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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说起/孟泳新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04日 来稿)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打倒一切是有罪的

    
     1958年4月上旬,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准备参加即将在台召开的院士会议和进行院士选举。《胡适年谱》4月9日记载:“下午,蒋介石在官邸接见胡适。事后他(胡适)对记者说: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写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中国思想史》,接着就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可见胡适这次回台,挂念的还是学术大事。次日上午九时,胡适就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蒋介石请他出任此职,他“曾几次托人恳辞”未果。后想,“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台湾亟需良好的学术基础”,“也就深感义不容辞了”。

    
    潘光哲在《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一文中写道,
    
    “历史学家吕实强教授,那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当天也“恭逢盛会”,只是,他的回忆,却不太一样:
    
      (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见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第213页)”
    
     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引来了历史性的热议。比如 李峻杰(暨南大学)在 《曲高而和不寡: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以胡适、陈寅恪与王元化为例》一文中就如此地吹捧胡适鞭笞蒋介石的。
    
    “蒋介石的训辞是将“反共复国”作为中央研究院和学术界的“唯一工作目标”,并“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对此,胡适不得不当场辩证和反驳蒋介石的这番训辞。如果胡适不这样做,则很有可能表示他默认蒋介石的这项政治任务,并扭曲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所以胡适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另外蒋介石借此时大陆清算胡适思想而盛赞胡适,胡适对此也不太认同,并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者后来的回忆,当时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是,在蒋介石的权威统治下,蒋介石的任何讲话和训辞都已经到了不允许别人可以自由讨论与批评的地步。因此,蒋介石在听到胡适这样理直气壮的当面反驳和指陈自己的言论错误时,他气得立刻站起来要离开会场。但由于陈诚坐在蒋介石身边,硬把他拉住坐下来,才化解了当时这一紧张而不愉快的场景。
    
    根据最近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蒋介石对此事耿耿于怀,严重到他将此事与“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罗廷宴会中之侮辱”相提并论,认为胡适当众纠正他的错误是“狂妄荒谬”,使他“终日郁郁”。并且蒋介石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芥蒂,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胡适这种不畏权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人本色,正好印证了他老师杜威先生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与自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正如毛子水先生在胡适的墓志铭中所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崇,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
    
     (引自于 李峻杰(暨南大学)《 曲高而和不寡: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由——以胡适、陈寅恪与王元化为例》2013-06-01 )
    
     笔者却持不同的观点。笔者是从学理的角度和从思想史、思潮史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抬杠”,孰对孰错,又错在何处?胡适说得多明白,“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这不是大陆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吗?至于对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抬杠”孰对孰错,又错在何处?由于此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深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一探究竟。
    
    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中都有格言和名人语录盛赞“怀疑”,如古罗马人用拉丁语说:“智能始于怀疑”,西塞罗(前106-前43)说“从怀疑可以到达真理”;意大利语说:“怀疑是知识之父”;法语说:“怀疑是科学之母”;德语说:“怀疑是真理之父”;歌德说:“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英国诗人蒲柏(1688-1744)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爱好怀疑,我们的智能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精当”;英语格言说:“哪儿有怀疑,哪儿就有真理”;西班牙语说:“不怀疑的人,就一无所知”;“没有怀疑,就没有创造。”
    
     “怀疑一切”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其名著《方法论》中提出:研究问题要有自己的判断,任何权威的结论甚至常识,都可以进行怀疑。并说了一句经典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对于谁是“怀疑一切”最早的提出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如刘大桥认为,法国人蒙田开启了近现代怀疑一切的先河,但也有文章持不同观点,如《外国教育史》(上)却认为, 蒙田并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并不怀疑一切。
    
    马克思在他女儿要他填写的“自白书”(一种娱乐)中写道,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怀疑一切”。
    
    为什么说,不可以“怀疑一切”呢?不可以“打倒一切”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在何处呢?因为世上有两样东西,是不容许怀疑的,是不容许打倒的。一件是道德、特别是做人的道德底线,一件是法律、特别是秩序的法律底线。
    
    道德,指衡量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不同的對錯標準來自於特定生產能力、生產關係和生活形態下自然形成的。一個社會一般有社會公認的道德規範。
    
    虽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内,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觀念;各民族各国家的道德在某些方面有共通性, 这就够成了道德的核心内涵,并可以它来代表我们常讲的道德。道德是調節人們行為的一種社會規範。
    
    道德底线就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凡是在这个标准之内的,我们不能说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但还是可以认为他没有违背起码的做人原则,哪怕他做的是不应该做的事,甚至是很糟糕的事,还是可以在道德上有所原谅的。 做人的道德底线,就是做人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曰做人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理、良心、良知)。
    
    道德底线也是人们在与一切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的游戏规则,那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原则。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底线性质的公约,如国际法、海洋法、战争法、日内瓦公约,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表达的道德理念。
    
    应该承认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有不同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道德规则。这种普遍的道德规则在任何社会、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样的。比如,一个人不能无缘无故地伤害他人。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道德底线,人才摆脱了动物式的生存竞争状态而步入文明的状态。否认人类共同的基本道德规范无异于承认一切行为甚至野蛮的非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它实质上就是为人们返回到原始的野蛮状况开绿灯,承认人与人之间动物一般的竞争的合法性。
    
