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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头: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毛左借助韦国清僵尸还魂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03日 转载)
    来源:《观察》
    
    (一)楔子:文革余孽今犹在 极左卷土重又来
    
    2015年1月18日,在广西备受争议、一度偃旗息鼓的为韦国清张目的《壮乡雄鹰》再度蠢蠢欲动、死灰复燃——由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30集电视剧《壮乡雄鹰》摄制组广西筹备处,在广西自治区人民会堂多功能厅举行揭牌仪式。广西文革余孽的遗老遗少悉数亮相,其中“广西那几个韦国清分子”——几位原区党委韦国清的亲信是广西这波极左回潮的幕后推手(现任领导怕与屠伯韦国清有瓜葛,个个避之唯恐不急,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计有:韦继松(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延生(原广西军区副司令),江湛(原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刘毅生(原广西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韦国清的铁杆亲信),何绍榜(原广西区党委副秘书长。文革前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一般干部,文革中坚定支持韦国清,被提为区党委副秘书长),马维干(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尹大为(国家一级导演),祝新运(八一厂演员,《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扮演者),吕征(八一电影制片厂电视部副主任)等出席本次仪式现场。《壮乡雄鹰》拍摄地之一的上林县县委书记韦志鹏、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长子李亚滨以及企业代表汉军集团董事长莫汉军在仪式上发表致辞,表示祝贺与支持。
    
    据介绍,电视剧《壮乡雄鹰》讲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任主席,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在1934年底参加红军长征到1965年底“文革”前三十多年的“感人故事”——好一个“‘文革’前三十多年的‘感人故事’”——这种阉割涂抹历史的手法恰似都梁的小说《亮剑》被翻拍电视剧,也只到李云龙五十年代将军授衔止,而小说画龙点睛的高级将领赵刚对中共内部整肃清洗忿而自杀,李云龙文革对左祸横行怒而自戕的结局避而不谈一样,对韦国清大跃进左祸浮夸饿死九十多万农民,对文革屠夫韦国清屠戮二十多万广西民众,包括韦国清支持的保皇派“联指”及中共党员吃人挖心、的“感人故事”,到“文革”如何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和丑恶,將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变成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活埋灭门、活割吃人的人间地狱,《壮乡雄鹰》当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有选择地“失忆”。
    小平头: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毛左借助韦国清僵尸还魂
    图1:文革余孽的黄道吉日2015年1月18号18点18分,电视剧《壮乡雄鹰》摄制组广西筹备处举行揭牌仪式。暴力因为涂上了红色而变成神圣,屠戮的嚎叫因为掩饰和歪曲而变成歌舞升平的吟唱。
    
    如今看来,这一切因果已定,顺理成章。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逐渐式微的毛左(毛泽东主义左派),如今又沉渣泛起,卷土重来。极左势力的不安分,遇到合适的环境与机会,必定跳将出来表演一番。文革屠夫韦国清死而不僵。这是广西的文革余孽继出版发行了《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一书,筹划着拍为韦国清脸上贴金的电视连续剧,还要搞什么“韦国清诞辰100周年纪念”,以及“广西423名”毛左联署中共中央、中纪委与广西区党委公开信后,在广西上演的文革余孽又一出闹剧。
    2013年极左回潮,官方欲为韦国清涂脂抹粉的30集电视连续剧《壮乡雄鹰》,在南宁甫一鸣锣粉墨登场,借韦国清文革僵尸还魂,不断撩拨广西文革苦主敏感脆弱的神经。由于此举违背历史潮流和真相,激发众怒,立刻引起了广大民众和老干部的一致谴责和声讨,在民间一片反对声中该剧组一度灰头土脸,偃旗息鼓——2013年5月13日,官方为文革屠夫韦国清涂脂抹粉的30集电视连续剧《壮乡雄鹰》(又名:《上将韦国清》)在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拍摄经费广西区政府出资一半,韦国清的孙子四处拉赞助凑齐另一半,八一电影厂为屠夫树碑立传。但是那些歌功颂德的庙堂影视依旧不能掩盖韦屠夫嗜血嗜杀的残忍本性。
    小平头: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毛左借助韦国清僵尸还魂


    图2:为文革屠夫韦国清涂脂抹粉的《壮乡雄鹰》闹剧2013年5月开始在广西粉墨登场
    
    2012年薄熙来案发,与之联系密切的乌有之乡等毛左阵营,以及自由派学者讨论宪政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阵地多以“妄议十八大”等罪名被关闭,此次事件尤其对毛左势力几乎构成致命的打击,从此毛左陷入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境地。两大鼓吹手孔庆东、司马南也发生了改变。然而,近期毛左势力渐渐有卷土重来的意味,甚至将中共官媒视为“专用布道场”,自由派只能转战微博挣扎生存。毛左盘踞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环球时报》的同时,亦将《求是》等中共正宗喉舌纳入麾下成为其“宣讲台”。
    
    纵观中共十八大后的两年,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的启蒙话语、政治改革话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三中、四中两个全会的制度改革努力,被极左意识形态强力消解。执政者似乎正从邓后退――但很少人相信,他们可能全方位回到毛。纷纷复活的深红话语,似乎更像是有人借用来吓人整人的残刀断剑。继北京时间1月24日刊发浙江宁波宣传部新来的“干事”徐岚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点名批评贺卫方陈丹青后,社科院专家朱继东再在《求是》刊出杀气腾腾的文章称应严查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坚决打击一切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言行”。有爆料称,这位为保驾教育部部长而向教师和公知大v亮剑的朱继东,是当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摇旗呐喊的活跃人物。
    
    而就在《求是》掀开此次高校意识形态之争的一角后,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等有关媒体亦纷纷予以助阵,不断发表社论、评论和相关文章强调高校校园要坚持正宗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北大等4所首都高校在《北京日报》发声力挺当局,各地高校也渐渐形成群起相应之势,拱遭围剿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暗贬自由派猖獗的言论此伏彼起。
    
    有担心者认为,在左派披着官媒外衣占尽“地利”优势,理所当然地承接合法性的同时,官媒乃至中共也有了“被绑架”之嫌。有媒体甚至认为,当下的舆论格局可能迫使习近平做毛泽东第二。邓小平在位之时曾说出那句著名的警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今对于习近平而言当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了吗?
    
