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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小国时代的理论先声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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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的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里,尤其在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之中,已经产生了“小国时代”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凝炼为一个理论和概念。

    
    有人评论说,“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是为“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准备的。
    
    其实,“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恰恰可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小国崛起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从“大清帝国”这个大国的解体中产生的。
    
    (至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崛起还是解体,那要看它自己的造化,未来的历史会提供答案的。)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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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世界之内的压制源,分层、分化为各个文化圈、民族、国家、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家族以至家庭、朋友圈子、势力团伙等繁多形式。中国传统上的所谓“五伦”(夫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尽在此无所不包的社会压制源内。这些功能各异的压力集团,通过对生命的原始反压制力(个体存在)的多重限制、整顿,去形成一种公共的秩序,以维持社会作为有机系统的存在与运转。
    
    这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追求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
    
    卡尔马克思的偶像、普鲁士王国专制政治的拥戴者、德国柏林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曾经写道:“政府,作为民族精神的单一的灵魂或自我(即主体),不能容许个体性有这样一种二重性。而自然呢?作为众多的所体现的偶然性,却与这种单一所要求的伦理必然性对立着。”(《精神现象学6─A─b》)
    
    把专制政府当作民族精神的主体,当然是可笑的;但在要求集中的群体与渴望独立的个体之间,确有对立。调解这一对立,以便为伦理必然性的局限找到更宽阔、更合乎自然天性的空间;同时,以牺牲自然性(即众多的个性)去促进社会性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273
    
    各种广义的社会组织,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网络。由它集结而成的压制源,在人的心灵世界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这就是“道理”和理论说明的起源。进而综合而成法律、规矩、道德、礼仪「风俗、宗教、信仰等传统力量。并构成了那种被学术界的流行术语叫做“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在社会生话中,它通过正规的舆论、市井的谣言、他人的目光、风俗的侦探等干预方式,发泄着指导、规范、控制的欲望之力。
    
    这些源泉挥发出的力,通过互相间的支持、制约、磨擦、冲突以及协调,大致形成一些凝重的框架,这被叫做“文化的模式”。它用柔韧的、体操般的艺术,钳制着生活在这模式中的居民们的公开的行为、判断、言论,以至隐秘的思想与欲望,瞬间的情绪与冲动。这种艺术打入人心的程度深刻到了令人感到“美”的地步!以致每个民族都会对他们的传统,产生深刻的爱慕、虔诚的崇拜等等审美体验。这种艺术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功能,使它对每个人、每一社会部件应该如何运转,都有不成文的然而是细致入微的规定。人们自以为是“自己作出”的判断、决定、选择,人们自以为是“自己具有”的气质、性格、才能──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下,由看不见的“集体的力量”,代他作出或迫他产生的。因此,就其深刻性言,集体主义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业已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的激素。
    
    群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城中,无孔不入地渗人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曾经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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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制的“力量的凝结”。
    
    制约内部的分离与敌人,以维持这一“力凝结”的继续生存,只是国家随后产生的职能。随着国家的成长,它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把自己这个手段当成目的自身(例如,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就是试图把国家目的化)。因此,早期的、野蛮的国家较之晚期的、文明的国家,更为外向。它对外部压力更勇于抵抗;但对内部的异已的力量,反倒较为宽容。它的力量矛头主要是外向的而非内向的。当然,西方世界在近代的、晚期的发展中,完善了它的代议制度,使它有别于其它社会的历程,但代议制对自己敌人(即结构外的敌人、反对代议制的敌人)的实质性宽容也是有限的,否则,它的根基同样也会遭到剥离。它们一再召集反对各种“集权势力”的社会力量,推行政治正确主义,禁止反对宪法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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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的其他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作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这尊偶像之上。
    
    这时,作为“契约”也好,作为“让渡”也好,作为群体反制的凝聚式也好──国家终于开始了僭越的历程,从保护内部居民日益退化为,要求各阶层人民为国家的本位利益去无谓地牺牲。每当这种离奇的时刻,尽管并无外来压力及其威胁,但统治阶层却以国家的名义高喊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虚假口号,以便更顺利地对人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彻底的役使。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误入了这一歧途。每到此时,内部的阶级统治甚至变得比外来的侵略更为严酷。中国历史上王莽代汉时,就曾充分使用过这一破坏性的策略,以致天下大乱。
    
