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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乡绅与教会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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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乡绅

    
    乡绅阶层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有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
    
    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统治结构在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基础。
    
    1、乡绅释义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
    
    《警世通言·桂员外穷途忏悔》:“施还年幼,岳丈支公虽则乡绅,是个厚德长者。”《平山冷燕》第五回:“﹝宋信﹞便依旧阔起来,到乡绅人家走动。”茅盾《子夜》八:“前清时代半个举人,进不了把持地方的‘乡绅’班。”
    
    2、政治地位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3、经济地位
    
    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
    
    4、乡绅影响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5、历史评价
    
    由上可见,乡绅阶层是近代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他们的各种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当一部分是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封建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让乡绅在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同时,乡绅又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这种源于古典式民主并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构成在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是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又是官府、乡里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二)乡绅阶层与宗族制
    
    近代乡绅可以追溯到明代。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
    
    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
    
    乡绅制度的流弊,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
    
    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
    
    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
    
    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
    
    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
    
    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
    
    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三)商人为何呼吁恢复“乡绅制度”
    
    在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论坛上,有些商人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一堆商人在一起关注“乡绅”话题,也足见其近年来的影响力了。
    
    “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就地方事务为政府官员出谋划策,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者熊培云在《一个村庄的中国》中认为,乡绅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梁漱溟说,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乡村的破坏史。而乡村的破坏史,也是一部“乡党消亡史”。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描述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
    
    美国家族史专家古德也在其《家庭》书中说:“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吴理财在《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文中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仅止于州县。那时,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乡村公共事物主要由绅士出面组织,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乡村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但是,与其说那时是乡村自治,还不如说是‘乡村绅治’。”
    
    秦晖则将传统乡村社会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
    
    目前,随着国民整体乡土意识和文化发掘的自觉,农业生态理念的推广、有机农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信息化等,也显露出一些良好的端倪和态势,如乡村宗族意识和传统礼俗的复兴,大企业资本如联想、网易等投资现代农业,都市白领下乡涉足家庭农场,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等等。随之产生的便是知识信息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村的集聚。
    
    这些在农村集聚,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农民”,逐渐转变成以农业为职业的“农民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农村里的意见领袖,变成农村公共事务的发言者、论坛的主持者。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要恢复农村的活力,要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钟永丰《重建农村的知识阶层》wen.org.cn)
    
    这些农村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新乡绅阶层生成的主要基础,同时也是新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
    
    当然,除了知识能力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条件,如“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等。(参见宋青宜《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
    
    (四)
    
    但是,上述看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乡绅阶层的家族制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而作为家族制度的意识形态“祖先崇拜”,也已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了。
    
    几个世代的共产党专政,不仅摧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族制度,也摧毁了粘附在上面的传统意识形态,例如儒释道,等等。传统的儒释道,在现代社会除了发挥“入室盗”的寄生功能外,缺乏积极的社会功能。因此在中国农村,乡绅阶层的职能早就被教会取代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当局要按照上级指示疯狂拆毁几千座教堂十字架的症结所在。因为基层教会对于日益没落的共产党专政的替代作用,正在不可避免的进行之中。敌基督的邪恶势力正在进行最后的痉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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