     法律是社会认可、国家确认、立法部门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行为规则。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有保障全社会的和平秩序、自由秩序、社会安全、合作与协调的功能。 如果没有法律,那就会到处出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的名言) ,如同文化大革命那样。
    
    应该承认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有不同的法律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这种普遍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在任何社会、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样的。比如,任何一个社会是不允许一个人私设监狱,不可以无缘无故地杀害他人等等,这些各人类社会基本的、普遍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立法理念,就构成了我们所讲的法律底线。
    
    法律底线特别地体现于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底线性质的公约,如国际法、海洋法、战争法、日内瓦公约,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表达的法哲学理念,以及无罪推定、司法独立、审判公正、程序公开、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
    
    一个健全、良性、有序的社会,有赖于作为个体的人对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不逾越。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则是法律、是道德。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直接的后果则是,人们抛弃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从而开启了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解释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错在何处”这一问题后,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在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句错误的口号。
    
    其实,对提倡“打倒孔家店”的批判可有多种途径。比如,可以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评说。如梁启超说,“诚然儒家以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如果要专打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三千年,除非认过去现在的中国完全没有文化的洗礼。这话我们肯甘心吗?”(梁启超《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第116页。)张君劢对“打倒孔家店”给予了批评。他说,五四移动以后 打倒孔家店, 打倒旧礼教等口号,是消灭自己的志气而长他人威风的做法。须知新旧文化之并存,犹之佛教输入而并不妨碍孔门人伦之说。欧洲有耶教,何尝能阻止科学技术民主政治之日兴月盛?(张君劢《立国之道》,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
    
    前面已经提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就在于,它使得人们抛弃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而儒家的核心所在,就在它的伦理道德的学说。
    
    在各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是其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的儒家学说中,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于论语以下两个地方:最早的语出孔子《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者是:《论语·颜渊篇》也有相同表述,《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即要求我们“推己及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求和愿望的时候,也希望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只要是你自己所欲求的,哪怕你的欲求还没有得到满足或实现,也希望别人能够实现甚至帮助别人实现愿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却是人类道德的基本标准,体现了“道德黄金律”的第二个层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你不愿自己受到恶待,就不要恶待别人。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希望自己好的同时,也希望他人更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绝对命令”,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是命令每一个人都不准做不道德的害人之事,否则就不是人了。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希望每个人都要追求高尚的道德,做一个主动帮助别人的人。
    
    就孔子儒家学说对世界的贡献而言,只要看看, 法国的1793年宪法(包括《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和正文),《宣言》的第六条全文为:“自由是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准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存在于下述箴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普世的道德黄金律。
    
    法国1795年宪法所附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中,这条箴言再次出现。主要体现在《宣言》的义务部分:“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均来自下述铭刻在所有人心中的两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恒施于人。”唯一不同的是出现在这里的道德黄金律兼具了否定和肯定两种形式。
    
     据有学者考证,道德黄金律的渊源来自于法国1793年宪法和1795年宪法中,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在十八世纪对法国的影响。 (据许明龙在《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13日 10 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道德黄金律》一文中说,“制定这两部宪法的人,显然受到道德黄金律的影响。1793年宪法是在罗伯斯庇尔的主持下制定的,文内关于道德黄金律的文字表述与伏尔泰等人引述的孔子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完全一致,与《圣经》的表述则距离较大。1795年宪法的起草人卡尔诺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文内关于道德黄金律的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1793年宪法相同,“己之所欲,恒施于人”则为1793年宪法所无,也不见于孔子等儒家的著作。若说这两部宪法中的道德黄金律源自基督教教义,确实令人很难想象,须知,当年的法国革命家都是以激烈反对基督教会著称的。所以,笔者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两度写入法国宪法,孔子的箴言纵然不是唯一渊源,至少也是重要来源 。”)
    
    第一个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箴言所表述的思想称作“道德黄金律”的人,是英国神学家托马斯·杰克逊(1579-1640)。
    
    “打倒孔家店”,其后果,必然是,将儒学所倡导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道德黄金律等全都加以抛弃了,结果那就可想而知了。简而言之,我们的观点是, 怀疑是可以的,但怀疑一切是错误的,而打倒一切则是有罪的。
    
    在(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说,“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从这几句话中可看出,蒋介石讲得是非常直率与诚恳。他先承认了,在他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打倒孔家店的,但后来才认识到,孔家店是不应该被打倒的。这说明了,蒋介石,作为一个叱咤风云于中国政治舞台大半个世纪的政治人物,还是有一点礼贤下士、从善如流、 知错即改与自知之明的。而胡适却是没大没小、没规没矩地对蒋介石来了一通羞辱式的“抬杠”子,说什么“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
    