    国家功能的这种蜕化变质,是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形成了某种社会规律:它向人民显示了,国家不可能是人民的全能保护者。面对国家的过去历史和现有功能,职业革命家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在犀利的分析中寄寓着最激烈的对策──“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特权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宜言》)这种宣传后面,隐藏了无权阶层(尤其是各种政治流亡者)对国家变质的深刻敌视。
    
    27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先作为受保护对象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本国国家机器的压迫程度,反较受到原先首要抵抗对象──“异族的威胁与压迫”──远为深重。各阶层的人民,直接受到统治者的诺言、口号的愚弄。但再往更深处探查,当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卷入了文明社会惰性沉沦的一个旋涡。在充满奴隶的社会里,再强悍的奴隶主当然也不会是自由的。他们迟早会因长期的力量消耗而变得孱弱;统治者由于腐败,不仅失去统治的权柄,也会失去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统治的罪恶,最清楚地表现在,它必使强变弱,化神奇为腐朽;并通过压制力的消耗,促进了反压制力的集结。这是双重的不利。面对这种旋涡般的力量变化,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者采取了本能的防卫:他们挑起、夸大、甚至制造一些假想的外敌,通过激化对外斗争来缓和。转移内部压力,以便延缓自己因统治而力量流失所造成的衰落之运。这些被利用的外部敌人,有国境之外的“蛮族”、“故国”,也有国境之内的“异己分子”,如蒙古统治者把中国民族划分成几类等第,以华治华、分而治之;希特勒煽动反犹情绪以强化、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即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两个案例。
    
    这就是国家命运所含悲剧性的突出表现。它的创立,本为保护多数人的权益,但在长期的私有制历史进程中,却沦为少数人巧取豪夺多数人生命的“一部机器”。而且,这是一部对外毫无用处,对内掠取有水的超经济的榨油机······
    
    国家为什么有兴有亡?文化为什么有升有降?──力量的中心转移了,原先的结构与功能,随着原先力量的分散而趋于松懈、解体。新的结构,则在新一轮的力量集结中渐露雏形:它势必创造新的功能,以此说服久已深感失望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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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保王党思想家托马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在《利维坦》一书中对国家观念的概述,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组成前的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都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订立契约,自动把原无限制的自然权利拿出来,交给一个统治者,形成了国家。统治权是绝对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让渡。人民不能反抗统治者,一切生杀予夺、宣战媾和大权须由统治者掌握,他们任意杀戮平民也不算不义。
    
    这种理论和支持这一理论的那些论据,都是陈腐的。根据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资料,人的群体本能的产生,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因此即便在前国象的“自然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失误了的判断,理由是,人早在国家出现前的上万年就已脱离了真正的自然状态,里,人也不可能“象狼一样”。互助精神和利他行为是古已有之的。其次,统治权的建立既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无害。
    
    对此,完全可以引述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经典”的预告性文字以资说明: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之上的······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隐蔽的或公开的斗争。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共产党宣言》)
    
    278
    
    国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有复杂的性格。如以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作综合观察,则国家不仅严酷地对待它那些无能为力的臣民,到最后也总是凶狠地报复了那些敢于玩弄它的权势者们。这些权势者曾经以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无意志者。宝座的下面,往往就是暗藏的火山口。当一个国家的机器已经成为纯粹用来施行压制功能之时,它也就身不由己地承受日渐集结的反压制力的冲击。压制力愈大、愈残酷,反压制力也愈激烈、愈浓厚。对冲击的防范与权力的腐蚀相加,国家付出了可观的力量,作为延续其生存的代价。因而日趋衰弱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上,压制性酷烈的秦、隋诸朝,衰竭与崩溃来得也特别快,因为它们的消耗性运动进行得太猛烈了,终于招致了反抗力量的拼死抵制。快速而压倒性胜利的得意之余,使他们忘却了大禹式的统治风范。备受限制的人们却酝酿着能动力量及其冲击,这远比没有情绪力量的自然洪水更有破坏力。它轻易之间,就能击碎一度近乎万能的封建国家,尽管那些权力实体一度那么强大,曾经有效抵御过像匈奴、突厥那样凶猛的外部敌人,并有力地整顿过整个中国的文化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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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280
    
