全路所需款数的1/10,有人估计,按此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须90-100年时间才能完成。”“平心而论,这项年利息为5%的贷款应属于低利率的。清末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本合同规定了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铁路宜国办,不宜民办,这是就效益而言,但是保路运动的核心是民有否筑路的权利?而且,川汉铁路民办是先皇帝光绪钦定的,凭什么朝廷说收就收呢?这是撕毁契约。进而言之,如果朝廷要收回路权,也该按商业事务办,高价收购(四川铁路公司炒股亏300万两,如果清政府担负此亏损,民方将同意路权收归国有),而非强制收归国有。这是“公正”——“理”的问题。《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称:“国无万数人,日奔走狂呼以求立宪者,宁非曰:立宪则政府不得横施葬送吾民死地之政策哉!今国会方招集,而新内阁第一政策,即蔑视先朝钦颁法律如弁髦。······吾人当此不争,则宁缄口结舌,永永不置立宪二字以齿牙。如尚欲据宪法数十条文,以苏吾国而活吾民也,则惟据死力争。”张澜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属于大逆不道。”

    保路运动说到底是权利之争:民权与政权之争,是地方权与中央权之争。而宪政即在保护民权,制约中央政权。传统帝制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一言九鼎,莫说路权,就是性命也是说杀就杀,民敢于抗命就是逆反。保路运动说明时代已变,帝权、中央权下降,民权、地方权上升,民不再唯朝廷是从,而为保障自身权利,抵抗朝廷。而这正是宪政的根本。而当和平的请愿、维权毫无希望,特别是遭到镇压的时候,和平的民权运动即转向暴力革命。由此,我们说保路运动更体现辛亥革命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是其缩影。

    再,保路运动也说明:1、大清朝廷已经失去对地方的控制;2、汉族精英要求分权,且已有力量抵抗朝廷;3、朝廷失去民心,民已撇开对它的恐惧;4、暴力抗争已蓄积充足,可随时爆发;5、大清朝的全面崩溃,由此开始。

    十一

    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半和平的革命。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今天来看,大可质疑。辛亥革命建立了宪政共和的框架——中华民国,至于如何落实,需要各政治势力共和、博弈,共同建设,即使出现问题,比如袁世凯独裁,也需要通过政党、议会博弈来解决,就是一时解决不了,也还可以经过时间逐步接近宪政。这即宋教仁的道路——政党、议会政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背弃中华民国宪政,民国内战由此开启。

    民国初建,不可能一下落实宪政,需要过渡的时间,此期间维护国家宪政框架远远重要于具体执政。民国二年,孙中山不顾同仁反对,断然发动二次革命——武装革命,此行实是背叛宪政,开民国内战与分裂之先,其害远过于袁世凯的独裁。1913年6月初,国民党要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袁世凯免职;7月,受孙中山指令,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起兵讨袁;之后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黄兴宣布江苏独立,孙道仁和许崇智宣布福建独立;熊克武与杨庶堪在四川兴军讨袁······。梁漱溟评述“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

    后来,孙中山因为得不到西方各国对其资金与军事的支持,而转向联俄容共苏俄,以换取军援,可谓引狼入室,养虎为患,中国共产革命的灾难由此而生。再,以俄为师,开中国现代极权政治之端,以党抓军,以军控国;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其远比袁世凯独裁专制而有害得多。“军政、训政、宪政”,孙中山实看到中国不可能一步实现宪政,需要过渡的时间,但他为个人之意志,弃国家和平与宪法。对于民国的战乱、分裂,乃至共产革命,孙中山是有责任的。

    至于大陆将辛亥革命说为失败的革命,乃是出于中共宣传的需要,否定辛亥革命是为了神化中共革命。如果孙中山可以革北京政府的命,共产党自然也可以革南京政府的命,且而因有前者而“天经地义”。数十年后,毛再次如法炮制,以个人发动革命——文革,打倒刘少奇集团的各级“人民政府”。毛的继续“革命”,来于孙的“革命尚未成功”,且而此“革命”乃暴力“革命”。假设一个绝对目的,将之作为绝对价值,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所有存在都可以抹杀、摧毁、打到,这就是共产党的“哲学”,也是共产革命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的原因。而此“斗争哲学”的真正底牌是领袖至上。

