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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香港往何处去?——一个香港中国人看「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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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25日 转载)
    【 文: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前所长 】
    
     (原文刊于《二十一世纪》,2015年二月号,页4-21。)

    
    经过七十九日抗争,「占中运动」终于落幕 ─ 最少,是初步结束了。这是个广泛、大规模,引起多番激烈冲突的运动,它的蓬勃强劲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之外,而且,在记忆中,香港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强大持久的反政府抗争,因此它往往被形容为「史无前例」。不过,这不完全准确:只要翻开当代史,自然就会知道,迄今为止,香港历史上最浩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远的抗争非「省港大罢工」莫属,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触发的,在1925至1926年间延续十六个月之久,对香港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最后双方不了了之,以实际妥协告终。但本质上它和占中运动迥然不同:那场大罢工是中国人对英国的抗争,「占中」则基本上是香港内部的事情,不可相提并论。不争的事实是:「占中」使得香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内部分裂与对抗,将来还可能导致大规模政治动员,那至终会造成何种后果,对香港到底是祸是福,于今实难逆料。因此,这个运动和它今后的发展,是每个香港人所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反思的。当然,如今推动与反对运动的双方已经势成水火,作者并非法律、政治或社会科学学者,对此牵涉广泛的大问题亦无专门研究或内幕数据,本文纯粹抱着「政治,众人之事」的信念,从个人观察和思考立论,试图作一平心静气分析,聊为野人献曝,博大雅诸君子一粲而已,至于是否尚具一丝之明足供参考,在今日激烈对立气氛中尚能否保持反思与探索意义,幸读者有以教我。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是对运动的回顾与民意调查结果(第一节),以及运动爆发原因之分析:这除了表面上的宪制问题以外,还有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第二节),以及政治因素,即传统精英统治模式的失效(第三节),它们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第二部是对运动今后发展的探究,特别是大规模群众动员出现的可能性,包括对年轻人政治能量的判断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第四节);建制派的可能响应,其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以及一个解决可能(第五节)。第三部是我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特别是港人在意识上所需要的重新定位(第六节),以及结论(第七节)。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占中运动是香港所面对的巨大危机,但也是个机遇,港人倘若能够把握此机遇,也就是通过大规模政治动员的需要而产生新思维、新共识和新领袖,那么它是有可能突破目前的宪政瓶颈,去迎接更美好未来的。
    
    一 「占中运动」回顾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占中运动」的整个过程,藉以说明所谓巨大危机和社会内部分裂是何所指。在其初,「占中」的概念是以公民抗命来追求「真普选」,也就是以和平方式占据香港经济核心地带中环,以迫使香港特区政府开放2017年特首选举提名权。这概念在2013年1月提出,旋由三位发起人联同十位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支持团队宣布发动,在6月举行首个「商讨日」,集合近千人公开讨论整体策略,迄2014年上半更举行第二、三次公开商讨。对此中央自不能视若无睹,遂由国务院在6月10日发表《白皮书》[1],缕述香港自回归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并阐述「一国两制」的原则与意义。「占中派」的反应是在6月底举行「民间公投」,获得近80万人签名支持,声势大振,随后更集合近千人实地「预演占中」,运动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至此亲政府的建制派于7月初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展开「反占中」签名运动,至8月获得150万人签名,对立之势开始形成。如所周知,造成这剑拔弩张形势的背景是:特区政府在2013年底展开为期五个月的政治制度改革咨询,在2014年7月中向中央(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民意报告书(但非正式建议书),整个「占中运动」的焦点,即在于报告书中有关特首选举提名权部分。
    
    人大常委收到报告后,在8月31日作出正式决定,为2017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办法预先定下严格限制。「831决定」发表后事态急转直下:9月底大批大中学生响应学生组织号召,在中环海旁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集会,26日晚激进学生领袖占领和围堵立法会周围,28日凌晨「占中」发起人宣布「占中运动」正式启动,数以万计学生和市民响应,警察试图以催泪弹驱散不果,反而导致市民的自发性「占领行动」蔓延至湾仔、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等多个人烟稠密的中心商业区域。至此,为了避免伤亡和事态进一步恶化,政府停止使用武力驱散群众,而改为袖手旁观,警方行动亦只限于维持秩序与排解冲突,局面由是进入僵持状态。此时运动主导权亦开始分化,不再限于原来的发起人和学生团体,而扩散到激进论政团体和直接采取行动的市民,后两者也不再认同「公民抗命」理念,即单纯以理性、和平方式抗争。这样,「和平占中」遂扩大和演变为「雨伞运动」,示威者用以抵挡警察胡椒喷雾的黄色雨伞成为运动象征。
    
    很显然,社会整体要为此运动付出代价:全港多个区域被示威者占领、堵塞,这导致多处路面交通长期瘫痪,区内商户和市民生计遭受打击。然而,参加运动的市民虽然以十数万甚至数十万计,并且坚持数十日之久,却始终无法迫政府让步 — 实际上,从宪制角度看,政府对于示威者的诉求,即特首下台、撤回「831决定」、特首选举必须包括「公民提名」元素等等,亦委实没有让步空间。在此情况下,「反占中大联盟」在10月底发动第二轮签名运动,至11月3日为止收集了一共183万个签名之多;而运动领导者亦开始考虑「退场」。但大量自发群众不可能统一意见,也没有作出集体决议的机制,运动遂陷入议而不决、长期拖延的困境。此时一般市民不满情绪日增,生计最受影响的职业司机乃向法院申请对占领行动的禁制令,11月底法院颁令后警察配合执达吏采取行动,强制清理旺角占领区,僵局由是打开。这是个突破,也是个讯号,随后其他各占领区也次第以大致相同模式被清理,以迄12月11日数以百计的占中运动发起人、参与者、同情者在金钟占领区静坐,然后被逐一逮捕,15日铜锣湾占领区最后被清理。这样,经历七十九日的占领运动终于落下帷幕,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对抗不但远未止息,甚至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对于这个运动,立法会中亲政府的建制派和反对政府的「泛民」党派持尖锐对立意见,那很自然。令人吃惊的是,在社会内部,甚至在许多社团、专业团体,以至教会、学校,朋友圈、家庭内部,也同样出现尖锐分歧和对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香港医学会和律师会的理事会在讨论对此问题表态时,都出现了激烈对抗,律师会会长因而被迫辞职。至于某教会以「一群教友」或者某学校以「一群师生和校友」名义在报章上刊登具名广告,申述对运动的立场,则更可谓无日无之。但最值得注意的,则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14年9月至11月间所作三轮民意调查[2]。调查结果显示:第一,在运动初期反对者比赞成者占压倒优势(46%比31%),一个月后形势逆转(36%比38%),到运动末期反对者再度占上风,但差别收窄(44%比34%);第二,「占中」支持度与年龄呈负相关:24岁及以下者68%支持,25至39岁年龄段降为37%支持,40岁及以上支持者仅22至28%;第三,「占中」支持度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具大专及以上学历者46%支持,高中程度者33%,初中及以下者仅21%。当然,这些数字只能视为极粗略估计。如所周知,调查问卷设计的细节往往也会影响其结果[3]。但整体而言,下列结论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从去年9月开始,社会上大约有三分之一人拥护「占中」,但除了在运动高潮时刻,他们始终是少数;不过,他们以高教育程度的年轻人为主,因此具有强大活力。值得强调的是,在数目上他们比之反对「占中」者不算悬殊,两者力量对比有可能因为形势、时局变化而逆转。因此,「占中运动」的确造成、并且清楚显示了香港社会内部的深刻分裂。它目前虽然好像是结束,但背后的宪制危机未曾解决,更深层原因更未被面对。我们认为香港人必须对此运动作深刻反思和探讨,理由即在于此。
    