    国家起源于保卫一种文化形态免遭外力挤压的系统要求。在这一富于历史感的对外保卫战中,国家赢得了不断增长的内在力量。而它相反地把矛头指向同胞、指向本文化系统自身,乃是衰败之征。
    
    与扩展一种文化、深化一种文化的角逐同时同步,去设计自己的构造、完善自己的设计,并精心运作它这是被一切新兴国家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通衢,是“从国家到文化”的天然大道。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281
    
    要使一个国家的命运从反制的生命力升华向压制的死亡力沉沦这个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就必须完成一个运动,从切切渴望物质利益转向汲汲追求文化精神。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第四章中对此曾有一个对比:“罗马人由于骄傲而野心勃勃,迦太基人则由于贪欲而野心勃勃。罗马人是想统治别人,迦太基人则企图获致利益。不断计算收益和支出的迦太基人在作战的时候,心里照例是不喜爱战争的。但罗马在行动时是不考虑得失的,他们一切取决于他们的荣誉感。”结果如何呢?迦太基屡战屡败,转强为弱,直至亡国。罗马则蒸蒸日上,不但实现了征服的荣誉,还把他们的文化模式推展到整个地中海区,建立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文化圈,改动了人类的文明历史地图。
    
    想做到这一点,统治的贵族阶级必须先使自己廉洁化,与平民阶级达成深刻的谅解,这有助于激发平民的热情与集体精神。他们齐声高唱新文化之歌,怀着对不可知世界的神秘憧憬,自然而然地向新文化的天地急急推进。这一吸引着整个群体的文化天地,不是知识分子的书斋文化,不是市井之辈的消闲文化,更不是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化而是体现了民族意志的“民族文化”,一种总体的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多层面的有机复合体。它并不一定是此民族独力营造的,但却是此一民族所独立运作的。只有此民族方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并充分利用其功能。在“民族文化”中,洋溢着整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共通热情。它集约地体现了全民族全方位生活的综合脉息。它实现了此民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高度协调······它接近于孟德斯鸠笔下罗马人的“野心勃勃”,也是当代人爱说的“历史使命感”,或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宇宙节律”。“民族文化”所提供的范式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归宿与生活上的依托。促其实现,是一切国家的最高使命。
    
    282
    
    国家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和生长温床。压制民族文化的国家是自杀式的。国家,因此成为一种文化范式和另一些文化范式之间和平共处、有限竞争或互相对峙、展开“总体战”的巨大实体。它展示了社会界城中力量集结、活动、转换、变形的大规模运动。国家因此成为“我们的文化”向“他们的文化”进行交流、斗争、互补、融汇、并重新开始分化、生长、崭露新颖的巨大旗帜······
    
    文化高于国家。“文化比国家更具永恒性。国家历来只是充当了文化的武士。文化太娇嫩了,要是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它即便能勉强维持下去(像是犹太区文化或海外华人社区文化那样),也很难获得总体发育的机会。缺乏生存空间的文化是很容易窒息的,即令幸运,也只是变作一堆活化石而已(像是犹太教文化或埃及科普持教文化)。因此,国家的历史归宿,在于它所保护并弘扬了的文化。若缺失了文化精神的激素,若不是为了文化的缘故,国家就会沦为商贩囊中的货物,军阀蹄下的战场,或是狱吏手中的鞭子。而这种局面,是生活在文化有机共同体内的人们,不论如何都无法长期忍受的。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避过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上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于是,这个国家便沉沦。
    
    283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
    
    (以下和其他被删节段落参见本书《附录》“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458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原则,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集权与停滞的可怕口实。
    
    现代世界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还被这一事实强化了:在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上,优秀的人物显然分立成互相敌视的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各各囊括、掠取了不少才智之士;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浪掷在自己的争论厮斗中。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但无助于世界性文化问题的解决;反使它更形复杂、更加严重了,使整个地球陷入了爆炸性的局势。多种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是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的结果。
    
    459
    
    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虽然彼此对立、誓不调和(实际上,在现有的心理背景和哲学基础上也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项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否则,世界将战乱不息。穷兵黩武,一再成为生活的首要内容。否则,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上的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它激发了这样一种危险:使我们的子孙堕落成畸形的冷血动物。
    
    460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461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做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念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462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463
    
    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464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465
    
