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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公民启蒙还是公民维权模式?——以柴静纪录片风波为例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6日 转载)
    ——以柴静纪录片风波为例

    我力求自己不参与讨论体制性话题,当体制性话题入侵民间议题,或者以独立名义打扮为民间议题时,才被迫参加,以做防守反击或者内部大扫除”清理”门户。

     柴静的雾霾纪录片是不是里程碑不能光看影响力,要看结果,这个就不好说了。也希望有个长驱直入的结果,而不是扣门不开。影响力对中国根本体制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作用,我的判断是零或者负数,且看柴静雾霾纪录片的后续结果会不会给我意外。


    李伟东曾设想过全民上微博推动转型。可是我觉得通过微博表达,即使人数极为庞大,占人口总算的绝大比例都在微博上表达了要政改转型,还是没有办法图穷匕见,凸显政治意志和决心,没有勇气和决心再多的人都没用,再多的人弱弱地说,如同绵羊,是非政治的在场,容易欺骗得很容易拖延得狠。没牙的老虎如猫,不带剑的社会契约如草纸。有个故事说,有个美国青年上厕所忘了手纸,于是发推特,好多人给他送来手纸。而这个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只会有好友点赞,他会获得好多赞,一张手纸都不会送到。同样很多网民对柴静纪录片的支持,也就是点个赞而已,对现实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力。

    大家包括与体制合作接轨柴静和政治反对的莫之许都处在解决问题的行动不能的处境中,柴静为了巨大影响,于是会寻求合作,避开根本性批判。莫之许于是盯住这一些。影响力领域羡慕妒忌恨。其实立场认识是否彻底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是一个直指政改的纪录片也起不了任何作用。行动与影响力断裂,解决问题的行动力不能,于是立场不同来争夺话语权,这二者都将行动之可能性移交:党来搞或者每个人来搞。党来搞搞来搞去的还是形象工程,每个人来搞,打个12356要么泥牛入海抓个小鱼小虾,要么互相指责不够良知。

    姚遥说柴静纪录片是社会运动,我觉得形成不了,还没动手放火,维稳机制就拿出消防车对准了。顶多就像阅读武侠小说把自己当作侠客那样的心理运动,没法变为社会运动,可以是心理运动。如果引起社会运动,就立即封杀纪录片,柴静也就被封。这是一个没法行动的时代,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没法行动,也不允许民间自己行动,我不玩也玩不了,但也不许你玩,大家干耗着,我要死拉你殉葬,不准动。在影响力领域和话语权领域的内斗,改良与革命谁正确毫无意义,在此分析清楚理清也毫无意义。十来年前提维权,我觉得另外开拓出新的根据地才是有意义的,对社会运动如何突破陷阱处研究下手,在维稳下如何保存最小的正常性,以争取最大可能的胜利结果。民国当归也是。得有新的根据地舞台,要不然旧的舞台谁牛逼都没用。我不在旧舞台里面添砖加瓦武腔弄墨,宁愿向外寻找,即使掉到悬崖下,也好过那般小孩子玩家家的立场内斗。

    以乌坎抗争为例,共党收割民间抗争的能力,无比厉害,当广东省委介入时,我说再见吧乌坎。对柴静的纪录片巨大影响力,不要期待太大。被当做维稳也很正常,为了影响力在立场上的挥刀自宫足以让人担心。说来说去,这就是体制内或者体制边缘抗争的困境,不走这路吧影响力又小。总之没有结果,是个沼泽地。武文建的醒世真言说:凡是主流媒体为老百姓说话的,最终是利益集团受益。

    既然是公共性事件,就要从结果来谈。从往常的结局来看,说柴静仅仅是一次炒作或自我炒作,一次消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问题的揭露表达实在太多了,没有结果的表达实在太多了,我们又急迫要求结果,就像大龄男青年,要的婚姻家庭,并不是谈恋爱的感情表达。 体制带来的危害就在我们身边,哪能不急迫?

