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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与衍圣公15:蔡元培等容不下衍圣公/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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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蔡元培等容不下衍圣公

    

    蔡元培〔1868—1940年〕向来号称是一个“开明”、“进步”、“宽容”的大人物,但在 1928年,这个五十岁的大人物却在一个仅仅八岁的衍圣公面前,失去了这一风度。2月18日,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名义发布“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该年8月,蔡元培进一步倡仪整理曲阜林庙、取消衍圣公封号、没收孔府祀田,从而对他曾经顶礼膜拜过的恩师孔子,发出了致命的一箭。由于蔡元培带头造反,开始了一场墙倒众人推的丑恶表演,其余毒一直流到文革,终于掀起了“破四旧”的末日浩劫。五千多年中国文明,遭到毛派分子的腰斩。
    
    1930年秋,蔡元培在南京再次提议“追回衍圣公印玺”,虽然仍末被南京政府采纳,却预示着“衍圣公”这一“封建遗典”最终要和中国文明一起遭到埋葬。而蔡元培这个满清翰林院编修、儒家叛徒、孔门败类,注定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浩劫中,呼风唤雨、招摇过市。
    
    蔡元培为何不能宽容衍圣公?
    
    这也许要归咎于“反封建的需要”。但更大的因素是出自蔡元培这个人的个性。大家不要忘记,他是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却出来“反封建”,立场转变得何等彻底。在我看来,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风派人物的重要特征。具体到蔡元培身上,这种风派变节,首先使他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其次使他成为一个争名强利的学术掮客。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和左派文人鲁迅一样出生在刀笔吏的故乡绍兴府。1878年仅仅十岁,其父就因病早逝,他不幸成为孤儿,第二年就被寄养到姨母家,不幸造成圆滑投机的性格。再过一年,又被姨母遗弃,转到李姓塾师家,奠定了学术争强的基础。其学术的特点就是实用性。例如1900年蔡元培三十二岁的时候,和妻子的感情出现不稳,于是根据西方新思想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写出了《夫妻公约》,调整与妻子的关系,同年夏天其妻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1884年蔡元培十六岁考取秀才。1885年蔡元培十八岁设馆教书。1889年蔡元培二十一岁中举。1890年蔡元培二十二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1892年蔡元培二十四岁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蔡元培二十六岁应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旧人物,但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中清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激起变法浪潮。我们认为,蔡元培参与变法维新、革命造反,都是理所当然,可以视为出自公义;但他和孔子作对、拿孔门开刀,就是选错了对象。
    
    1903年蔡元培参与的“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1905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但在1907年5月,他又在满清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开始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并把其同乡周树人〔笔名“鲁迅”的左翼文人〕塞入教育部任职。
    
    由于不能胜任,仅仅半年以后的1912年7月,蔡元培就被迫辞职。1913年蔡元培又以“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的名义,留欧三年。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推行“勤工俭学”。这个所谓的“勤工俭学”,其实类似于二十世纪末叶的人蛇偷渡,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在法国“进行学习”的。毛泽东也曾经参与这一人口输送活动,只是由于毛泽东口齿不清,自己始终不敢出国,只得望洋兴叹。多年以后毛泽东前往苏联朝拜斯大林,也是在翻译的陪同下才敢成行的。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7年7月,没有拿到学位却冒充博士的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也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可以说,蔡元培通过其私相授受教授职位的活动,把北京大学引上了歧途。他的教育改革的最后结果,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封闭全国所有大学。
    
    1917年10月,蔡元培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八十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四十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毛泽东“教育革命”的胡作非为,全从这里出来的。
    
    蔡元培十分擅长作秀,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据说是因为是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蔡元培又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但他并不真的辞职。
    
    蔡元培十分擅长造势,1918年11月16日,一战刚刚结束,他就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极左口号,从而开辟了二十世纪天安门广场前的流血道路。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他的胡闹开辟了毛泽东1950年代一面倒向苏联进行“院系合并”的胡闹。毛泽东后来就是学习了北京大学的这种流氓作风,把一个尊师重道的半壁中国改造成为一个造反有理的盲流社会。
    
