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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康生那双手,舞文弄墨,杀人无形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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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龙爪:毛泽东背后的邪恶天才康生》
    

    此處的這些人犯下的是屠戮他們的親戚、鄰居和同胞的勾當。
    ————蒙田
    
    周永康垮臺以後,隨著越來越多黑幕被揭露出來,很多人感嘆一度權勢熏天的“周老虎”是中共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壞蛋。這個看法實在是對中共的歷史太無知了。周永康既不“空前”,也很難說“絕後”——作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政法王”的周永康,與作為毛澤杔時代的“活閻王”的康生相比,其作惡的才華、學識與能力都要遜色一等。
    
    在腐敗與殘忍這個面向上,周永康與康生如出一轍:周永康被譏諷為“百雞王”,甚至不惜殺妻再娶;康生則長期佔有小姨子,維持“姐妹同侍一夫”的家庭模式,最后導致其自殺身亡。周永康及其家族貪腐千億,富可敵國;康生則耽溺於鴉片與色情,侵佔上萬件價值連城的書畫古玩。周永康控制公安、政法系統達十餘年之久,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踐踏法治、暴力維穩、無惡不作;康生則一手創建中共的秘密警察制度,主控血腥的文革鬥爭,彭德懷案、羅瑞卿案、習仲勛案、六十一叛徒集團案、劉少奇案、賀龍案、內蒙內人黨案······幾乎每一個重要冤案背後都有他那雙看不見的手。
    
    若要深刻地理解周永康是怎樣煉成的,就必須將其放置在中共血染的黨史中觀察和分析。此時此刻,需要讓康生這個教父從幽暗的幕后出場亮相。美國學者約翰•拜倫(John Byron)、羅伯•特帕克(Robert Pack)所著的《龍爪:毛澤東背後的邪惡天才康生》一書,描述了中共宮廷政治中最黑暗恐怖的那一面。康生大概從未親手殺死過一個人,但從王實味到劉少奇,都是間接死在他手上,他造成了上百萬中國人被殺害和一千多萬中國人入獄受難。
    
    克格勃與錦衣衛雜交的怪胎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領袖中,康生是少數接受過比較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物。他出生於山東大地主家庭,少年時代就讀於位於青島德國人辦的禮賢中學,校長是《易經》翻譯者、德國漢學家衛立姆,除了西學和德文之外,他還從在那裡任教的清朝大儒那裡學習儒家經典。然後,他來到上海,就讀於以激進作風聞名的上海大學,他的老師之一是共產黨領袖、學者瞿秋白。在那期間,康生開始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奠定了他日后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根基。
    
    一九三三年,已在上海積累了丰富的情報工作經驗的康生,被中共派遣到莫斯科受訓。傳記作者寫到,在莫斯科的四年時間,康生完成了“他的政治教育並成為政治恐怖方面的全才”。康生頻繁而密切地同蘇聯的秘密警察來往,度過了斯大林大清洗時期最黑暗的日子,逐步深入瞭解在一個共產黨國家中秘密警察的價值。當然,這段經歷並沒有妨礙日后在中蘇交惡時他對蘇聯“老大哥”反戈一擊。蘇聯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這個他們一手培養出來的“鋼鐵戰士”,成為中共領導層中最激烈地反對蘇聯的人。康生承擔了幫助毛澤東起草與蘇聯論戰的系列文章《九評》的工作,以此再度贏得毛澤東的歡心。
    
    中共不僅是一套沿襲自蘇聯的組織架構和價值系統,也深深地紮根在中國漫長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之中;康生也是如此——他的成功不僅歸因於在蘇聯學到的一套具有現代極權主義特質的“秘密警察治國”的方略,同時他也跟毛澤東一樣洞悉如何“引導中國社會的黑暗勢力”。儘管康生接受過一些西方教育,但是他從未把握住驅動社會和經濟現代化的價值,他拒絕任何建設性的、啓蒙的和進步的東西。康生的性格、性情和生活方式,甚至比幾乎只讀中國古書的毛澤東更加傳統,正如傳記描述的那樣,康生喜歡“在歷史的魔力中消磨時間,時常遁入古代中國的審美娛樂中,利用戲曲、繪畫、書法、詩詞和文物收藏的興趣從公共生活中隱退”。
    