    二 香港目前状况的悖论
    
    要真正了解「占中」,我们不能够将目光局限于运动本身,或者直接触发它的政制改革,而必须对香港自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和回归中国以来的状况作一全盘反省。但这状况到底如何,其本身就已经具有高度争议性,甚至可以说是个悖论,因为视乎观察者的立场与角度,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结论。
    
    一方面,不少人觉得,就实际而言,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只不过是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直接统治,改为中国中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唯命是听的特区政府,来作间接统治而已,虽然形式不同,手法各异,但底子里并没有本质差别。例如,很显然,历届特首选举都是在中央的指导和引领下进行;历次人大释法虽然是依据《基本法》明文规定,却被广泛视为特区司法权受践踏或者并非独立的明证;特区政府的许多政策、举措,也往往被看成是奉行中央旨意;至于近两年由政制改革引起的轩然大波,更予许多人以中央君临香港之感。由于许多人有此感觉,更有部分传媒推波助澜,因此,无可否认,香港回归以后社会冲突显著增加,官员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辞职的消息时有所闻,政府施政更不断受到挑战,其权威比诸从前的殖民地政府,显然有所不如。
    
    另一方面,我们却又不能不承认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即1997年之前的香港是殖民地,港英政府是殖民统治机构,直接听命于伦敦;今日「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却是一个高度自治,体制与中国大陆迥然不同的政治体(polity),它的制度,以及与北京的关系,都由《基本法》以明文详细规定,而且,迄今为止,这些规定始终被严格遵守。因此,特区首长不但对中央负责,也同样要对特区本身负责(《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这体现于立法会由选举产生(虽然目前只有半数议员是通过直选产生),它在立法、财政、法官任命、监督政府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宪制权力(第七十三条),是特区政府所必须尊重的 ─ 事实上,议员监督已经发生明显作用了[4];自治的另一体现是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必须由香港本地中国公民担任。我们所谓「政治体」有极广泛和重要涵义:香港具有独立而相当完整的司法体制[5]、独立的财政体系和货币制度、独立的公务员体制,还有独立的社会体制、作为独立关税区域的地位等等,这些都与中国大陆迥然不同。平心而论,这些体制和特权都决非普通意义的自治区域所能够享有,而相当接近于准独立国家的权力了。诚然,上述体制大部分建立于殖民地时代,特区政府大体上只不过萧规曹随,保持原状而已,但其间也有重要而不可忽略的分别。最明显的莫如:在港英时代,香港的诉讼,包括民事和香港内部事务的诉讼,都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以及香港需要负担英国在香港驻军的部分费用,这些在回归以后都完全改变了。统而言之,「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绝非虚言,这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极大进步 ─ 虽然,很不幸,一般香港人对此并没有真切感觉,因此也就不注意,不重视。
    
    以上两个看法好像南辕北辙,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关注点各异,由是产生观感上的分歧而已。此分歧的关键在于,港英政府只需对伦敦负责,它对香港具有绝对权威,施政只需讲究政治技巧已足,而香港人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熏陶,对这些早已经习以为常,故此视而不见。至于特区政府却是新生事物,它必须同时对北京和本港立法会两方面负责,此外还须向众多地方议会和关注团体解释其政策,争取它们的谅解和支持,其处境之艰难比之港英政府何止倍增,其显得左支右绌,举步维艰,实不足为奇。说到底,「高度自治」亦即当家做主本来就不容易,要在「一国两制」之下来实行「高度自治」则更微妙与复杂,需要绝大忍耐、自制、妥协艺术与政治智能,以逐步磨合中央与香港人对各种事物的不同观点、期望,避免造成扞格。追源溯本,这应当就是特区政府动辄得咎,以及「占中」是由宪制问题所触发的重要原因。但从运动的规模之大,气势之盛,影响之深看来,这恐怕也还并非问题全部。
    
    那么,是否香港回归之后经济地位下降,社会状况变差,导致香港人感觉今不如昔,因而积聚愤懑,藉着宪制问题而发泄出来呢?因为早在港英时代,香港已经是个富庶、先进,令港人感觉自豪的国际大都会了。但这也不可能,因为在回归以后,香港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这从下列大量指针可以看出来。在今日,香港与伦敦、纽约并列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6];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本地产值(PPP per capita GDP)来衡量,香港的富裕程度在过去三十五年稳定上升,统共提高了大约三倍,从而超越英、德、法等绝大部分欧洲国家,现在已经和新加坡、挪威、瑞士、沙地阿拉伯、美国等量齐观,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六、七个国家/地区之一[7];它拥有有庞大储备,独立货币地位稳固,财政收支每年均出现大量盈余,失业率维持在3至4%的极低水平[8];它的基础建设特别是交通网络为全世界所钦羡;它的教育体系优良:中等教育完全普及,学生的表现与上海、新加坡并列世界前三名,远胜欧美等西方国家[9],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60%[10],素质虽然与西方先进国家有差距,但也有两三所大学进入世界排名榜前六十位[11]。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它虽然以空气污浊、人口极端拥挤和生活紧张知名,寿命预期值却出奇地高,和日本、新加坡并列世界前三名[12]。从这众多指针看来,香港自回归以来社会经济状况不但没有退步,反而是不断进步,已经达到非常先进水平,照理说香港人应该为此感到很满意,很自豪了[13]。
    
