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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推荐:上帝不允许到中国传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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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4月2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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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二卷前言
    
    上帝不允许到中国传基督教?
    (历史上基督教及太平天国传教在中国的失败)
    
    谢选骏评论: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基督教歪曲了圣经中上帝的教诲。”这个观点在攻击基督教的同时,却颂扬了圣经中的上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圣经中的上帝,其正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督教,不仅如此,圣经中的上帝,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战胜了无神论及其政权,而成为社会良心的仲裁者。这样一来,虽然还被某些人用来攻击现实的基督教,但中国距离基督教化已经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至于说到“上帝不允许基督教传到中国”,事实证明错了。因为尽管一波三折,基督教还是通过三次浪潮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在《上帝不允许到中国传基督教》这篇文章确实也观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西方陆路传来的基督教基本上都失败了,只有从东方海路传来的基督教才获得了成功。
    
    当然这里面有个“海权战胜了陆权”的问题。除此之外,好像还有基督教的一个宿命。那就是初期教会的多马向东方传教就不昌盛,以致于被回教基本消灭了。甚至十字军发起的反攻也是虎头蛇尾。结果呢?基督教是沿着保罗所开辟的西进道路、通过向西方、乡原本无望的大洋继续西进,才绕过了好望角,甚至发现了新大陆,这样,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失败了,十字军西征却成功了。”
    
    十字军的西征不仅政府了美洲,而且继续西进,横渡太平洋由马礼逊把新教传到了中国,甚至激发了太平天国这个半吊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正在蓬勃兴起。
    
    如果中国基督教化了,就会继续西进,包抄回教的后路,那时,上帝的旨意就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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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说过,通过《使徒行传》16:6-10经文可以看出,按照上帝预定的公开救赎计划,祂不允许圣经在亚洲继续传播,特别是不准到东方中国传播。上帝有祂自己的打算,祂要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救赎人类的方案,从中东到欧洲再到美国,这是圣经公开救赎的方案,其重点在于想改造那里不符合上帝教诲的信仰和文化。而在东亚的中国,早就有了上帝暗示的中华文化,特别是自人文始祖伏羲以来就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是上帝启示的唯一代表当下人的人文文化(其他都是有人死后来世主张的宗教文化)。在将来的天国,犹如起初的伊甸园一样,人是不死的,并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不需要宗教了,所有宗教因此不复存在。只有没有来世思想而代表当下“人”的文化即中华文化(儒家思想,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适应天国的现实。何况,中华文化最适宜把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人永久地团结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人与人和睦相处。
    
    上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实施两套方式不同的救赎方案,何况中华文化本身也是上帝自己的启示,祂更不会允许任何破坏儒家思想人文文化的地位或者改变其性质的可能性发生。当耶稣降世、基督教开始传播时,儒学在中国国教地位的确立才刚刚100多年,地位还不牢固;那时,中国西汉早已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线,双方人员来往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圣经继续在西亚、中亚传播,那么,基督教就会很快向中国发展,这势必会影响到儒家的地位。如果结果是这样,那就违背了上帝的预定计划。此外,上帝还预定了在公元7世纪中亚、西亚兴起伊斯兰教和在南亚兴起佛教、印度教,这些地方都不需要基督教。所以,在耶稣门徒传教过程中,圣灵两次拒绝他们在亚洲继续传道,并且通过制造异象催促他们尽快去欧洲马其顿传道。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发展,他们在亚洲建立的教会最后都没落了,而中华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在亚洲并存发展。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早已预定了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并结合几千年来东西方历史发展情况,上帝对人类的整个救赎计划似乎是这样安排的:在亚洲,主要由上帝启示的中华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来教化人们;在欧洲、美洲、非洲等地,主要由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来救赎人。由此看来,上帝创世开始时制定的救赎、一统天下各国、建立天国的计划是周密的,由祂启示的形式各异但实质相同的文化首先来统一天下人们的思想。目前,这一任务基本完成,天国的实现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中国由于早已有了上帝启示的中华文化,且是上帝启示中唯一代表当下“人”的人文文化,因而客观上不需要再有上帝启示的其他文化。正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后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基本上也都不怎么成功。
    