    (二)“文革从未远离”——“广西423名”文革余孽联署公开信的闹剧
    
    2014年有两个事件在广西搅得沸沸扬扬。
    
    《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其一,2014年,宋永毅等七名旅美的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1976》系列完成。其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简称“数据库”,下同)所收原始文献6,749篇,中共的文件和内部档案,约占了总文献数的40%左右。该数据库的亮点是新发掘出一批广西文革密档,如第八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各类大事记”和第九部份“文革中的特殊档案、检查、交代、申诉书、请罪书、遗书等”均为刚刚显现的全新材料。这套珍贵的《档案》按地、县和区直机关共编印十八册,每册 600-800 页。它共分两大部分: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文革大事件;第八册至第十八册为文革大事记。该批文革密档一经流布,堪称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立即风靡国内各大论坛。从这批难得的史料,广大读者既能瞭解當時的中國如何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淵,又能看到“文革”如何释放出人性中的残忍和丑恶,將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变成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活埋灭门、活割吃人的人间地狱。功德无量的“文革数据库”,血淋淋的广西文革史,耸人听闻的“联指”及中共党员吃人挖心的种种野蛮暴行,震撼了广大读者。用时下网友流行的话语来形容,就是“三观尽毁”(即自己被颠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部因为某一件事被毁了,世界怎么这个样子?很崩溃的感觉)。这也是“拥毛派”需要了解的历史真相。何为人间地狱?广西“文革”便是。看完这套《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我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文革把中国引向了一个民族大劫难有切肤之痛,才会决然唾弃今天中国的任何上下层毛派分子还要把文革作为人间天堂来继承、怀念的种种意图。
    
    但在善于斗争哲学、借刀杀人的毛左眼里,无异于“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难怪广西一帮文革余孽“主子不急太监急”地上书党中央、中纪委和区党委,呼吁“彻查”泄密事件。
    
    有评论指出,这些机密档案的源头来自中共内部。广西的“深喉”可能是谁?机密档案“出口转内销”的目的何在?莫急,暂且按下不表,平头后文会一一盘点。
    小平头: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毛左借助韦国清僵尸还魂


    图3:《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 關於廣西文革的一本新書 明镜出版社
    
    “广西423名”文革余孽联署公开信的闹剧
    
    其二,无独有偶,2014年国内互联网上不断出现以岑国荣(原柳州“联指”头头)、邓文光(原南宁“联指”头头)等毛左为首纠集“广西423名”文革余孽联署发给中共中央、中纪委与广西区党委公开信,以控诉“韦纯束走私黄金720多公斤”之名行为屠夫韦国清喊冤招魂之实的帖子,在国内各大论坛张贴。近期如2014年11月8日在凯迪网络上《史海勾沉》板块上一篇为文革翻案之雄文:《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由于岑国荣领衔挑头,简称岑文,下同。全文见附件)横空出世,再次祭起“揭阶级斗争盖子”的杀手锏,扬言要追查广西文革密档泄密的责任,指责《广西文革大事记》造假,为韦国清炮制“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鸣冤叫屈。他们千方百计为韦国清歌功颂德,企图为已被历史所否定的那条韦国清“一贯正确的路线”翻案,以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和血迹,用夸大一面,掩盖另一面的手法,把凶恶的杀人魔王写成面善心良的菩萨,借韦国清之尸,还血腥“文革”之魂,翻“处遗”的案。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也是毛本人的作风。毛左深得个中三昧。该文不是谩骂型的,又罗列很多王荔专案资料,句句言之确凿,行行论之有据,绘声绘影,令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有一定的欺骗性。毛左使出如此下三滥之招数,颇似大气已尽,令人贻笑大方。
    
    其实,岑国荣也就一搅局的台前傀儡马前卒急先锋而已。毛左阵营差遣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前柳钢炼钢车间炉前工来领衔挑头这篇翻案雄文,此举简直就是侮辱广大读者的智商。岑国荣们这次是真卖了力气,为了主子完全豁出去了。他们亲自组织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大量抹黑韦纯束的消息,一时之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舆情汹汹,帽子与棍子齐飞,长天共污水一色,煞是壮观。令人有穿越回到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文革乱世年代。
    小平头: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毛左借助韦国清僵尸还魂


    图4: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南宁市、梧州地区、武鸣县的《文革大事记》。“机密”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
    
    毛左抓狂表现实际冲“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下同)而来。“处遗”后,原被党纪家法处理的广西“联指”申诉的人很多,还有十一批近四千人联名向区党委和中央申诉,其中包括一批省级干部和几位原区党委书记(都是韦国清的死党亲信)都向中央写过报告,2008年,广西开始纠集423名毛左联名向区党委和中央控告韦纯束三项罪名,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处遗”的冤、假、错案。以后还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回来以后还经常上访,从2009年起到现在,已上访145次,但都没有得到相关领导的接待,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毛左大V袁庾华一语泄露天机
    