    然而,事实却又非如此。主要原因是,他们大部分并不能够分享香港的丰硕经济成果 ─ 最少,感觉上如此,而客观统计数字也证明他们很有道理。首先,最基本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增加:衡量这个现象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1980年代的0.45不可抑制地上升至回归前夕(1996)的0.52,以至最近的0.54(2011),这远远超过了一般欧美和亚洲国家,只有贫富趋于极端的少数中南美和非洲国家差可比拟[14]。其次,则是香港一般居住环境之极端狭隘与恶劣(香港人平均居住面积为[15]平方米,仅及西欧国家五分之一),以及房价之高昂[16],那都已经达到不可忍受地步。而且,这两者与公共政策是直接和密切相关的:香港历来奉行低税政策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特别是促进金融业发展,但这样一来,政府就被迫依赖卖地作为重要(实际上是经常性)收入来源[17]。于是,无可避免地,高昂地价转化为全世界最高昂的房价,市民一旦置业,便无形中受到双重盘剥:即通过地价缴纳极高间接税予政府,以及负担地产发展商的惊人利润。换而言之,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宰制了香港经济,它们也是造成贫富剧烈分化和居住环境恶劣的根本原因 — 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另一个金融中心伦敦也是如此,但它和香港不同,郊区的扩张没有基本限制,这大大缓解了对一般市民的压力。必须承认,第一、二届特区政府对上述问题并非没有认识,也本有解决此问题的意愿,但对其严重性和盘根错节之深却估计不足,然后不幸碰上「沙士瘟疫」的沉重打击,以致政策被迫半途而废;第三届政府无所作为,使得问题急剧恶化;第四届政府重新面对此大问题,虽有决心缓解,但积重难返,许多措施已经是事倍功半了。因此,整体而言,大多数香港人对本身的社会经济处境只会感到愤怒或者迷惑,绝少是受那些辉煌指针鼓舞而感兴奋或者自豪的[18]。
    
    然而,经济与民生问题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何以香港从殖民地回归以后,对于中央显示了如斯顽强的叛逆与离心倾向,这必须求之于更复杂的历史、文化与国际因素。首先,从历史上看,香港作为边陲小岛,历来就是中原发生动荡、变故之际的避难、逋逃渊薮,从1949年天翻地覆的政权交替,以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惊心动魄事件,历来如此,因此自然地积聚了许多对中国大陆心怀伤痛怨愤者,其抵触情绪平时流露为不满与误解,一旦受敏感问题触动,则很容易爆发为大规模运动。其次,从意识形态上看,则香港在舆论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政治、法律、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学术界人物,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学府中孕育出来,他们的思想、观念、情感一面倒地倾向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理念,以通过竞争性选举(competitive election)所产生的政府为完美政体,奉对抗性过程(adversarial process)为政治圭臬,那可谓顺理成章,无可避免。再者,近年全球有大量成功的反政府事件,最显著的莫如近在咫尺的台湾「太阳花运动」,那无疑对香港年轻人起了相当大启发与鼓舞作用。最后,毋容回避,当然还有国际政治势力在幕后介入的可能,这一再被官方提到,不过迄今没有(为了种种原因看来将来亦未必会)公布证据。但从种种迹象看来,这自然无法排除。事实上,香港既然处于那么微妙的政治地位,它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不但必须对整个世界开放,而且必然与世界大国的利益息息相关,那么它又怎么可能不招致外部势力的干预和介入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外部势力利用前述历史与文化因素以遂其本身目的,那也是理所当然,无可避免。不仅如此,以上四个因素亦非孤立,而是交错影响,互为激荡,从而形成巨大思潮的。
    
    因此,说到底,无论从政体、经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意识,或者政治势力上看,香港都可谓是「一束矛盾」,它的繁荣与强大生命力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它的困扰与内部深刻裂痕也同样是由这些矛盾造成,而「占中运动」更是由于这些矛盾所导致的冲突而爆发。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由香港的特殊地位乃至本质所决定。
    
    三 精英统治还能够延续吗?
    
    当然,上述大多数矛盾,都不是特区政府所能够轻易或者在短期内改变的;它可以为力,可以改变者,主要在于那表面上高度成功,底子里却有极严重问题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因此,我们还需要追问,这些政策是由谁和怎样制订出来的?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统治模式曾经被归纳为「行政吸纳政治」[19],也就是通过广泛的委任制度,将香港社会的华人精英吸纳入港英政府的行政局、立法局与各级咨询机构,以使得部分民间意见、诉求可以通过他们而被政府采纳,香港人从政的意欲、冲动,亦得以在政府所建构、调节、控制的政治空间里面,小部分得到满足,大部分消弭于无形。它背后的理念是:一个稳定、具高度延续性的强势政府有足够远见、公正和廉洁来领导社会,将自身观念和政策加诸社会,通过种种方式劝说、诱导社会接受,而这就是建构一个有条理、高效率、健康、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港英时代的香港是这理念实践成功的最好例证,新加坡也可以视为另一个显例。这个模式的成功有两个前提:首先,政府能够控制论政、参政途径而不受挑战;其次,社会精英能够在商业、专业活动中获得满足乃至巨大利益,因此绝少机会燃起政治热情与诉求 — 这两点可以归纳为「香港是个经济而非政治城市」的理念,它与「行政吸纳政治」是相辅相成的。
    
    香港回归以后宪制地位改变了,上述显然具有高效率的统治模式却被有意识地沿袭下来,这见之于立法会的权力只限于通过政府提出的预算和法案,以及监督政府和行政长官,但倘若要提出有关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或者政策的法案,根据《基本法》,则必须先获得政府同意(第七十三、七十四条),此即所谓「行政主导」原则;同时,《基本法》又特别声明,由行政机关设立咨询组织的原有制度予以保留(第六十五条)。然而,新政治体制的设计虽然用心良苦,这个本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却逐渐失灵,这有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首先,是宪制原因,也就是「高度自治」的逻辑后果。如上面已经提到,为了体现「高度自治」,《基本法》和它所规定的立法会为香港人敞开了论政、从政的大门,因此那再也不是特区政府所能够控制的了。换而言之,「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与「香港是个经济而非政治城市」矛盾的,不兼容的,因为「自治」就意味全民都有可能参政。这个矛盾从根本上颠覆了精英统治的可能性。在港英时代,殖民地政府是外来的,它超然于香港社会之上,权威不容挑战,因此能够在没有舆论压力的情况下,从容平衡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利益;新加坡的威权政府则是经过大选洗礼而建立起来的,它背后的强大政党就已经吸纳了社会各方势力,照顾了各方利益的平衡。至于特区政府却不然,它名义上立足于香港社会本身,但由于沿袭港英时代的精英统治理念(这显然为中央所赞同和支持),并没有同时建立、发展一个强大政党作为后盾。在原来构思之中,特区首长属下只有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团队,它与政治、政党是分隔、绝缘的,这立刻就导致了政府有责任而缺乏政治权威和承担的困局。特区首长在2002年将司、局长职位从公务员转变为政治任命官员,又在2007年增设副局长和局长政治助理职位,显然都是为求纾解此问题。但这些对于政府缺乏政治权威与后盾,因而无法应付激烈争议这个基本困难,其实无补于事。此外,特首位高权重,倘若得到与社会息息相通的政党协助和制衡,其用人、施政自有可能(但也不一定能够)避免偏差与流弊,否则很容易误入歧途,使政府威望大受打击。在今日,这些弊病已经有一个最显著例子,即第二任特首在公共房屋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那导致今日低下阶层居住环境急速恶化;不惟如此,而且他所任用的政务司司长因为接受大地产商贿赂,已经被起诉和锒铛入狱;所任用的廉政专员也因为在公务消费上违规,而被自己所曾经领导的廉政公署展开调查;甚至特首本人,也同样因为违规收取利益的嫌疑而面临同样困境。凡此种种,都为立法会中的反对派提供了猛烈攻击的良机,政府威信扫地亦不待言。
    