    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国体——中华民国。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宪法未能真正落实,但是其为中国确立了宪政、共和、民主的主体框架,以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例,其包括: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议会选举、保障民权(保障私人财产及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自由)、司法独立,宪政、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均已具备。

    很长时间内,人们将辛亥革命的意义主要定于武装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但是辛亥革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中华民国——宪政政体。这是中国由数千年的专制帝国进入现代共和国家的根本转变;尽管中华民国有种种混乱和欠缺,但是其宪政、共和、民主的制度框架则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本。而1949年所建立的“新中国”是共产极权政体,其基于对中华民国宪政、共和政体的摧毁,由而将中国带上反文明的歧途,其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经此,我们则更清楚中华民国的宪政框架于中国是何等重要,无论中华民国的各届政府、首脑、执政党有何不好,可以对之否定、反对,乃至推翻,但是中华民国的国号、宪法、宪政政体的框架乃是国家之本,需要坚持和维护。对于大陆同胞,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就要为中华民国正名,要求恢复中华民国宪法,回归宪政政体。

    在简体汉语中,革命已是流血、暴力推翻、摧毁的同义语;毛为“革命”作了经典注释“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易.革.彖辞》有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不仅在否定、推翻,更在立命:顺天命应人事;而西语Revolution乃是彻底转变。我们需要为“革命”正名(谢选俊先生对之曾有明确论述),改变也好、否定也好,推翻也好,革命终在“立”,在肯定,在建设,在我们建立了什么?是否正?是否合天命?是否应人事?也就是说是否合乎人类之文明?纪念辛亥革命,不仅要见其所“破”,更要见其所“立”。

    辛亥革命是个完整的过程,并非只是武昌起义。中共讲辛亥革命只讲武昌起义,目的是确立其自身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革,这是毛革命,中共力图将辛亥革命也纳入其模式,但是辛亥革命与中共革命的性质与方式全然不同。如果从武昌起义算起,辛亥革命还包括,十三省独立,南北和谈,袁世凯与朝廷谈判(逼宫),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当然,还可以将保路运动算在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整地看待辛亥革命,实际它是相对和平的,我称之为半和平的革命。

    十二

    武昌起义有偶然因素,但在辛亥革命中有重要作用,没有武昌的成功起义就,不会即时有十三省独立的连锁效应。如果说,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之火,那么武昌起义则是辛亥革命的雷管,引爆了整个国家的革命。为什么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在前,同盟会已发动过多次起义,均失败,黄花岗起义仅比武昌起义早5个月。武昌起义之成功除了时机对头,还在于是政府军内部的起义,而以往的起义多靠帮会。

    政府军内部的起义更有力量,也更有影响。武昌起义起于军士间的偶然争执,并非由同盟会直接领导的,但该起义前的策反、准备、谋划是由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所为,其以同盟会革命宗旨为纲领,以驱逐鞑虏,建立民国是武昌起义的思想纲领。因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武昌起义是革命党发起的。但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关键一步是湖北立宪派首领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率商团支持辛亥革命,这才请出黎元洪,有了经费,得以建立军政府,当时起义士兵正群龙无首。再,经过汤化龙兄弟的运作,驻守长江的朝廷海军放弃了对起义军的镇压。更重要的是汤化龙是民意代表,有声望,他带动湖北乡绅、商界、学界支持革命,弃清独立。汤化龙发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对十三省独立起到重要作用。

    对辛亥革命命运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十三省独立和南北和谈。晚清,革命党与立宪派一直是冤家,水火不容,但是辛亥革命两家却不谋而合,联手使十三省独立,可谓良好之合作。以“革命”之手段推翻满清,是革命党之目标,始终如一;但是立宪派一向保皇而反对“革命”,而此次却为何支持“革命”,并积极参与?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唐德刚先生说“从湖南、陕西、江西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