    去年(2014年)12月26日,国内毛左大V袁庾华(当年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的二层头头),到南宁主持了广西毛派纪念毛诞大会。袁庾华一语道破了广西这波极左回潮的底蕴,据其介绍:1,全国的毛派都是当年造反派为主体,唯有广西以保守派联指为主体。陪袁一起来的昆明老右派分子张振钧受邀讲话,言及广西造反派是遭屠杀最惨重的,被昔日“联指”的毛左起哄,差点赶下台;2,广西以柳钢岑国荣为首(显然也是傀儡)组织一个团队专翻文革案,退休的原区党委那些韦国清的亲信干部是中坚力量兼幕后推手。主攻目标的是抬韦国清打韦纯束(韦纯束是处遗时自治区区政府主席、区整党小组组长),毛左们的宗旨是彻底否定处遗,重申文革广西特殊论。
    
    毛左视韦纯束为眼中钉肉中刺,盖因韦纯束领导的“处遗”小组鉴于韦国清在文革中屠戮民众的滔天罪行,1983年6月17日,以“广西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愤而向中央写了一份题为《韦国清同志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事实依据》,其中的韦国清是“两广总督”、“广西第三代军阀头子”,是“林彪、四人帮在广西的代理人”等等罪名扣在韦国清头上,倒是严丝合缝,一点也没冤枉他。
    
    文革之初,韦国清就是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后任广州军区政委),与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1968年3月升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关系十分密切,韦、黄至始至终支持两广当地的保守派(韦国清是支持保守派联指压造反派广西“4.22”的;黄永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压造反派旗派的)。由于军人集团1968年在柳州设局诱导柳州造反派“5.21”抢军列,“5.25”抢解放军七百多支枪的事件,都是韦国清与军人集团设局栽赃广西“4·22”抢“援越物资”,倒逼毛中央牺牲造反派并大获成功,为军方赢得文革话语权立下头功的韦国清,也深深得到林彪的赏识。1968年6月份,在桂林“支左”的6955部队团政委孙云魁,在长沙会见桂林“老多”负责人杨福廷时说:“3月份广州军区(在衡山)已经开会,定广西‘4·22’是反革命组织了,你们不要抵抗了,抵抗是没有用的!”
    
    1968年3月的衡山会议,广州军区已将广西“4·22”定为反革命组织。原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在广东是支持保守派东风派压造反派旗派的。军头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后,在打压广西“4·22”方面与韦国清配合更密切了。
    
    及至“9.13”林彪爆炸后,与林彪、黄永胜关系密切的韦国清倒打一耙,把同乡袍泽韦祖珍当作“替死鬼”
    
    韦国清对同乡袍泽韦祖珍背后捅刀子
    
    韦祖珍,原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韦国清红七军的老同事,同是广西东兰的壮族老乡(东兰曾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是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当年策划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涌现出韦国清、韦杰、覃健、韦祖珍、覃士冕等共和国第一代将军,有“将军之乡”之誉)。在“文革”中,中央调他任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他下乡了解情况,对广西农村的贫穷落后感到震惊。批评了生产队长和生产建设存在的问题,就好像批评了他韦国清。1971年“9.13”林彪爆炸后,韦为了撇清与林彪集团黄永胜的干系,趁机把韦祖珍打成“阴谋夺权,上了贼船的人”。
    
    《广西日报》列举他的罪状,就是当时广西的现状,不外乎有这么几条:一条讲他诬蔑广西的大好形势,说广西的生产,就像乌龟爬沙,越爬越下来;第二讲他否定广西建设的辉煌成就,回百色时,说上林县没搞什么建设,街道还是那条“五寸街”,东兰县没有什么大变化,“变化只有一个,把我家门口的大榕树砍去了”;第三讲他攻击贫下中农,说生产队的干部不行,他家的生产队长就会去捉“蚂拐”(青蛙——笔者注),是“蚂拐队长”;第四就是讲他上了林彪贼船,至于如何上的?让人只看见政治帽子,看不见令人信服的事实。所以,报纸上越批,人们越觉得韦祖珍是个幽默可亲、敢讲真话实话的人,他的罪状,显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持罗织的。以致平反后的韦祖珍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追悼会拒绝韦国清参加,拒绝韦国清送的花圈。韦国清这样负面的糗事真是一数一箩筐,不胜枚举。
    对昔日同乡袍泽如此背后痛下毒手,对反对他的广西造反民众,韦国清杀人不眨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革从未远离”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平头都不认可张艺谋说的那一句话:“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同理,按照张氏逻辑,“二战都成历史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或南京大屠杀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那些凝聚了国家民族巨大灾难的历史,忘记了它,就意味着新的灾难有可能袭来!
    
    对广西的文革腥火复燃,令人心有忧虑。毛左的能量确实不容低估,从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团伙间的凝聚力远比文革受难的一方牢固得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毛左自知他们的历史罪孽深重,血债累累,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所以他们始终不死心,不甘于失去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要重新控制中共权力,一旦他们重新掌权,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将会受到比之前更为惨重血腥的屠戮,这从他们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而中共高层则仍然如前一样,宁左勿右。他们知道,毛左只是想与他们争夺党权,而右派是要和他们争夺政权。
    
    据报载,在毛泽东诞辰115(2008年)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韶山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主体项目也已全面峻工,并将于毛泽东诞辰之际向社会全面开放。“一号工程”包括“一场”(毛泽东广场改扩建)、“两馆”(新建毛泽东遗物馆、改造毛泽东纪念馆)、“三路”(韶山高速公路和韶山核心景区的南北两条绕行公路)、“四坪”(景区内4个停车坪)“一配套”(供电、消防、给排水和信息监控等配套设施建设和改造)“一整治”(景区周边环境整治,包括毛泽东广场周边环境整治)及12个子项目,总投资约9.83亿元。
    
    毛泽东看来依然未曾“步下神坛”:羊年春节,单是初一、初二便有逾二十万香客涌往毛泽东出生地——湖南韶山跪拜毛泽东,人数之众前所罕见。
    
    2015年1月27日,隆冬中的波兰南部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旧址上。“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共有49国政要,约300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应邀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纪念活动。反思历史,关注当下。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在首个国家公祭日鸣响警报1分钟。中国共产党、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日媒称南京大屠杀为捏造:一座空城如何屠杀?
    