    透过这一些争论,可以看到社会的变迁与走向,希望归于何处,绝望从何而来。如果没有结果,柴静雾霾调查还是一阵话语泡沫风潮的话,就与农民工上春晚丝毫没带来农民工处境的改变一样。急迫性会要求行动和结果,最小的也足以一时安慰人,一开始会觉得只要有行动就好,其后就要求结果。我在2006年《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中早就要求死保改革的吴敬琏,“拿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给我看”。看疗效不看广告。

    这种给在体制内的努力,在河里摸石头以及在一边喝彩的人掘墓,断他们后路的事,做起来还是挺兴奋的,要么他们被淹死,要么摸的石头大得足以填满墓沟跨过来。有人说要征环保税了,柴静为之铺路。不管是不是,我都害怕。改革黄鼠狼给鸡拜年很多,看到体制的善意袭来,我就吓得尿裤子。

    体制内的努力,看结果好坏大小来评价,其意图动机我们没法善意理解,我们一善意,他们就经常害我们。体制外的努力,我们自己的努力,看意图就可以,因为是我们自己的。他们体制内的人也这样,非我族类标准不同。

    公民启蒙还是公民维权模式?

    体制环境如同一湖污水,柴静们自觉自己是一大碗清水倒进去,觉得自己能改造好整湖污水,却别叫我们一小滴水也进去,我们还是远离的好。我们就是《让子弹飞》中的小人物,没到最后关头,就在一边看你们死去活来。你们体制内推动改革以多少美好的名义哄骗坑害我们,难道雾霾不是以“让我们更美好”的名义而产生的,现在治理雾霾又找出“美好名义”来要求我们支持,支持哪是个尽头?再有体制内改革推动号召我们支持行动,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两个打死一双。民间愿意去的,就让他去,我们背后给他一枪,挖个坑埋了他。

    福尔摩斯说:是的,掠夺公共资源、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与高声批判政府的人永远是不分家的,对此公众应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将误入歧途。尼玛逼,你们体制自己制造了雾霾,毒害了我们,自己不掏钱搞清楚,还向我们呼吁神马,说什么人人有责。你们能保证柴静的呼吁,不会为环保税开路吗,能保证推动政府治理雾霾的项目,不加大雾霾吗,不贪污吗,不转嫁给百姓吗。不能保证,朝我们呼吁个屁。

    雾霾是你们体制造出的,你们治理好了,我们还要破口大骂,找你们索赔。你们造的罪恶,还要赖我们,还呼吁我们人人有责,转嫁到我们头上,我们放个屁,是不是要给你们交卢布美元。要我们支持也行,治理好先。要我们先支持,是不是又要坑害我们,像改革一样。

    网友嗡嗡嗡说:凡与体制勾兑且被体制默许的,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维稳所需。至于风暴何以生成,几十年之阴损血腥足以证明:恶猜就是了。事实上,外围的热闹丝毫影响不了风暴眼里的平静平衡,相反,不管是辐合运行还是反气旋纠缠,这种互搏正好维持了风暴中心的稳定。

    柴静为了传播功效,将纪录片做成八十年代以来的公民启蒙,以及转嫁政府责任到企业与全民头上,这种知识权力结构正是我们指责批判的在改革中形成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联盟的面相,难怪新环保部长会接住飞盘。我在想,如果柴静做成追究政府责任的公民维权模式,这个环保部长就接不了了,成了与现体制冲突异质。不讲影响力,公民启蒙模式与公民维权模式之冲突和替代,是当下精神的变迁。

    如果跳开改革推动的自我感动立场救赎之绝对真理感和自我神话之英雄主义幻觉,从历史来看,其可以类比的范例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法西斯主义的拥护,内在的真理感可以参照海德格尔的死不认错。从将来来看,这种公民启蒙与责任转嫁之于文革后的格局,正好形成了王朝政治,知识分子官僚联盟和八十年代公民启蒙成为革命和思想解放的对象,除非柴静造成新环保部长做出很大成绩,否则就是像《知识分子的背叛》中的知识分子,起得作恶的作用。

    于现在而言,柴静的公民启蒙转嫁,嵌入“中国梦”,与体制的嫁接,就相当于传销体系中拉人,贩卖虚假希望,把民众迷糊在体制中,争取时间,只要官僚体系解决问题的模式依旧,柴静自欺欺人欺人自欺的表演,会反噬自己,刺激了希望没法满足,而且还让民众和企业付出代价牺牲,就会变为怨恨仇恨,影帝温前车可鉴。如果我没记错,崔卫平老师的女儿闹闹曾反驳她母亲说,反政治同样可能是从属于官僚体制的。我知道扯碎体制内人良知真理感是很恶毒的,然而环保税的征收等会让柴静看到,自己和过去的改革推动努力会被扭曲为迫害征收掠夺一样。这样的结果多了,不做还好,越做越错,不做反而作恶少。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你还敢重复,不是即将的作恶是什么。