    难怪毛泽东要称赞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个泰斗就是翻云覆雨、自我膨胀的泰斗,这个楷模就是过河拆桥、投机钻营的楷模。而毛泽东这个千方百计要钻入北大的无业游民,后来收罗的一个干将周恩来,则毫无原则地颂扬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完全不提,蔡元培其实还是靠着满洲政权的科举制度爬进上流社会的,然后再反戈一击把脏水倒进了衍圣公府里面。蔡元培只知造衍圣公的反,不知道造自己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的反,何其两面三刀、双重标准?其实蔡元培是在欺负衍圣公尚未成年,没有还击的力量。蔡元培自己是个孤儿,却不知道保护比他更加可怜的遗腹子,反倒变本加厉地逞其北大校长、社会名流、党国要人的淫威,欺侮弱小者,毫无骑士风度,哪里懂得什么文明?“科学与民主”在蔡元培这个变节的翰林院编修的嘴里,不过成了整人的道具。就像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手里玩弄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集中制”那样。
    
    毛泽东与蔡元培,还有另一层私下的关系。毛在湖南师范中专读书时,用过《伦理学原理》的课本,就是蔡从日文翻译的,这本书对毛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小职员,就直接认识大人物蔡元培了。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去湖南讲演。小喽罗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十二次之多,其中有两篇就是毛泽东记录的,在报上刊登时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看来毛很是引以为荣。一篇叫作《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叫作《美术的价值》。
    
    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后来异想天开,“创办自修大学”,而这位蔡元培竟也“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还“欢喜得了不得”,甚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一期上,简直是斯文扫地。可见根本不用等到文革,这批“新文化文党徒”已经开后来文革毛主席“五七干校”之先河,胡作非为到何种地步。难怪1962年春大饥荒时期,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酒肉招待会,陈毅特地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还热情地握着蔡无忌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蔡元培不仅善于作秀、造势,还擅长左右逢源地做官。北伐战争后,他趁机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32年他又与中共地下党员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此被中共说成是“一生致力于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但纵观其七十二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却永远是左右逢源,因为他是个朝秦暮楚的现代纵横家。
    
    蔡元培错误地认为,维新派失败是因为没有培养革新人才,于是他决心“兴办教育”。其实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失败不是由于缺乏人才,而是由于像蔡元培自己这样的纵横家、墙头草太多了,以致形成了社会主流,结果是清军来了迎清军、国军来了迎国军、皇军来了迎皇军、共军来了迎共军,永远三分钟热度,永远是一盘散沙。中国多的是蔡元培这样左右逢源的家伙,少的是坚持到底的顽固分子。
    
    回顾一下蔡元培的历史,不难发现这确实是一条变色龙:
    
    1907年6月赴德,在满清驻德使馆工作。武昌起义后回国,摇身一变,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1912年又溜到欧洲,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1月又出任北洋军阀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然,这个“思想自由”里没有了孔子思想的自由,这个“兼容并包”里没有了衍圣公的一席之地。
    
    五四运动之后,转眼之间,蔡元培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北伐军兴后,他又在江浙一带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策动自治运动。次年2月北伐军攻占杭州,蔡又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一度代理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前后,蔡元培与国民党右派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参加清党反共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表现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这还没完。1932年,蔡元培又同宋庆龄、鲁迅等地下共产党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出任副主席。1938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斯大林指挥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蔡元培的表现永远像是钟摆,一左一右,令人眼花缭乱。他被中共看作“民主进步人士”、“是反对孔府封建势力的,且早有反孔言论和举措”,尤其因为他同时具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的另一重身份,就更有利用价值和工具价值。这在“曲阜二师造反事件”上表现得十分清楚。
    
    所谓“曲阜二师造反事件”发生在1929年6月。据《山东省情网》提供的《“子见南子”案》一文记载,1929年6月,因曲阜二师学生上演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一场大案。孔府认为侮辱了孔子,越级上告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通过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致蒋亲令“严究”,教育部下令山东教育厅查办。结果国共两党势力卷入其中,“揭开了山东进步学生运动高潮的第一幕”。
    