    在唐代,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与当时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正统派分裂后,日渐向东传播,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内地。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别,在中国称为景教。635年,波斯的景教阿罗本到长安,唐太宗给予优渥的礼遇。638年,唐太宗下令准其传播,由朝廷资助在长安建造景教礼拜堂一所。高宗李治承袭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当时除长安外,“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景教得到较大发展。唐武宗李炎即位后,鉴于“僧尼耗蠧天下”,在道士赵归真的怂恿下,于845年下令禁佛。景教亦受此被波及,并以“邪法不可独存”而受到很大打击。到了唐末,景教除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尚有流传外,在中国基本绝迹了。
    
    13——14世纪中国元朝政权建立后,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并向南北各地扩展。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景教已在大都(今北京)设置主教座。除大都外,福建泉州已成为南方的景教中心,扬州、杭州、昆明以及甘肃等地,先后建造了景教寺。当时景教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被中国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或者十字教,教堂称为十字寺,教廷被称为“达屑”或者“也里可温”。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13世纪,罗马教廷和法国国王分别1246年、1253年派遣方济各会士柏郎嘉宾、鲁不鲁乞到蒙古和林聘问。柏郎嘉宾来华时带来天主教教皇一封信,信中欲讲和,同时指责蒙古人入侵基督教国家。元定宗贵由汗反驳道:“尔等居住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奉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也。”(引自王美秀等著《基督教史》第36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约翰·孟高维诺以教廷使节身份到中国,获准在京城设立教堂传教,在中国传教30多年,曾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北京)主教区的总主教,信教者大多为蒙古人、阿兰人和色目人。当时天主教在今内蒙古五原、新疆伊犁、江苏扬州和浙江杭州等地均有活动,信徒据说约6万人。元朝亡后,天主教与景教均在中国绝迹了。
    
    (谢选骏: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天主教与景教信徒很少汉人,多为中亚细亚来的色目人。)
    
    16世纪,天主教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再度传入中国。1516至1548年间,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广东下川岛、浙江双屿、福建漳州建立教会。西班牙人侵台湾北部,又建立纳入西班牙殖民地体制的教会。1582年(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融合作为传教方针,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清初,以耶稣会为主体的来华传教士基本上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1692年,康熙皇帝下令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人中传播,此后天主教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据称教徒曾经多达30万人。17世纪末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认为这违背了上帝诫命中禁止拜偶像的规定。康熙皇帝先是解释,指出祭祖祀孔是中国传统人伦之道,但教皇仍坚持禁令,康熙对此大为恼火,于是下令禁止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样,天主教失去了在中国合法传教的政治条件,雍正元年(1723年)末,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天主教获准。1811年,针对外国传教士秘密活动,嘉庆皇帝再次发布禁教令。但中国仍有天主教秘密传教。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历时一百余年。英、美、法、德等国除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入侵外,还注重文化侵略,先后派出男女修会来到中国,以办学校、医院、救济事业等方式传播基督教,开拓教区,扩张势力。据1946年天主教会统计,中国全国有天主教徒327万余人;设有教省20个,教区143个;来华外国传教士达5000余人。由于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主教长期为外国教会所支配,并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中国民众必然会抵制基督教的传播,这段历史是基督教徒传入中国后民教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
    
    历史上不仅西方人在中国传传播基督教没有多大成绩,连中国人自己创建的中国化基督教也难有成效。1851-1864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被称为中国历来规模最大的、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但从其指导思想和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来讲,它创立的拜上帝会就是中国化的基督教会,因此,这场“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规模群众斗争运动,但最终彻底失败了。
    