    压制──反制,反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466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467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468
    
    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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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做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470
    
    庙会活动是一种“由来古矣”的经济交流形式,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赶集”,提着自己的产品,希望售得高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赶集的庙会性质”。贵族式的小沙龙溃灭了,修士的离群索居中所特有的精妙的文化形式,更早就受到了摒弃。大众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尽管它们是由学者、教授、作家等社会名流代表着的),也像早先的大众化经济活动一样,其功能是为文化市场的大多数顾客服务。而不是像修士(隐士)那样只为自己的灵魂服务(采取了“上帝”的表象);或像文化沙龙那样仅为小圈子的优雅之士消愁解闷而作。凡此对象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化的风格与模式。因此,当我们看到,由千百人组构的文化集市上,各方文化的制造商或精神经纪人提着他们专为此文化庙会所赶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云集而来时,我们不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工作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压力,才是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最深原因。知识的产量,是社会文化的商品需求量的空前增大,给刺激起来的。这使它带有过多的水分。
    
    471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体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472
    
    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强权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474
    
    除非现代世界的革命性骚动相对平缓下来──传统式的“新综合哲学”就注定产生不了。至多,也只能胎死腹中······今天,已经可以预言的是:一俟现代世界抽风式的“发展”相对稳静下来──凝固的综合哲学的精神太阳才会升起,照耀着废墟之间茁壮而起的新生命。他们,满怀着我们今日梦寐以求但又梦想不到的极大欣喜······在这欣喜与沉醉中──包容涵混着我们今日的多少苦涩之泪······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
    
    这是“一切从头开始”的“零点哲学”。
    
    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这是对世界不强求“端倪”、不造作“方向”的“大圆欣赏”······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475
    
    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476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三、人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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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社会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对意欲维持静止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不啻是个强烈的打击。在这冲击波下,各个精心构筑起来的设计方案酥松了;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任何社会模式,运转起来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人性奇妙难解(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仍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很难彻底纳入语言分析的程序。我们知道的事实仅仅是:一元的等级制(如各种封建专制结构),同样也会消除社会的活力赖以存在的反差。这是专制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大区别──后者是多元化的。只有多元竞争,势力均衡,才有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它维护着相对稳定的、自行生长的反差态,一种允许变化与调节、鼓励进取与个性的反差。这反差有助于社会的变化。
    
    478
    
    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人们的学习能力,好像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479
    
    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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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做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481
    
    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坐标,是个违反人类创新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像,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482
    
    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483
    
    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个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一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命运,并不像我们的观念浮萍那样易于随风飘荡,而是像莲花似的扎根于淤泥之中。它不随说客的口风而忽生忽灭。
    
    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方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了──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这也许会──“直到永远,阿门”?正因为它们彼此渗透,你争我夺更显示出炽热而残忍。
    
    484
    
    年老的哲学,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是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能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犹如无限的阴霾,扼杀人的精神自由。
    
    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怀疑现成的“科学结晶”。它,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它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它还是翱翔于已成的科学大厦之上的新设计家的慧眼。它,是宇宙最宝贵的明镜。
    
    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
    
    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哲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使命。关键不在科学与宗教──而是“年轻的”与“年老的”。
    
    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不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浮士德博士和浮士德战士──用各种武器,哲学、讲演、小册子、左轮手枪、大炮、飞机、原子弹、“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武装起来:以疯狂的气概投入“帝国主义时代”(现代的“战国时代”)的深渊里······在全球性的战国时代的血海里,无数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在拼命翻滚。实施悲壮的双重“洗礼”。
    
    一种哲学的原理,如果真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就应对这些喧嚣不已、辉煌灿烂的“过时宣判”实行全面的开放──以容纳新的力量、适应新的文化需要。一种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乃至数种的死亡。“死”──这是“生”的必要条件。“怜悯”的可鄙──在于它是新生命的敌人!
    