    曲阜二师即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是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考棚改为学堂演变而来。学堂是由孔府主持的学校,两任监督〔即校长〕均由衍圣公孔令贻的先辈及其本人先后担任。民国建立后,1914年,改为山东省立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校长仍由“圣人家”的代理人孔祥桐担任。五四运动后,孔祥桐被学生赶跑,1920年,山东省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熊欢民委任“民主进步人士”也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范铭枢为校长。范铭枢聘请中共教职员,推荐中共书刊,宣传中共思想,支持中共学生。1926年8月,曲阜二师便发展了一批员工和学生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支部。张宗昌主鲁时压制中共力量,1927年范铭枢被迫辞职。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势力于1928年进入曲阜,在曲阜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逮捕了一些公开的共产党员,但中共思想一直在二师占据主导地位。
    
    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1928年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成立后,教育厅长何思源派其同乡、同学且具有中共思想的宋还吾到二师担任校长。宋校长到任后与校内国民党势力进行了斗争,中共力量又发展起来,亲政府的学生自治会先被冷落、后被打倒。新的学生会由中共学生王宗佩〔会长〕、张继霖〔组织部长〕、刘子衡〔又名刘位均,学术部长〕、仇森林〔宣传部长〕组成,下面还有俱乐部和剧团等中共外围组织。可见,国民政府在1949年的失败,其实在北伐前后就注定了。
    
    中共师生宣传造反思想、组织演出马列主义戏剧,并且编印传单和小册子,还向广大佃户、庙户散发,并设计组织他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旧道德”、“打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等口号,十分惊人地预演了文革一幕。正是在这一文革预演中,1929年春,由学生马宗俊〔共产党员〕、张凤来提议,学生会剧团排演了《子见南子》一剧。
    
    《子见南子》剧是畅销书作者林语堂根据《论语·雍也》“子见南子”条编写的独幕历史剧,发表在《奔流》月刊1928年10月号上。《论语·雍也》篇的原文是:“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说,孔子拜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指天发誓:假如我做了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责备我吧!老天爷责备我吧!
    
    林语堂具有丰富的色情想象力,他梦想南子作为春秋末年卫国灵公的宠姬,风流娇艳、好出风头、名声不佳,林语堂杜撰孔子到卫国游说卫灵公时,曾与南子“同车出行”的淫秽细节。林语堂的色情想象虽然给人以孔子非礼的暗示,但是中共依然认为“林语堂编此剧有反封建意图,但战斗性不强。”于是导演了下面一幕:“二师学生会接受中共党员马宗俊建议,获得宋还吾为首的学校当局批准同意后,在排练中,对该剧进行了反复研究,针对孔府封建势力,对该剧进行修改,增加了反对孔府的内容,使之成为既具有很强的反对旧礼教的战斗性,又具有对孔子行为进行讽刺的喜剧性。”
    
    1929年6月8日,《子见南子》这一丑剧终于在二师礼堂正式公演。为加强演出效果和对孔府的羞辱,演出前做了充分的宣传准备工作。不仅在曲阜全城大街小巷遍贴海报,而且还特意送票给孔府、颜府和孔氏大家,设计邀请他们莅临指导。为演出人物形象逼真,还特向孔府借用服饰、器用等道具。老百姓好奇,而被邀的孔氏族人、圣裔们则不知底细,都准时欣然前去观看。演出开幕前,学生会会长王宗佩致开幕词并发表演说。当演到孔子拜见南子,南子赠给孔子白璧,孔子接受馈赠,并向南子叩头道谢,为南子的娇艳美色所动,魂不守舍,子路忍不住愤怒,欲出言相讥,孔子向子路发誓,表白自己并无邪念,是正人君子等一系列滑稽情节时······观众起哄,而在座的孔氏却坐不住了,由羞而恼,由恼而怒。看来这个“设计”的陷阱还真是巧妙。由此后人可以想到,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化私为公”和1990年代的“化公为私”作为“设计”,用两步走的方式,把个人财产实行彻底转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先富谋略”,其设计才能应该不是邓小平个人的,而是党的“设计”库存里的一项财富。这在1929年的孔府闹剧中就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设计”的传统在《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中也拥有充足的“奸计”范本。但是1929年的这个设计毕竟不是在一党独裁、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下发生的,所以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府首领执事官孔继伦等“孔氏六十户族人”,向教育部控告曲阜二师校长及学生会“侮辱宗祖孔子”,又通过工商部长孔祥熙将控告状转呈蒋介石,同时向曲阜县政府指控中共的学生会组织。
    