    对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抬杠”,孰对孰错,又错在何处?通过了前面的说明,此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单从对胡适与蒋介石之间关于打倒孔家店的“抬杠”这一件事件,则可看出,胡适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上是都毫无道理可言的,是输定了的。就于私于情而言,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一共是4万5千美金。1958年初,“中央研究院”开始为胡适建造住宅。几年前蒋介石知道胡有回台久居之意,“曾表示愿将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内拨款兴建房子一座,送给先生居住”,胡适允就中研院院长之后,“中央研究院与行政院研究商洽的结果,由中研究追加预算二十万,在院里建筑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五十坪,里面有大客厅,连着小客厅各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引自于陈红民 段智峰《差异何其大 ——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原文刊于《近代史研究》))1958年4月上旬,胡适从美国一回到台北,蒋介石就马上请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待胡适可谓不薄也。就于公于理而言, 孔家店是打不倒的,因为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做人的道德底线,道德黄金律,为世界的文明发展作出了他的不朽的贡献,已经早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认,岂能为你一个胡适博士所能憾动。当然了,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1960年雷震案 等等事件中,那就是,蒋介石的不对了,此为后话。对胡适所言,幸运的是他遇到的正是还懂得一点道德底线的蒋介石,而不是那个奸诈成性、心中毫无道德概念的毛泽东。假如蒋介石是毛泽东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胡适在大陆能对毛泽东如此“抬杠”的话,只恐怕胡适的小命也会马上为此不保了。蒋介石如此地厚爱着胡适,并将重任委任于胡适,却受到胡适的无理,这对蒋介石而言,既是蒋介石的悲哀,也是三民主义的悲哀。
    
    邵建在他的24.02.2015 博客《谁动了胡适的奶酪 》中写道,“但,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他的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虽然后面保持礼节没再说话,但并非无话可说,而是把话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几十年后,蒋介石日记解密,有学者赴美特地抄录了1958年4月10日的日记内容:“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蒋的内心痛苦,胡适哪里知道。他自己当天并未留下日记,故我们也不知他那天为什么要当面顶撞蒋介石。今天,以局外人观之,他之触怒蒋介石,盖在于蒋介石那天的褒奖词其实深深地触动了胡适之,令他难以接受。胡适是靠新文化运动起家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尤其是反传统的礼义道德为主打的。然后才过渡到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蒋介石不夸胡适如何介绍西方新文明,却夸他的道德品格。看起来是要把他尊为道德表率,而且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道德表率。这不但不符合胡适对他自己的内心期许和身份认同,而且让他听起来恰像是反讽。毕竟胡适当年的同道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是不余遗力的。
    
    蒋介石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还是在1940年代的《中国的命运》里,就对所谓的五四新文化反感。他既反对当时共产党引进的苏俄共产主义,也反对胡适等引进的欧美自由主义。不仅将其视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侵略”,而且使传统文化陷于支离破碎。1950年代,大陆对胡适的清算,在蒋看来,“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这种摧毁又和五四对传统伦常的摧毁有着内在的历史脉络。这些,别人如果听不出来,胡适还听不出来吗。五四新文化是胡适的禁脔,谁也碰不得。这次蒋介石动了胡适的奶酪,胡适这叫当仁不让。何况胡适视五四新文化为文艺复兴,这复兴靠的是科学民主而非固有道德。可是蒋的讲话却把固有道德视为科学民主的基础,这与胡适的观念绝难吻合。更何况中研院是一个学术机构,自当以学术为主,怎么可能让它去承担复兴固有道德的任务呢。”
    
    其实胡适在和蒋介石的“抬杠”中所表达的,“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的思想,这也与胡适从五四新文化起一直提倡的所谓的科学观、科学人生观等等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提倡科学的文化就是“要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胡适一生都在圆科学救国这一梦想,崇信科学,重视教育,他坚信“赛先生,活菩萨。”
    
    胡适认为要树立以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除魅行动,那就是清理传统文化,即“整理国故”。“国故”是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树立新文化,打倒旧文化,要从“整理国故”开始。胡适说,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织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基本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态度是采取怀疑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目标是整理国故,再造新文明。
    
    胡适的科学观最终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要培养国民良好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突出体现在科学人生观的塑造上,也就是说用科学的精神、态度与方法对待与指导人生的问题。胡适说,科学的人生观要做到三个字:“疑”、“思想”、“干”。具体而言,要做到对于任何事物要有先疑而后信的态度,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有真做实干的行为。
    
    我们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不难发现,胡适在中国发动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宣传杜威实证主义的运动罢了。
    
    杜威(1859—1952),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美国最有声望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他在皮尔士创立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学说、孔德的科学主义和实证哲学、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建造了实证主义的理论大厦。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他的学生胡适先生等人担任讲学的翻译,把将他的实验主义理论直接播种在中国。 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就是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影响不凡。
    
    胡适曾将杜威的学说归纳为“一切带有批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最公平又最厉害”。 胡适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用这种武器评判中国文化,则要:(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天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引自于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 上册 第182页)胡适的这段话概括了实证主义所具有的批判怀疑精神及其对中国旧思想旧礼教旧的社会秩序的挑战意义。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打倒孔家店”,这只是杜威的实证主义思潮发展及其在中国表现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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