    你们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敢否认南京大屠杀吗?很简单,人家知道你拿不出证据,为什么拿不出证据?也很简单,整个抗日战争的真实资料在这数十年期间已经被中共销毁得差不多;为什么要销毁资料?因为要编造历史,编造中共中流砥柱的形象!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中共人为灾害嫁祸“自然灾害”饿死4300万~4600万、文化大革命按照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二十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亿元。
    
    人民有权质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什么时候为“文革、“自然灾害”中被害死的同胞设立国家公祭日?
    
    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消亡!
    文革看似已是遥远的记忆,但实际上它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方方面面。无论天南地北,当今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文革的印记。
    
    毛左们一旦面对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他们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诸如此类的毛式斗争哲学经常成为文革余孽下意识恪守的政治格言。
    
    文革余孽都无法接受文革“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事实,并且为他们的代表韦国清罗织了各种需要肯定和赞美的理由。殊不知,如此的纠结,正是文革余孽兴风作浪的表现。文革时代无论在他们眼中有多美好,虽黄鹤一去不复返,但文革再生的土壤还犹存。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性的重复并非是不可能的。
    
    极权催生了文革,极权仍然在以和文革时期同样的思维统治着社会,极权的历史一致性从未改变。“文革从未远离”所指的文革,就是极权历史的一致性。自外于极权统治的现实,才会把文革当作极权一个特殊的现象,把文革之后的改革视为社会的进步。而事实是,极权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始终都在践踏民众的权利,并把它归化为统治的权力;不仅是政治,而且包括经济,包括所有的社会要素,都是统治权力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为什么是极权的原因。
    
    “左王”葬礼 备极哀荣
    
    中国官媒报导,2月17日上午,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哀乐声中缓步到邓力群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邓力群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这是习近平上台后,罕见的一次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出席一名前高官的遗体告别式。按照中共惯例,政治局全体常委必然出席的遗体告别仪式,一般是前政治局常委的告别式。以邓力群级别论,最高官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常委核心圈有一定距离。
    
    所以习近平等七常委根本不必出席邓力群遗体告别式。不必出席而又出席了,这就释放出强有力信号。因为中共政治文化中,即便是生老病死都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习近平借着对邓力群的“破格垂青”,显示他对邓力群一生坚持的左派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支持。
    
    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有句名言“卷旗不缴枪”,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这个立场比起邓力群死硬的毛主义来退缩了一大步。卷旗不缴枪,就是耍流氓。共产党知道共产搞错了,把共产那一套收起来,但还是要坚持共产党专政,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以此而论,邓家父子,都是彻头彻尾的流氓文人。
    
    邓力群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备受冷落,却未料到死后享受习近平的推崇。习近平向邓力群的遗体致意,也是暗示身边的智囊文胆:你们要向邓力群学习。习近平要成为毛泽东加普京式的政治强人,身边当然需要不止一个像邓力群这样忠心耿耿、又死硬的“左棍”。
    
    (三)极左回潮的深层背景
    
    近期极左势力疯狂反扑,形形色色的左祸乱象,如镜子一般折射着社会之殇。广西这几出文革余孽的闹剧和新一波极左回潮,有着深层的背景。寻根溯源有远因近因两项。
    
    (1)远因:邓小平拦腰阻断胡耀邦非毛化进程
    
    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但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邓小平一方面对胡耀邦、赵紫阳倡导改革开放的同时,另一方面罩上“四项基本原则”紧箍咒的初衷。
    
    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并称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三大暴君,如果今天普京引用着斯大林的语言,重新使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隆重纪念着他的诞辰,俄罗斯人民会怎样?如果今天德国的哪个政党说希特勒是他们的伟大导师,德国人民又会怎样?但在中国,中共今天还将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并公然地在照搬他的那套方法,什么“照镜子、洗洗澡”,又高调举办活动纪念他,这简直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同时也是对全体国人心灵的拷问:为什么这种事能在中国发生?
    
    正是邓小平拦腰阻断胡耀邦拨乱反正非毛化的进程,才造成如今文革余孽沉渣泛起的左祸乱象。
    
    邓小平不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魏京生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邓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
    
    (2)近因:习近平想做邓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继承人
    
    春江未暖鸭先知。在这个信息开放的年代,民间舆论场总是能洞察政治风向的“寒暑变化”,自然也能读解到当下官场整肃风暴的“深浅”或者说虚实。
    
    上台伊始,习近平以“中国梦”开局,打的是一套“醉拳”,毛、邓并举,左右开弓,让人有点雾里看花。执政两年后,习近平刻意模糊的形象已经清晰起来,不再让人有悬念。习近平心中所想的,就是四个字:救党保权。他一身二任——既要维持党天下,确保红色江山;又要惩治共产党内深入骨髓的腐败,挽回人心。
    习近平选择性反腐
    
    虽然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和其他的一些方式,取得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大的个人权力,但中共党内分裂严重,以及社会对执政当局的信心严重低落,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降温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使得中国面临一场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从目前中国的政策上,报告对外部安全的高度强调,以及对内部异议声音的严厉打压,都能看出当局的高度恐惧。
    
    一个贪污腐败的专制体制,不内斗是不可能的。腐败发展到一个转折点,反腐败就成为不可能。因为权贵官僚阶级的大多数贪腐程度已经超过了死刑的水平;而反这个不反那个,就是选择性反腐。
    
