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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现实语境中的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19日 转载)
    摘要:既然身处霍布斯时代,原子化的个人倘若不愿缔结一个利维坦,那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通过公共生活的交往与论辩,创造我们时代的“公共理由”。
    
     儒家宪政的代表人物贝淡宁(Daniel Bell)在最近一篇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无法再为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执政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为现今叫这个名字的组织,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而更像一个精英统治集团。尽管这一点已经成为各派心照不宣的共识,但是贝淡宁的建议——尤其是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联盟”——估计不太容易被这个集团接受,因为这种做法等于是将中共与其革命历史割裂,使自身的合法性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它“承诺了太多”: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天下大事,说中共已经找到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法宝,那就是民主。不管毛泽东是如何理解“民主”,这个词至少意味着,中共上台的合法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打下了江山”,因为“打江山”的合法性是一种经验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依赖于某种偶然性条件——军事上的胜利。如果谁打胜仗就意味着谁可以统治,那中共不仅不能宣称它跳出了治乱的循环,而且它本身的统治也将非常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发动文革,可以同情地理解为是对黄炎培及当初相信中共的民众的一种“承诺兑现”:他荒唐地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民主”才能净化共产党,让它再次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进入邓时代,毛泽东的承诺对中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即使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也没有多少中国人真心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承诺———配上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存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发展”逻辑和毛时代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张力。邓时代的中共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是将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部分和党建部分凸显,而贬抑其政治经济部分,这些部分,除非特意去读《毛选》,否则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的;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诠释,毛时代的“均富”(经济民主),变成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不管是缓兵之计还是真心相信,这等于是作出了新的承诺,或者说用“共同富裕”的承诺来替换“民主”的承诺。
    
      邓小平似乎是认为,“共产党+市场经济”就可以避免使中国避开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泥潭:市场经济的弊端可以由政府来调节,政府的毛病由党来纠正,党员要是出现了腐化,还有纪委。然而邓小平的信念或者说预设是错的,中国既没有避免贫富分化,共产党自身也没有避免腐败,更糟的是,权力和资本纠结在一起,还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形成了一个把持着经济的关键领域的利益集团。
    
      在上届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共内部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回归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几乎不可能是一个选择,其他的选项包括:
    
      1)经由政治改革走向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通过选举上台重新确立合法性。
    
      2)确保经济发展,继续做大蛋糕,安抚抱有期许的中下层;政治维稳,让引发不安定因素的群体闭嘴;做好宣传,用民族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凝结人心。
    
      3)寻求新的意识形态。
    
      可以相信,中共目前是采取第二种做法,但这种做法也有其脆弱性:蛋糕能不能做大,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维稳成本逐年攀升,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从几年前开始,中共一直在试探让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从孔子像进入又撤出天安门广场,从习近平高调谈论和引用儒家,回头又启动“马藏”,可以看出中共多么小心翼翼,不愿触及意识形态的警戒线。在这些官方动作之前,学术界早已有人在为此做理论铺垫,甘阳的“通三统”,丁耘的“儒家马克思主义”,都有为马克思主义通往儒家搭桥的嫌疑(只是丁耘近期又反水,重新站在左派的立场批判儒家未过河已想拆桥)。如果再看这一派人四处启动的学术工程,比如分析儒家的“大同”与共产主义的相似性,论证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与儒家的精英主义存在关联,那这项野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成功——剪刀加浆糊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格义”往往停留在表面,忽略其理论背后的深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合法性学说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往往受制于该学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该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和当下处境。
    
      应该说,新左派、施派和大陆新儒家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方面,还是有一些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五个阶段论)破产之后,以费正清学派为代表的海外史学一度垄断了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在觉察出旧有中国近代史的“西方视角”,并主张以“中国视角”来重修近代史这一点,新左派—施派—大陆新儒家确实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尝试以历史哲学来带动合法性论述。可这些论述往往流于构思巧妙而论证不足,举例来说,刘小枫在《儒教与民族国家》里试图证明毛主义与儒家的同构性,论据居然是毛读过王阳明,以及毛的思想和儒家中都存在“道德理想主义”;甘阳在《通三统》中力主儒—毛—邓三统归一,理由更加滑稽:他用一个未经广泛认可的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就断定邓时代的经济腾飞是奠定在毛时代的“地方分权”之上,再用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来证明儒家传统和毛邓时代依然是连续的。相比之下,一些编外的儒生所提出的论证,倒更像正儿八经的“合法性重构”:共产党之所以有统治的合法性,乃因为毛的“反帝”,可以类比朱重八的“驱除鞑虏”,而“明夷夏之辨”,是儒家的“大体”。当然,这种说法仍有牵强之处,比如毛“反封建”的那些部分基本就被忽略了,文革中孔坟被扒,“四旧”被破,这些儒生也只字不提。在今年召开的中国文化论坛上,左派和儒家难以就新文化运动达成共识,由施派牵线搭桥的施左儒的联盟显露破裂的痕迹,这多少意味着“通三统”之路,是一条死胡同。
    