    立宪派并非要保清王朝,而是担忧暴力革命会将国家拖入战乱,祸及国家与民生,当然作为上层社会成员,其也求避乱自保;保君主无非是求“体制内变革”,和平、渐进,降低变革的代价;“保皇”是求和平的手段,而其目的是实行宪政。“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应该说,立宪派的思想是当时国家、民族之良知,即使今天看来,梁启超以上之见也大有教益。但是于人的存在,权益大于良知;于国家、民族、全民是良知,但于某人、某家族、某集团却有损;因此,历史总是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可以说,立宪派“卷入”辛亥革命是“皇族内阁”的结果。但广而言之,这也是大势所趋。仅一月余,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说明在先大清朝内里已经散架;革命党虽然不是主流,但已成势,特别是青年一代;保路运动,数省公然对抗朝廷,大清朝已在崩溃,势不可挡。立宪派加入“革命”,顺势而已。其中根本所在,乃是立宪派代表地方上层社会,而革命一旦到来,他们乃需要保护自身之利益,维护地方之稳定,大清朝左右是完,在崩溃及大乱中,宣布独立乃是最好选择。脱离满清乃完成革命,革命完成,动乱乃止,由是有自治、有稳定安全,有地方之建设。立宪派加入辛亥革命,有双重性,一是作为革命力量,决定了清王朝的灭亡,二是作为保守的力量,减少暴力,维护地方秩序。这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暴力不剧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十三省独立中,革命党是起义先锋,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立宪派。立宪派是地方实力领袖,代表士、绅、商,他们一旦倒向革命,政府在地发就成了孤零的衙门。特别是,自1909年各省建立咨议局(1910年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1911年成立立宪派政党宪友会),这对立宪派起到了联络和组织的作用,其作为民意代表,成为地方对抗朝廷、制约当地政府的政治力量。比如各省咨议局代表三次进京立宪请愿,迫使朝廷将9年的立宪准备时间缩减3年。“辛亥革命如果没有南方各省的谘议局支持,定会成为一次‘流产的革命’。张一麐说:‘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反清的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新军的革命,更是一场来自议会内的革命。”(马飞:《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咨议局的多面观察》)如,1911年11月8日,广东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广东独立,次日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和平实行革命。

    正是由于立宪派的参与,决定了辛亥革命得以成功,并将暴力降到最低的程度。十三省独立中,其中有5省是和平独立,湖南起义只杀了4人,其它诸省除南京有较强的抵抗,均很顺利,当时有“兵不血刃,城门大开”之说。梁启超赞之“成功至速,流血至少,代价至薄,为中外古今之少见。”太平天国之后,满族统治集团基本失去了控制地方的能力,各地方基本是汉族精英集团——士、绅、商所领导,他们拥护朝廷,朝廷即稳定;他们抛弃朝廷,大清朝即完结。十三省独立正是其体现。辛亥革命是上层社会革命,立宪派代表地方实力集团,代表上层阶级,他们加入革命,那么起义也就是冲入官府,杀几个忠于朝廷的官兵。而作为上层阶级,立宪派不希望发生社会动荡,其目的是完成政治革命,而保持社会稳定;而他们作为地方实力集团,既有政治力量,也有经济资源,且有名望,因此在革命后,能迅速组织地方政府,维护地方秩序。归纳一下立宪派在十三省独立中起到的作用:1、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满清的完结;2、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暴力;3、提前结束革命;4、组织新政府;5、提供资金;6、维护地方秩序。

    杨光先生说:“清末立宪派既是传统儒家观念的继承者,又是西方宪政新知的传播者,因为这一双面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所以他们是天生的中庸阶层:对激进派,他们训之以保守主义,对顽固派,他们导之以进取精神;他们曾经诋毁皇室、痛骂政府,但那是恨铁不成钢,而不是呼唤革命;他们转而赞成共和,但仍然反对穷追猛打、一往无前。他们又是天生的妥协派,对清政府让步妥协,对革命党也让步妥协——之所以让步妥协,是为了减缓对抗,削弱敌意,制止杀伐,让暴力破坏适可而止。”(《一场中庸、妥协的温和革命》)