    王岐山已经断子绝孙了,所以就没有后顾之忧。抓起人来可以肆无忌惮,既不怕人家骂他绝户,也不怕人家绑架抄家。这有点儿金刚不坏之身的意思。他让官场人人自危是真的,想根治腐败却是假的。
    
    人人自危是因为邓氏改革以来,所谓的中国模式社会主义,正是中国传统的官大于商:官尊商卑。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没有法治,官商勾结就成为主要的经营模式。官场普及腐败就不需要推广号召了。
    
    真反腐就必定是官逼官反了。整个官僚阶级就会停止分赃不均的内斗,联合起来造反,形同内战。说不定就真正内战起来了,各种形式的政变都是比较温和的结果。所以习近平不敢真反腐。
    
    在无官不贪的中国,不管打虎打到谁的头上都不冤枉,不管打到谁的头上都不公平。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反腐造成人人自危,因为独裁国家的反腐不是永远建立在宪政之上,不是靠制度启动预防机制和预防体系,而是“反腐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和“追逃永远在路上”,一路上都要靠人治和党的家法反腐,一路上都要靠“养虎执法”,每个官员都可能成为老虎,打谁不打谁,当然要重点选择那些“在国际上影响极其恶劣”的官员,以给国内人民一个泄愤的出口,保持社会适度腐败,维持红色江山代代传。
    
    习近平反腐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与依法治国相去甚远,选择性反腐是必然的。
    
    习近平的两大动作:打击自由派拉拢左派,反对党内拉帮结派
    
    一个是打击自由派拉拢左派;一个是把反对党内拉帮结派作为最重要的政策。
    
    一般的规律,共产党反对拉帮结派,就说明拉帮结派正在迅速进展,而且威胁到最高当局。现在什么能使分赃不均的官僚们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呢?不是所谓的民主派敌对势力;不是什么国际反华联盟;更不是法轮功、基督教等等信仰团体。
    
    那些威胁还太远。最近的威胁就是要把这些贪官们送进监狱的王岐山,和他的后台习近平。贪官们不会被共产党忽悠,他们自己就是忽悠别人的高手。共产党宣称的敌人都是假目标,真目标就是他们这帮贪官。而且谁也不知道选择性反腐的黑名单里没有谁。
    
    现在的习近平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反腐就会加速失去民心,结果人人都会是陈胜、吴广。而反腐会失去官心。总有官员比薄熙来、令计划勇敢,宫廷政变以至于拥兵造反也会不期而至。中国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
    
    经济下滑影响全局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七点四,录得自九○年以来最低增速;今年一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跌破百分之一,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表明中国通缩严重。虽然当局以「新常态」来解释这种经济持续下行的状况,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内里有些紧张,这从近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可见一斑。
    
    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全国两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是审议《关于巡视三十一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的专题报告》,舆论大多关注后者,突出政治局对反腐的重视,实际上经济问题才是政治局会议的重点。
    
    腐败固然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问题,但这是就长期效果而言,而不是说减弱反腐程度,中国马上就会出问题,腐败积累到目前严重程度,也是有个过程的。可经济不一样,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果就会立即浮现,对社会影响极大,甚至影响政权稳定。纵观那些政局动盪的国家,背后莫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或陷入贫困。这当然不是说要把经济抬高到万能地步,但无可否认,经济不行确实会导致很多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处于微妙阶段。鑑于长达三十年的高增长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现在正以一种系统性的状态爆发出来,海外投行对中国经济早已从前几年的乐观转向悲观,甚至预测中国经济不久会崩溃,虽然他们的预测往往耸人听闻,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形势确实严峻。今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稳和进相互促进”作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的关键,说明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稳经济增长,换言之,经济不能下降过快。
    
    红二代和毛左是习近平的两大支柱
    
    习近平的两大支柱红二代和毛左。红二代和习有历史渊源;毛左在贫苦大众里有广泛的同情者,拉拢左派目的不过是向中国社会借力,向贪腐集团引入强大社会压力。习的策略就是靠这两者来对抗贪官集团,来挽救共产党。难怪毛左大V国内的袁庾华、海外的王希哲之辈四处串联,大谈左中右联手反权力腐败。
    
    但习近平此举是饮鸩止渴,玩火自焚,即将发生的大事可能就出在此。红二代人数很多,但有权有钱的也不外是权贵贪官和奸商,能指望他们支持反腐和回归共产主义理想吗?时下正在疯狂上演的围绕着民生银行展开的控制权之争堪称一幕年度大戏,背后红二代、太子党、权贵集团、民营企业等错综复杂的各路势力令人眼花缭乱,矛盾缠绕交织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寻味,是中共无法回避的开年第一难题。安邦的顺势接手,是创业者与守成者的对决。尽管民生银行与安邦保险均是民营身份,却云泥有别:毛晓峰们是白手起来的政治创业者;而安邦多见红二代与红三代,(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安邦的“幕后人”包括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曾任上汽总经理的胡茂元、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曾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等人 )有着根深蒂固的产权意识,它暗示了这一轮政经逻辑。
    
    而毛左“扯着虎皮当大旗”,支持毛泽东是假,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真。
    
    就在最高党报还在不遗余力为习近平所提“四个全面”大规模铺陈和造势时,一份推翻现政权联合宣言书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窜于坊间。
    
    2015年2月5日至6日,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三大项:首先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特别是学习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次是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社会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最后是分析研究共产主义者当前的斗争策略。概而言之,要革命、要完全革命、要彻底革命。
    