    精英统治模式失效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社会的剧烈变动。直至1980年代为止,由于港英政府的刻意培养、塑造,社会上的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泾渭分明:前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经济地位优越、稳固的少数,后者反之,两者之间虽然并非截然分割,但往上流动的阶梯狭窄、可控而漫长,因此前者能够维持相对一致的理念或曰意识形态,并且以此掌控社会舆论。事实上,在「香港是经济城市」的理念影响下,精英阶层自己并不热衷政治,而往往通过代理人来维护自身利益。但从80年代开始,这个状况就慢慢出现变化。这是由三个相互关联因素造成的:香港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是导致高等教育普及;更根本的则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贫富分化严重加剧。其整体后果是,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了,但教育程度与经济地位逐渐脱钩,因此意识形态也随而急剧改变和分化。这些对传统精英阶层造成侵蚀与颠覆的作用至今已经持续大约三十年,也就是足足一代人光阴。因此这个阶层的崩溃与解体也就不足怪了。
    
    所以,在上述宪政地位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双重冲击下,传统统治模式失效是无可避免的。但回归十七年来,特区政府领导人及其同盟即议会中的建制派似乎还未充分意识到这个基本转变:他们所信赖的,仍然是港英时代的管治模式,也就是以精英团队为核心力量,以发展经济为当务之急,并且力图避免社会的政治化。当然,最后这一点难以证明,但有个奇特现象可以为它作有力脚注:从支持它的政党和社团看来,建制派并不缺乏群众动员能力,但在「占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也就是在这个能力急须使用的时刻,「反占中大联盟」竟然姗姗来迟;而在它陡然出现和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却又犹如惊鸿一瞥,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收发自如的能耐和这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态势,不是很耐人寻味吗?无论如何,我们认为,对传统精英统治模式的执着,亦即刻意回避直接或者通过建制派作大规模群众动员以加强本身认受性,是特区政府的盲点,也是它施政困难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香港今日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环境中,精英阶层的瓦解已经无可置疑,认识和承认这个转变当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四 香港是否会出现大规模政治动员?
    
    倘若以上对于「占中运动」的分析不无道理,那么香港今后的前途似乎就很可虑了,因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根本的存在状态,《基本法》作为保障香港稳定的基石不可轻易变更,而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特别是高教育程度的年轻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已经表露无遗。学生团体和泛民主派的政治诉求在今后数年甚至十年内恐怕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某些立法,例如有关叛国行为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则迟早要提上日程。因此,今日香港社会内部的严重分裂、对立,很有可能延续下去,甚而变本加厉,打击香港的经济和长远发展。事实上,一位特区政府前顾问便曾经在电视台访问中公开宣称,第二轮政治改革咨询将引起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斗争可能成为香港未来政治的「新常态」,而且对立程度可能继续升级[20]。这个「新常态」的自然后果,便是亲政府的建制派与认同「占中运动」的反对派各自进行大规模和全面政治动员,也就是广泛竞争、参与区议会、立法会,乃至村委会、乡委会、众多社团和专业团体等不同层次组织的选举,并且为此建立相应支持团体 — 前述「占中」和「反占中」团体所发起的多个全港性签名运动也许便是这种动员的先声。「占中运动」结束后,领导者在承认失败之余,宣称下一步要深入民间(俗语所谓「落区」),将他们的理念广为散播和扎根于社会整体;上述政府前顾问在受访中呼吁建制派团结和更加坚定地支持政府,也可能是在为下一阶段的动员作准备。
    
    当然,在回归以来的十七年间,由于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的刺激,某种程度的政治动员早已经开始,其结果便是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政党和参政团体,但这些尚非真正的民众组织,因为它们大部分只是环绕个别参政人物成立,而并非以政治理念相结合,因此规模细小,缺乏稳定性,更往往由于意气、恩怨、利害而分裂或合并。立法会统共仅七十席,各种形式的政党、政团却多达十七八个之多,党员数目各仅数百人,唯有建制派的「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不一样,党员达到两三万之数。事实上,真正谈得上具有民众基础的,反而是以职业为结合基础的社团,它们由于历史渊源而具有强大政治号召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建制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它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统合将近二百间工会,属会会员达到三十六万人;以及泛民主派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它是全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会员达到八万人。因此,倘若「占中运动」所预示的社会内部分裂、对立持续,大规模政治动员果真出现,那么目前以个人魅力、名气为核心的小党派将面临淘汰或边缘化,本来就已经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两三个主要政党、社团有可能大事扩张,拓展以政治取态和共同利害为纽带的崭新政治空间。
    
    但香港政治生态果真会立刻出现如此彻底的改变吗?我们并无水晶球可以预见事态发展,但估计在今后数年间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很大,最主要原因在于,反对派似乎仍然没有足够原动力和经济资源去造成根本变革。在此情况下,建制派毋宁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奉行稳守和逐步扩大原有议会优势的基本策略。毕竟,「占中运动」在高潮时刻虽然风起云涌,一呼百应,显示出某种前所未见的人心趋向,但不旋踵就再衰三竭,无以为继,因此最少在相当时间内,尚无法转化为持久和强大力量。我们有此看法,是因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领导者、推动者都只是从抽象政治理念(例如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必要性)或者道德高地(即公民抗命的正当性)来论证、阐发他们的诉求,说明他们行动的合理性,却从来没有讨论、研究长远的具体行动策略,也没有丝毫顾及香港的政治现实,即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而非独立政治体,它的政治体制是由《基本法》所规定等事实。在运动兴起之初,他们心中的希望无疑是:大规模和持续的占领行动将瘫痪香港至少部分正常运作,而这就足够迫使中央三思,特区政府退让。当事态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空想,而大部分市民也不支持占领行动继续下去的时候,运动就迅速崩溃。领导者也只有公开承认失败,宣布将转而深入民间,通过选举来壮大力量。当然,这是运动唯一的、也是香港人不论政见如何,都会认同的出路。问题是,从领导者转向这个「出路」的时机与方式看来,它并不像是预定步骤,而只表现为「后见之明」或者在为「下台阶」找说法。
    
