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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胡耀邦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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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08日 转载)
    “邓小平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这是今年我直言不讳对胡德华提出的问题。“是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邓小平是救党,我爸是救民。”继承父亲读书思辨家风的胡德华回答的并不笼统,他列举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书评《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国理论家张显扬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黄春秋》上。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2004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世界的影响,它不仅详尽记述了“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五十七年兴衰的历史过程,而且揭示苏联社会铁丝网里边和铁丝网外边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小监狱和大监狱之分,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由“党政机关政权”和“特工机关政权”共治并存的专政历史,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历史。该书记述的“‘古拉格’的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和劳改营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也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苏共的“党文化”。这部历史和文化的罪孽,书中有数字统计: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从“古拉格”弥漫、扩散到全苏联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人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超过对生命的关押和处决。

    
    无疑,毛泽东在中国克隆了“苏联模式”,在他统治之下的中共政权,也是一部“北大荒”、“夹边沟”、“提篮监狱”和“秦城”的历史,更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被关押和受迫害的人数远远高过前苏联。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运作十年,中共的党文化对人的戕害与《古拉格文化》难分伯仲。
    
    1976年毛死,使得中国有了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是胡耀邦,阻挠胡纠正国家罪错,延续毛专制的是邓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都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前立下的
    
    毛死后76年—78年的大变革,中共用“拨乱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是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叶剑英、汪东兴等完成的。他们启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胡耀邦在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两项重大的变革,与当时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开。
    
    4月15日法学家郭道晖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重新评价了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郭道晖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29岁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校刊《新清华》总编辑,被打成“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成员。78年中央55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当时清华大学一把手蒋南翔不予执行,不准前校长袁永熙回校工作,袁曾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胡耀邦“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组部平反办公室参与平反工作,使得清华“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最终获得平反。郭道晖说纪念耀邦,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义,至今评价不够。
    
    郭道晖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
    
    至今《党史》二卷,把76—78两年排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外,认为是“两个凡是”当道,这是十分荒谬的。“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先破除“两个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郭道晖列举以下事实进行了论证: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
    
    人本主义与国家责任
    
    胡耀邦是个14、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12岁爬上他读书的文家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墙头,听过毛泽东对秋收起义失败队伍的演讲,毛提出大家去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胡耀邦追随毛泽东,却没有追随毛当“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华告诉我:“我妹问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说他觉得社会不公,他仅仅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他要追求一个公平。当时党说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提出要施行民主,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后来这个党完全是背离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给人民民主,没有给农民土地,没有让工人当主人。”
    
    胡德华还说“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岁和谭启龙在江西根据地一同被打成AB团,被枪毙的头一天被老上级冯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党内激烈的斗争,胡德华说:“谁对谁错,他心里是有数的。”胡德华还列举庐山会议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泽东点名上庐山的:“上庐山之前,我爸好像回过老家,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他本来也要讲彭德怀那些话的,虽然也轮不上他发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况,觉得应该说这些问题,但是一到庐山一看这架势,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但是让他来批评彭德怀,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没发言。所以毛59年以后就对我爸很冷淡。”
    
    36年之后,胡德华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冤假错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共产党做的错事就不能纠正,纠正就是损害毛泽东,损害共产党的形象。”
    
    郭道晖总结:胡耀邦的大平反,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郭道晖评价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胡德华也说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胡耀邦的绝唱
    
    1971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开启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良好开端,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胡耀邦1977年开始的“大平反”,时间紧随其后,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档,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还是留下高岗案,和98个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华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还都不理解。”
    
    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是国家责任在大平反之后戛然而止。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包括台湾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郑重地三度公开道歉。但在中国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老团中央五位老人撰写的《胡耀邦传》三卷写了“序”,这篇“序”和后两卷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李锐在“序”中摘录了胡耀邦在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严正表达他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李锐在“序”中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来源: CND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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