      如果说这种破裂只是一种瓶颈,瓶颈突破裂缝就会被修复,那么,大陆新儒家在如何对当下的中国进行解释这一点,就完完全全陷入自说自话了。如果说当代的中国人已经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以为他们会毫无障碍地接受儒家,那就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天真。应该承认,毛时代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摧毁,一样是具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就消极面来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被尽数扫清,人变成彻底的原子化个体;就积极面来说,传统的习俗文化里那些压迫个体的因素,也被大量清除,或者失去了物质依附。也正是因为如此,邓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夹缝中生存的“自由”,和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这些“自由”和“平等”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而不是洛克意义上的,但它们是既定事实,无法倒退。大部分的大陆新儒家,包括一些施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清醒,他们要么不承认以上事实,要么不承认它无法倒退。像秋风这样的自由派儒家,居然还梦想着恢复“宗族制”,这样的妄想在消耗着儒家内部的资源和精力,有时让旁观者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即使排除这些妄想,大陆新儒家在几个现实的层面,依然没有准备好和现代社会接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两个:文化多元与性别平等。不管是蒋庆的“国教论”,抑或秋风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还是陈明的“公民宗教”,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当代西方的处境,也没有能洞察以下事实: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现代化程度更低。由于把政治儒学作为复兴的重心,大陆新儒家并不愿意将儒家限制在私人领域,而是希望其成为公共领域的“共享基础”,秋风在几年前就曾经展望说,未来,所有公共领域的论战,都要借助儒家的语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就算在现在的西方,基督教也不享有这样的地位,尽管美国总统就职会按着圣经宣誓,但在就同性恋婚姻问题展开公共论辩的时候,上帝的语言并没有占据着公共空间。回过头来,现在公开承认和隐藏起来的中国基督徒的数量,粗略估计可能是儒家信徒的十倍以上。大陆新儒家那种必然凌驾于基督教的自信究竟是哪里来的?
    
      这里又涉及到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性别平等。对于港台新儒家来说,承认男女平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及其弟子的学说,是建立在心性儒学而不是政治儒学之上的,“三纲五常”如今是否成立,并不是他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对于大陆新儒家,他们在面对这个不是想绕就能绕过去的问题时,表现出相当的傲慢和没有诚意。齐义虎曾经在微博上说,“现在的女人,不愿意在家协助丈夫,却热衷于在外面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卖命”,招来一片声讨,他却不以为然。大陆新儒家面对男女平等问题,大部分的态度是承认“三纲五常”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借助现代科学来说明男尊女卑有其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依据,有的提倡以“家庭权利”取代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有的勉强承认女性有在外工作的权利,但是认为女性的天职还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其实我很怀疑,这样一种彻底反对男女平等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的女性接受?大陆新儒家开会,罕见女性的身影,能够和他们跻身同列的女学者,就更加是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所谓的儒家复兴,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说自话之上,那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还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大陆新儒家如蒋庆一流,对这种“民意”上的东西时常嗤之以鼻,他之提出“超越神圣合法性”和“历史文化合法性”,就是为了抗衡“人心民意合法性”:基督徒人多又如何?他们只有数量上的优势!女性人口占一半又如何?她们又不了解天道!只有儒家的学说才真正代表了“天道”,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正统”。蒋庆的这些说法,在不信儒家的人看来,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儒家提不出任何有效论证来证明自身的学说代表“天道”(尤其是涉及三纲五常的那一部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正统,但是西方依然是“政教分离”,凭什么儒家就可以成为“王官学”?蒋庆能做的,无非是诉诸一种的神秘官能(就像元伦理学中粗糙的直觉主义者),以拒斥任何理性反驳,再通过歇斯底里的“鼓与呼”,上行通达共产党高层,使得儒家能登堂入室,取马列而代之。
    