    在公开场合,对名人的动机是可以讨论质疑甚至丑化的(小圈子应该不质疑动机),立场更需要讨论,结果效果不讨论,真是火星人的想法,当然不能人身攻击,最好不使用立场批判武器。什么样的美好意图,与体制嫁接合作,都会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就证明自己意图美好,往往就是作恶。在体制内,把人带往地狱的,往往就是想把人带往天堂。这是我改写赫尔德林的。说尧舜言,出桀纣果。我记得没错,这话都是我们前辈人说文革的,被我们用在批判改革上,可见改革可能是一场比文革更大的浩劫。

    你找个有思想的官员来问,看我说的对不对,不做就少作恶。官员要做事,就会作恶,这个体制注定是要牺牲民众来做事的,那个不是。因为一开始的设定就是牺牲民众,做大蛋糕,反哺补偿,然而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把蛋糕给吃了。知识分子以公民启蒙和人人有责的转嫁责任模式,镶嵌其中,起的就是骗民众来屠宰,打麻醉剂,让死者很平静的历史屠宰场牧师的作用,从而分了一杯羹。传销体系中拉人的。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官僚联盟。如果知识分子向宪政中追究政府的典范靠拢,天天挑刺做反对党,就坐牢了,从建政到今天有不对的地方吗。柴静不要觉得很委屈,因为有原罪有病毒,一做事一走动一传播,病毒就发动了。本来在体制内或者现有格局内做事,就是一种将错就错的事儿,世间没有一个义人,除非有好的结果,不然将错就错做事就是错上加错,在原罪上又做了恶。

    八九以后,不在体制内认真做事,不参与体制,少做事就是不做恶,是底线以下最大程度能容忍的,政治反对是底线。我之所以批评政治反对,是为了“加快,还不够快,还不够”。

    国共于民国,其异质性本源于解决问题的手段与途径,暴力与非暴力之分野产生的极大代价与历史后果,还是能追根索源到达成目标的手段与途径这个问题上,民初是否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争论极大。分裂与对立的程度,居然能发动大规模内战和政治灾难。今天改革后同样是手段和途径上的分裂对立,兹事体大。

    与体制合作嫁接,不仅仅是个立场不对的问题,而且是极为可能作恶,总是作恶的后果问题。我认为后者的考量更为重要。本来与体制合作嫁接,就是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好的目的不择手段,不得不的妥协。可是目的不能转化扭曲为动机意图,不可以意图伦理,必须考量结果之好坏善恶,老是坏结果,还往里面凑,不是坏蛋是什么。

    我看这三十年改革历史,真正的进步都是民众血酬的,用命换来的,如小岗村,如农业税,如孙志刚,也就是说是民众暴力和造反的可能才造成碎步走。而这个过程中,本来就是投机和看圣旨的知识分子,传媒顶多就是放大的作用,结果会吹嘘是自己搞掂的,凡是由知识分子传媒推动的,最后一定是用来转嫁责任的。樊刚说很清楚,以民众不造反为底线。

    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观察是,以异议和假装反对作为新精英参与争夺的路径,左右之争的本质是谁应该在台上分赃的问题。没有异议和规定动作的假装反对,来做先锋,分赃格局没法动,薄不唱红与改革对抗,没有入门券。陈小鲁被揭露了,于是要习大大公开财产。

    异议很大程度上是参与分赃的生意。你看《北平无战事》中蒋经国的铁血爱国会,新旧统治静音的更替,同样需要规定动作不能越轨太大的异议与反对。你看八九后,邓就怕知识分子异议,能吸纳入学院的吸纳入学院当教授给课题,能吸纳入市场经济的吸纳入市场经济挣钱去。连挑幕僚,巴结得紧何新一点机会都木有,有点异议像的王沪宁、夏勇、俞可平入选。一个报纸,没有几个异端几个异议反对话题,就木有市场。先异议才收编。