    因此大家不免怀疑:「占中」发起人、学生领袖和其他运动参与者真的准备好「落区」了吗?为此广泛和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吗?政纲仔细推敲过,精心熔铸过,是有机会得到大多数香港人的支持了吗?坦白说,对所有这些问题,至今我们尚未见到可以正面回答的迹象。换而言之,受过「占中」洗礼而即将投身参政的年轻生力军,在素质、决心和能力各方面是否及得上(更不要说超越)传统民主派,仍然不无疑问,因为后者虽然未能扩大他们的组织基础,却都受过长期政治活动与抗争洗礼,而且有相当部分属于专业阶层。更何况,对选民而言,「占中」经历到底是光环还是烙印,目前也还不易判断。毕竟,许多香港人虽然可能同情甚至在某个程度上认同「占中」,但这有如昙花一现,仅出于短暂的热情与冲动。在底子里,他们绝大部分更珍惜香港所提供的繁荣与安居乐业环境(纵使那有千般缺陷),而且明白这是由《基本法》所保证,因此在政治取向上是相当现实和保守的,对于急剧改变现状并不认同。
    
    那么「占中」所代表的群众运动是否就没有前途了呢?那却又不然:我们认为,从长远而言,这些年轻人仍然有极大政治发展空间,而这正是由「占中运动」所激发、开拓和显露。理由很简单:这运动虽然缺乏策略和明确而实际的目标,但大方向没有错。特别是:必须承认它虽然曾经引发某些过激行动,但基本上是和平的,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暴力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普遍破坏和巨大震撼。事实上,香港是高度成熟的法治社会,暴力行动绝无空间,也绝不可能得到大众认同和支持,因此我们无需忧虑运动的「失控」。真正重要的是:参与运动者绝大部分都是具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激进、天真或者不切实际,但香港前途仍然牢牢系于他们身上。他们的豪言壮语「明天是属于我们的」在逻辑上无可反驳。当然,关键在于:「明天」不可能守株待兔信手得来,而还须努力争取。特别是,他们对香港的本质及其独特政治体制还需要切实了解,对香港和中央关系的看法需要变得更实际和成熟,对全球化中的世界与国际环境更必须加深认识。这些都不可能一僦而几,而得有个磨练、思考和成熟过程。否则,当「明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又能够拿甚么去说服和领导香港呢?
    
    倘若如此,为甚么我们还有那么强的信心,认为他们拥有极大政治发展空间呢?最根本的,是在于《基本法》的保证,特别是它第三章有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出版、新闻、游行、示威等的一系列自由,以及有关人身权利保障的一系列规定。事实上,香港虽然尚未曾实行全面民主,但欧美国家多个世纪以来通过民主体制所争取到的自由和人权,绝大部分都已经在《基本法》中订明了;而且,这些自由和权利是在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之下得到保障的。在此体制下,具有长远政治目标的年轻人无疑拥有极其宽广的空间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唯一限制只是他们自己的毅力、学识、眼光、才能和组织力罢了 ─ 虽然很可惜,他们似乎还未曾意识到,更不会愿意坦白承认,他们的政治空间比之在回归前港英治下的香港,已经扩大不知道多少倍。诚然,特区的最高位置还未曾通过竞争性选举方式而开放,但这并不排除,他们有机会对香港重大公共政策例如土地、房屋、教育、经济发展等等作出决定性影响。问题只在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多全面,见解有多深刻,主张有多高明,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团体、政党能够赢得香港市民多大的支持和信任,因而在立法会和其他决策、咨询机构能够发挥何等作用而已。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不能够太天真:政治需要资源,包括大量经济和人力资源,在这个骨节眼上,建制派具有绝大优势,因此香港的政治运动场虽然平坦也没有围栏、陷阱,但却是倾斜的,对年轻人和反对派并不公平。这说法不错,但资源并不是一切:从过往十七年经验看,反对派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以其学识、理念、辩才来抵消竞选资源之不足的。在今后,由于「占中运动」的巨大冲击,以高学历年轻人为主的大量运动支持者倘若具有足够决心,自然更应该能够步武前辈足迹,循此方向走出一条比以往宽广得多的道路。说到底,政治竞争的第一站历来就是资源争夺,特别是来自选民捐款的争夺,这在西方国家早已经趋于白热化了,香港何独能够例外?从长远看,在公平竞选规则下,政治力量的对比必然会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布。因此,我们认为,倘若年轻人能够紧扣香港社会的具体和实际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土地、房屋、社会福利等政策,那么他们的政治前景绝不会为资源问题所囿限,而是极为宽广光明的。
    
    说到此处,我们免不了想起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的一段话,那表面上似乎离题万丈,其实和今日香港年轻人的处境有密切关系,值得详细征引[21]:
    
    杜益退尔夫斯基说:「倘若上帝不存在,那甚么都是可以的了」,那正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的确,倘若上帝不存在,那就甚么都是允许的,人因此感到绝望,因为无论在内心或者身外他都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事物了······换而言之,没有甚么是前定的 —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这样,在光明的价值世界里面,我们在脑后没有了推诿的借口,在眼前也找不到显明正当性的办法 — 我们是孤独的,没有(为行动辩护的)借口。我所谓人的自由犹如被判刑就是这个意思。被判刑,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从其他方面看来却是自由的:从被投入这个世界的一刻开始,他就要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
    
    这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对于人失去了上帝亦即道德法则,因而变得完全自由之后的存在状况之刻画。在《基本法》之下香港人也享有极大自由,倘若他不能够善用此自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也是无可推诿,无从找借口为自己辩护的:无论成功或失败,他必须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受过「占中运动」洗礼的年轻人所面对的,正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状况。
    
    五 挑战与响应
    
    另一方面,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而言,「占中」无疑是一个警号,一次严峻挑战。他们目前暂渡难关,但前路仍自漫长,今后将何以面对反对派无止境的非难、阻挠与不合作运动?这似乎是个无解难题,因为既然没有执政可能,反对派自不需要对公共政策采取积极与合作态度。在此情况下,政府只能有两种响应:最简单的是加强和扩大传统「行政吸纳政治」策略,即邀请更多反对派人士「入阁」或者担任社会公职。在某个程度上,这已经在实行,也收到一些效果了,但不可能解决基本问题,因为反对派人物不一定适合担任这类职务,更不一定愿意「投诚」;更何况,以行政职位作为酬庸或者交换,必将损害公务员体制的效率和士气。釜底抽薪之计是,加强与建制派议员合作,协助他们扩大在立法会的优势。但这又有两个基本困难。首先,是建制派议员同样需要面对广大市民,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支持政府;更根本的是,在目前宪政架构中,政府与政党是根本隔离的,这反映于《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特区首长不得具有政党身份,倘若本来有此身份也须在当选后七日内辞退(第三十一条)。因此特首和他的问责团队不可能介入选举事务,也就无从与建制派建立更紧密和有效联系。这不能够不承认,在香港宪制上是个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对此,曾经有人主张干脆废除相关规定,或者改为实行「内阁制」(即改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公务员负责实际政务),但两者恐怕都不实际。关键在于,特首和政务司司长同样是由中央任命,因此都不可能向政党负责;要改变此格局就必须改变《基本法》及其背后理念,包括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不涉及宪制安排的可行方案当是由特首出面,邀请所有主要政党领袖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非正式政治对话平台,以闭门会议形式交换意见,共同磋商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作为施政参考。这样一个平台的好处是灵活而不拘形式,困难在于其作用完全视乎主持者的个人魅力、威信、手腕,以及与会各方的诚意和需求,处理得当可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协商机制,处理不当则将流于形式,成为争吵场所,甚至无疾而终。无论如何,倘若这样一个经常性机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开展朝野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从而部分消解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紧张,同时也促进政府与建制派之间的了解与合作。这相当于传统「吸纳」模式的扩充版,不妨称为「以政治吸纳社会」。
    