    十三省独立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我们也要格外注意,十三省独立也为中国未来国家之分裂、军阀割据及战争留下了隐患,比如,之后广东、云南、四川、山西、广西等地的军阀割据,均由其始。一个专制大国,如果失去由上至下的改革机遇,而走由下至上的革命,国家即可能陷入分裂和内战,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维持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倒塌,维持统一的力量突然消失;另一方面各地方势力,达不成认同、妥协——实现共和。而国家、人口的规模越大,差异越大,分歧越大,利益冲突也越大,因而达至认同、妥协,实现共和即越困难。革命后,即使能很快地建立中央共和新政权,其也是十分脆弱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因而需要各方以极大的努力和克制共同维护,如有一方稍有偏执,新共和国便可能崩溃。由此,由下而上的革命——即使是民主革命,新政权也常常是专制的,孙中山痛绝袁世凯独裁,但他提出的军政更甚,实际就是军事管制。当然,分裂、自治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分后能否相安互利?能否一致抵御外敌?这是问题之本。

    如果一个大国,分而能联,联邦乃成,实为幸运,可谓真共和。辛亥革命后,联省自治是个好方略,如实现乃中国之大幸,免去其后诸多灾难,可惜坏于孙中山武力统一,而孙的后面是苏俄的军援和卢布,而军援与卢布的后面是苏俄在中国的红色扩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厄运来于外力,否则也不至于阴差阳错地走到“新中国”。理性地设想,中国未来之最好出路,也还在联省自治,也就是回到中华民国之“初年”。此是本文题外之话。

    十三

    十三省独立决定大清朝的完结,但是如果没有南北议和,国家仍要经临大规模内战。当时,袁世凯的新军仍是强势,未有匹敌者;但是如果袁要平定全国诸省,恢复大清朝,也绝无可能。在此状况下,议和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袁世凯有对革命的镇压,但是在议和及建立民国中则有重要贡献。议和中,袁世凯是主要方,因为他在军事上更有优势。首先,他中途主动停止对武汉的镇压,与南方议和,从而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他接受宪政、共和,中华民国由此可以建立;说服清帝退位(逼宫),为建立中华民国扫清最后的障碍。

    可以说,中华民国是在南北议和中诞生的。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暴力,但中华民国则是和平建国,这不能不归功于南北议和。其间,南北双方都做了重要妥协。近年来,有史家称辛亥革命是妥协的革命,对南北双方的妥协给予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的进步。

    孙中山说:“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列,何必用兵?”“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作为满清朝廷的重臣、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让其任共和国总统,是革命党的一个很大妥协,但有此让步,才有和平,有民国之建立。当然,让步妥协并非仅出于道德,更是根于现实力量的对比,南京临时政府无资金、无军队,更无一列强之承认,难以支撑,但是孙中山能将总统让予袁也就是良知和胸怀。南北议和,袁世凯是大受益者,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他的贡献,在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中,他是最重的一枚棋子,有他的决定才能有国家之和平,才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在清朝廷、北洋派、十三省独立政府、革命党等诸政治力量冲突和较量中,袁世凯做到了最大的中和,你可以说这是权术,但也可以说是政治能力和智慧。重要的是,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中止了战争,促就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可以说他是建立中华民国的功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武昌起义、十三省独立决定了大清朝的完结;而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决定了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这两件事袁世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史家总是说袁世凯盗窃了革命的果实,实不当。于政治而言,袁世凯任总统是南北议和的结果;由宪政而言,是国会选举的结果: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应该说袁世凯任总统是宪政共和之结果。何来窃国?革命党打天下,就当由革命党坐天下,乃是枪杆子论,有悖宪政。

    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两大贡献:一是促成南北议和,将大总统让予袁世凯;二是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主持制定)。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所做的最具建设性的两件政事,前者不用再言,而后者则这是中华民国的首部宪法,确立了现代中国之政统: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宪政共和之国体。其后,民国宪法再三修订,但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民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当今,大陆的政治前途也还是回归此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宪政共和之政统,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离此目标倒比一百多年前更遥远。就此,国人倒是应该说“革命更未成功”。