    这里有个影帝术陷阱。就像太监,不能行房,但还是要娶媳妇做样子。当行动不能后,就会有各种形象工程和表演,吸引眼球,只要把人吸引在地盘上剧院里就好,不管赞成反对,只要不掀翻舞台就好。汪洋一去广东,来个思想解放,演了一场戏,广东之旅行了。以习吃包子为例,个人崇拜商业化,以纯粹符号消费来实现实质政治互动虚化,他们现在就像影星与粉丝的关系,影星是不会让粉丝干扰生活的,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政治互动关系。且看柴静为新环保部长拉粉丝,为环保局拉来的人头赞助,是不可对环境保护有着实质性推动的,有的就是成为利益分赃格局新旧替代的帮助,就像汪影帝在广东一样。十来年前,有朋友马利军在环保总局环境促进会,和我聊起副局长潘越的环保新政,我说能否突破仅仅媒体报道的支持,搞环保维权网站发动环保维权来支援潘岳。说了好多回,还是空气。这就是现在有的朋友以为柴静纪录片可以利用来行动,发动民间运动,白日梦做多了。粉丝只能拥戴,坐在电视机面前鼓掌然后被统计收视率,你想动,立即就死了。两三年前,许志永准备利用官员财产公开的影帝术,把粉丝行动为公民,就被拿下了。

    民间主体性

    要想利用统战柴静,首先我们得是一个政治主体,也被当做是一个主体才行。前一阵子看一本书,有一句话说,新教徒对抗罗马天主教是个体主义的,也是个体的,但都是以新教会或者联盟的名义。须知,仅仅是个名义,并不存在这个团体。你想联系统战他,他问你是谁,不认识。

    立场批判包括民间主体性的建设,就像给某个病人看病的多位医生之间就应该开什么药,就药理进行辩论。抽象道理中交流,总会与具体病人的具体病患生存脱钩。我发现为亲人死亡索赔的赔偿诉讼中,当事人一开始为亲情,官司打着打着,就变为为了自己在其中可能的获益。立场批判有着暂时超越当下有限性约束羁绊,跳到出路未来希望上,只要有明天,今天和过去不算什么,忍一忍就过去了。以未来性在当下之呼召来救治当下和弥补过去。可是对病人在过去和当下活生生的苦难正在的疼痛却有意无意遗忘忽视了,如果病人疼死或者病死了,那还要药方干什么。

    2008年我写《与尼采论维权运动》就在于切入清理这个问题。我提出柴静纪录片如果以公民维权模式出现,就与西方治理雾霾之追责政府的国际接轨,就好调和过去当下未来的历史关系。以人人有责之公民启蒙模式,只能算一次影响力极大结果暧昧可能加剧祸害更大的维权广告形式,因为关注到具体民生而不仅仅是推进制度建设之抽象思潮,才有这样与维权沾边的效果。

    我对柴静记录片的罪恶控告保持“举证责任倒置”的宽容,也乐见其成:拿良好的实际效果结果来说服我,与体制合作之影响力再大,也未必有好效果,往往是做恶。对于维权,我认为既然与体制合作,奉旨或矫旨进行,往往是作恶,且带来更重的打压,还不如”自己干自己的,不和他们玩”,搭自己的小戏台唱戏。

    我在“改革已死”的理论叙事中,对还想推动改革的人,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你说改革行,你拿出实质效果来,拿不出真金白银来,拿不出来就推定你作恶帮凶,别和我讲你的道道,我不懂,我只看结果。这是模仿行政诉讼法之民众对政府“举证责任倒置”之原则,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和主体地位严重失衡,这是衡平之公正,别说我要同情理解政府,我理解不了而且老受害,只能推定政府为恶,除非政府拿出相反证据来。

    左春和说,我不认为她有什么具体的配合方案,可能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引发更深的思考,究根朔源,创造凸现元凶的机会。一是就此描述,从而让人利用调动起来的民粹,让元凶变成救世主。目前看来,后一种效果最为明显,这就成了一种合作结果。

    左春和兄认为,柴静记录片呈双刃剑之效果,可能造成问责于政府,抓住元凶,也可能通过人人有责和转移责任之运作,又求助于政府,把元凶变为救世主。我认为只有一刃,只要是个受害者,只要是个中国人,都会先问责政府,看起来没学会问责,其实是不敢,因为问责政府的维权成本太大,即使不是政府责任,由于长期政府垄断大包大揽,中国人追究邻居老婆的责任,无不求助于政府,有事情都找政府,都是政府责任,想问责政府的渴望无比强大,举世罕有,用不着柴静来启蒙暗示提供线索。相反经过柴静这么魔术性地“人人有责”和转嫁责任,政府就由元凶变为救世主。起的就是袁世凯称帝的妓女乞丐请愿团的民意作用。