    当然,这个建议对于当前解决特首选举提名权之争无甚稗益,因为那在立法会内已经形成僵局,所谓缓不济急了;它对于增加政府在立法会里面的支持度,也不一定有直接帮助。它真正的作用,是通过特首主动邀请的形式,来营造、聚合一个相当于联合执政党的松散团体。在政治上,这比目前完全由特首自己委任的行政会议更有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他提供率直忠告和体制外的新观念。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改变不仅仅是为解决政治问题,也同样是为解决实质性施政问题。因为迄今为止,香港在发展经济上固然相当成功,但在社会、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上则显得无所适从,不能够充分发挥和利用它庞大的经济优势,至于在房屋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误,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 所有这一切,只要与新加坡相比较,便会显得非常清楚凸出,而其症结,则在于公务员团队的封闭思维,以及政治任命官员的素质。换而言之,我们说香港人对于社会经济处境感到愤懑,说特区政府对传统精英模式的执着是盲点,都是实有所指,那都是由上文所指的基本宪制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从此看来,特区政府目前在立法会所遭遇的困境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问题。它的根本解决,不在一时的选举结果,而在于消除政府与立法会之间的结构性隔阂。我们所建议的对话平台,其着眼点在此。
    
    因此,从长远看,我们认为,特区政府必须逐步放弃「精英治港」的理念,自觉地从一台高效率、但完全根据内部逻辑运转的行政机器,转变为一个有机体:它必须具有多种触觉和传感器官,能够在许多不同层次与周围环境即社会整体广泛互动,从而调节其思维与目标。这得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方才有可能完成,因此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至终也可能需要某种宪制上的适应,但并不一定要涉及《基本法》。我们所倡议的政治对话平台只不过是朝此方向进行的第一步而已。当然,设计和推动这样长远和复杂的转变是一项巨大政治工程,香港当今主持大局者是否有此眼光,有此魄力,能够凝聚朝野上下各方共识,并取得中央信任和支持,然后认定目标,黾勉从事,以抵于成,那谁都不敢断言,我们亦无盲目乐观的理由。但「福不唐捐,功不唐捐」,香港除非能够以绝大勇气突破目前的政治瓶颈,否则以后的发展前景将是很可虑的。
    
    六 香港往何处去?
    
    现在,让我们回到「占中」一代的政治动员问题吧。在短期,譬如两三年内,我们认为立法会的势力平衡大概不致因为他们的参选而立刻受到冲击;正相反,由于建制派的相应动员以及市民大众对于「占中」造成混乱、骚动、经济损失的反弹,那甚至有可能反而向建制派倾斜。但问题却不会就此解决,因为在造成「占中」的基本症结不能够消解的状况下,有关政制的抗争和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恐将继续发酵。其结果是,双方的大规模政治动员在未来很可能逐步出现 ─ 而且,即使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如反对派所追求的那样,变为完全开放,恐怕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加如此。这一部分是由上文已经讨论过的香港历史与文化背景所决定,另一部分则是世界大势所趋,那只要平心观察近十数年来竞争性政治在西方国家中的发展便洞若观火了。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也很根本: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大浪潮正在席卷世界,社会结构、人类生存状态在此猛烈冲击下,不得不持续求变以为适应,这不断改变的压力反映于经济与社会,就必然产生思想与追求的冲突、混乱 ─ 以至大规模政治动员。
    
    当然,今日中国与西方甚至全世界都不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它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力求「与世界接轨」,在政治上却维持原有的威权体制,这使得我们这个硕大无朋,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度能够长期维持相对稳定状况,而仍然不断进步,不断应付来自各方的挑战,那是个奇迹,也是个异数。其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对全世界开放,但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却自成体系,基本上摒挡了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直接冲击,以将变革速率与幅度限制于可控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问题是:位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香港应当何以自处,应当往何处去呢?这个问题看似困难,看似复杂,其实不然,因为它早已经在《基本法》中规定得一清二楚,毫无疑惑余地了:香港的经济、金融、社会、司法、教育、文化、贸易、对外航空、航运等各体系基本上都沿袭港英时代,也就是除了若干保留(例如人大常委的释法权)以外,应当完全融入西方世界;至于政治体系,则须依照《基本法》所订定的步骤循序渐进,至终建立一个接受中央领导,但以开放式选举为基础的特区政府 ─ 也就是中国主权管辖下的一个西方式政体。《基本法》的这众多详尽规定说明了甚么?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珍惜香港原有体制,因此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存它,并且在主权绝不能够受影响的大前提下,让它继续朝西方政治体制即竞争性选举的方向发展。因此,香港对中国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对世界的窗口,虽然那些都很重要(但重要性无疑正在逐渐降低,因为这些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在内地复制了),而是作为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和了解西方内部动力(即所谓 “what makes it tick”)以及掌握西方脉搏的实验室。当然,中国和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改变了不少,也许有人会因此认为,中央已经不再那么看重香港作为「实验室」的价值。我们的判断是,中国近数十年虽然突飞猛进,但与西方仍然有很大差距,而且领导人对此不乏清醒和真切认识,甚至愿意在国际场合公开坦白承认[22],因此在今后对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重视应当不会动摇 — 这从前述《白皮书》津津乐道香港自回归以来的种种进步,以及目前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各方面领先地位(第三节),又一一缕述中央如何不遗余力支持特区政府(第四节),便昭然若揭了。
    
    中央对香港有此态度与期待,然则香港又当何以自处呢?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有名言曰:「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甚么,要问你自己可以为国家做甚么?」弦外之音或可解释为奉献于国家者适足以成就个人品德,这与孔夫子的教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颇有相通之处。我们认为,同样道理亦可以引申到如香港那样一个特殊区域与国家整体的关系。那么,香港到底能够或者应该为中国做些甚么呢?在过去,当然多得不可胜数,大家也都耳熟能详:赚取外汇,招商引资,开设工厂,协助建立金融体系,传递外部学术信息,等等。香港今日得享如此特殊地位,乃至拥有其《基本法》,便都是由此而来。可是,那些都已经大江东去,俱往矣,问题是:今后却又如何?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许多领域(譬如说科技或者工业)早已经远远超越香港,甚而直逼世界前列了。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求之于最根本处,即中国和世界的差异,也就是那些世界能做,香港也能做,但中国则在现行体制下不会去做的事情。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自由选举 — 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我们又回到「占中」和它至终可能导致的政治动员问题了。
    