    袁世凯的另一贡献是说服清帝退位,史学家称之逼宫。清皇室并非弱智,大趋所在,退位确是当时清皇室最好的选择。大清不保是明面的事,负隅抵抗,良弼即是结果;与其徒加血腥之灾,让国家受难,百姓受难,满族遭戮,皇室巢灭,不如退位,换取厚遇。《清帝退位诏书》说:“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至此,清帝可以说是光荣退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朝也算是和平体面地落幕,为中国作了最后一件善事。

    清帝退位是皇族、袁世凯、革命党三方的妥协,可谓最好之结局。由满清来说,清帝退位,交出国家之权力;由民国来说,保留大清皇帝尊号、保留皇室、每年拨四百万元费用,可以说是厚礼厚待。这是国体和平之转型,国家权力和平之移交。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宽容之革命、温和之革命。

    据以往,朝代更换都要经临大杀戮;推翻异族统治,更是要伴随对原统治族群的报复性屠杀。民国优待皇室不用说了,对曾统治汉族近三百年的满族亦给予保护和尊重,《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规定:“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辛亥革命的口号之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之主张),但是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对清朝统治者及满族不杀、不清洗、不报复,而能以平等国民待之,并保护其权益,帮助他们生活,体现了中国传统恕道,也体现了五族共和的精神。正是由于宽容,给予皇室和满族厚待、保护,而换得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免除了一场鱼死网破的血腥之灾。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史的光荣,也是中国文明仁义精神之光荣。

    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故宫,倒是激昂、痛快,有“彻底革命”之精神,国民凭什么每年挤出四百万元的血汗,养个废弃皇帝呢?义正词严。但是,驱逐出故宫的废皇帝,数日后入日本使馆避难,日本正求之不得。1925年关东军制定《占领满蒙计划》,1932年,满洲国建立,日本扶植溥仪为皇帝。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在全国开展镇反运动,全面清洗政敌国民党残余势力。“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如果加上群众专政、加上受迫害的家属,遭受迫害的人数可能超过千万。与国民政府对比一下,我们方可知道,宽容于革命之重要。梁启超主张不到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尚要加之,革命一旦到来,不可不有宽容之精神。政治的目的在于改变政体或政策,而非在于消灭清算政敌。于中国,这是万万重要的,中国的政治革命更在于改变野蛮之政治,残酷之政治。这是中国重新走向文明的起点。

     十四

    南北和谈、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三者本身就是立宪派、革命党、北洋派、满清朝廷、独立诸省(放弃独立)等多方力量谈判、妥协、共和之结果,是中国近代最好共和之政治,成功之典范。

    由传统专制到共和宪政是文明的进步,此进步包括去暴力之政治、杀戮之政治。对之,胡平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激进的革命家总是高调“正义”,将之既作为革命终极目的, 又作为革命根本之理由,但是正义是没有止境的,可为绝对真理,而以无限强求有限,人类的全部所存都将摧毁。且而,正义是抽象观念,人们对正义的判断有主观性,此认为正义的,彼恰恰认为是非正义,基督教、伊斯兰教征战千年,彼此都是为上帝之正义而战。罗伯斯庇尔是为了正义,无数献身革命的共产党人也是为了正义。人类诸多大屠杀多冠以正义之名。政治不可不有正义之精神,但是不可警惕正义之高调。政治是正义与现实之间的妥协与平衡,或说政治中的正义是妥协的正义,否者则将陷入灾难。因此,要赋予正义以程序,担当后果之责任,限制暴力之使用,伴有悲悯与宽容。特别要强调,正义不可逾越常识,不可不遵循文明之经验。不可告密是常识,正义于此之前,必须止步。一旦到了以“政治”强迫人告密的时候,即该抵制。常识是大真理,经验是正义的根据,人类文明中的那些基本原则,是政治的边界,不可触犯。政治的基础是人性,是求人世俗之共生,它是俗事,现实之事;而不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政治不能是实现正义的板斧。衡量政治好坏,其准则是可行而有益(共生),而非真理、正义。政治鼓励人向善,但不可强制人向善;政治承认人性之恶,接受恶之存在,对之制约、牵制,而不是消灭。按基督教教义,人有原罪,原罪即恶,人、社会只能伴罪与恶同在。对人类的原罪、原恶的惩罚上帝事,而欲清除人世的罪与恶,是对神的僭越,执意为之只有消灭人类,而此乃最大之恶。