    把国人当做很愚昧的,给写雾霾治理之《十万个为什么》的柴静,把政治责任问题转化为知识启蒙问题,其品格相当于《参考消息》披露的一个体制内大众版调研报告。

    民间舆论场把焦点从雾霾转移到柴静身上

    第一个说明大众不需要启蒙,即使不懂小学生级别雾霾知识,也知道自己受害,如果变为公民维权模式,焦点就不好转移,纪录片导向有问题必然如此,雾霾问题好沉重,纪录片本身好轻盈自然压不住。

    第二个说明民间与政府一样,对政府解决雾霾的可能性绝望,因此都对提出问题的人感兴趣,民间是专门批判提出问题的人的立场或者带来的后果,例如该不该与体制合作,假装独立像不像是不是真独立,会不会带来更坏的结果。政府呢,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既然解决不了,政府只能让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不威胁自己的统治,还不起钱,政府就赖账或者威胁讨债的债主。而民间自然想”换一批人或者自己人解决”,在舆论场上让自己的人或者自己上台,争夺话语权或者”夺权”,自然在柴静身份等问题上做文章,进入文斗之夺权模式。

    第三个,也说明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行动无能和民间被迫行动无能,是否能够推动或者碎步前进一点,已经放弃聚焦,鞭长莫及。既然权力中心舞台上毫无实质,那么民间自然把聚焦于舞台下草根间,以及介于舞台上和舞台下中间行走的自称独立性的人,在这里强求联合,立场一致,以期或许能推动舞台或者民间人士走上舞台,或者未来的可能性。行动无能,就越发苛求联合立场一致,伦理上的统一。撇开了舞台上的权贵,底层观众与暧昧的跑堂买办之间矛盾,立即成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内部矛盾。如果从制造影响力而言,对于舞台上的权贵而言,底层听众之间如何吵闹,与跑堂买办间如何对立,都是支持与反对他们的人头数,他们点得到人头就算,数人头就行。雾霾与政改转型如此实质性决断大是大非的事情上,民间如何对立冲突,都自然会产生要治理雾霾,要政改转型的要求,即使有人反对这个,权贵也只会当做提出要求的特别参与方式,对立越多,以旁支或者对立的理由越滚越大,对权贵提出要求的人头就越数越多,而且不同地位身份的人,都要以自己的屁股来决定自己脑袋,才能大规模的参与进来,水越混则鱼种越多,越清则越有观赏性成为玩物娈童,尖锐性与威胁权贵的力量越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强迫别人与他一致,力求立场一致清晰如山泉的人,是跳不出来的。

    与体制接轨合作的独立改良推动,都有赌输了红眼的末日赌徒心态,越赌越输,越输越多越赌,不死心,总想这一把是最后一把全盘赢回来。当面对立场作恶和结果不利上面的质疑和反对,受到冲击快奔溃就以自己的意图说事,以体制内更脏部分对比凸显自己的良知,以自己的良善作为绝对标准,陷入改革教信仰和教条主义,像祥林嫂那样喃喃自语:我为大家好,有什么错,为什么这样对我。他们不仅仅自我辩护,而且还由己及人,当陷入奔溃困境时,就会变为教皇绝对无谬误的真理感,以大多数人的道德暴政强迫别人服从,不再考虑给民众好处,而只捍卫自己权威或者曾经的权威而讲道理讲道德正确,也就是变为非政治的符号消费,要求人们投射希望与欲望,以获得服从或者赞同。现实本身成为最大的虚幻,这时候,就会将民众的服从引导下已存在的体制组织,就是要相信党要相信组织会解决的,别着急,当别人问说何时解决快点,就一棒打过来“民粹激进暴徒”。以乌坎为例,对于问题的解决渴望,只会导向党建,让党更有吸附力,以制度建设之抽象遥远利益和将来解决之更大可能性,替换当下解决之实质性,党越完善越强大,下一步或者将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不肯对体制以及假装独立的体制边缘人士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他们相信上达天听和推进了党建制度建设就行了,正义马上就来了,这个结果就交给天意,他们在意的是在民间炫耀上达天听的身份特殊,或者巨大影响力。也就是他们是成功学的当代信仰者,在意的是在民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问结果效果,只关心自己是否成为道义领袖,舆论英雄,是否有巨大影响力,其实也是前面所说解决行动无能之必然体现,也是受夺权模式影响的自己也成为人上人欲望的满足。