    教育部于6月26日下发“训令第八五五号”,令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具报”。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蒋梦麟,是蔡元培派系中的人。而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反孔的,且早有反孔言行,因此蒋梦麟假惺惺地派出自己的手下参事朱葆勤赴鲁,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办理此案。而何思源也有中共思想,又与蔡元培有师生之谊,还与曲阜二师校长宋还吾是曹州同乡、兼具济南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宋还吾任二师校长还是他亲自委任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他对此案采取拖延和抵制策略。
    
    何思源的态度引起孔祥熙和张继的不满,二人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要员的这种压力,何思源不得不进行敷衍。但他也同教育部长蒋梦麟一样,自己不出面,而派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代表他会同朱葆勤到曲阜调查。张郁光也是一个中共党员,当时三十四岁,济南人,少时在制锦市小学即师从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佛民,思想受其影响很深。中学时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二十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共产斗争,1926年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三一八”运动,曾率同学冲击段祺瑞的执政府。在国共合作高潮中,潜伏参加国民党,然后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军北伐,1928年回到济南,隐瞒了中共身份,退伍进入教育界。“子见南子”案发生时,他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受何思源器重,委派他同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去曲阜调查“子见南子”案。
    
    朱、张二人一拍即合:既能代表教育部长和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意志,也受自己的中共思想支配,同情甚至赞许曲阜二师的中共师生。他们二人一到曲阜,孔府便对他们极尽礼貌,甚至恭请二人礼居孔府等等,但均遭二人拒绝。调查中之他们偏听偏信,只去二师学校,不去孔府;坚决站在中共师生一边设计为之开脱,以便“保护进步力量”。据左派文人自供,调查结束后他们向教育部呈报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孔府孔氏所控“查无实据”,“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在汇报过程中,二人又逐条说明冲突原因指出:孔氏的盛怒,是因数千年来无人敢在曲阜“对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声容,骇诧愤激,亦无足怪”〔同上书〕。据此,教育部7月19日下发“训令第九五二号”,令行山东省教育厅云:二师师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同上书〕。因此宣布宋还吾无事。
    
    孔府对此调查处理结果不服,再次上告,并连告朱、张二位调查人员“偏袒一方”,“查复不实”。不过孔府并不知道二人底细,还以为二人是被二师师生“同化”,因而“随之云云”、“妄附和之”。孔府还诉苦说:“朱参事去后,宋还吾更逞其变性,对人谈话必曰复仇,广印答辩书,沿街宣传,复招集······学生,促令通电全国······如疯似狂,势不可遏。”哀叹说:“生逢今日,不幸而为孔氏,又不幸而与第二师范相毗邻,饱听口号,熟视标语,今日打倒,明日铲除······复不幸而又有朱参事之偏袒。”〔高文浩:《张郁光在曲阜二师》,见《济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时,特将何思源召至火车站,当面训斥,令其对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严究”。面对蒋介石的训斥,何思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为了寻找对策,就去求助其大学老师、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和教育部长蒋梦麟。蔡元培早就提出过废止祀孔制度、没收孔府财产的主张。同蒋梦麟一样,对“子见南子”案一直十分关注,私下为曲阜二师中共师生的闹事活动拍手叫好。7月中旬,何思源借筹办青岛大学之机,邀请蔡、蒋及后来的人口专家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应付蒋介石之策。蔡、蒋二人路过济南时,已向何“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新闻报》,1929年7月16日〕至青岛后,经过商议,蔡元培对何思源正式表态:“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抵制,决不让步。”〔冷铨清、唐旬:《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访杨晦教授、赵西博教授、何思源先生》,见《光明日报》1980年3月5日〕何思源得到了蔡、蒋这两位上司的支持鼓励,于是变得有恃无恐起来,对蒋介石继续采取抵制态度。
    