    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他出身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儒家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可是成年后3次乡试都失败落选。1843年,他从梁发《劝世良言》(基督教新教派最早的中文布道书)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便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拜上帝教虽然反对孔孟,但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伦理道德,“是吸收了洋上帝的部分素材,主体则无可摆脱地取材于华夏本土文化。······它是中西合璧而中为本的。”(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171页)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信徒日增。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与基督教有差异,因而拒绝了。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天国”一词就来自基督教圣经。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及耶稣的指示。这种角色“分工”也导致了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不和,最终酿成互相残杀的悲剧。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王国平文《太平天国政体与“神权政治”》,《史林》2002年4期)洪秀全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对一切偶像,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掉孔庙、砸碎孔子牌位,还破坏佛教、道教等庙堂。太平天国还设立了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所以说,洪秀全如果在全国建立政权,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全境实行彻底的基督化政策,全国人民有可能变成基督教徒。因此,清朝著名的政治家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次文化的冲击。冯友兰先生曾就洪秀全和曾国藩之争说过: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起义与镇压者之争,更是一场文化之争。所以说,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较量。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占领了上风,取得了胜利,宣告了洪氏基督化中国设计方案的破产。(引自颜炳罡文《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2月20日)由上可见,太平天国是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这再一次证明了:儒家思想是受上帝特别保佑的,谁反对谁就没有好下场!
    
    (谢选骏: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能算是正式的基督教,最多只是一种“预备”或“试验”。)
    
    同时,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残酷,甚至走上了分裂的道路。领导者彼此的明争暗斗,不信任也是促成失败的原因。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占领天京(南京)后,1856年8、9月间,东王杨秀清企图发动兵变,抢夺太平天国领导权,“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被杀光。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2万多人死亡。后来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面对共同的强大对手清王朝,革命尚未成功而内部却争权斗争不断,兄弟变仇敌。这从一个侧面又验证了一个论断:西方基督教文化(非圣经文化)只能带来族群的不和与社会的分裂,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团结。
    
    可以说,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是失败的。只是到了近几十年来,西方基督教才在中国传教取得一定成效。据说,目前中国有基督教徒2千多万。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极大讽刺,由于以前轻视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使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相信,基督教在中国还会与以前1千多年历史一样,自行消失——因为中国神州大地不需要基督教,更何况,基督教歪曲了圣经中上帝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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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评论:
    
    1、一派胡言,上帝在中国传教最大的问题是上帝不许祭拜祖先,而中国是“家”文化,任何不尊重祖先的宗教在中国人眼里无异于邪教。
    
    2、谁说“上帝在中国传教最大的问题是上帝不许祭拜祖先”?你查查圣经经文,有没有这句话或者这个意思?告诉你,整个圣经都没有,相反,上帝一再要求人们孝敬父母,并说不敬者将受到咒死的惩罚。中国的祭祀祖先恰恰是孝敬父母、孝敬祖先的延续,是孝敬的真诚表现,而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拜偶像”。你见过哪个中国人把自己的祖先当作神(即偶像)来拜?上万年来,中国拜祖始终是孝敬父母的延续,是追忆祖先。把中国敬祖当作“拜偶像”,这是西方天主教对圣经的歪曲。告诉你吧,西方整个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都歪曲了圣经中上帝的教诲,背离了上天真道,它们都走上了背叛上帝的道路,最终要灭亡的——而反映上帝真道的中华文化在500年后统一世界。
    
    3、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
    
    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但凯撒最后仍被上帝所灭亡。凡是违背上帝教诲的国家、民族、个人,也就是道德败坏、作恶的,不管暂时多么强大(如罗马帝国和美国),最终都要被上帝消灭。中华民族自诞生起就一直严谨上帝启示的中华文化,敬天崇德爱人,被上帝所特别保佑,通过朝代更替而自我完善、向前发展,所以,朝亡而国不亡,一直到500年后,以中华文化统一世界。目前凡在中国宣传、发展西方基督教的,将来必定要被上帝惩罚。
    
    4、请你走进中国城市基督教会,调查一下中国青年基督徒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5、无所谓,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派生出马教,现在也一样统治中国了,不一定非叫基督教就算是成功。同理。由于天国里人不再死亡,与上帝共同生活,不需要任何宗教了。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实现以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中华文化(没有来世主张的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世界。
    