    人们一向批评辛亥革命不彻底,但是“不彻底”正是辛亥革命的好处,是它成功之原因。换种说法:辛亥革命是有限的革命,因为有限而成功,而有益。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共革命,其糟糕之处都在要求“彻底”,即要求绝对价值的革命,也就是乌托邦的革命,有学者称之为“大革命”。

    “大革命”:1、要求绝对价值,即将革命价值绝对化,以之为革命之目的;2、要求改天换地——全方位革命,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诸领域革命;3、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鼓动全民参加;4、暴力革命,暴力是革命的同义语,天经地义;5、仇恨与敌视,将某群体标签化,作为敌人,将之全体消灭,如贵族、资产阶级、地主、官僚集团、某宗教等等;6、以革命意识为最高道德,高于一切,不允许非议;7、偏执和极端化,中和与妥协等同与敌为伍。

    革命到了这一步,即是毁灭性灾难。人类的存在是有限的,具体而现实,因而是欠缺的存在,善恶交融的存在、灰色的存在、甩不掉泥水的存在;绝对的理想、道德、价值只能体现于宗教。乌托邦、绝对价值在思想领域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益的,可平衡人性与现实之欠缺,但是要依暴力而实行,则是天下最大之残暴;以“上帝”“正义”“真理”为名的屠杀是残酷的屠杀。人类走到今天,要对“大革命”深怀警惕。当我们反省柬埔寨大屠杀的时候,也一定要反省红色高棉的那些理想、正义、真理

    如果将“改革”定义为“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将“革命”定义为“民间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推翻现政权,改变政治制度”(革命自身的定义本为彻底转变,二者均可包括);那么能改革则尽量求改革,因为其代价最小,当然前提是执政者愿意改革;而改革延误,致使革命不可避免,那么当行非暴力之革命;当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又当将之限制在:最小之范畴、最小之暴力、最小之动荡。

    辛亥革命之成功,之有益,就在它是有限革命——限定于实现宪政,目的明确、具体、实际。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宪政,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目的。它是政体革命,达此即罢,不搞社会、种族、宗教、意识等种种革命。鲁迅批判辛亥革命只是剪了条鞭子,赵七爷还是赵七爷,七斤依旧每天撑船进城,大家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笑嘻嘻地招呼。其实,这就对了,谢天谢地。将革命限制在政体范畴,而避免波及社会,保持其稳定,实乃幸运。如果未庄也要革命,那就是湖南农民运动和土改,除了杀,就是斗、抢、分。赵七爷是倒了,但阿Q当了权,就是镇反、大跃进和文革。革命是剧烈之事、危险之事,没有极大的克制、束约、保守之平衡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暴风骤雨、改天换地、熊熊烈火,革命家、文学家是高兴了,有了高飚施展的机遇,但遭殃的是百姓和国家。