    对此,我们的感觉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都深怀戒惧,生怕它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则比较乐观 ─ 也许甚至相当天真。在我们看来,香港虽然如前面所详论,有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但在主权和司法制度稳如泰山,民心基本务实的大环境下,出现严重动乱从而冲击大局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
    
    「占中」来如疾风暴雨,去似烟消云散,就是最好的明证。另一方面,对香港而言,具有竞争性的激烈选战有好几重正面功能。这包括:通过组织、比拼、练历、淘汰等过程而产生真正优秀的政治家和社会领袖;在重大议题上凝聚社会共识,乃至给予新思维、新观念以充分论证和至终涌现的机会;孕育健全、有生命力的政党,等等。因此,我们认为,建制派和受过「占中」洗礼的年轻人都应该拿出更大魄力、更高热情,以更成熟的理念与方式,包括对《基本法》的全面了解与尊重,来参加今明两年即将接踵而至的议会选举,让选民来对他们的分歧作出判断。由于这判断是双方都必须接受,也必须适应的,社会上的对立、紧张气氛当会因此有所纾缓和消解,「占中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分裂也可能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弥合。
    
    当然,这种竞争性政治与中国威权式体制迥然不同,但两者并非冰炭不容,事实上是可以融合,可以通过发展而相通的,像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受注意的成功例子。因此,香港根据《基本法》来实行前者,那不但对于自身重要,即使对中国而言,也有作为观摩和研究对象的意义。同样,香港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经过长时间实践与发展,已经相当严密与完备,《基本法》通过详细规定将它们全面保存下来,那是极有远见的。中国现在对于行政效率和法治日益重视,经常派出大量各级政府人员到欧美甚至新加坡考察、学习;其实,在这几个方面同样可以通过与香港的交流、观摩而更深入和仔细了解西方型政府体制的运作。以上所有这些例子显明,在经济以外,香港整个体制都仍然有参考价值,仍然可以为中国作贡献。
    
    但香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过去曾经是甚么,更在于它未来可能是甚么。这话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很简单:中国是泱泱大国,实力雄厚,但在同一体制、同一习俗文化之下,基本变化必然较为慎重迟缓;至于香港则是个小得多的城市,它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国际都会,对于世界未来的新动态、新事物、新发展,自然能够得风气之先而有更深了解与体会,因此也能够作更迅捷的反应。换而言之,香港不应仅仅以作「窗口」为满足,更应该争取成为中国对世界的触角和崭新事物的萌发点。在这方面,新加坡如何充分利用岛国优势力争上游,不但成为世界最富裕、最有竞争力的大都会之一,也建立了可以与欧美并驾争先的大学和科学出版社[23],以及举世称羡的社会体制,那是很值得香港和中国领导人深思的。我们敢于说香港的价值更在于它未来可能是甚么,就是因为它和新加坡一样,具有细小但灵活,对外部世界更了解,更具亲和力的优势。更何况,中国现在不但要走向世界,更已经兴起拥抱世界,改变世界的雄心,那么,让它属下的一个特区继续按照西方世界方式发展,以观察、研究此体制的利弊得失,那不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吗?无可否认,近年来由于受到政制改革大争论的困扰,香港内耗严重,已经失去大量在社会建构、高等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机遇,那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们也不需要悲观:如上文所提到的国务院《白皮书》所一再强调,它的经济实力与竞争力其实比前大有进步,它的国际地位与体制优势仍在,问题只在于:香港将如何解决内部纷争,以同心协力,将目光与精力转回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上来而已。
    
    七 结论:香港可以是甚么?
    
    「占中」对香港社会,对香港人的思维和自我形象产生了巨大冲击,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认为这是个大灾难。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很幸运,这还是个香港能够承受得起的灾难,而且也有它的好处。由于这个运动,回归后的香港人第一次被真正惊醒,被迫对香港的「存在」处境和未来路向开始作认真思考了。当然,思考的结果可能非常分歧,人人所得所见都不一样。我们的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最根本的是,香港人必须认清和承认现实,即香港作为一个富裕、繁荣、先进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是由《基本法》所规定和保证,因此港人既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能凭一时意气和冲动而脱离实际。美国人即使在政见最激烈冲突之际,也从未闻有漠视或者非议他们自己的《联邦宪法》,或者对它表示任何不满、不尊重者,这种精神是港人应当深思和效法的。其次,《基本法》和香港的司法体系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港人有极大政治空间去建构公民社会和通过议会发挥建设性政治力量。我们应该充分和创造性地利用这个空间,而没有必要长期纠结于消耗性的抗争。最后,香港人应该反省和认识香港的价值到底何在,这对香港本身和对中国都极为重要。在过去,香港的价值主要在于经济,在今后,它当是在于对世界的了解,以及由此而能够作出的自我发挥,自我提升 — 这也是它对中国所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
    
    香港人可能很冲动,但也极其现实,因此以上第三点恐怕会让许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甚或目为呓语。为了进一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不妨引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论人之尊严》(On the Dignity of Man)中的名言。他说,上帝在造人之后对于应该将他安放在世界中何等位置颇费踌躇,最后决定对人作此训示[24]:
    
    我将你造成既非属于上天亦非属于大地,既非不朽如日月亦非凋零如草木的独特类型,以使你得以随心所欲塑造自我,决定自己所属意的形体。你可选择堕落,与鸟兽同群,亦可决意奋力超升穹苍,追求神圣生命。
    
    人因此获得无比信心,遂发下如此宏愿:
    
    让我们的心智充满神圣愿景,以使它不苟安于卑下,而渴望最高贵之事物,并且悉力以赴,因为只要决意,我们就可得到。让我们遗弃尘俗,奋向穹苍;让我们抛开世事,越过凡人班次,直趋无上神灵的天庭,在彼炽天使、智天使、座天使位居上列。但我们却不甘退让,不能忍受屈居次座,而要与天使一争荣耀与尊严。我们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么就绝不会屈于其下。
    
    是的:只要决意,我们就可得到。这是一位文艺复兴时代少年哲学家同时也是梦想获得无穷神奇力量(梦想后来竟然成真,那就是今日的科技)的「魔法师」(magus)之言。他用的是十五世纪宗教话语,但我想只要稍为有点想象力,它对于今日处于高度竞争性世界之中,亦复来到了政治十字路口的香港,其意义是应该不需要多加解释的。
    