    “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他们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官僚集团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这些政治遗产,使得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处遗”在“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如广西“联指”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只判了十人死刑,“联指”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而对矛头向下参与镇压造反民众的军方刽子手,以及保爹保娘的“血统论”“太子党”红卫兵,则网开一面,在法制和道义层面上远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罪孽。比如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其父亲孔原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前总理周恩来的秘书),就是著名的红卫兵“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组织头目。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批示同意。难怪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会说出那句对太子党影响深远的名言“还是自己的孩子(接班)靠得住,不会挖自己的祖坟”——太子党(红二代)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省以至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军队、大型国企。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
    
    寻根溯源,关于红二代甚至红三代在投资银行界遍地开花,从1998年就已经开始。短短数年间,几乎所有跨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部门都被太子党攻占。据媒体早前披露,从主办新股上市的部门,快速向各个部门蔓延,如今在直接投资部门、交易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乃至近年最热门的私募基金部门,都布满了来自中央与地方、党与国企领导人的子女们。美国摩根大通被披露的中共高官“子女”计划,亦即通过可能不恰当地聘用中共官员的子女来赢得业务。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裙带经济学,是红二代乃至红三代与生俱来的无形资产。
    
    遇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难怪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的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的尝试。
    
    “不信邪”的说梦者
    
    王岐山新近代表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层出席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长达15分钟的内部讲话曝光,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压力大、不匹配和不信邪。压力大在于,“面对这种形势和任务,我们冷静清醒地看到,肯定就是鞭策,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只能说我们再怎么努力,要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压力也是非常大。”不匹配在于,在各方的配合下,中纪委现在发现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还不匹配”。不信邪在于,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习近平豪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又一个“人定胜天”“中国梦”的说梦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一定导致腐败。江山易改,这些人性的规律难移。
    
    若论斩杀贪官数量,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敢认第二,相信无人敢认第一。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百姓疾苦的明太祖对贪官恨之入骨,屡揭骇人听闻、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后,祭出“恶法”《大诰》,并“依法治国”,各级官吏但凡贪污六十両银或以上的,一律剥皮,并将贪官人皮挂在官衙的办公处或旁边的土地庙,以儆效尤。但结果呢?明代的贪官不但没有减少,杀之不绝,反而前赴后继,变本加厉,正中了清代着名小说家李伯元在其著作《活地狱》中的敬句“千里为官只为财”。
    
    其实,习近平与王岐山是有见识的人,多年来,亦数度为官一方,分别管治过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等地,既然深知道目前无孔不入的贪腐足以亡党亡国,同时观乎古今中外,除了寡民小国,未见过靠“自己监督自己”而能成功遏阻贪腐的案例。那么,中共又凭甚么例外呢?
    
    英国十九世纪歴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权力令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败。”负责监督别人的纪委不断扩权,那么又由谁来监察他们呢?难道纪委靠的是自我约束?当各级官员的自我监督被证明普遍失效的时候,纪委凭甚么认为自己就可以有效监督自己呢?
    
    用旨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保障民权的法治、让人民有效监督的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是根除腐败的不二法门,舍此王道而行邪路,不管主事者信不信邪,最终的结果恐怕只有一个:失败收场。
    
    以平头侨居国丹麦为例,媒体象防贼一样盯着政府。丹麦并不提倡以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遏制腐败行为,他们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丹麦政府每年会花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物力培训丹麦企业,让他们对于何为腐败,以及如何应对腐败环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后,清廉便不再是一种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对腐败零容忍扎根于国民心中。源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这份包括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榜单上,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中国仅排在78位)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太子党的道德档案存在瑞士银行”
    
    习近平豪语言犹在耳,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踢爆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曾在瑞士汇丰银行存有248万美元,并与5个其他银行账户链接。这件事激起的反应从微博上可窥一斑。内地官方网站及微博虽屏蔽相关消息,甚至屏蔽对“李小琳”的搜寻,但始终难掩悠悠之口,更让人关注中共太子党究竟有多少人在瑞士的银行开户,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贪行动有没有可能从中挖回更多民脂民膏。
    
    李小琳已不是首次捲入敛财丑闻,仅经由内地财经网站公开辟谣的就包括海南博鰲佔地、插手苏黎世保险入股新华保险等。更引人瞩目的是,2012年,李小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给中国人建道德档案。新华社当时引述李小琳说:“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
    如今看来,李小琳的道德档案已存在瑞士的银行,而且这样做的太子党绝非只有她一个。瑞士《晨报》(Le Matin)去年初曾解构瑞信及瑞银两大银行成功打入中国的秘诀,揭示中国太子党在其中的作用及敛财情况,还点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儿子温云松的名。ICIJ去年中也披露至少有五个现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持有离岸公司,以操作瑞士的银行户口,被点名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胡锦涛、李鹏、温家宝等。中共如能追查及公布太子党在瑞士的银行的“道德档案”,有关反贪实为权斗之说自然云消雾散。
    
    德国《南德意志报》2013年1月7日刊登文章称,过去十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入海外的资金达到惊人的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文章指出,一些中国富人为了不受经济损失,在转移资金手法上“颇具创意”,多通过银行理财顾问将钱非法转移至海外。中国大陆非法转移至海外的18.7万亿元,是官商勾结的怪胎。
    
    “砸锅论”与30号文件
    
    他们最中意的敌人几乎总是属于中国自由派的成员:那些如今陷入围剿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理念,为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最佳道路。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日渐式微的毛派,如今还受到了另一份简称为“30号文件”的内部指示的鼓舞。文中进一步强调,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
    
    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发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封杀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的30号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习发布指示的场合、具体内容还未为外界所知,但有迹可循,内地左派及五毛党自去年11月开始密集围攻“砸锅党”,中国社科院及一些大学、媒体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为了落实习近平的封杀令 。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发出9号文件,即外界后来广传的“七不讲”(大学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2014年下旬,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捕,有媒体舆论认为,高瑜被捕可能与这份文件被泄漏有关。9号文件洩密,被视为破坏了习近平的开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训,对30号文件采取更严格的保密。
    