    一种哲学,如果仅仅待在书斋里,不肯扮演一下“文化兀鹰”(即啄食旧文化遗骸的力量)的“残酷角色”──它就只能永远待在书斋里。辽阔的世界历史不属于它!“丰盛的精神收获”聊胜于无······
    
    十九世纪的哲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一同死去。正如十九世纪的科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技术一同埋葬。它已没有生机,它的唯一努力,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雕铸我们自己的新瓶?它也许更动人。它也许更美奂绝伦。它,起码更不受传统的束缚和习俗的羁绊。它,有着更大的气度和更富于弹性的容量。
    
    485
    
    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486
    
    形象地说,用一条线(不论它多么漫长与繁复)──不可能穷尽一个球面。更难以穷尽一个球体。还没有一道哲学研究或历史哲学的“X光”──足以穿透那个遮蔽着二十世纪真性灵的“物质世界”······尽管伟大的希望和奇异的预感告诉我们──它快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汪洋,而非刻板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力量增长的标记”,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
    
    为什么一种被称为“精神”的“心理意向的普及”(佛教把这叫做“佛光普照”,儒学称之为“普天同乐”)──竟会导致这种精神的衰败与没落?
    
    啊,“精神”是“能”与“力”的升华集结;它一旦“普及”,也就趋于分散消解了。
    
    “普及”,这是精神界的“增熵行动”。
    
    正如物理界的无序、生物界的死亡、社会界的平等、心理界的中庸──意欲消灭一种高级文化,就请先去“普及”它!
    
    以往的人们不解此中的奥秘。他们认定“误解”和“庸俗化”才是精神衰败的原因。所以天下嚣嚣然皆妄断在“精神普照”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求得“真解”(真理?)。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因为,误解与庸俗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普照”的结果。愚公认为,排除了“可以克服”的庸俗化倾向,文明就能重振旗鼓──这真是南辕北辙!
    
    历史告诉我们,滥竽充数才是文明衰败的忠实向导。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487
    
    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鼹鼠的无视不值得炫耀。精神上不甘于衰朽没落的人们──让我们满怀“无私的坦荡”欢迎它。即使是用烧烤和鞭笞来欢迎它!它,就是闪动着我们生命之光的奇妙新瓶。
    
    闭目不看是不行的,驼鸟钻进沙丘──却逃避不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劫运。生活是严峻的,比任何残酷的理论还要严峻。生活充满风险,比任何危言耸听的理论有着更多更尖的暗礁。
    
    热爱生活的人们!拿出全副热情来悦纳生活中的风险!热爱哲学的人们!奉献全部虔敬来默认哲学中的力量。也许是刚健、严酷的力量。也许是使人震惧的力量。而由于拔本塞源和闭目塞聪,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哲学的活力──正有从我们身上迅速消失的危险。
    
    488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489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490
    
    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491
    
    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492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虚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垣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 “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493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494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殉葬“圣人”的遗体与遗道。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495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496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他却强作解人。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497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人怎么能知道呢。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498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陀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49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反沉沦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轮回”,也有此起彼伏。
    
    已成的产生沉沦力,萌芽的产生反沉沦力;“正确”、“错识”、“正义”、“罪恶”之类的范畴,并不在它的界域之中。
    
    50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触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501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做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502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文化择优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社会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择优程序的检验。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503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504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末日邻近的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人民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5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507
    
    各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它以崇高的名义要求献身。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社会性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集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域中,无孔不入地渗入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508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内侵的持续需要。国家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制之源。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509
    
    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510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511
    
    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清代那样腐朽的八旗制度?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退让分裂之苦,以及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512
    
    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513
    
    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514
    
    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儡。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像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515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像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516
    
    突变在生命历史上频频扮演的角色,以难以驳斥的强度告诉了迷惘中的现代人类──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旦趋于衰颓,就很难再逢“中兴之运”;很难通过其“结构内”的修补与调整,使之重获生命之力。它最多只能暂缓时日地步入死灭之域。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实体,却能几经盛衰,飘浮在历史的洋面上。依靠它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志。超渡了一个民族实体于危机之渊者,并非它所固守的传统;并非这一传统的牢固程度和固守它的意志强度。而是它在危机状况里发生的精神与社会突变,是这突变的有效性及其力量的强度!
    