    最后,作为余论,我们认为香港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绝对不可忘记: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称,它对香港的基本方针以《基本法》规定,而且「在五十年内不变」(第三条第十二款),又在《基本法》再次申明,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第五条)。换而言之,从今而后香港大约还有一代人的光阴可以「心智充满神圣愿景,以使它不苟安于卑下,而渴望最高贵之事物」,然后便将面临另一场重大考验了。届时它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国际大都会,为中国和世界所珍贵、重视,还是已经在无止境的辩驳与抗争中枯萎、衰竭,再也谈不到领先世界,为中国做贡献,而只能够缅怀昔日光辉了呢?这是所有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在今日就必须想清楚和作出抉择的。因为天地转,光阴迫,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2015年1月28日于用庐
    
    (* 本文由作者独立构思及撰写,初稿虽曾征求若干本刊编辑委员与其他学者意见,并得益于他们的建议、评论,但定稿仍然由作者负责,因此仅代表作者个人而并非本刊见解及立场,一切疏漏错误亦当由作者承担责任,谨此声明。)
    
    【注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6月10日所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文参见www.scio.gov.cn/zxbd/tt/Document/1372801/1372801.htm。
    2 调查报告书已经在网上正式发表,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结果〉(2014年11月16日),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TaskForce20141116-c.pdf。此文件的多个附表将调查所得数据详细列出。事实上,该中心在12月8日至12日即运动结束时曾作第四轮调查,结果与前三轮大致相若,唯一新结果是推算出受访者大约有20%曾经到现场参与占领运动。
    3 除了本调查以外,「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亦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间做了七轮有关「占中」的民意调查,但并未作与年龄段以及教育程度相关的研究。调查第六轮(2014年9月)与第七轮(2014年11月)所得有关反对与支持「占中」者比例与前引中文大学调查结果大致相若,但反对者比例显著更高。两个调查的分别之一是中大调查以15岁为年龄下限,港大则以18岁为下限。详见香港大学民意网站,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6/index.html ; http://hkupop.hku.hk/chinese/report/mpCEnOCCw7/index.html。
    4 见本文第三节第三段有关第二任特首部分。
    5 不过《基本法》的解释权仍然属于人大常委,但人大常委授权香港法院就有关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因此只有有关中央政府职权以及中央与特区之间关系的条款之解释权仍归人大常委,见《基本法》第158条。
    6 Z/Yen Group,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6, September 2014, www.tfsa.ca/storage/reports/GFCI16_22September 2014.pdf, 5.
    7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的估计,排序并除去卢森堡、列支登斯坦、摩纳哥、澳门、文莱等人口不足百万的细小国家/地区不计。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October 2014;或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的2013年估计。
    8 〈2013年香港失业人口概况〉,《香港统计月刊》,2014年5月号,页FA1-10。
    9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2年的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对中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等三方面的大规模调查结果,参见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ISA 2012 Results in Focus:What 15-year-olds Know and What They Can Do with What They Know”,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overview.pdf, 5。
    10 参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2010年12月对立法会提交的报告〈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附件E图一。此处「高等教育」指中学以后的专上教育,包括文凭课程与副学士课程。
    11 参见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4-15/world-ranking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 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4。
    
    12 这排名历年有变动,但除去澳门、摩纳哥、安多拉等微型地区、国家,香港在前三名的位置大体未曾变更,例如参见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orld Factbook 的2014年估计。
    13 最少中国政府是如此:前述国务院《白皮书》就在第三节用了大量篇幅缕述香港自回归以来的进步,并且引用了前述指针的大部分以为证明。
    14 香港的基尼系数在2011年达到0.537。根据取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的「香港社会指针」,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一二年半年经济报告》,页81。美国中央情报局的2011年数字(53.7)与此相若。
    15 根据《文汇报》2013年5月6日和《明报》2014年12月8日的报导,香港每人平均居住面积仅15平方米,为经济发展相若的英、法、瑞典等西欧国家的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根据香港房屋委员会2014年公布的〈房屋统计数字〉,在近半香港人(2013年统计数字为公屋居民占香港人口45.8%)居住的公共房屋中,人均居住面积更低至13平方米,但这比之私营房屋中最低档的「劏房」、「笼屋」已经不知优胜多少倍了。
    16 参见〈全球楼价最负担不起 港第1温哥华第2〉,《明报》,2015年1月21日;并见Wendell Cox and Hugh Pavletich,“11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5”, www.demographia.com/dhi.pdf,在此报告中香港的楼价入息比率(17.0)被评为该调查十一年来最高,亦即最不能够(为市民)负担者。
    17 在最近几年,这种在正常税收以外的所谓「非经常性收入」占政府每年实际收入17至25%左右,参见香港特区政府在网上公布的年报,即《香港年报》。根据《二零一三至一四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该年度卖地收入为841亿元,占总收入4,351元的19%。
    18 对于上述现象的整体,参见Leo F. Goodstadt,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 How Hong Kong Mismanaged Its Prosper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3)的讨论。作者曾经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副总编辑、《欧元杂志》(Euromoney)特派记者、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照理对香港的经济结构和变化应该有极深认识,但很可惜,此书仍然流于指陈现象和表示愤慨,而缺乏长远与深入分析。
    19 此说最先由金耀基在1975年提出,参见Ambrose Yeo-chi King,“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Asian Survey 15, no. 5 (1975): 422-39,其最新中文版本,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 ─ 香港的政治模式〉,载《中国政治与文化》,增订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页229-54。
    20 刘兆佳博士在2014年12月28日香港无线电视台新闻节目《讲清讲楚》的谈话,见翌日(12月29日)《明报》的报导。
    21 Jean-Paul Sartre,“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lecture 1946, in Existentialism,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7), 27;并参见Walter A. Kaufman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294-95。正文所引为作者译文。
    22 参见中国副总理汪洋在芝加哥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的谈话“The Road of Sino-U.S. Economic Partnership Will be Broader and Brighter”, keynote speech by Vice Premier Wang Yang at the Forum on Sino-U.S. Commercial Relations, Chicago, 17 December 2014, http://english.mofcom.gov.cn/article/newsrelease/significantnews/201412/2014 1200849560.shtml。在此讲话中他强调中美在经济实力上仍然有巨大差距,承认美国主导全球经济体系和规则,并且说中国不挑战美国的地位,也愿意加入这个体系。
    23 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世界排名经常在30名内,而它的世界科学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则是国际上有数的英语科技和医药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籍500种、国际科技刊物150种以上。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表的报告,在过去五年间(2009-2014),香港的经济竞争力(competitiveness)世界排名从第11位上升到第7位,新加坡则始终维持于第2、3位之间。
    24 见Pico della Mirandola,On the Dignity of Man, trans. Charles G. Walli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98), 6-7。作者译文。
    
    (本文原刊于由香港中大文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学术文化双月刊《二十一世纪》)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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