    习近平双向作战,自陷腹背受敌的险境
    在吆喝军队“听党话、跟党走”的同时,习近平当局继续打压知识分子,对自由派挥舞专政大棒。除了继续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对高校发指示,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点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们“反党”、“抹黑中国”。
    
    习近平正在双向作战。在党内,与政敌作战,以反腐为名;在党外,对自由派开战,以捍卫红色江山为名。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习近平的“两手抓、两手硬”:在以反腐为名大搞权力斗争的同时,必须镇压自由派,一则堵党内政敌之口,二则在党内挣表现。
    
    对习近平而言,对付贪官,清洗政敌,原本可以借助民间力量,比如,那些推动依法治国的自由派,最终,以制度转型,实现中国的清明政治和长治久安;否则,干脆回到江泽民、胡锦涛的老路:以腐败为黏合剂,实现全党大团结,利益共享,利益均沾。然而,对此,习近平却已无法回头,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或曰,骑虎难下。
    
    双向作战,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敌。但,这就是习近平的选择,自设险境,自作自受。
    
    “毛之不存,党将焉附”?
    
    201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发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段广为流传的“砸锅论”,可能就是来自30号文件。
    
    2012年7月,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在“基本政治认知”部分,受访者最不认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泽东(41.84%)和卡扎菲(24.19%)。毛泽东是好还是坏,中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共竭力保毛,因为“毛之不存,党将焉附”?但现在不是中共要不要保毛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本来嘛,明明是一个邪恶、荒淫的恶魔,你却非要奉之为伟大领袖,对他充满崇敬,那人民就要回过头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如果跳出中共预设的框子,就会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如果今天德国有那么多人一本正经地在唱希特勒的赞歌,极力鼓吹回到希特勒的时代去,人们一定认为这些人疯了,但这样的事今天竟然就在中国发生着,为什么?因为中共出于延续自身统治的需要,必须保毛,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毛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他的为人,并深受其害。但中共保毛却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既然你把毛说得那么好,你今天搞得这么糟,一些毛左自然就会怀念过去,希望回到过去。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德国,希特勒已被彻底否定,今天谁要歌颂希特勒是一种犯罪行为,要去坐牢,所以就没有这些荒唐事。俄罗斯今天虽然也有一些人怀念苏共时代,但很少人怀念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罪行也已被苏共彻底揭露,尽人皆知。唯独中共还要把毛捧在手上,现在就成了它的陷阱。毛泽东以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来看,早就应该被彻底否定了,但否定了他,中共也就一起被否定了,所以只有中共覆灭,毛的阴魂才会彻底在中国消散,邓小平、韦国清之类的屠夫才会真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今天大家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中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还能呆多久,才是更大的问题。
    
    广西是文革的“特区”
    
    广西在文革可谓一个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义:自治区,而且还是壮族自治区一样。再加上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越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 ,也是援越军需物资的集散地。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间,在关键的区域设局下套,谋划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的湘桂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头上,军人集团实现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意图,制造出了一个合他们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有鉴于此,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广西运动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们扶殖起来的“4.22”等造反派也只能大受其苦了。从目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类,广西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从始至终处于权力打击下的省区。韦国清是全国地方省级领导中屈指可数(另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十年不倒,文革后亦未遭整肃,还出任广东一把手,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年终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如广西的韦国清(后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的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后升任总参谋长)等军头至始至终支持当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广西是全国文革的重灾区。别处都号称“十年浩劫”,而广西则长达十八年文革——盖因1976年10月“宫廷政变”后,广西不但没有拨乱反正,还在坚持两个“凡是”之外,多一个“凡是”,即凡是韦国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持照办,以乔晓光为首的区党委提拔重用“联指”中恶贯满盈的“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致使广西冤案如山,冤狱遍地。1981年中央觉察了广西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宋任穷等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派遣调查组和工作组赴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下同)和领导班子问题。果断地调走了坚持三个“凡是”的人,清理了“文革”中混进中共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平反了数以万件的冤假错案,至此(1984年),广西长达十八年的文革才宣告结束,比全国晚了八年。从这一点说,广西可谓是文革中独一无二的特区。
    
    就目前毛左的组成来说,广西也是有别全国其他省份的特例。全国的毛派都是当年造反派为主体,唯有广西以保守派“联指”为主体。
    
    (四)屠杀元凶 惺惺相惜
    
    按韦国清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苦主公开屠杀民众劣迹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历经毛、邓时代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
    
    韦国清出身于壮族的一个小豪强家,早年因为和另一大家发生了纠纷失败,一怒就上山投奔了当时韦拔群的赤卫队。在百色起义中客串了个红七军排长一职,如按山头划分的话也算是小平同志的老跟班了。
    
     无论是土地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都没有甚么特别轰动一时的战绩,实际上自从军政大学任职时起,韦国清在军队中就经常以政工干部的姿态出现。解放前后韦国清担任了三野十兵团的政委,和叶飞搭档,这也成了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依据。而在红军时期,韦国清不过是个团级干部,因此只得到了二级八一勋章,这在出身于共党的上将中并不多见。
    韦能力平平,政绩泛善可陈,可玩起官场上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圆熟自如,游刃有余.比如庐山会议,这韦国清的调门也是炮轰张春桥的,不过等毛主席南巡时主席刚把黄永胜,林彪的名一点,韦国清又检讨上了,之后就是下保证,表决心,总之主席深表满意,说“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当。。”等林彪粉碎了,韦国清不仅毫发未损,还借了别人粉碎的东风坐上火箭到北京当政治局委员了。这一干就是三届,从毛泽东华国锋直到邓小平,以后还干了任当橡皮图章的人大副委员长,和届当摆设的政协副主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以。
    
