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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彼得:胡锦涛悲剧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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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6日 转载)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杨彼得:胡锦涛悲剧溯源


    胡锦涛的悲剧看在习近平的眼里,等他一上台就打出反腐好牌,目的就是吸取胡的教训,将旁落的权威收回来。
    
    胡锦涛的悲剧,可以被定义为胡时代全方位登峰造极的腐败及其政治责任。如果要胡锦涛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似乎对胡不太公平,因为他的领袖地位是被中共中央安排的,他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同事也是被安排的,胡锦涛本人的自主性有限。
    
    但正是这种被安排的政治命运,凸显了胡锦涛的悲剧性。也不能说胡锦涛是一个政治上的「小媳妇」,他肯定有其独立自主性与决策拍板权,在这种意义上,他更要对全局性的腐败承担责任。结果就不是人民对这位领袖人物的仰视和崇拜,而是引发人们普遍的「怜悯和恐惧」,即悲剧审美情感。
    
    按照悲剧理论,悲剧有三大类型,即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从命运、性格两重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胡锦涛的政治悲剧。因为他的领袖地位及其权力格局是被「中央」安排的,胡锦涛摆脱不了此种被别人预定的命运,结果就是他的命运悲剧;由于胡毕竟拥有政治上的自主性,他的问题在于性格上的软弱,结果就是他的性格悲剧。有一种说法,「性格即命运」,也有几分道理,说明胡的性格也要为自己的政治命运负上一定责任。
    
    据说胡锦涛是被邓小平、陈云等人指定为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接班人的,民间谓之「隔代指定」,从此「隔代指定」被看作中共总书记接班人认定的一个惯例。其实应该没有「隔代指定」这样一种惯例,因为中国共产党毕竟在体制上属于寡头制、小范围民主与选举的复杂混合体,即由几个大老佬推荐人选,经过政治局委员、离任常委的协商一致,再交政治局审查通过,最终交全国代表大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选举确定。在这种体制下,隔代指定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隔代指定」实际上是一种隔代推荐,使之具有提前卡位与年龄上的优势。
    
    胡锦涛是宋平的高足,获邓小平、陈云等人推荐为备位总书记。在1992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未满50岁,这当然是要接班的信号。但到2000年,国中盛传江泽民欲废胡锦涛的接班地位。事实上,江未必有这样的想法与魄力,当年9月,江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放风:「我欲乘风归去。」据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中透露,当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京会见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也就是说,彼时江泽民迈上了政治威望的顶峰,相反地,胡锦涛未孚众望。后来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而留任中央军委主席,原因就是军内强烈主张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的一帮军头主张留任不说,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等人还公开嚷嚷,比如熊光楷以全军代表自命,说:「全军将士热切盼望江主席留任。」但根据李瑞环的说法,党内和军内的同志决非仅仅呼吁江留任军委主席,而且要他留任所有职务。如果江下决心顺势而为,胡锦涛的接班地位就作废了。
    
    党内军内的同志要求江泽民留任有几条理由,一是当时台湾局势动荡,台独分子李登辉在台上兴风作浪,而「接班」呼声很高的陈水扁比李登辉更激进;二是香港「民主派」挑战大陆对特区政府的影响力。但在中共党内,有一部分人更看重中共权力更迭的「宪政」价值,相信「一代不比一代差」,而反对为了短期利益而肆行变通。李瑞环是党内一位经常含沙射影批评江泽民的有份量人物,他借与民主党派座谈之机泄露党内政治风向,目的不过是向中国社会借力,向江泽民及拥江留任力量引入强大社会压力。
    
    最终江泽民选择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将总书记、国家主席两职交给胡锦涛,但新的九人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清一色江派人物。经2008年更迭,这个常委会仍为江派人马所主导。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周永康被定性为「叛徒」和权钱权色交易者,温家宝、贾庆林、贺国强的家族腐败丑闻早就喧腾于国中。至于主持军委工作的两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一个已经倒了,另一个呼之欲倒。面对这些被指定的「顾命大臣」,胡锦涛想说「不」,决非易事。
    
    胡锦涛也曾「反叛」过:2006年拿下了江办主任贾廷安卵翼下的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后来查实其人贪污1.6亿元,包养情妇5名。同年打倒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陈是江派在上海的「留守」。拿此二人开刀,自然是向江派腐败分子示警。但现在看来,完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让其他腐败分子坐大。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江泽民给胡锦涛安排的命运,胡难以抗拒,但胡甘愿受命运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性格。胡锦涛成长于「红旗下」,当美国哈佛、耶鲁学生接受「世界领袖」训练的时候,胡受的是空洞虚假的马克思主义教化,《人民日报》1964年10月6日曾刊登胡锦涛的一篇观后感,是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后所写,声称该剧「是党领导下的四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缩影,是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它赋予了我们巨大的精神力量」。胡锦涛成了「毛主席的好孩子」,革命化且君子化,但就是缺乏天降大任所必须的训练,不知道「英雄造时势」。
    
    从性格上说,胡是一名谦谦君子,但可能是太缺乏政治谋略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江泽民把总书记、国家主席职务转交给他的时候,他对江充满感激。经江泽民授权的《江泽民传》花2章篇幅再现了江胡交班的过程,其中一段写道:胡锦涛有没有心存芥蒂?当然没有。他见到江时恭恭敬敬,而并非沉默寡言,而且他很高兴看到江,16年来的上司和导师。」在出席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中央委员面前,胡锦涛更以「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来称呼江,从而将党内平等的同志关系转换成了一种不平等关系。
    
    胡本人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美德,也可能自认为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策略,但在他将江泽民推上「导师」、「敬爱」者的神坛的时候,他本人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流失了。虽然江于2004年9月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实际上胡刻意不管军委的工作,实质将军权留给了江在军中的代理人郭伯雄和徐才厚。军国大佬乃至封疆大吏们自然觉得竖子可欺,不把胡视为效忠对象,于是拉山头、纳贿赂,竞相残民以逞。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觉得胡锦涛软弱可欺,竟敢在2014年出版的自传《艰难抉择》中屡屡对胡出言不逊。
    
    胡锦涛的悲剧看在习近平的眼里,等他一旦上台,就打出一把反腐的好牌,目的就是吸取胡的教训,将旁落的权威从江处收回来,避免胡氏悲剧。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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