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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点评万里九十三岁时一篇讲话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04日 转载)
    
    
    闵良臣:点评万里九十三岁时一篇讲话


     变态辣椒漫画 @remonwangxt
    习包子的疯狂又升级了,抓屠夫连坐他父亲,再抓他的律师,律师的一家三口连小孩一起抓,然后继续抓更多的律师和他的支持者,律师的家属问:“有没有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援助?”恐怕下一位律师也要有坐牢的觉悟吧,这就是“习法治国”的真相。
    
    从互联网上读到刚去世的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生前一篇讲话,时间应该在2009年,因为讲话开篇就说“建国都60年了”。也许是这篇讲话中有些说法对中共而言还比较敏感,讲话的“原始出处”也就不得而知,但从讲话内容来看,你很难怀疑它是伪作。
    
    认真读完六千多字符的整篇讲话,给人的感觉,这是上帝刻意让万里给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留下的,其中很多话只能由他这种级别的高官且是“堡垒中人”来说,才更有分量,更令人信服,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敢说他是“寻衅滋事”。不然,这句话若是从常人口中讲出,一是人微言轻,二是一定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要“颠覆政府”,紧接着就有可能定你个“寻衅滋事”罪;而如果是大陆之外又是西方的什么人说出,就会说他是要颠覆中国的“敌对势力”。这篇讲话读后就想:中共高层如果能多几个万里这样的官员,中国大陆社会也不至于现在这样一幅景象。
    
    在笔者看来,万里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批评的就是中共缺少一个“变”字。从1949年到2009年,中共一党执政六十年,然而,很多应该变也必须变的东西,却一直没变。之所以没有变,症结就出在本文题目这句话上——从网上看到万里的这篇讲话就是这样一个题目。不过本人有点怀疑,万里会不会真取这样一个标题。猜想,这个题目很可能是某个有心人“提炼”出来的。这里不去管它。万里认为:“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或许正因为一直没有看到中共出来概括和总结,万里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不顾已九十三岁高龄,用良知说出了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也算是替中共做了一个“总结”。
    
    先说题目上这句话,其实是对中共几十年的一党统治极为严厉的批评:1949年后,先是毛泽东作为“大家长”领导的一班人,后来实际上又是邓小平领导的一班人,他们把整个国家都看成是中共自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坚持”什么就“坚持”什么,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包括“敌对势力”能监督或改变得了,一党专政事实上就是“天上王大,地下王二”。大约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以至于连一群“红二代”们至今打心眼里认为现在这个中国就是“共产党的江山”,就是“父辈的江山”,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江山,因而到今天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既然整个国家都是中共的,那么这个党也就一定位居国家之上,而中共也从来就没有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下。而正由于“国家是党的国家,党不是国家的党”,才有了万里在讲话中所说的那一切在西方民主国家要算非正常现象,或者说这正是中国大陆社会乱象的根源。万里讲话内容很丰富,容本人在下面试着解读些许,而不用解读的就直接摘录了。
    那么,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六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有哪些东西应该变而没有变呢?
    
    万里在讲话开篇不久就说:“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第一个没有变的,就是一直由中共一党领导没有变,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可这样一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万里认为这么“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又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共也执政了六十年,仍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像专制统治集团一样,可以“无法”,而天下人都清楚,既然可以“无法”,顺理成章,也就可以“无天”。
    
    紧接着万里举出了具体例证:“‘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不仅如此,“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
    
    第二个没有变的,就是中共仍然像战争年代一样,把自己弄得像“地下党”。说到这方面“没有变”,万里是这样讲的:“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然而,“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说到这里,记起曾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作者写他在北京中共宣传部的感受,他告诉我们,这个整天在全国发号施令称之为中国最大的真理部居然没有招牌。难怪有网友就认为,即使执政六十多年了,中共很多操作仍然还是当年地下党的作派。
    
    万里对这种仍是“地下党”的现象一连提出多个疑问:“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估计没有什么人能回答得了。在一个不仅自己掌握着政权,且掌握着国家所有武装力量,一些政府首脑机关居然像“地下党”一样地“干活”,也不知这在全世界要算“奇葩”,还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原苏联,都是如此。
    
    在讲话中万里坚决反对这个国家喜欢宣传自己“辉煌”几十年,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就算你这么宣传,大家心里都有数,“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万里认为,“离事实太远”的政治宣传,那不是文明的宣传,而“是野蛮的宣传”,对“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
    
    看得出来,万里越说越痛心:“······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万里在文章中特别反对封杀不同意见:“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而“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
    
    说到这儿,万里讲道:“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万里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万里在谈到选举时说:“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看来,万里也像中国广大网民一样,对那些借口中国国民素质低而不肯实行民主的中共同样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万里在文中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我们总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喜欢一党专政,就喜欢让执政党代表他们表达“民意”吧?在万里看来,“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万里告诉我们,他常常收到许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其中“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
    
    万里当然承认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可这有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万里“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大陆的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求是》杂志,在这方面都是“典型”。
    
    在万里看来,“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由于一些人的“老观念”,由于“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以及所谓“党史无小事”这种“政治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
    
    万里在谈到“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时强调了两条,一条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可见,这么多年,就因为中国大陆百姓害怕折腾,结果成了执政党“维稳”的借口,而且用到了极致。
    
    万里强调的第二条是:“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那么是一些什么样的基本事实呢?万里说:“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
    
    接下来,从万里讲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刻意掩盖的史实。万里在谈到《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这本书时说,他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可以想像,已经九十多岁且心存良知的一位老共产党人说出这些话,其内心该是怎样地痛苦!特别是那些革命志士,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牺牲换来的竟是更加专制独裁——这在原人民文学杂志社社长韦君谊的《思痛录》中也能读到。
    
    所以说,谁都看得出,在万里批评中共该变没变的之外,倒是也有一个最大的“变”字,这就是1949年后,把他们自己先前承诺的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忘到九霄云外,变成了专制独裁,毛泽东甚至公开承认共产党就是要搞独裁。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而言,无论普通网民还是律师,说什么都没用,那就请包括中央宣传部在内的那些高官们,特别是包括中央政治局一班人马在内的所有中共中央委员们认真读一读万里的这篇讲话吧,只要还心存一点良知,只要真心为我中华民族,就停止所有忽悠,讲出历史真相,该忏悔的忏悔,该修正的修正,抛弃一切专制独裁意识,把每个中国人的利益和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现代文明国家!
    
    这才是正路,也是出路!
    
    来源:民主中国
    
    国家不是党的国家
    
    转载万里委员长的文章2012-03-10发布于:博客中国
    
    摘要: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建国都60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60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60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
    
    建国60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千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60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60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60年来没有变化的。
    
    对国家60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够变,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
    
    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60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就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60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建国都60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60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60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60年在这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
    
    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60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有位年轻教授对我说,60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我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一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1949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60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60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用党纪约束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6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60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60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4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
    
    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老百姓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60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90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60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
    
    第一条,60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60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来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30,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60年不行,70年,70年不行,80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
    
    19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建国60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
    
    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32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60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60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60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19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来源:博客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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