    7月8日,二师校长宋还吾公开发表《答辩书》,向全国舆论宣传“子见南子”案源于“孔氏六十户族人”“实孔氏特殊之封建组织”,其家长户首横暴虐民,包揽词讼,勒捐功名,无恶不作,“俨然专制时代之小朝廷”,“青天白日旗下,尚容有此制乎”?而孔氏的诉状则是“满纸谎言,毫无根据”,“纵使所控属实,亦不出言论思想之范围,尽可公开讨论”,“捏词诬陷,越级呈控,不获罪戾,而教育部竟派参事来曲查办,似非民主政治之下,应有之现象”〔鲁迅:《关于“子见南子”案》〕。7月中旬,曲阜二师的中共学生通电全国,表示对“恶封建势力绝不低头降伏”,呼吁全国同学及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当张郁光把调查情况和案情提供给左翼文人鲁迅后,鲁迅不加复核立即发表《关于“子见南子”案》一文,发动了他的拿手好戏:诬蔑战。人说鲁迅的这个诬蔑战是文革的预演,其实文革暴行的源头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运动”,包括历史上的“太学生运动”及其导致的“党锢之祸”。当然和历史上一切激烈的“知识群众运动”不同的是,文革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阴谋家和独裁者一手导演的。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蔡元培还是一位恐怖分子,并犯有伪造文书的罪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经成为全球声讨、追剿的对象,但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例外,那就是蔡元培。
    
    1904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陈、蔡作鸟兽散,各自夺路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掀起了暗杀高潮,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腥一页。
    
    由于暗杀高手的恐怖经历留下了精神创伤,蔡元培后来不敢再吃荤菜,因为荤菜让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人体组织。当然,冒充好汉的蔡元培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他诡称自己是在赴德国莱比锡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不再食肉的。但是他其实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专是因为戒杀。但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挖苦蔡元培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对此,蔡元培不得不坦白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
    
    由此可见,蔡元培确实是因为自己从事所恐怖活动造成的“感情问题”而被迫吃素的。当然应当承认,这比毛泽东等人后来的“谈笑用兵”还是文明得多。因为蔡元培等人只是新文化党的野蛮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而非集大成者和“顶峰”。其实,这些恐怖分子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推翻满清统治和所谓反动统治阶级,而是要颠覆整个中国社会,彻底粉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分别多年之后,陈独秀、蔡元培这两位恐怖分子都进入文化界,并再度见面,成为上下级同事,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名为求“贤”若渴实为招降纳叛、网罗恐怖主义党徒的蔡元培听到陈独秀来京的消息后,当天上午,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全校震动,新文化党徒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但教师中的正派人士却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却指鹿为马地胡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说无真才实学?”新文化党徒们像1957年反击右派时一样纷纷表态支持,说陈独秀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研究有著述。这样众口一词,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为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伪造履历文书。这一犯罪行为可不是用来推翻满清的,而是用来对付民国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以上引自《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三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五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就是因为做贼心虚,怕教育部发现他伪造履历文书的犯罪行径、拒绝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是蔡元培一手编造的。
    
    陈独秀根本就不曾毕业于什么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五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资格。另外,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陈独秀也承认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伪造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恐怖分子陈独秀还向蔡元培极力推荐那位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冒充到处美国博士的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聘请二十七岁的假博士胡适为北大教授。结果把北京大学弄得乌烟瘴气。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语言暴力的杀戮号角。在紧接着的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血腥气息开始弥漫开来,注定要未来一个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对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北大的这段文化破坏工作,同样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为讲师的梁漱溟后来自吹自擂地粉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言行不检,讲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难在北大站住脚,而无用武之地。”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爱猴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授。事实上,反清、反专制、反西方、反压迫的自由思想家邹容〔1885-1905年〕,早在这之前就被西方国家关押迫害致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有人曾经指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蔡元培等人容不下衍圣公的孤儿寡妇,其性质神似于东汉末年董卓的逼宫。而毛泽东和林彪,就好像董卓手下的校尉李催和郭汜一样,难怪毛泽东要自称“伟大的统帅”。董卓的军事暴行,造成汉室政治的灭亡;蔡元培、林语堂等的语言暴行,造成汉人精神的灭亡。1935年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蔡元培等人的压力下,决议废除“衍圣公”。之后仅仅两年半不到,日军的铁蹄就长驱直入了北京城里,然后又过了仅仅半年,就“大日本帝国皇军占领南京”,展开了屠杀的序幕。衍圣公废除十四年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历史的钟摆朝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和全面灭绝之路突飞猛进······这其中到底有无因果联系,或有什么样的因果联系,也许要等到所有利益相关的现代人完全死掉之后,历史学家们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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