    突变的潜力,比传统的坚韧更重要。所以,提供了突变样式的人格与个性,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可以判断,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生存潜能的强与弱,恰恰取决于它所储存的品格与个性的丰富程度(相对于个体内基因储存的丰富程度)。
    
    517
    
    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对自己拥有的品格与个性越能兼容并蓄,那么,它在自身面临危机时可供选择的应变潜力就越大,应变方案也就越多,突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人格与个性类型的贫乏,既是一个生物群落也是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这是一个群体几经奋斗不能摆脱积弱不振状态的深层原因。例如,由于秦以后两千年间交替出现的战乱与高压、混杂与凝固──中国居民的人格与个性类型被无情地减少了。居民结构的刻板化、单一化,使民族在面临历史大抉择时,只能做出比较单一而刻板的反应。“一窝蜂”,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特点之一。独立思考的匮乏,使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运动也在“乌合之众”与受到严格操纵的帮会之间左右摇摆。因为,适于各种气候条件的不同人格、个性,尚未再生。从此分析入手,应该说,弱化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成员趋于单一化。取消不适于一时之需的人格、个性的生存,无异于杀掉这个民族的长久命脉。而虐待这些人格、个性,无异于杜绝了这个民族通向未来的突变之路。
    
    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辫子,抛弃了自己精神上的裹脚布······中国人,马上就会与那些西方舶来的精神货物,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历史的结算──以便更清醒、更本位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不这样,中国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精神天足──健步走入自己苍茫无际的精神天地!
    
    中国,已经有了一种作为历史文献的《十翼》──那是相传中的孔子对《易经》做出的解释······一种富于文化哲学气质的世界观。中国,还有一种不着笔墨,含诸胸臆的“十翼”······它,几经盛衰浮沉,但又终于苏醒──正极力鼓荡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的意志而非世界主义的意志。
    
    518
    
    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渊博的预言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晚期思想中)曾盛赞,中国人传统中的“世界主义意识”是一项宝贵的财富,这项财富注定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西方人的真知灼见与我们的恰恰相反,因为,西方人与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
    
    使中国在近代蒙受巨大损害的,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消解,造成了国民性的疲软;类别意识的模糊,使生存者和奋斗者们失去了民族的方向感。这一绵延不息的混乱,正是当前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必须正视的一大历史遗产。中国人,只有首先走出冷漠了的世界主义,然后方能踏上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以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中介,一种有活力的、真能左右历史的世界主义意识方能诞生。
    
    这个“三部曲”(走出古老的世界主义──走入复兴的民族主义──面对新的世界主义),曾在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中回响。
    
    519
    
    生活像一只果子,有人吃着它的这一部分,有人吃着它的那一部分。有吃果皮的人,也就有啃果核的人,也就产生了汲取汁液和贪图果肉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永不相通的。“分享生活”,就意味着你只能得到生活的一角。
    
    人们何妨借用印度人的种姓区分以表示生活者之间的差异:吃果皮的是首陀罗,啃果核的是刹帝利,吸取汁液的是婆罗门,而贪图果肉的则为吠舍。等级外的贱民即无权者,只能看果子或冥想果子,只能咀嚼其枯茎或吞咽其腐败。一切高僧,也是如此。──这作为高级文化的前提,就构成了思想者的命运。
    
    如此比喻不同文化阶层的差异也许是有趣的:婆罗门阶级吸取文化精髓,刹帝利战士攻克堡垒、掳获丰厚的战利品,吠舍商人占有生活的利润,首陀罗们则收得残汤剩菜。高僧和贱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尤其前者,甚至自身在此界也无从构成一个小社会。然而,人数最少的部分却创造了份量最大的文化。──这,就是生活之果的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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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对文化脉息的把握,又必须根据在者的时代与思者的体验来获求一个基本支点。而这两者,是须要到本文以外去寻求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文明社会(尤其是正在上升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合作取代了内耗与“窝里反”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我想告诉一切善意的人们,一切对中国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我们民族并不是命中注定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劣根性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能放弃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所养成的浑沌意识与利己主义,重振民族的意识以发扬合作的精神;让那些企图通过国难和社会分裂而攫取权益的人,醒悟到自己的罪恶。
    
    在1987年出版的《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一书的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里,尤其在第七节“从国家到文化”之中,已经产生了“小国时代”的思想,虽然还没有凝炼为一个理论和概念。
    
    有人评论说,“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是为“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准备的。
    
    其实,“大国解体·小国崛起”的观念和理论,恰恰可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小国崛起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是从“大清帝国”这个大国的解体中产生的。
    
    (至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崛起还是解体,那要看它自己的造化,未来的历史会提供答案的。)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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