    古代中國對康生而言,不僅是一個由琴棋書畫構成的審美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從歷史中汲取其建構安全機構的觀念。明朝初年——這個時期受到毛澤東與康生的高度讚美——皇帝建立起兩個秘密警察機構:錦衣衛和東廠。它們在地方行政官員和達官貴人的系統之外運作,而且直接隸屬於宮廷。兩個警察機構由皇帝的親信太監領導,它們清除討厭的官員,並且監視官僚機構。“錦衣衛和東廠常常僱用流氓作暗探和特務,正如康生在上海利用幫派,在延安利用秘密會社,從文革期間到去世前利用紅衛兵一樣。”而在江澤民統治末期,周永康控制並縱容的國保警察作惡,也屬於這一譜系中的變種。雖然周永康垮臺了,但政法委和國保警察並未遭到取締,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以總書記之尊親自統帥這個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的鎮壓系統,由此走向了依法治國的反面。
    
    毛澤東與康生:獨裁者和他的影子
    
    康生之於毛澤東,猶如希姆萊之於希特勒、貝利亞之於斯大林、戴笠之於蔣介石。有康生控制龐大的秘密警察機構,毛澤東才能隨心所欲地清洗掉那些權高位重的“老近衛軍”。
    
    康生在三十年代末期從蘇聯回到延安,本來他是王明派系的核心人物,當他發現毛澤東牢牢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權力,遂決定投靠毛澤東,“這反映了他極端的機會主義以及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動力的敏銳洞察力”。王明是一個誇誇其談、水土不服的書生,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接地氣的梟雄,對於兩人的此消彼長之勢,康生洞若觀火。一個絕佳的時機來臨了:當毛迷上從上海來的女演員江青而受到同僚的非議時,康生主動為“來歷不明”的江青作政治擔保,促成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康生與江青是老相識,甚至有可能是江青的第一個情人。正是憑藉着毛江婚姻中“月老”的身份,康生贏得了對他人充滿猜忌的毛的信任,掌控了延安的安全保衛、軍事情報以及馬列主義教育的大權。
    
    若沒有康生的積極配合,毛澤東很難順利推進延安整風,並成為具有最高決策權的“無冕之皇”。康生指導社會部的工作人員吸收了中國傳統的酷刑手段,以及從蘇聯移植而來的工作方式,讓延安成了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動物莊園”。連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都驚歎,其他他並沒有派遣那麼多特務到延安去啊。緊接著,康生被派遣到甘肅和山西領導土地改革,他大肆屠殺地主和富農,雖然他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一些令人恐懼的行話說明了中共所發明的奇特處死方法:比如,在冬天讓人穿上薄棉衣,將水澆到他身上,直到溫度降到零度以下將他凍死,這叫穿“玻璃衣”。當中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之後,康生讓在延安整風和土地改革中積累的經驗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大放異彩。專案組、檔案系統和勞改營,背後的操縱者都是康生。
    
    中共建政之初,由於康生觸犯眾怒而遭到貶斥,他一直隱退了七年之久。一九五六年复出時,他由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降格為候補委員,這讓他倍感羞辱。他不動聲色地察言觀色,尋找重新受到毛重用的機會。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康生大力批評彭德懷,指責彭德懷原名“彭得華”,這是“野心好大,要得中華!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
    
    於是,毛澤東將一個又一個的重要職位加在康生頭上。康生真正進入政權核心,是因為大力幫助毛發動文革。康生奉命攻擊彭真、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人,他就像一隻在高空中俯瞰大地的禿鷹,一旦看到誰在毛那裡失勢了,就立即俯衝下去,對其發出致命一擊。一九六九年,康生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一九七零年,他看到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破裂,又對林彪集團發起攻擊,順勢取代陳伯達掌握宣傳大權。一九七三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成為名副其實的黨內第四號人物。不過,他已身患癌症,來日無多。
    