    在人类最终命运的问题上,孔子的大同世界、圣经中的天国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以全天下各国一统、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基督教所宣扬的“末世”实际上就是人类私有制的彻底灭亡,也就是魔鬼撒但统治的结束,是人类重新回归伊甸园状态,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灭亡,不是所谓的再临的“基督”把基督教徒“提到空中”生活。由于魔鬼代表私欲(情欲),在私有制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天国”。所以,目前西方国家所宣扬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天国教诲。天国实现之日,就是私有制在全天下完全消失而全天下全民所有制全面建立之日。目前,全世界那么多我、特别是西方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在末世魔鬼恶势力要拚命抵挡神的天国实现的情况。也正由于世人普遍反对,上帝才说在天国来临前要剪除世上三分之二的人,而仅留存三分之一人。仅从这点讲,自古就一起没有真正实行过财产私有制的中国也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
    
    孔子认为,人类“各亲其家”的私有社会必然要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上帝预定,经过漫长的善恶斗争,人类最终要进入没有私有财产、人人互爱和睦的天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社会结果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天下同归而殊途”,实现全人类一统的大团圆,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在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的前途命运上,孔子绘制的蓝图与圣经描述的天国是一致的。两者所区别的是,儒家侧重于关注现世人的问题,没有人死后来世的主张,而圣经中的天国同时也是人死后灵魂寄居和将来复活的地方。大同世界、圣经中天国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描绘也是吻合的。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最终,天下各国、各民沿着不同的道路要走向同一个目的地,全人类大一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儒家和圣经都认为,人类发展最终要进入天下一统、全民所有(天下为公)、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这个最终社会形态被孔子称为大同世界、圣经称为天国。《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对进入私有制后的人类社会分成两个阶段,把私有制社会(我国从禹帝开始)称为“小康”社会,小康之后则是“大同”社会,并且分别对两种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上述所说的“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即上天之道也;“大同”,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此段大意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单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或者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婚配)。人们憎恶把财货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但不是为了独自享用,(而是为大家共同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力的行为,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不为自己谋私利。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按照圣经(还有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天国既是人死后灵魂的安居地(这正是信徒们的追求),还是上帝住的地方,同时也是天下统一之后全人类将永久居住、生活的地方。就是说,天国也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以赛亚书》预言说:在将来,有一位大君王--即再临的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即:“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赛9:6-7)这里所说的“国”就是指人类最后生活的天国,基督在天国作全天下的君王,掌权统治。《但以理书》提到:但以理看到的异象,所有人间的国度都会消失,神的国度要充满天下。即:“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基督-注),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上帝-注)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然而,至高者(上帝-注)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事奉他、顺从他。”(但2:44,7:13-14、18、27)上述所说的“国”或者“国度”都是指人类将来要实现的天国社会。在新约时代,藉由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使人类的罪恶得蒙赦免,能享有天国的盼望,因此新约圣经中较常谈论“天国”。耶稣在世的全部工作都通向十字架,而他开始传道时,最先说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在世传道,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太3:2,4:23)。这里的“天国”就是指人类社会最终的发展阶段。《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新天新地”,实际也是天国的组成部分,它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21:1)耶稣所传的天国,是旧约时代神国的延续,是人类发展最终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形态。在天国,犹如在伊甸园一样,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包括喝的生命水和吃的生命果,都属于神的,属于公共财产,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上帝说:“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在天国中,“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时,“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赛2:4,29:20)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发展方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自从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以来,共产主义照亮了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艰苦斗争。《反杜林论》明确说:“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取代国家组织的将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中,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奋斗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让全人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它最后庄严地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天国、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复存在,人们以天下为公,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在在一国或者数国建立,而只能在全世界统一后才可能实现。从孔子、圣经和马克思的描述来看,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与作为最终社会形态的天国是相同的,共同特征主要是:世界各国统一,没有地域限制;全天下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一个以天下为公的社会(或天下万物归上帝所有);人人平等,广施博爱,坚持公平、正义;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圣),无私欲;物质财富丰富,人们不愁吃不愁喝;人们安定、和谐、团结;无任何战争。
    
