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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道:国际和公社的忠实门徒马拉铁斯塔/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05日 来稿)
    我在“意大利安那祺主义与议会选举”中介绍道:“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是西欧最活跃的革命运动,不断地起义、暴动、宣传,涌现出······Errico Malatesta马拉铁斯塔等群英人物,除意大利外,也散布于法国、瑞士、英国、西班牙、美国、巴西、埃及、突尼斯等移民、流亡社区,特别在阿根廷的劳工运动中影响深远。”“ 马拉铁斯塔1872年面见巴枯宁后大病痊愈,焕然一新,成为巴枯宁的终身不渝的弟子,在他的近六十年的起义(1877年4月曾占据两个村公所,烧毁财产税务记录、宣布中止国王的统治)、两次监禁、多年流亡、大量出版等活动,成为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运动的代表,与后来的第二国际(国家社会主义)、第三国际(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大多数安那祺主义者或者接受了议会社会主义方式、或者退出了政治运动,马拉铁斯塔这些依然坚持安那祺主义的少数战士,虽然在个人道德上值得崇敬,在现实上却被排除在意大利社会主义主流和意大利政治之外。”[1]可惜马拉铁斯塔(1853–1932)的文献几乎都限于意大利文。
    
     当我拿到去年刚出版的530页英译版《自由之道:马拉铁斯塔读本》[2],几乎一口气读到底。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马拉铁斯塔的评论性文章明快、简洁,在复杂的时代、国度环境下面对任何问题都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际(劳工协会)和(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意大利语世界里安那祺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一言以蔽之,人类的解放不能靠强制/威权的手段达到,这个安那祺主义的精髓—理想与现实的结合—在马拉铁斯塔一生中得到完美体现[3]。

    
    在国际已经不存在的1884年,马拉铁斯塔在佛罗伦萨La Qustione Sociale(社会问题)刊物上发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发布的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章程(意大利语),开始了他作为国际和公社忠实门徒的政治生涯。国际的纲领和组织章程是当时成立大会的文献,由当时流亡在伦敦的马克思作为秘书执笔纪录,其中有许多马克思本人并不喜欢的社会原则,后来却被马克思的门徒们收入马克思的著作,很不严肃[4]。与连自己签署的章程都不遵守的马克思及其门徒们相比,如果没有公社成员[5]和后来的克鲁包特金、马拉铁斯塔等安那祺主义者的忠实实践,国际的原则就真死掉了。
    
    克鲁包特金这样描述自己在伦敦流亡期间相识的战友马拉铁斯塔:“为革命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和财富,充满热情和智慧,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想到晚餐是否能有一片面包、晚上睡在哪里。···不管是刚从监狱释放还是从荒岛逃出来,每次遇到他时,总是发现他又恢复了常态:继续战斗、同样爱人们、同样没有对敌人的仇恨、总是对朋友微笑、同样对小孩仁慈。”[6]而马拉铁斯塔对克鲁包特金的回忆和批判更体现出兄弟般的关爱和同志间的原则,值得译出几节重要的部分。[7]
    
    “克鲁包特金无疑是对安那祺主义理念的深化和传播贡献最大的一人—可能比巴枯宁和Reclus还大--。”“许多年来,尽管安那祺主义者们反对偶像崇拜、推崇进步,多数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只是学习和重复克鲁包特金。对于许多同志来说,要讲不同于克鲁包特金的东西,简直是异端行为。/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严厉公正地评判克鲁包特金的教导,区别出那些是对的和永恒的,那些是被后来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是错的。···我们这些老战友,全部或几乎全部,也对此负有责任。”“我记得他对人慈爱的无数事迹,我记得他周围的人的真诚气氛,···在他的70岁生日,我说亲切是他的品格,他感到不安。”“事实上,直到1914年我们才有了严重的分歧,那就是安那祺主义者应该如何面对战争。···他似乎忘记了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他忘记了自己不久以前刚批判过的资本主义战争,他竟然对协约国的政客和将军们献媚,他谴责那些拒绝加入神圣同盟的安那祺主义者是懦夫,还遗憾自己不能亲自端起步枪去与德国人开战。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这真是一个病理。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我最痛苦、最悲剧的时刻之一(我敢说,对他也是如此),在最痛苦的争论后,我们变成对手甚至敌人而分手。”在这一政治分歧中,贵族出身和知识分子的收入,而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卖了克鲁包特金;但劳工阶级(而不是意大利种族)的一员马拉铁斯塔没有这样的负担。
    
    “他感到自己的优于多数体力劳工的生活是一种谴责,似乎总要对自己的较为舒适的生活找到解释。他经常这样安慰自己:‘我们获得了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享受知识的快乐,我们可以有不错的物质生活,都是因为我们比劳工阶级出生优越,所以为劳工阶级的解放的斗争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必须偿还的债务’。”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革命良知的典型,至今警示我们。“作为结尾,我不认为我的批判矮化了克鲁包特金。他仍然是我们运动的最纯洁的光荣。如果我的批判不错,说明连克鲁包特金那样的充满高度智慧和英雄般心灵的人也不免会犯错误。总之,安那祺主义者永远会会从他的著作发现丰富的宝藏,从他的生活找到为正义事业奋斗的榜样和激励。”
    
    除了这个著名的分歧,马拉铁斯塔比克鲁包特金晚去世十年,见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并预见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波那巴为了抵抗欧洲的反动而捍卫法国革命,但在捍卫的同时扼杀了革命。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伙对于他们理解的革命是忠实的、不会出卖他们的革命,但他们培养起来的政府官僚,会从革命中受益并扼杀革命。列宁他们是自己的手段的受害者,我担心革命会随着他们的倒下而失败。历史将会重复,正是罗伯斯庇尔的独裁把他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为拿破仑的上台铺路。”[8]
    
    马拉铁斯塔还留下更多的具有历史价值但关于我们不太熟悉的事件的评论,他的生活和思考的主线就是国际的原则:“劳工各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劳工各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工各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地位,而是要争得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除所有的阶级统治”[9];“劳动者在经济上受独占劳动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会悲惨、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劳工各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目标,而作为一种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必须服从于这个伟大目标”[10]。正是有了马拉铁斯塔这样的忠实门徒,国际的精神才永存不朽;正是在马拉铁斯塔的身上体现了通往自由的道路和方式。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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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赵京,2010年11月3日。
    [2] The Method of Freedom: An Errico Malatesta Reader. Ed. Davide Turcato, trans. Paul Sharkey. AK Press, 2014.
    [3]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Method of Freedom, p.1.
    
    [4] “这个章程被收入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因为恩格斯后来声称‘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对于国际和马克思都不公平。马克思可能具体执笔记录下9人小组讨论的草案,但章程的内容(所谓版权)是国际的集体共识,与马克思本人关于国际的运营(主要是领导权争夺 )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教相距甚远。”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年9月3日。
    
    [5] “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
    
    [6]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Method of Freedom, p.2.
    
    [7] Peter Kropotkin: Recollections and Criticisms by One of His Old Friends, 1931. The Method of Freedom, p.511-521.
    
    [8]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Anarchy, The Method of Freedom, p.392.
    
    [9] 这对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适用,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金钱或名利,而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而奋斗,无所谓个人的得失。
    
    [10] 赵京:“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基本原则”,2012年9月3日。强调后一点,也可以对照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中,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万花筒看到各阶级经济利益冲突的实质。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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