    從康生與毛澤東如影隨形的關係可以看出,只要能夠取悅毛澤東,康生不惜出賣任何人;只要能夠讓毛澤東滿意,康生不惜做任何邪惡的事情,包括將密友和部下送上死亡之路。毛澤東與康生這兩個中共領袖,一邊舞文弄墨、吟詩作賦,一邊殺人如麻、禍國殃民,他們的所作所為驗證了“殺人放火乃吾黨本色”。
    
    不過,這本傳記未能釐清康生與周恩來之關係。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周恩來一度是從事情報工作的康生的上級,但後來兩人成為關係冷漠且存在競爭關係的毛的左右手。康生和江青幾度試圖扳倒周恩來,卻未能成功。即便在康生的勢力如日中天之際,周恩來仍然牢牢控制着另外一個讓康生無法染指的特務系統。兩人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或許可以構成一個單獨的章節。
    
    康生雖死,其精神遺產依然活着
    
    康生在死亡之前最后一次面見毛澤東時,勸說毛澤東再次罷黜鄧小平。他對鄧小平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擔憂是有道理的。鄧小平果然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否定文革,並給予作為其死對頭的康生以遲到的懲罰,將康生逐出共產黨的先賢祠。但是,彼此敵視的鄧小平與康生之間,真有本質的不同嗎?
    
    兩位傳記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安門事件顯示,康生的精神繼續縈繞着北京”。換言之,在一九八九年鄧小平指揮的大屠殺中,康生的遺產再度從幕后走到前臺。屠殺並非偶然事件:“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是康生手法在邏輯上的延伸。以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為背景,突然而無緣無故地利用武裝力量反對一般民眾並不是反常的。確實,以毛澤東的軍事力量建立起來的專制君主制下,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上臺之後,人們以為既然康生在肉體已經死掉了,而且他被宣佈開除黨籍、取消悼詞、骨灰移除八寶山,已然聲名狼藉;但實際上,康生的幽靈仍然在操縱着當代中國的政治運作:“死去而蒙受恥辱的康生和那些在天安門屠殺背後的人之間具有政治精神的連續性。他們的手法,謀殺民眾、逮捕成千上萬的人、蘊育一種特有的擔心和恐懼的氣氛,也遵照了康生在他差不多爬上了共產黨頂峰的過程中所創造的先例。”
    
    《龍爪》一書列出了八九鎮壓的倡議者們的履歷,他們一生中大半的時間都是康生的同事,這群人包括鄧小平、楊尚昆、陳雲、彭真、王震、袁木。他們一度是康生的密友或工作伙伴,儘管後來關係破裂,但他們都把殺戮當作保衛國家、反對公民的合法手段。“他們也許缺乏康生欺詐和殘酷那勢不可擋的威力,但是他們集中全力把中國帶向九十年代和未來改革者的外觀下,潛藏着狂熱、偏執、自私,而最終無法區分個人利益和國家需要之間的差別。”作者認為,康生和中國當代領導人之間的許多差異只是個程度問題。“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在特權的慾望方面要比康生更為適度,在政策方面更帶建設性。他們花了很大工夫來克制以康生為榜樣的殘酷暴行和背叛行為的衝動。但是最終,他們和康生一樣,是受到中國古代傳統制約的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如果八九那一代學生有機會閱讀這本傳記,他們就不會對共產黨政權抱有任何善意的幻想。那麽,八九時候的傷亡大概就不會如此慘烈了。
    
    更有諷刺意義的是,今天中國的執政者習近平,以及因挑戰習近平而身陷牢獄的薄熙來,分別來自於兩個被康生整得生不如死的元老家族: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小說《劉志丹》反黨案”的頭號受害者,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則是“六十一叛徒集團案”的頭號受害者。從內心而言,習近平和薄熙來一定恨透了康生,以及康生所奉行的殘酷的黨內鬥爭的方式;但是,他們在維持權力和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卻又不由自主地採納了康生那無比邪惡的精神遺產。
    
    康生的精神遺產就如同一塊威力強大的磁鐵,將中共系統內的每一個人都牢牢鎖定。康生那陰鬱的、皮笑肉不笑的神態,留在每一個中共領導人臉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的中國,依然是毛澤東和康生的中國。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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