      在我看来,大陆新儒家这些失败的地方,也正是左翼自由主义大有可为之处。最近周保松老师在《21世纪》发表了《自由主义左翼的理念》,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讲述得十分清楚,但我所说的“左翼自由主义”是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要覆盖得更广一点。粗略来讲,所有承认“个体自主性”和“平等尊重”为主要价值,并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人,都可以称作“左翼自由主义者”。比如说,我的师弟刘满新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且他极力反对传统自由主义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包括罗尔斯都有这样的倾向),但他也可以算作我这个意义上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当今中国的各派政治思潮中,左翼自由主义是最尊重文化多元和性别平等的一支。不惟如此,在贫富悬殊、族群冲突、LGBT权益等社会议题上,左翼自由主义也能提供最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资源目前还处于“疏离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未完全被中国人了解和吸收,但随着一些公共议题强势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比如春晚节目里涉及的性别歧视),左翼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平权运动”,已经为一些公众所知,并通过一些自媒体得到推广。近日美国高院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裁决,已经在网络上引发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一些左翼自由主义者的科普文章,也在网上广为流传。
    
      有人会问:前面说大陆新儒家的学说是自说自话,难道左翼自由主义就不是?我要说,这正是左翼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最不同之处。左翼自由主义的许多概念,尽管有其学术背景,但并不脱离时代生活:把“个体自主性”翻译成白话,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几乎当所有人想到自己的个人抉择遭到他人无理由的干涉时,心中都会油然愤怒,当女性意识到自己的穿衣、打扮、一举一动都要遵照社会大多数人(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会生出“凭什么?”这样的反问,这就是“个体自主性”概念的生命力所在。相比之下,“三纲五常”就没有办法转换成对应的现代语言,也没法在大多数人那里引发想象和共鸣(充其量,一些保守的家长会希望孩子更听话一些)。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能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是大陆新儒家所不乐意或者不擅长的。在美国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裁决出来以后,曾亦、张祥龙和蒋庆分别写了驳斥的文章,但都做不到用“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无法拒绝)的理由”(所谓的“公共理由”)来论证自己的立场,不是诉诸权威(《礼记·哀公问》),就是引用充满形上学争议(“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的预设,甚至在论证未完全之前,就倒打一耙(曾亦以同性恋婚姻之“谬”来批评“现代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的这个“错误前提”,蒋庆以民主制度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宣扬自己的“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反观左翼自由主义者林垚写的《同性婚姻的滑坡》一文,却以严密的逻辑反驳了对同性恋婚姻的几种滑坡论证,所用之理由,皆为理性之人所能接受(或无法拒斥)的公共理由,即使一个人不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或不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在承认他论证的有效性(或大部分有效)的基础上加以回应。
    
      又有人会质疑:能引发一般人的想象和共鸣,又愿意进行公共说理的,远不止左翼自由主义一家,即使拒斥大陆新儒家,左翼自由主义也并非唯一选择。对于前半句的,确实如此。比如我相信,一些保守主义的语言,也一样能把握住为一般人所认可的理由(如果儒家愿意抛弃一些不必要的包袱,也一样能提炼出这样的理由),甚至一些更为激进的派别,同样能提出这样的语言和理由。左翼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其他愿意说理的派别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在各派都能将自己所捕捉到的理由充分地陈述出来,并经过多番辩论,一个公共议题才有望得出让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右翼自由主义动不动将民众视为“群氓”,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暴政”,而列宁—毛主义者则轻易就以党的“先锋队”代表广大民众,只有左翼自由主义最相信普通公民的理性,最愿意诉诸“公共理由”来进行说理。在这个意义上,左翼自由主义有其他政治理论派别所没有的普适性。
    
      回到前面说的“合法性理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并不能仅仅依靠洗脑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在理想情况下,是做到罗尔斯说的,“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运用,仅当符合这么一套宪法才是充分适当的,该宪法的要素是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均可根据‘能被共同人类理性接受的原则和理念’而合理地肯认的”。前述的“公共理由”,就是所谓“能被共同人类理性接受的原则和理念”的具体化,是这些原则和理念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度的特殊体现。“公共理由”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来源于每个民族自身的历史实践和公共生活。所以左翼自由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是一种“逆向合法性”,或者说“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不是由统治者制定或选定一套意识形态,再把这个灌输给公众,以说明“为什么由他们统治”或“为什么被统治者有义务服从他们”,而是以被统治者理性上可以接受的理由来论证“为什么由某些人来统治”。既然身处霍布斯时代,原子化的个人倘若不愿缔结一个利维坦,那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通过公共生活的交往与论辩,创造我们时代的“公共理由”。如若有幸,我们将不是为了“免于暴死”,而是真正地“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无法拒绝)的理由”而互相承诺,并彼此尊重,协作共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左翼自由主义最有希望破除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
    
    来源: 共识网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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