    辛亥革命是上层社会的革命,精英之共和,而不是全民全社会之革命,这是其得以限制在小范畴,能达至妥协,适可为止的原因。

    晚清,中国基本还是农业社会,工业经济刚刚起步,城市规模有限,市民阶级也尚未形成,民之主体是农民。当时,中国农民既没有政治革命的要求,也没有社会革命的要求,更无意识革命的要求。中国传统农村是氏族(宗族)社会,规模很小,且有血缘关系,因此有共生基础,没有很强的对立性,如不遇到暴政、大灾荒及战乱,以致农民活不下去,中国的农村社会相当稳定。历史上,常常是朝代更迭,国家政权变更,但是乡村社会依然如故。八十年代,有史家批评中国是“超稳定结构”,其实稳定是好事,而中国“超稳定”的基础即在农村的氏族社会。至于天平天国,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属于中国近代新宗教运动,中共革命也有这种成份,此话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内。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为宗,其针对于贵族、等级制。比如,农民没有土地权,固定于贵族的领地,不得迁徙,不能任国家官职;而贵族享有特权,不纳税,享有司法权,垄断国家官职,而且贵族身份世袭,等等。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贵族、等级制,因此也就没有要求“自由”、“平等”的意识,按照欧洲的观念,中国农民本身就是自由民,享有平等之权利。比如,贫苦农民可以通过勤俭成为地主,富裕的地主,经营不善,也可以沦落为贫苦农户;农民有土地权,可以经商、迁徙,其子弟可以靠科举为官,甚至可以做到最高层。

    因此,我们说晚清农民没有革命的要求。辛亥革命之长,就是尊重这个现实,未鼓动农民革命,之后国民党也没有鼓动人民革命,尽管孙中山提出均田地,但是并未实行。这是非常好的,是成功之处。这使辛亥革命仅限于政体革命(包括推翻满清),而没使其扩大到社会革命,没煽动起民众的盲目暴力。保路运动有民众参加,原因是他们以纳税方式买有路权的股份,他们的要求是保护其股份利益,而非革命。该运动显示出,如果民众卷入工业化,他们需要维护自身权益,如果国家不能保护其权益,他们亦得不到公正,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但是,在晚清至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绝大部分国民尚是农民,他们并没有革命的要求。

    鲁迅批评不许阿Q革命,后他解释,“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阿Q正传〉的成因》。但是要说清楚,阿Q不是农民,而是农村的二流子——流民;鲁迅笔下的农民是闰土,闰土不要求革命,革命来了也不会参加,至多是躲避。阿Q——二流子在任何社会、时代都有,他们永远欢迎横杀暴掠、翻天覆地。阿Q的革命就是张献忠的“革命”。阿Q没得参加辛亥革命,实乃中国之幸运。

    农民、市民都有革命的权利,比如最近广东乌坎事件,就是现代农民革命,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追回被盗卖的土地;掌管自己的经济、财务;赶走腐败的党官,建立自治村政权。其革命方式:目的明确、有组织、非暴力。乌坎的农民革命是自己的革命,正义而正当的革命;而不是被绑架、被忽悠、被枪杆子强制的革命。如此的人民革命应该被肯定。人民革命的关键所在:1、其是不是自己要求的革命;2、革命的要求是否正义;3、革命的方式是否得当。

    中共一向自称代表人民,称其革命是人民的革命,而有史家也将之断为人民革命。所谓“人民革命”实乃弥天大谎,与“人民共和国”同出一辙,均为“伪”。太平天国之后,人民并没有革命的要求,中共革命是无中生有,是由苏俄制造出来的。上世纪,中国只有文革中的造反派造反,倒是有些人民革命的成分(仅是有些成分),因为党的专政到了每个单位、街道、车间、村庄,于是民众在毛的号召(毛利用群众收拾刘官僚集团)下,起而造反。但这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之后毛便以军管镇压下去。

    中共自我神话的革命本是苏俄革命的延伸,是苏俄红色帝国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使中国赤化来对抗西方。起始中共革命的思想、组织、资金、军事、干部训练,以致行动策略都是由苏俄输入的,目的是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属力量。苏俄革命除了在思想上迎合了中国部分激进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想,和中国人民没什么内在关系,如果说有关系,那么就是苏俄通过中共来革中国的命,将中国民族绑架到苏俄红色帝国的战车上。

    苏俄革命进入中国后,迎合了两部分人,并成为骨干。一部分是激进激进知识青年,他们为此革命宣传、鼓动,进行组织;另一部分则是流民,如李先念、许世友、王震一类,这也就是阿Q革命。中共革命就是阿Q造反,加之乌托邦幻想,而背后的主谋是苏俄。