    八九以后,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精英不管进不进体制,能“政治行动”的,只有立场上的依附或者政治反对,真正的行动只能移交给党,政治反对也是倒逼的意思,自己没有主体性和自己能做的不需要最后依附于党的行动,促成政改转型,就是要党自己动手安乐死。而其自己能做事,是非政治的去政治化的,如潜伏在体制中,挣钱经商,教育传媒启蒙。这种潜伏到底站在那一边,暧昧不明,总是要图穷匕见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到底是依附还是政治反对,可以说莫之许等的极端态度,对八九一代最后决断进行步步紧逼,如果以后八九一代幸运地还有历史作为,应该给莫之许记上一大功。

    想继续做自己能做的事,壮大民间主体性,又要逐渐摆脱之前的依附性,那么我们就提出维权运动,让知识精英进入维权运动。这是“怎么办”的在二十世纪初的回答,之前潜伏的经商的搞教育的,其公开政治表态和方案都是延续八十年代的公民启蒙模式,人人有责,在八九广场上,广场市场学院内获得政治体验与这个撕裂,没有上升为意识形态,也就是用去政治化压抑了,其“怎么办”之做事行动,意图与目标撕裂。对此在维权运动之理论描述中,我们非常不满,而维权运动正是从广场,市场,官场学院之切身政治体验出发,在意图与目标的撕裂中促成开始和解,抛弃公民启蒙模式并且站在八十年代启蒙巨人肩膀上,以法律化去政治化的行动,来回答“怎么办”,不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如果仅仅停留在启蒙大众而不是落实到伸张公民权利的维权行动上,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柴静纪录片的着眼点是唤起公民起来行动参加维权,而不是空论启蒙,我认为就跟上了维权与维稳对撞的时代。空论启蒙只会被党国官僚集团利用来转嫁责任,开征新税,让元凶变为救世主。只有唤起公民行动起来维权问责,才能让当局的维稳部署落空。回答“怎么办”的公民维权模式,才是行动;通过启蒙言说来获取巨大影响力并不是行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论并不是行动,或者说言论代替不了行动,也推动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变革,更没法让公民从行动和效果中分享,从而纳入行动这一定义的外延中。只有启蒙以外的行动,反客为主把启蒙作为行动的广告或者从属部分,才能一部分抚平对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和在改革中受害受损引起共振的焦虑,这才是公民维权运动所要做的。

    借八十年代公民启蒙之势,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的街头运动,如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借柴静纪录片与体制接轨合作之势,走向街头,渴望构成倒逼之局面,同样是表达性的,具有启蒙色彩与面向民间的双重暧昧性。这一些街头运动奉旨或者矫旨的,在合法性上很容易被收割,新公民运动就被人当作党内集团活动。即使带一个红帽子动员市民,然而政治参与的恐惧感与利益分赃依旧,动员效果还是不大,人们还是知道不能搞政治。

    民间抗争的首要问题是划分敌我,防止被当局收割,因为此时除了民间自主性的做大之外,干不成什么。非暴力与暴力争论中,暴力的可收割性更小,所以防止收割更推崇暴力,甚至暴力也可以收割,如改革中的小岗村,农业税等等。从舆论表达到街头行动,从非暴力到暴力,从个人到群体,从改良到政治反对,只能说收割的难度越来越大,没有不可收割的,只要抗争是发生在大陆。乌坎抗争被当局收割再清楚不过。当然正是从舆论表达到行动,民间主体性摆脱依附的过程,行动的比例越来越大,在与体制分享民间抗争的意义利润和公共剩余价值时,行动成为载体,可以截流部分下来,其价值和意义,正是可以截流给自己,在未来中可以发酵放大,当下的意图得以净化,合法性上的原罪得以洗去。过去没有延绵不绝的言论以外的行动,都归了体制,改革中的任何民间推动都做了嫁衣。因此,民间抗争与公民维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丧失自身的主体性与对权力侵蚀的警惕!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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