    共产主义思想与大同世界的主张是一致的。正因为有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和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它孜孜不倦的追求,加之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属于人文文化,而不是宗教文化,所以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才越过千山万水,不远万里地来到东方异乡的他国中国,并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与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天意,两者的结合将再造中华文化,再造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辉煌,使中国人更加有能力承担起天下一统的神圣使命。
    
    6、我说的是西方基督教。基督教如果要想中国生存、发展,就必须像佛教、回教那样,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的改造,而不是西方传统的教会教义(即对圣经经典的解释),就是说用中华文化来解释圣经经典。
    
    7、中华文化一直受上天保佑,永存于世,并将统领全世界。正如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儒家基本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由于儒家思想对当下天(神)人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作了全面的正确界定,连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人类历史现阶段,也得接受中华文化的改造才能在中国生存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互相吸收、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束,将产生新的中华文化,并在500年后统一世界,建立起天下为公的天国。
    
    天国里,人成圣、复活不再死亡了,与上帝共同生活在一起,不需要任何宗教了,所有宗教都将不复存在。由于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死后的来世主张,代表当下的“人”,所以,只有中华文化才适应天国的这种现实情况(包括敬天爱神)。中华文化的胜利,也是圣经经典所反映的上天真道的胜利,也是上帝拯救人类大业的胜利。基督教早就背叛了上帝,被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所俘虏,在信奉基督教国家和民族中了出现敌基督(教皇权)和末世假先知(美国),是魔鬼撒但在人间的帮凶,最后被以中国为首的代表上帝正义力量所灭亡(见本论坛《圣经启示录预言末世恶势力联盟北约及其覆灭》、《美国就是圣经中上帝预定的末世假先知》、《推背图、圣经预言未来中国受到西方空前逼迫之时就是人类进入末时》《马前课、推背图与圣经预言四百年后“基督”从中国东南再临》等文。
    
    8、无所谓,无论什么剧本都是演戏。
    
    9、不是演戏,是真的,人只有敬天(爱神)崇德(爱人),做善人,才能在将来永远生存。
    
    10、你是代表党国的吧。
    
    11、党国敢承认上帝并把共产主义与天国等同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有超越现有各种宗教的宗教性感悟的,包括最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特别的感悟,超人的认识、特别是能对世界所有宗教、文化按照同一体系来认识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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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选骏评论: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基督教歪曲了圣经中上帝的教诲。”这个观点在攻击基督教的同时,却颂扬了圣经中的上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圣经中的上帝,其正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督教,不仅如此,圣经中的上帝,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战胜了无神论及其政权,而成为社会良心的仲裁者。这样一来,虽然还被某些人用来攻击现实的基督教,但中国距离基督教化已经是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
    
    在另一方面,
    至于说到“上帝不允许基督教传到中国”,事实证明错了。因为尽管一波三折,基督教还是通过三次浪潮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在《上帝不允许到中国传基督教》这篇文章确实也观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西方陆路传来的基督教基本上都失败了,只有从东方海路传来的基督教才获得了成功。
    
    当然这里面有个“海权战胜了陆权”的问题。除此之外,好像还有基督教的一个宿命。那就是初期教会的多马向东方传教就不昌盛,以致于被回教基本消灭了。甚至十字军发起的反攻也是虎头蛇尾。结果呢?基督教是沿着保罗所开辟的西进道路、通过向西方、乡原本无望的大洋继续西进,才绕过了好望角,甚至发现了新大陆,这样,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失败了,十字军西征却成功了。”
    
    十字军的西征不仅政府了美洲,而且继续西进,横渡太平洋由马礼逊把新教传到了中国,甚至激发了太平天国这个半吊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正在蓬勃兴起。
    
    如果中国基督教化了,就会继续西进,包抄回教的后路,那时,上帝的旨意就很明显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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