    从1921至1949,中共革命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国家政权。至于其所谓的“人民革命”,只有农民运动和土改可以算是。而中共发动土改是因为要打内战,需要在农村征集兵员和物资,且中共下派工作组,是带着武装进村的,也就是说土改是在党的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强制下进行的,并非农民自愿。至于农民运动就更离谱了,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当地40万人口,有1万多人被处死,5万多农民逃难避祸,有些村落全村被焚,民怨冲天。此和红色高棉是一个版本。提及这些,是说中共革命并非是人民革命,反之它倒是人民被忽悠、被绑架、被革命、被专政、被祸害的革命。

    中共用“人民性”否定辛亥革命实乃荒谬,目的是占据话语权,神化自身。如果回到真实之历史,中共革命实在是中国民族之灾难。

     2012年1月19日完于伊萨卡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3241312
分享: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一平:真诚的信念,勇敢的担当—有感洪秀柱参选台湾总统
·胡平先生的“好坏论”及香港“占中”/一平
·王一平:徐悲鸿的一笔孽债——宋步云蒙难
·一平:“為人”的執著 ——致獄中徐曉
·一平:祭歌——悼子明兄
·习王反腐必将半途而废/李一平
·一平:香港“占中”运动的策略考量
·一平:由香港看习政
·董建华的建议有个狗屁道理/李一平
·习世兄,敌人越来越多,朋友一个也没有!/范一平 (图)
·李一平:革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 (图)
·李一平:好多个国家的流亡者一起举全民倒共符号 (图)
·公刘:就“公民同城”给陈忠和、李一平先生的公开信
·同城圈- 同城团队要经营自己的地盘 /李一平
·悼念曹顺利,传播倒共符/李一平
·和汪岷等台湾之行/李一平
·古代兵法与现代革命/李一平 (图)
·现存秩序近几年内必然崩溃/李一平
·升起旗帜/一平
·主权在民虚置 官奸民戾/范一平 (图)
·李一平:活动人士刘家财今天湖北判处5年监禁
·深圳土地开发危局:每两平米土地有一平米水泥地
·令家黄金古董装满6车 海内外资产逾千亿 (图)
·令家黄金古董装满六车 垄断山西煤炭
·广州民运老将范一平被以“寻衅滋事”拘留
·北京“幼升小”入学统一平台正式开通
·李一平向外界传达「公民同城圈」运动的理念 (图)
·廣東資深民主人士范一平老先生剛發出消息:将要被旅游
·民主化论坛人物李一平:让中共无力对风出拳
·李一平 成斌麟:一种群众动员的方法:敲盆造势法
·央视3·15晚会曝光多家黄金首饰商掺假
·房价调控失败 北京二手房接近6万多一平米
·陕西一家黄金企业发生木支护燃烧事故 6人被困
·浩气长流,继往开来(上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辛亥革命100周年 一平
·一平:土改奠定极权中国
博客最新文章:
  • 毕汝谐毕汝谐骂邱国权(巴山老狼)从来不带脏字毕汝谐(纽约作
  • 寄盧禍港廢青黃之鋒可以休矣
  • 谢选骏中共的底气来自美国
  • 徐文立贺信彤徐文立:「人类正常社会秩序」系列节目专访第六集
  • 谢选骏互联网世界的两个阵营是美苏两个阵营的延续
  • 高洪明中美贸易战欲休还难但总会理性交往和平竞争
  • 谢选骏中共为何优待维吾尔人和其他边疆少数民族
  • 严家祺LIbra是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的重要一步
  • 陈泱潮與神同行:致大阪G20峰會美中首腦/目錄
  • 谢选骏世俗基督教就是撒旦教吗
  • 毕汝谐毕汝谐回击邱国权(巴山老狼)之三十三至三十八暨回击黄花
  • 谢选骏马克思是狗刨专家——资本家的狗腿子
  • 东土之鹰小时候/伊利夏提
  • 谢选骏恭喜发财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 雨风玺清:风雨中的“奇异恩典”(图)
  • 毕汝谐毕太岁回击求掴犬(即邱国权)之二十七至三十二暨回击黄花
  • 家庭教会请为难中的胡石根杨秋雨李玉陈大山宁惠荣祈祷(3)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