    等四人帮也粉碎了,韦国清一开始又没找对方向,效忠信发到华主席那里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复出的可有他一个,可等小平复出了最早转舵的也是这位。到该批华主席的两个凡是了,这解放军报可一点没含糊。
    
    说来说去邓小平也未必就把韦国清真当个心腹,不过那年月谁想坐稳台面都要抓军队,用人之际,别的事就都睁只眼闭只眼了。比如你陈云推荐了老部下韩先楚到军委,我有个老部下韦国清顶着总政就算不死心踏地也总比别人放心,我再挖出个剑英的死对头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你叶帅也只好激流勇退,剩下个海军苏振华不等收始自己先气死了,汪东兴区区少将兵都没带过,开个组织会一把拿下,于是大局就尽在小平同志掌握了。就这样韦上将就幸运的在政治局里又继续革命了一届。
    
    “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广西大屠杀
    
    韦国清主导的广西大屠杀绝不是什么“路线斗争错误”,而是货真价实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二十世纪反人类暴行,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摧毁城市,米络舍维奇的种族屠杀,都已得到相当清楚的报告,并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正义的惩罚,这主要是受难民族长期追讨公道的结果。而中国文革暴行没有在人权、人道层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远远未被触及,文革中遇难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难经过,长期被忽略,掩盖,甚至基本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永远难以追回。
    
    不可否认,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始终遭遇动辄得咎的困境。
    
    1968年7、8月,韦国清调动军队对广西“四·二二”进行屠城镇压。二十一年后的八九“六四”,行将入木的韦国清,仍不忘表态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北京屠城,镇压八九学运。屠杀元凶,惺惺相惜。以下事例透视了邓小平的残暴、奸诈的暴君本质。
    
    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
    
    邓小平曾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急先锋”,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这次牵连数十万人的政治运动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如今仍有如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近百位“右派分子”未予平反。
    
    中共建制后,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运动,当首推1957年大规模构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这场以党的名义践踏宪法,侵犯公民人权的运动,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并由邓总书记亲自指挥的。而《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历史性文件,铁证如山的印证了毛邓共同策划“引蛇出洞”的阳谋。该 报告是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泽东亲手修改并作了如下批语“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 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这个报告的发出,由此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 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 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117人。
    
    然而,1978年之后,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右派问题时,被视为中共改革派领袖的邓小平,因为反右运动是他亲自指挥的,所以就十分强硬地强 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 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大加阻挠,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了”。 1987年,方励之等因写信给当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钱伟长,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讨论会,吸取当年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但钱伟长竟将方励之给他的信媚献 了邓小平。邓小平在赞扬了钱伟长之后,将当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
    
    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预演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二次复出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就主导调部队血腥镇压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沙甸事件,亦称云南镇压暴乱回民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鸡街公社,沙甸大队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装冲突。事件由派系斗争引发,并迅速扩大,最终由云南省请示中央镇压,导致逾千人死亡。对于这次武装事件,官方的说法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官方说法有悖史事,真实的情况是中共高层命令军队对此穆斯林割据村庄进行了镇压,而这位中共高层正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的邓小平。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学运的预演。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的八九“六四”,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是血腥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七名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韦国清在三野时的老搭档,六四反镇压上将叶飞(叶是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韦是政委)和张爱萍、萧克、宋时轮、陈再道、杨得志、李聚奎等七位开国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这七名上将的表态虽然没有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他们“军队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理念足以警示后人、名垂青史。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湖南三君子”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的苏东波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闹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另一方面,当年文革草根造反民众抗旨造反对当权派的冲击火力之猛,震撼之烈,使邓小平心有余悸,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令邓对八九学运,杯弓蛇影,反应过度。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指出,邓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他的文革亲身经验密切相关,他把学生的抗议看成是当年造反派对当权者发起冲击的重演,他下令镇压学生,出于他恐惧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尽管邓小平把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的重演是他的误判和偏见,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决心镇压的。据官方媒体报道,6月4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人当中,有当年的文革造反派。
    共产党对文革的否定主要是指它在统治中失去了一定的节制,扩大到伤害自己统治的基础。至于文革里面那些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统治手段,共产党在以后的统治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彻底否定过,它改变过的也只是技术细节,从来不是原则。在六四之后,它又把它们一件件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发扬光大”。
    
    这也可解读文革后,中共党内整党"清查三种人"运动,在广西只是法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清退了一些广西“联指”掌权者出党外。中共惯用的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把造反、保守两派均玩于股掌之中。广西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算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二十余万民众鲜血的元凶刽子手,而韦却成了政治不倒翁。韦国清不仅豪发未损,还因为他又是邓小平红七军时期的老部下,华国锋时期他力主邓小平复出,更是保邓有功,为邓小平视为知交,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此任上,韦秉承邓的旨意,百般阻挠粟裕、刘伯承冤案的平反。由此可见邓的心胸狭隘,小鸡肚肠)、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死于北京(临死之前“政治赌徒”韦国清还不忘习惯性赌一把——押宝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六四”镇压,真是“生命不息,投机不止”),得以享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对于貌似强大的中共极左势力我们只能借用顾炎武在居庸关被破,明朝灭亡时说的一句话:“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冤民及债主都请牢记这句话:
    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
    
    同理,杀人屠夫邓小平、韦国清的罪行更不可忘记,不可饶恕,不但不可饶恕,总有一天,人民会清算他们的罪行。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
    
    附件:
    《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551277&boardid=96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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